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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出于社会或水利工程管理的需要，由皇帝、地方官或寺庙主持参与的对自然神或人神的宗教仪式。
水神崇拜由水旱灾害的恐惧而产生，后来演变为国家礼制的一部分，有固定程式和仪式。水神祭祀的社会功能是多方面的。在国家层面，有对江河湖泊、泉源山林权力的主张，在面临水旱灾害时有稳定社会的功能，水利工程管理中有河官道德和精神约束，以及工程修守的警示等功能。在民众层面，以神的名义或借助神的威权在工程修守、灌溉秩序维持中发挥作用。民间水神祭祀则衍生出节庆活动，如舞龙、划龙舟等。很多庙堰祭神与庙会成为本地灌溉的节日。 水神崇拜的源流来自巫觋的山川江河祭祀，商周时期已经成为宗法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人以上帝为诸神之宗，人间意愿由高山和江河通达，因此祭山祭河场所设在特定神山，洹河、漳河等特定河岸滩地上。祭山用燎礼。燎礼或称燔礼、煨桑，高崇的祭坛上燔柴升起浓烟，缭绕的烟雾中，在巫师率领下开始或歌或蹈的祭祀仪式。祭河的仪式是“瘗”和“沉”，向河中投玉、帛和牺牲，仪式在岸边举行。自武丁后，商王也在宗庙举行祭先王、祀天地的仪式，郊外祭祀不再每每亲往，而是派使臣代祭。后世将两种仪式称为郊祀和宗祀。 秦以前水神祭祀充溢着原始宗教的迷信，大旱之年或洪水灾害之后，往往以活人为祭品，祭祀雨神或河神。秦汉以后逐渐以牲畜替代。这是建立在儒教基础上，参以巫觋、道教、佛教宗教仪式的诸神崇拜仪礼。在魏晋南北朝500年动荡时期，各割据政权各有祭祀制度，源于中原的山川祭祀及水神崇拜，因地域不同、文化不同，在祭祀形式等方面发生了异化。隋统一国家后，开始制定礼仪祀典，以形成合乎国家利益诉求的自然神崇拜祭祀礼制。隋文帝、隋炀帝，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先后征天下大儒制定新礼，最终唐玄宗朝集各礼之大成，制定并颁布了《大唐开元礼》。开元二十年（732）九月，正式颁布实施。《大唐开元礼》分中央到地方诸神，祭祀层级为大祀、中祀、小祀，即昊天上帝、五方上帝、皇地祇、神州宗庙皆为大祀；日月星辰、先代皇帝、岳镇海渎、帝社、先蚕、孔宣父、齐太公、诸太子庙并为中祀；司中、司命、风伯、雨师、诸星、山林川泽、五龙祠等并为小祀。大祀是皇帝祭祀，中祀为大臣、亲王祭祀；小祀的主祭是地方官。州县社稷、释奠及诸神祠并同小祀。清代将小祀改为“群祀”。山川河湖和治水人神的崇拜经历了自战国至东汉儒、道、释的文化改造，从此完全融入诸神中，全部纳入了国家礼典。《大唐开元礼》为其后各朝代所沿用，成为国家祀典核心构成。 唐宋以来，比照朝廷大祀、中祀、小祀的太庙、太社和诸神祠庙等礼制建筑形制和祀典仪礼，形成地方州县神祠、龙庙的建筑格局，其诸神形态、祭祀礼仪也逐渐趋同。随着唐以来地方祭祀体系逐渐固化，州县城池祈雨的城隍庙、龙庙、水利工程的堰祠成为地方公共建筑的标准配置。君王的禋典或地方官的祀仪，经过汉唐礼官的增删，最终形成了规范程式。 元明清时期黄河、淮河、运河、永定河和长江的关键河段的官方水神崇拜设施和建筑逐年增多，且大多是大工之后皇帝敕建。这些供奉水神的寺庙、镇水铁牛和镇水塔修筑在屡屡出险的险工段。河工水神庙不仅仅是祈求安澜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往往也是险工段的标志，常常兼作河工汛守人等的驻扎工号。在灌溉工程中，堰庙或水神庙都是重要的公共建筑，工程的创建者或后世的重建者，管理规章制度的制定者，水事纠纷调停者甚至械斗死难者，都可能成为水神，享受供奉。堰祠、庙的水神祭祀活动除敬神的仪式外，更被重视的活动是重申水权或灌溉秩序的机会。用公田或摊派维系的堰祠是商议灌区公共事务和调解水事纠纷的场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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