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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时，通往长沙之路已为第四、七、八军扫除障碍，总预备队一路无战事，于8月11日抵长沙与友军会师，之后，进入湖北。 自8月19日起，北伐军连克平江、通城、岳阳、崇阳、蒲圻，进入湖北战场。 在汨罗江会战和汀泗桥、贺胜桥之战中，我随总预备队策应战斗。 北伐军打下武昌，因俘虏了吴佩孚部许多人，部队进行了扩编，成立了补充第五团。 蒋介石任命随从秘书蒋先云为补充第五团团长。 蒋先云又决定由傅维钰任副团长，我任一营营长，二营营长是袁仲贤，三营营长江霁。  傅维钰（1901—1932） 蒋先云不到职，这个团实际由傅维钰指挥。 后来成为人民解放军上将的萧克将军，这时在补充第五团团部当参谋。 那时，一个营约有500余人。 吴佩孚部的兵，大部分是些老兵油子。 开始，对我们这些20岁出头的年轻黄埔生任营、团干部很不服气，但没过多久，见我们以身作则，管理严格，指挥得当，也就乖乖地听话了。 他们在背地里还议论说，黄埔军校真是出息人才…… 北伐军在两湖的胜利，逼使孙传芳撕下了'中立'、'保境安民'的伪装，打破了他企图坐等吴佩孚与北伐军相斗两败俱伤而收渔人之利的梦想，他遂调东南五省军队编成五个军，约十万人，集中于江西准备分三路向北伐军进攻。 北伐军为平定江西，乘敌尚未集中完毕之时，由蒋介石率第一、二、三、六军入赣作战。 9月7日，我随第一师由岳阳到达浏阳附近，奉命向铜鼓之敌攻击。 13日，第一师在上万界附近与敌江苏第七混成旅遭遇。 第二团胡宗南部为敌主力包围。 第三团薛岳部迂回至铜鼓东南击破正面之敌后，即解第二团之围。 我团随师部和第一团孙元良部攻占铜鼓城，俘敌缴械甚多。 钢鼓战役之后，我补充第五团随军部向南昌进军，行至奉新，传来了北伐军在南昌战败的消息。 原来，9月19日，第六军所部在工人、学生和江西省署警备队的配合下，第一次攻占南昌，但由于第一军的王柏龄部抗命后退，没有按照程潜的作战命令由奉新进截南浔铁路，使孙传芳得南津路交通之便，从容增援，结果第六军第十九师在敌南北夹击之下，于21日被迫撤出南昌。 双方在争夺南昌城的激烈战斗中，由于王柏龄、缪斌'皆逃避未回',致程潜孤军陷于重围，官兵伤亡重大。 10月11日起，蒋介石再次组织围攻南昌，连攻三日不克，各军都付出了重大牺牲。 蒋介石不得不下令暂撤南昌之围。 随后，蒋介石调第四军入赣作战。 11月初，蒋介石在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的协助下，组织第二、三、四、六、七各军向南昌及南浔铁路沿线之敌发动总攻。  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 第一军在奉新作预备队。 当时，从德安至南昌一带七八十里长的铁路沿线，驻有孙传芳的四五万人的军队。 战役展开后，第七军、第二独立师和第四军第十二师于11月2日、3日向德南和马回岭之敌进攻，获胜后，独立二师转向九江作战。 第七军向南与第六军夹攻徐家埠和乐化车站。 第三军攻打南昌车站。 到11月5日各部作战获胜，开始合围南昌。 在这种情况下，我营随部队包围南昌参加作战，具体任务是警戒牛行车站。 当时，南昌城里有蒋镇臣、唐福山两部约万余人，有岳思寅残部二三千人。 开始敌人还想拼命突围，向牛行车站发动疯狂进攻，战斗十分激烈。 这是我自北伐参战以来最激烈的一场战斗。 我团傅维钰指挥各营勇猛还击敌人的进攻，防线时被敌突破，但均被打退。 那时我们作战，想的很简单，要么战死沙场，英名流芳，要么建立功勋，晋身加级。 当时革命形势发展很快，也鼓舞着我们的作战士气。 我们在牛行车站坚守了一天两夜，到11月8日，孙部迫于革命军的强大军事压力，竖白旗投降。 