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嘉靖文坛领袖王世贞私家园林——太仓弇山园 陆征祥（1871—1949），字子欣，原籍江苏太仓，出生于上海一户信奉基督教的贫民家庭，是近代中国蜚声中外、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外交家。他的名字与近代中国许多重大外交事件诸如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交涉等密切联系，曾两次出任国务总理、数度出任外交总长，是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家的代表人物，曾提出“弱国无外交”的名言。晚年寓居欧洲，抛弃尘世荣华富贵，进入比利时修道院修行，后被罗马教皇委任为比利时刚城圣伯多禄修道院大主教。  陆征祥像 一、平民出身，出使俄国 1871年6月12日，陆征祥出生于上海。父亲陆云峰于1854年与母亲吴金灵成婚后生下一女早夭，直到17年后陆云峰终于盼到老妻再产一子。陆云峰老来得子，得意忘形，给这个孩子取名陆征祥，一家人喜气洋洋！然而，年届大龄的吴金灵产子后得产妇积水症，身体羸弱不堪。她辗转病榻数年，最终眼含着眷恋的泪水，紧握8岁儿子的幼手，含恨离世，留下陆征祥父子相依为命。陆云峰靠售卖基督教会的报刊以养家糊口。失去母爱的陆征祥聪明懂事，从小就对外语感兴趣，读了几年私塾后， 13岁时考入洋务派创办的新式学堂——广方言馆，攻读俄语。他读书刻苦，成绩特优，于1890年享受公费生待遇被选送北京同文馆深造，步入清廷培养外语翻译官或外交官的最高学府。  同文馆教员合影 1892年，22岁的陆征祥作为驻俄公使许景澄的秘书来到彼得堡，担任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翻译官，成为大清王朝的一名职业外交官。许景澄，浙江嘉兴人，进士出身，为官清廉正派，是思想开明的改良主义者，又是清廷少有精明的外交官，尤能注重培养或提拔外交人才。光绪年间，曾先后担任出使法、德、意、荷、奥、比六国及俄、德、奥、荷四国大臣。在中日《马关条约》签订时，许景澄曾痛心地对陆征祥说：“子欣，不可忘了马关，日后当努力洗尽国耻，收我失地”。许景澄很想培养一位平民出身，没有沾染官场恶习的年轻人。他发现陆征祥人才难得，即精心培养其对外交往的能力，并适时提职加俸。在驻俄公使馆的十余年中，陆征祥从三等翻译升为二等，再升为三等参赞。  俄罗斯彼得堡——夏宫 19世纪末年，义和团运动爆发。清廷利用义和团力量与列强开战。1900年6月16日，在慈禧主持的第一次御前会议上，端王载漪正式提出“请攻使馆”的动议。会上，已官至吏部左侍郎的许景澄挺身矢言。他认为“攻杀使臣，中外皆无成案”，几乎是独自一人站出来反对。会后，许景澄与太常寺卿袁昶联名上书《请速谋保护使馆，维护大局疏》，明确地阐明进攻使馆是关系国家存亡之大事。认为春秋大义，不斩来使。围攻使馆，杀害公使，不合国际公法，绝不可采用激怒各国的做法，以一国而敌各国。慈禧太后勃然大怒，以“勾结洋人，莠言乱政，语多离间”等罪名，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前夕，将许景澄、袁昶等人拉到菜市口刑场斩首。陆征祥获悉后义愤填膺，愤而剪去发辫，从此埋下仇恨的种子。  许景澄像 二、邂逅女神，异国联姻 繁忙的工作，让28岁的陆征祥无暇顾及自己的婚姻大事。直到遇上比自己大16岁的天主教女子培德·博斐，他才开始其人生的初恋。培德女士1855年出生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祖父是比利时将军，父亲是国王肋阿波一世的侍从武官，陆军上校，堪称将门虎女。她健壮丰满，英姿飒爽，熟练掌握俄、英、法三种语言，颇具欧美贵妇风韵。她的父亲是比利时驻俄公使的亲戚，所以培德女士经常在彼得堡出席上流社会的应酬和宴会。