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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伟林 来源：当代广西网 桂系首领之一黄绍竑不是一个从一而终的人，其一生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波诡云谲，变幻莫测，神龙见首不见尾。 1921年，第二次粤桂战争以桂军失败告终，粤军攻进广西，孙中山任命马君武为广西省长，桂军分化，部分桂军脱离陆荣廷、谭浩明（陆谭）体系，接受革命政府的领导。其中，驻守百色的马晓军接受任命为田南警备司令，黄绍竑、白崇禧、夏威为其麾下三个营长。 粤军入桂，纪律极坏，引起广西百姓愤恨。陆谭残部逐渐集结，形成广西自治军，以图自卫自治。自治军发展迅速，粤军无法收拾，被迫撤离广西，接受孙中山任命的马君武也几遭不测，接受革命政府领导的刘震寰、马晓军等，亦被称为“反骨仔”，受到自治军的围攻。 黄绍竑在其《五十回忆》中专门回忆了这段经历，他说： 所谓自治军者，虽以自卫自治相号召，实际不过地方强烈仇恨意识的表现，并无真正的自治主张与计划。他们第一个敌对目标为客军。粤军、滇军、黔军等，皆无妥协余地。其次则为受革命政府任命之人物及改编之队伍。马省长君武为当时一省人望，亦几遭不测。余如刘震寰、马晓军等及其所部，皆为彼等欲得而甘心者。其他如唐绍慧（伯山）、谭元翰（伯章）、甘尚贤、甘振贤、黄彤阶、何其多、梁培、谭葆谟等，皆与陆谭有乡土的私谊与多年部属的关系，因陆谭已溃，不忍地方糜烂，与新政府接近，而有意收拾改革者，竟皆为谭浩明旧部所杀。彼等对这班人统名曰“反骨仔”（即反叛的分子），得之即行杀戮。[ 黄绍竑《五十回忆》，50页，岳麓书社1999年4月第一版。] 黄绍竑作为马晓军的部下，自然属于“反骨仔”之列，亦曾被刘日福的自治军包围缴械，幸得逃脱，组织余部反击，后在凌云集中，部队改编，黄绍竑任第一统领，辖冯春霖、黄炳煊、岑润博三营；白崇禧任第二统领，辖夏威、陆炎、韦云淞三营。由凌云到百色，由百色到田东，在田东时，白崇禧因足伤赴广州医治，其部由黄绍竑统领。马晓军、黄绍竑率领部队突破自治军的拦截，从田东经隆安到南宁，再从南宁到灵山。途中，马晓军与陈雄离开部队赴广州。黄绍竑率领部队从灵山到廉江，从廉江到博白车田圩，在车田圩接受广西自治军第二路总司令李宗仁的邀请，任李宗仁麾下第三支队司令。这是李黄合作的起点，也是新桂系形成的起点。 注意，黄绍竑最初是陆谭桂军马晓军模范营部，粤军攻入广西后，马晓军部接受广东方面的任命，在陆谭旧部看来，等于叛变了广西，成为广西的“反骨仔”，并因此被广西自治军缴械。作为马晓军的部下，在广西自治军的围追堵截中，黄绍竑率领马晓军的部队转战千里，用他本人的话说，有时候是“一日须经二三次战斗”，[ 黄绍竑《五十回忆》，52页，岳麓书社1999年4月第一版。]最后从广东回到广西，竟接受广西自治军李宗仁的编制，这究竟是“迷途知返”还是“叛变革命”，确实难以评价。但可以确认的事实是，在黄绍竑接受李宗仁编制的时候，跟随他转战千里的一个重要统领陆清，就认为黄绍竑骗卖他们，另一黄绍竑麾下重要战将冯春霖手下的一个班长，亦带兵数人离开了黄部。对此，黄绍竑在《五十回忆》中亦有记录： （李德邻）委我为第三支队司令。此事除了几个重要干部知道大概之外，其余尚未清楚其中内幕。至是我不能不向大众公开宣布。内中有与我部同时退出南宁的陆清统领，是广东钦州人，亦革命老同志。我们在粤境回桂途中，得其助力不少。我事前既不能将实情告知，此时他自然有些不满，说我骗卖他。我在当时情势之下，为防万一起见，不能不将该部百余人缴械。又有冯营一个班长，带兵数人，自由行动去了。我派人追去劝他，他说：“如果要在广西当自治军，就不必退出南宁，行乞到这里了。”[ 黄绍竑《五十回忆》，55页，岳麓书社1999年4月第一版。] 黄绍竑对自己这一次改换门庭似乎也有自知之明，因此，对陆清和那个班长的选择，黄绍竑也抱理解之心。在上面这段文字之后，他专门有所评论：“这事，我至今犹耿耿不忘。因为他们的见解，是有相当理由的啊！”[ 黄绍竑《五十回忆》，50页，岳麓书社1999年4月第一版。] 黄绍竑由陆谭桂军接受广东方面改编的时候，被称为“反骨仔”。所谓反骨，指的是脑后枕骨。