城内一万多敌军被缴械。 记得敌人是被围在一个大沙滩上，狼狈不堪，我部官兵无不欢欣鼓舞。 可惜是没有抓到孙传芳，他跑到南京去了。 孙传芳的十万军马，此时已大部被歼，江西全境之敌遂告肃清。 南昌战役之后，我随部移师浙西，向沪杭进车，一路上无役不从，身先士卒，与傅维钰、袁仲贤相处甚好。 1927年3月中旬兵抵上海城郊。 2 北伐军节节胜利，迅速发展壮大。 五原誓师后，冯玉祥部加入国民革命军序列。 北伐军已发展到40多个军，五六十万人。 我所在补充第五团仍编入第一军第二十二师。 为迎接北伐军攻占上海，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等人，发动上海工人举行了武装起义。 周恩来任总指挥。  上海工人武装起义 然而，蒋介石进驻上海后，却在帝国主义的威胁利诱下，终于发动了'反共清党'的'四·一二'政变。 那期间，我们驻在上海城郊，几乎天天都能听到上海城里传出的各种消息。 开始有消息说，上海发动武装起义，仗打得很厉害，一天多时间，歼灭了北洋军阀四五千人。 薛岳的第一师也进城，帮助工人起义军战斗。 其后说帝国主义要让蒋介石维持秩序，压制暴乱，蒋介石不干，支持工人纠察队。 接着，部队传达蒋介石的训话精神，说有些捣乱分子要分裂革命军的团结，为此，上海成立了戒严司令部，由白崇禧当司令。 紧接着又传说工人纠察队的枪被军队收缴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和军队发生冲突，军队开枪镇压了工人和学生。 再以后，部队就传达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的谈话会精神，取消跨党分子的党籍，扫除一切反革命的叛徒，说中共要想消灭国民党，破坏国民革命，要用他们的劳动政府代替国民政府。 国民党再不能容忍共产党阴谋盗窃、挑拨，要驱逐共产党，建立纯粹三民主义的国民党等等。 这些消息传来，扰得我头昏脑胀，难辨真伪。 共产党和国民党有合作，也有矛盾，这一点，我是清楚的。 但是，共产党是不是真要破坏国民革命，推翻国民政府，我怎么也想不透。 从身边的这些共产党员来看，他们作战勇敢，为人正派，并不像是要搞什么阴谋的。 蒋介石过去要团结共产党，现在又要驱逐共产党，又是什么目的呢？ 莫非共产党真的要同国民革命作对了？ 想的通也罢，想不通也罢，我认定军中一句古语，叫做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随长官们的意思办就是了。 紧接着，部队便开始了整训，有的团开始搜捕共产党员。 有一天，我听说共产党员被捕后，立刻被处决了，感觉到事态严重，急忙到团部去找傅维钰，想将消息告知他。 但我赶到团部，傅维钰已经走了，不知去向。 随即，我又赶到二营，想告知袁仲贤，袁仲贤也不在了。 一下失去了两位很好的朋友，我心里很难过，回到营部闷闷不乐，百思不解。 从此，我便和傅维钰失去了联络，后来听说他在上海从事地下斗争中牺牲了。 而袁仲贤到了红军，后来成为人民解放军的高级指挥人员。  袁仲贤 1950年，我在香港，有人捎话说袁仲贤想见我，他要去任新中国驻印度大使，可后来没有联系上，我们也再没有见过面。 不过，时隔六七十年后，我在北京，却与补充第五团团部参谋，后来成为人民解放军著名将领的萧克上将有幸相逢！ 萧克投奔革命之初，也是投考黄埔军校的，因他迟到一步，第二期学员刚刚招满，萧克未能插入学生队入校学习。 可在当时，黄埔军校正在组建宪兵队，经过严格的筛选，萧克入宪兵队当了兵。  萧克 担任宪兵队长的是我的同乡、同队，黄埔一期同学刘嘉树。 后来刘嘉树在当团长时与红军作战被俘，又是我营救了他，这是后话。 北伐开始后，萧克也在补充第五团，任团部参谋。 那时，我们彼此未及相识。 '四·一二'政变发生后，萧克离开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以后在红军方面任职。 