在一次舞会中，陆征祥与她相遇。当时陆征祥穿着清朝官服，静静的坐在椅子上，显得格格不入，引起培德·博斐的注意。当培德·博斐与陆征祥目光相撞时，她妩媚一笑。陆征祥鼓足勇气，大方地走了过去，邀请她一起跳舞。  培德·博斐像 伴随着优美的音乐，两人互报姓名，聊起人生。培德貌美肤白，学识渊博，给陆征祥留下了深刻印象。出于对东方古国文明的向往，在得知陆征祥未婚后，第二天，培德·博斐就给陆征祥写了一封充满爱意的法文信，二人开始交往。渐渐地，陆征祥发现自己真的喜欢上这个热情、纯洁而大方的洋小姐。尽管培德比陆征祥大十几岁，但她珠圆玉润，风韵迷人，令陆征祥怦然心动。8岁丧母的他，最希望得到的便是母性的关爱！培德·博斐小姐出身高贵，家境优渥，经常邀请陆征祥出入各种交际场合，两人成双入对，卿卿我我，如胶似漆，关系日渐密切，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不料，此事遭到了双方家庭及亲友的强烈反对。而深陷爱河之中不能自拔的一对恋人，不顾家庭及社会的巨大压力，执意结为夫妻，成就了一段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佳话。  彼得堡——圣伊萨基耶夫教堂 1899年2月，陆征祥与培德小姐在彼得堡圣加利纳大教堂举行了欧式婚礼。婚后六年，培德长年深居于彼得堡俄式官邸，专心辅佐丈夫，调理家务，夫妻生活美满幸福。1905年11月，陆征祥升任为清廷驻荷兰公使。他带着妻子离开俄国，来到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培德出身西欧名门，举止优雅，谈吐不凡，见多识广，长于交际，成为陆征祥迅速进入西欧外交界极为得力的贤良内佐。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消息传到荷兰时，思想开明、向往民主的陆征祥联合众多清廷驻外使节，连续两次发电敦促清帝退位。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唐绍仪出任国务总理，时年41岁的陆征祥从驻荷公使任所返国出任外交总长。  荷兰国花——郁金香 三、主持外交，总理国务 陆征祥在其意气风发的年纪出任外交总长，一时风头无两。他借鉴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着力推动中国外交机制之改革，理顺外交工作程序，建立外交人才储备体系，培养了众多优秀的外交家，为中国现代外交打下了坚实基础。他将清代“外务部”改为外交部，制订《外交官领事官任用暂行章程》，先将所有部内留任人员免职，再重新依照专业考核，凡无外语外事专业者不予授职，坚持选拔“不闹笑话之外交官”。袁世凯之侄儿也因此离任，顾维钧则甫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返国后即被延揽入部任职。陆征祥废止了清代由大使统筹包办使馆人事与财政权的旧规，外馆预算改由中央每年核拨决算，外馆正式人员皆须经中央政府考核任命。  袁世凯像 陆征祥夫人培德还被袁世凯任命为北洋政府礼官处的礼官长，负责外国使节夫人的活动安排。袁世凯每当宴请外国使团时，必定邀请培德女士负责招待外国驻华公使夫人。长于交际应酬的培德，能以熟练的多种外语，与不同国别的贵夫人们谈家事，论国事，非常融洽得体，为陆征祥争得了荣光。当时，中华民国实行“临时约法”，国家政体采用责任内阁制，大总统只有建议权，没有决定权，凡事需要经内阁总理签字副署后才能生效。唐绍仪是袁世凯的亲信，也是其左膀右臂。但他留学美国，思想开明，一直倡导“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袁世凯作风一贯横行霸道，独断专行，而唐绍仪也不是个逆来顺受的小羔羊。两人政见相左，渐生龃龉，关系越发紧张。1912年6月15日，时任总理不足3个月的唐绍仪忍无可忍，愤而辞职。  