通常枕骨突出者被认为生有反骨，也就是有反叛之心、不忠不义的人。历史上最著名的“反骨仔”应该是《三国演义》中的魏延，他就是因为生有反骨而不被诸葛亮重用。黄绍竑从陆谭旧部成为革命新军，这是他的第一次反叛；不久从革命新军回归广西自治军，这是他的第二次反叛。人们或许认为人生有两次反叛已经足矣，哪里想到这对于黄绍竑来说才仅仅是他反叛的开始。黄旭初在其回忆录中对黄绍竑的多次反叛有一个统计： 黄绍竑和李宗仁、白崇禧共同创造广西集团，但他个人的行动颇为奇特，对他自己手创的团体曾作过三次的分合。计自民国十一年五月，广西自治军蜂起，他不能与之同流，皇然无归，李宗仁邀其合作，他以志同道合，概然归入李部，这是第一次合。十二年夏，他向广州孙中山大元帅请得“广西讨贼军总指挥”的委任和讨伐沈鸿英而占领梧州的密令，于是在梧树起新帜，与在郁的李宗仁分道扬镳，这是第一次分。十二年冬，他和李出兵合击陆云高，打通梧郁在大河方面的联系；十三年夏，讨贼军与定桂军再合作以击倒陆荣廷，占领南宁，黄推李为定桂讨贼联军总指挥，这是第二次合。十九年夏，广西响应北方的扩大会议以共同倒蒋，出师向武汉，到湘而败归，他自此厌恶内战，主张和平，年末即离广西而到南京，这是第二次分。廿六年秋，抗日战争起，全国一致共赴国难，所有政敌都捐除成见共御外侮，这是第三次合。卅八年夏，国共和谈破裂，李白坚持继续对共作战，他却主张和平而投共去了，这是第三次分。[ 《黄旭初回忆录——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的离合》，392-393页，台北独立作家2015年1月出版。] 根据黄旭初的这个统计，在接受李宗仁任命之后，黄绍竑还经历了与他创造的广西集团，也就是后来所说的“桂系”的几度分合。“三合三分”，这是黄旭初的统计，足以说明黄绍竑这个人物的变化多端，甚至用“朝三暮四”来形容也未尝不可。对此，黄绍竑本人也不避讳。他在其《五十回忆》的引言中说： 我是一个当代人，而且还是一个与当代政治颇有关系的当事人。在满清时代生长，而参加满清的革命。在广西旧军阀底下当军官，而起来推翻旧军阀。曾与中共合作，而又与中共作战。曾拥护中央，而又反对中央，后来仍然拥护中央。在许多人的方面，或者由朋友而变成仇敌，或者由仇敌而变为朋友。中间的变化，是太多了。若就普通的观点来看，简直是一种儿戏。但是事实的演变，确实是如此复杂。[ 黄绍竑《五十回忆》，引言，岳麓书社1999年4月第一版。] 如果按黄绍竑的这个说法，那么，黄绍竑的变化可能就不只三合三分，可能是四合四分或者五合五分。通常而言，以变化太多来定性一个人，应该不是褒义。但黄绍竑却坦然承认自己变化太多，变化得如同儿戏。何以故？推敲黄绍竑的思想，可以看出，黄绍竑认为他的多变虽然是客观的事实，但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他本人如何善变，他的多变是因为他所处的时代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而作为时代中人，他自然卷入了这个变幻莫测的格局。 不过，在我看来，虽然黄绍竑在不同的政治集团间游走不定，变化无常，但他也有不变的地方。1930年，当他决定脱离桂系的时候，同时也在内心中作出了一个决定，那就是：第一是不再破坏国家，第二是不再破坏团体。他把这个内心的决定视为他以后行动的原则，为人做事的最高准绳。[ 黄绍竑《五十回忆》，213页，岳麓书社1999年4月第一版。] 黄绍竑所说的团体当然指的是他和李宗仁、白崇禧等人联合形成的桂系团体，综观其一生，虽然他后来接受了蒋介石的邀请，先后出任内政部长、浙江省主席、湖北省主席、军委第一部部长、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等职，虽然蒋介石多次想借他打击李宗仁、白崇禧，但黄绍竑确实从未做过有损桂系的事情，反而利用种种机会，帮助“李白”摆脱困境，或者，促成蒋介石与“李白”的和解。 除了在军事和政治上颇有建树之外，黄绍竑一生最热衷的是经济建设，无论是执政广西还是执政浙江，黄绍竑都在经济建设上有诸多业绩。可以说，发展经济是黄绍竑一生不变的愿望和追求，他对经济建设的热情远远超过对政治和军事的热情，这一点早在桂系北伐出征之前就已经表现出来，黄旭初在他的回忆录中如此说： 当在省内讨论北伐问题时，已经涉及广西部队究竟由谁统率出征呢？