我回国定居后，有一次得知聂帅夫人张瑞华因病住院，便去医院看望她。 上楼下楼，几次乘电梯，均与一位个子不很高，年龄与我相近的老人不期而遇。 我见他精神矍铄，透着一副军人的刚毅气质，似曾相识，便搭讪通话。 我俩互报姓名之后，都顿时惊喜起来，原来，这位老人便是萧克！ 这是我们第一次相遇，因场合不便未及详谈。 1994年6月初，我与黄埔军校同学会秘书长耿文卿前往萧克寓所，请他参加于6月16日在北京举行的纪念黄埔军校成立70周年暨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十周年大会，这才详谈一番。 原来，萧克担任过红军的师长、军长、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等职。 抗日战争爆发后，萧克任八路军第一二○师副师长（师长是贺龙）。 抗战初期，第一二 O 师挺进晋西北抗战。 那时，我任国民党军第十四军军长，率部参加抗战也到了晋北。 在忻口战役中，我兼任左翼方面指挥官，指挥五个师，于最难坚守、战斗最为激烈的方向，与日军鏖战23天，抵御了日军飞机、坦克、火炮和步兵的协同猛烈进攻，使敌军未能前进一步，后由于娘子关被日军突破，战局危急，才奉命撤出战场。 而八路军的第一一五师、第一二 O师和第一二九师也全部陆续开到山西前线，与忻口战役形成紧密配合之势。 第一二 O 师在贺龙和萧克的指挥下，将主力分三路投入了忻口战役。 英勇的八路军战士以敌后游击战为主，堵截日军后路，破坏敌交通，摧毁敌空军机场，牵制敌军主力，其中雁门关是敌人通向忻口战场的最重要的交通线，第一二 O师攻打雁门关，其中一次击毁、击伤敌汽车20多辆、毙敌300余人，给忻口正面战场以有力的配合。 我与萧克共同回忆了北伐和抗日年代的情景，都深刻感受到，国共两党，在历史上的两次合作，一次完成了北伐，一次赶走了日本。 这充分说明，国共两党的合作，是民族振兴和统一的力量所在。 今天，国共两党应该携手共进，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神圣事业而共同奋斗。 话说回来，傅维钰离走之后，我被任命为代理团长，率团开进上海，驻南市区，担任巡逻警卫工作。 这时上海已经恢复了平静。 我到职后，不分日夜，奔波于各警戒点上，巡视工作，没有发生大的事件， 当时，北伐军在人民群众当中威信很高。 黄埔军官年轻有为，更为人瞩目，自然也就成了女学生、女青年追逐的目标。 我记得在长沙，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学校招聘文书人员，女学生围上来，每人给在场的军人一张照片。 也有的青年军官很快交上了女朋友，并肩在大街上行走，卿卿我我，惹得小孩子们跟着他们后面取笑，在上海也是这样。 我到了上海，因公务关系，有一次认识了南市区商会会长顾馨一，他是个精明、儒雅的中年人。 一见我，便不住地打量，没几天他便托人来给我提亲，对象是他侄女顾林。 当时，顾林还在上学，16岁，快要毕业了。 我应约和顾林见了面。 顾林长得漂亮出众，举止端庄，言语适度，颇有大家闺秀的气质。 于是我便答应了这门亲事。 那年我才23岁。 我们相处了不久，便结了婚。  李默庵夫妇 从此，顾林依身于我，有时随我走南闯北，百般照料，有时独守空房，为我担心。 她为我料理家务、调教儿女，陪我处理社交公务，和我一起生活了62年，1989年在美国病逝。 60多年里我和我太太相处一直非常之好。 她是我的原配夫人。 在国民党的将领中，和原配夫人从一而终的太少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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