唐绍仪像 1912年6月29日，袁世凯提议并经参议院同意，由陆征祥接替唐绍仪为国务总理。几天后，陆总理携袁世凯拟定的新内阁名单至参议院议决。议员们原以为陆征祥历任外交，且有才名应有特别政见。谁知他擅长外语，不善国语，刚开口就支支吾吾，说不出什么名堂，引来一阵讥笑。陆总理不觉面红耳赤，再也无意演说，勉强宣布内阁名单后径自下台。次日，参议院开会表决内阁成员时竟全是不同意票。陆征祥恼羞成怒呈请辞职，老袁不同意。他在府中办了十多桌盛席，宴请所有参议员并好言抚慰，才摆平了风波。惟陆征祥未免惭忿，托病请假，不理政务。至此，国家大事，均由总统府取决。9月25日，袁世凯提议并经参议院同意，由赵秉钧接替陆征祥为国务总理，外交总长由孙宝琦接任。陆征祥任总理时间仍然不足三个月。  赵秉钧像 四、与日周旋，替袁背锅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提出德国直接将山东权益交还被拒，于是决定保持中立。日本于8月对德宣战，出兵占领了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山东半岛。北洋政府向日本提出撤军要求。1915年2月2日，日本已窥出袁世凯的称帝野心，秘密向袁世凯提出了五号共计二十一个条款（简称《二十一条》），意欲要挟并独占中国权益。袁世凯看后，气得直跺脚。但他毕竟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政客，既不想答应日本人的条件，也不想失去日本人的支持。袁世凯采取的策略就是拖延、谈判、再拖延、以寻求转机。时任外交总长的孙宝琦十分油滑，自知这是个出力不讨好的活儿，所以他临阵退缩，向袁世凯递交辞呈，改任审计院长。 山东威海——天尽头 无奈之下，袁世凯只好再次邀请陆征祥出山。陆征祥以“能力还不足以胜任”为由，不想接这个烫手山芋。但在袁世凯的软磨硬泡下，他只好硬着头皮上了。按照袁世凯的策略，陆征祥与外交次长曹汝霖一起和日本人周旋。日本人急着把“二十一条”落实了，天天催促。但是陆征祥却显得不慌不忙，每一个字、每一个词都要认真校对，认真解释。每一次更改都要向袁世凯汇报，得到答复后再跟日本人谈。且还几次以身体不舒服为由推迟谈判。谈判过程中，日本人要求中国对“二十一条”的内容绝对保密，不可以泄露。他们害怕消息泄露后，欧美列强会出面干涉，舆论也会对日本不利。陆征祥对日本人的心思洞若观火，你说不能泄露，我就偏偏要泄露。在会见俄国公使时，他巧妙地将消息传递给俄国，然后又传递给各国记者。 外交次长——曹汝霖 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共分为5号。其中第五号，要求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担任军事和财政顾问；中国警察聘用日本顾问；中国军队武器从向日本采购等等。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开后，舆论哗然。日本的要求损害了各国列强的在华利益，他们都出面干涉。最终，日本不得不删除了其中的一些条款。5月7日，日本向袁世凯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并摆出大战姿态。5月9日，北洋政府宣布部分接受《二十一条》中一至四号的要求，总称《中日民四条约》。1915年5月25日，在袁世凯的指使下，怀着耻辱心情的陆征祥与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在北京签署了千夫所指的《中日民四条约》。与《二十一条》原案相比，陆征祥等已尽可能将损失减小到最低程度。 《二十一条》原文 大学者胡适称《二十一条》的谈判是弱国外交的胜利。条约签订后，日本外相加藤高明下野以示负责。陆征祥声言：“征祥身人外交，奉职无状，一片爱国愚忠，未能表白与天下，特恳请大总统立予罢斥，另选贤能，以补前衍”。袁世凯予以慰留。