本来李宗仁与黄绍竑都是军长，谁也适任。但黄自己表示对于地方建设感兴趣，自从十四年九月临时省长张一气辞职后，大家便推他当广西民政长了，所以广西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时，他推李担任军长，统军北伐，而他自己愿留在省内任省政府主席，并兼第七军党代表。[ 《黄旭初回忆录——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的离合》，023页，台北独立作家2015年1月出版。] 当李宗仁、白崇禧率领大军从镇南关到山海关的时候，黄绍竑则在后方激情满怀地建设广西： 我们站在政府立场，不管先天不足也好，后天失调也好，并不因此灰心，而仍旧是勇往直前地去做，希望人定可以胜天。所以对于他们的种种说法，均当他是不正确的批评，而不自馁意志。在那短短的时间内，工业方面，完成了三酸厂、酒精厂、机械厂、制革厂、机器厂、砖厂、纸厂。农业方面，成立了全省农务处，各区设置垦荒局及兵农委员会，实行兵农政策，并提倡植桐，通令全省每人每年植桐十株，列为县长的考成。全省的公务员，均须身体力行，首由省级公务员做起，我亲自率领垦地植桐，在南宁辟有一个广大的公务人员桐场。全省上下，热烈进行经济建设的工作。但事有出人意料外者，正当我们兴高采烈的时候，突于十八年春，接到广东方面的电报，说是李任潮在南京被扣，要我立刻到广州去。当时我正率同成千以上的公务员挥锄掘地。立刻抛下了锄头，踏上了汽车，放弃了一切的工作，重复走入政治战争的漩涡。广西建设的工作，便从此停顿下来，又受了几年的磨折。[ 黄绍竑《五十回忆》，165页，岳麓书社1999年4月第一版。] 因为政治争端导致战争的发生，因为战争的发生导致经济建设的停滞，从黄绍竑回忆的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一个建设者深深的惋惜。 正是因为意识到战争对国家、对地方、对社会、对民生的破坏，他才义无反顾地离开他参与开创的政治军事事业。将战争与建设相对比，他痛切地认识到战争是多么无谓，而建设又是多么可贵： 我觉得这几年的内战，是太无谓了！于国家有什么益处？于人民有什么益处？于自己又有什么益处？于是我决心退出这个内战的漩涡。……我那时因为不能出省，在柳州开辟了一个很大的林场，种植桐油，取名茂森公司，从事生产工作。三十三年我到柳州，邀同黄旭初去参观这个农场，当年所种植油桐幼苗，今日已乔木参天，十五年前好像是一个无聊极思的玩意儿，今日则成为社会上一宗很大的财产。比到十余年来你死我活，此起彼仆，那些“夺帅印”“取成都”的活剧，意义深长得多，使我对于以往的一切，引起了无限的感想！[ 黄绍竑《五十回忆》，212页，岳麓书社1999年4月第一版。] 这是一个曾经在政治军事领域有过重大成功的人的反思。了解这些反思，才能了解他为什么宁可背负善变的恶名。他做过陆谭的部下，最终背叛了陆谭；他做过孙马（孙中山、马君武）的部下，不久投奔了自治军；他做过李宗仁的部下，曾经与李宗仁分道扬镳；他投奔过蒋介石，最后抛弃了蒋介石；他认同了共产党，也批评过共产党。从中国政治传统看，他不是一个从一而终的人。他的一生中有过许多次改弦易张，另寻高就。然而，这个对领袖从来都不从一而终的人，对建设却有着从一而终、痴心不改的执著。原来，他的善变，他的不惜脱离他热爱的团体，全因为他对建设的热情。这种热情在他那里一以贯之，无论是在广西省主席任上，还是在浙江省主席任上、湖北省主席任上，他都对建设充满了热情，也有过一些建树。遗憾的是，他所处的时代对他过于吝啬。那是一个为政治家、军事家而非为建设者提供舞台的时代。不过，即使如此，黄绍竑在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绩，直到今天仍然值得我们铭记。当然，更重要的是，他对政治、战争和建设的反思，似乎尤其值得今天的我们所记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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