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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15日，民国首任外交总长陆征祥弥留之际，缓缓伸出三个手指，众人不理解，修道院的主教瞬间就明白了。 陆征祥，作为我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家，一生都与“弱国外交”抗争，并且想尽全力改变这样的情况。 陆征祥作为外交总长初上任，就力图扭转当时普遍存在的散漫作风，使外交部率先呈现出一种崭新气象。 然而，外交总长这个位置，可不是那么好当的。 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外国列强对中国的虎视眈眈，接着，还要揣摩领导人的心思。 就在1914年，陆征祥就遇到双面夹击的困境。 一战爆发，日本伺机在东亚扩张实力，它向德国宣战，迅速出兵占据了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胶州湾租借地和胶济路。 为维护国家主权，中国政府两次照会日本，要求日军撤离。日本对此非但置之不理，反而提出了对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企图使其占领合法化，并进一步扩大其在华权益。 “二十一条”中的部分条款非常苛刻，如要求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担任军事和财政顾问；中国警察聘用日本顾问；中国军队武器从日本采购等等。 这不是直接让中国成为日本的附庸国吗？ 就在日本的强势逼迫下，袁世凯怂了，他不强硬拒绝，而让陆征祥去谈判。 陆征祥顶着压力出山，先是用拖延战术与日本周旋，对条款中的每一条每一个字都全力争取。同时，他还把条约的内容有意泄露出去，让英美国家对日本施压，迫使日本放弃了最凶恶的第5号条款。 最后，日本看出中国的策略，下最后通牒必须答复，还摆出要大打一仗的姿态。 袁世凯更怂了，压着陆征祥出面签约“二十一条”。 陆征祥仿佛被架在油锅上煎，他不忍国土被分割，可战火逼到眼前，不愿让百姓受苦，他身心俱疲，一夜之间仿佛老了几十岁。 最后，他对袁世凯说：“我签了字，也签了自己的死案了。” 一时间，陆征祥成了替罪羊，被痛骂成了“卖国贼”。 而实际上，陆征祥代表中国签订的只是四条条约，接受的只是部分要求，已经将中国损失减小到了最低，这已经算是当时“弱国外交”的胜利，但或多或少都损害了中国的利益。 之后，陆征祥提出方案想弥补，可袁世凯不对德国宣战，陆征祥气得不当外长了。后来中国加入协约国，他才再次上任。 在巴黎和会上，陆征祥本来很有希望收回山东半岛权益，谁知，作为战胜国，中国非但没有获得应有的利益，就连德国在山东半岛的权益，也没能收回，反而被列强转送给了日本。 一时间，陆征祥、顾维钧等外交代表气得牙痒痒，他们做了一个决定，成为巴黎和会上的英雄，那就是顶住北洋政府的压力，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陆征祥和顾维钧等一方面向与会国代表表达中国的正义呼声，另一方面也向北洋政府表示：宁辞职，不签字，不卖国。 中国成了战胜国中唯一没有签字的国家。 消息传回国内，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应运而生。 说一句题外话，陆征祥作为一位外交家，他的感情也很传奇。他爱上了一位44岁的比利时贵族小姐，名叫培德，比他大16岁。 陆征祥在晚年带着妻子的灵柩回到了比利时，他进入修道院成为一名修道士。 虽然他已经看破红尘，但他从未忘记过自己的祖国。 抗日战争期间，他创办报纸，写文向欧洲各界民众揭露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来声援。 二战开始后，他已70岁的高龄，还在比利时四处发表演说，揭露纳粹的罪行，还差点被逮捕到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 最后，比利时解放后，他才重新回到修道院。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两名中国记者采访了74岁的陆征祥。陆征祥公开向全体中国人道歉，他说： “我当年签订《二十一条》，虽是被迫，也是罪人，现在日本战败了，中国收回了主权，我极为高兴。” 1949年，陆征祥病重，修道院主教特地去病榻前看望陆征祥，他知道陆征祥对中国怀有深厚感情，由衷地说：“你的祖国占了你一半的心啊。” 谁知，陆征祥听了这个话，摇了摇头，他已经不能说话，只能缓缓地伸出三个手指头。 原来，“三个指头”的意思是： “说少了，祖国在他心中占到了四分之三还要多。” 据说，78岁的陆征祥走到生命的尽头，他最后在病床上说出的两个字是——中国！ 陆征祥，作为我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家，奠定了我国外交天团的格局与铁骨。 如今，我们已经从“弱国外交”走向“大国外交”和“强国外交”，其他人再也不能欺负我们，国家领土，寸土不让，寸土必争！ 古往今来，我们的“外交天团”都辛苦了！ 现在，我们能这么底气地说话，正是我们的国家正变得足够强大。 谁要敢污蔑我们一句，霸气沉稳的“外交天团”势必以最硬气的姿态“打”回去。 给一直守护我们的“外交天团”点个赞吧！ 希望我们说的话更有分量，也让世界上更多的人，听到我们的声音。 你怎么看陆征祥这位外交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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