但是，国内外骂声一片，陆征祥作为外交总长更是首当其冲，成为人人喊打的“鹿曹獐”。“鹿曹獐”中的“鹿”就是指的“陆征祥”。签约当天，湖南学生彭超留下血书，愤然投江自杀。北京二十万人到中央公园集会抗议。陆征祥夫人培德·博斐愤怒辞去袁世凯给她安排的所有职务，并严厉指责陆征祥“背叛祖国”，要他经常去教堂忏悔自己的罪过。在妻子培德·博斐的影响下，陆征祥由信奉基督教，改信天主教! 袁世凯与外国使节 五、出使巴黎，扬名和会 1915年8月，面对袁世凯的帝制活动甚嚣尘上，时任国务卿徐世昌认为帝制实不为可，不得民心，遂辞去国务卿职务。袁世凯任命外交总长陆征祥兼代国务卿，将其作为称帝的御用工具。护国战争爆发后，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他又免去陆征祥国务卿之职，将其作为称帝失败的替罪羊。袁世凯再任徐世昌为国务卿，妄图借助其人脉和威望，调和南北，使袁续任总统。民国五年(1916年)6月6日，在全国人民的声讨声中，内忧外患的袁世凯死去了。黎元洪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段祺瑞为国务总理。1917年8月14日，北洋政府对德奥宣战，赶上了“一战”的末班车。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国打破一向的闭关锁国的形象，开始参与到国际事务之中。 黎元洪像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中华民国作为一战的战胜国，由时任外交总长的陆征祥率团参加巴黎和会。团队成员包括南方代表王正廷、驻美公使顾维钧、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公使魏宸组。巴黎和会参会国家被划分为三等。一等是五个大国英美法意日，他们有5个席位，其它国家有3个席位，而中国被划为最末一等，与一些新独立的国家一样只有2个席位。虽然只有两个席位，但五位代表可轮流出席。1919年1月28日，在美英法意日讨论中国山东问题的会议上，日本代表牧野率先在五个大国的'十人会'上提出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应直接由日本继承的主张。在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坚持下，大会于中午通知中国代表团当天下午与会陈述。 巴黎凯旋门 而此次会议意义重大：一战期间，中国向欧洲战场输送了超过14万名华工，为协约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这其中大多数的华工都来自中国山东。如果山东问题不能公正解决，将有上万个灵魂在地下哭泣！更何况，同为战胜国的中国领土岂能被日本所得？危难之际，顾维钧站了出来即席发言。面对各国代表，顾维钧娓娓说道:'西方出了圣人，他叫耶稣，基督教相信耶稣被钉死在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成为世界闻名的古城。而在东方也出了一个圣人，他叫孔子，连日本人也奉他为东方的圣人。东方的孔子就如同西方的耶稣，孔子的出生地山东也就是东方的圣地。因此，中国不能放弃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一样!” 顾维钧像 顾维钧缜密细致、畅快淋漓，从历史、经济、文化各方面说明，山东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力地批驳了日本的无理要求。在他的雄辩面前，日本代表完全处于劣势。各国首脑纷纷向他表示祝贺。巴黎和会的三巨头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听完顾维钧掷地有声的声明，一齐走上前握住他的手，称他为中国的'青年外交家'。形势本来对中国十分有利。然而，由于分赃不均，意大利在争吵中退出了和会。日本借机要挟:如果山东问题得不到满足，就将效仿意大利退出和会。几个大国为了自己的利益，最终决定牺牲中国的合法权益，先后向日本妥协，并强迫中国无条件接受。这一事件成为点燃了国内'五四运动'的火种。 美国总统威尔逊 面对如此现实，陆征祥悲愤地说出一句名言“弱国无外交”后因病住院。不管中国代表团如何努力，中国的正当要求一再被拒绝。最后，顾维钧提议：拒签，以表明中国的立场。陆征祥同意他的意见。于是，1919年6月28日，当签约仪式在凡尔赛宫举行时，人们惊奇地发现，为中国全权代表准备的两个座位上空无一人，中国成为战胜国中唯一未签字者。他们用这种方式表达了中国的愤怒。巴黎和会中国代表拒签《凡尔赛和约》，是近代中国在外交史上第一次对列强说“不”，虽然此次中国没能争取到应有的权益，但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的精彩表现，为之后收回山东主权和胶济铁路利权奠定了基础。1920年1月24日，陆征祥回到北京，受到了英雄凯旋归来般的欢迎，车站聚集了一两千名持旗的学生，表达国人对他与日本抗争的支持。 法国凡尔赛宫 六、寓居欧洲，魂归天主 陆征祥经常对朋友说，他一生得益于三个人，一是父亲陆云蜂，抚养他长大成人；二是恩师许景澄，引导他踏上外交官之路；三是爱妻培德，鼓励他不断前行。在巴黎和会期间，他的夫人培德因年老体胖，引发了高血压病。巴黎和会后，陆征祥辞去外交总长职务，赴比利时照料病妻。1922年，陆征祥携培德一起到瑞士，在风光秀丽的马奇河畔益达别墅休养治疗。北洋政府改派陆征祥任驻瑞士公使，让他在瑞士定居，陪护培德养病。当时，高血压病的治疗方法是定期从病人身上抽出若干毫升血液，以降低血压。每当抽血时，陆征祥必定陪伴在爱妻身边抚慰。延至1926年4月，培德病故于瑞士医院，享年72岁，结束了两人长达28年的恩爱相伴，谱写了一曲中西婚姻史上令人称颂佳话。遗憾的是培德没有为陆征祥生下一儿半女。 瑞士风光 在弥留之际，培德给陆征祥写了一封遗嘱，甚为感人：“子欣，我的病大概没有希望了。亲爱的，你平生一切都对得住我，只是一件我认为最不光彩（即签订《二十一条》）。你这件事不仅对不起我，也对不起你的国家，并且对不起上帝。我死之后，你最好赶快到比利时从前我读书的学院的教堂里去服务，也许能得到上帝的赦免，还可望到天国去。永别了，子欣！你的培德”。陆征祥看完遗嘱后，痛哭流涕，悲痛欲绝。1927年5月，孤身一人的陆征祥辞去驻瑞士公使公职，护送爱妻的灵柩回归布鲁塞尔，安葬于比利时皇族肋更陵园，终使培德魂归故里。随后，虔诚的天主教徒陆征祥，为了给在天国里的爱妻祈福安乐，到了比利时西北的古老城市布鲁日，在圣安德鲁修道院参加天主教本笃会，成为一位职业天主教修士。从此，他不问政治，一心修行，未出修道院大门一步。 圣安德鲁本笃会隐修院 1935年6月25日，在修道院里历经8年的艰苦修行，陆征祥晋升为神父。自发愿进入修道院后，世俗的一切似乎都离他远去了。但他并未忘记灾难深重的“祖国”。抗战爆发后，陆征祥经常到欧洲各地演讲，利用当地报纸发表文章，介绍中国军民浴血奋战的情况，呼吁欧洲各国人民支持中国的抗战大业，并为中国与同盟国的胜利而祈祷。1945年，曾有中国记者采访了陆征祥。他再次就“二十一条”向国人忏悔，并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而兴奋，感慨自己终于“在有生之年得见祖国一雪前耻”。1946年，他被委任为比利时刚城圣伯多禄修道院大主教。1949年1月，陆征祥在大主教任上病逝于布鲁日的圣芳济修女医院，终年79岁，安葬于圣安德鲁修道院的院长墓园，结束了其由中国北洋政府外交官到比利时天主教大主教极富传奇的一生。 北京西城区文物保护单位——陆征祥家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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