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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师范大学文物陈列室收藏有一件秦代铜权和两件秦代铜诏版，这三件文物均为1949~1965年间征集。《东北师范大学藏青铜器》一书曾简要公布这三件文物的器形照片及铭文拓片[1]。现将这三件文物详细介绍如下并略作讨论。秦权（藏品编号C249），器身为半球形，顶部有半圆形鼻纽，底部有些凹凸不平，一侧有磕痕。权身底径4.26、高3.78厘米，重242克（图一~三）。铜权周身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铭文40字（图四）。经拓印后，可辨识其内容为：“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铭文分14列，前13列各3字，后1列为1字。 图一 铜权（C249） 图二 铜权（C249）顶面 图三 铜权（C249）底面 图四 铜权（C249）铭文拓片 （原大） 巫鸿《秦权研究》一文对秦始皇时期制造、使用的秦权进行了统计，统计结果表明绝大部分一斤至十六斤权每斤的量值集中于250±2克这一范围[2]。《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一书，对有实物可考的35件秦代铜权采用简单平均法折算，得到每斤平均值为252克[3]。东北师范大学藏秦权（下文简称东师秦权）重242克，从其重量看，应属于一斤权。熊长云《北京大学藏秦权与单位权意义探论》一文收录了19件一斤权的资料，这19件权包括铁权2件、铜权17件[4]。已有学者指出，出土的铁权表层多有剥落或附着有厚厚的氧化层，致使铁权重量差异较大，因此在测算秦权单位量值时应首选铜权[5]。铜权的优势正如《汉书·律历志》所记载：“凡律度量衡用铜者……铜为物之至精，不为燥湿寒暑变其节，不为风雨暴露改其形。”[6]铜权不易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适合作为度量衡的标准器。因此，本文在考证一斤权的量值时，选择这17件铜权作为考察对象。以往对权的量值的考证多将不同重量的权放在一起进行考量，即使是对一斤权的考量，亦是将不同类型的一斤权放在一起计算平均值。笔者认为，对权的标准量值的考察，应该兼顾权的材质、类型及形制等方面的因素。这17件铜权中，有2件重量不具有参考意义，1件重量不详。其余14件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始皇诏铜权，共计6件。澳门珍秦斋1件，重238克；陕西历史博物馆1件，重248克；上海博物馆1件，重248克；中国国家博物馆1件，重252克；故宫博物院1件，重252克；日本东京台东区书道博物馆1件，重254克。由此可知，始皇诏铜权每斤平均重量约为248.7克。二是两诏铜权，共计8件。“平阳斤”两诏铜权1件，重238克；原藏河南李善初家、《续考古图》著录、已佚的两诏铜权1件，重238克；上海博物馆藏美阳两诏铜权1件，重240克；通化市修正博物馆藏两诏铜权1件，重240克；陕西历史博物馆藏两诏铜权2件，分别重247.5、256克；甘肃省博物馆藏两诏铜权1件，重250.4克；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藏两诏铜权1件，重254.6克。后4件为考古出土。这8件两诏铜权的平均重量约为245.6克。从数据上看，传世的两诏权较出土的两诏权轻，这可能是后期流传过程中磨损所致。从形制上看，一斤的始皇权多为实心扁体，而一斤的两诏权均为空心钟形，权身均为十七棱。巫鸿对此的解释是，只有采取空腹以扩大权表面积的方法，两诏权才能刻下始皇诏、二世诏共一百个字的铭文[7]，笔者赞同这种解释。从一斤权看，始皇诏铜权的平均重量为248.7克，两诏铜权的平均重量为245.6克，始皇诏铜权相对更重。东师秦权重量为242克，属于始皇诏铜权，与始皇诏一斤权平均值248.7克相比，重量偏轻。上文已经提到，东师秦权底部一侧有磕痕，表面形成一个小凹坑，这很可能是其重量偏轻的原因之一。综观目前所见传世和出土的秦一斤权，东师秦权和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藏秦权（下文简称北大秦权）[8]，在器形、尺寸、字形、铭文凿刻风格及文字排布上均比较相似。北大秦权器身为半球形，顶部有半圆形鼻纽，底部略凹，有工具加工痕迹。权底径4.75、高3.56厘米（图五:1）。周身刻有秦始皇诏书铭文40字（图五:2），铭文内容、文字排布与东师秦权相同。不同的是，东师秦权重量为242克，与北大秦权的重量273.7克相比，更接近秦一斤权重量的平均值。图五 北京大学藏铜权及《贞松堂集古遗文》著录铜权铭文1、3.北大藏铜权 2.北大藏铜权铭文拓片 4.《贞松堂集古遗文》著录铜权铭文 由于北大秦权重量超过秦一斤权的平均值较多，故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如《秦权研究》一文即怀疑此权为伪作[9]。熊长云通过对北大秦权的进一步观察，认为其偏重可能主要是由器身裂痕中部锈蚀导致的（图五:3）[10]。熊长云还提出，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文》[11]著录的秦权铭文摹自北大秦权。然而《贞松堂集古遗文》收录的铭文是完整的（图五:4），这与北大秦权文字缺损的情况不合；其三行铭文中最下面一行字体较为完整有序，而北大秦权上的第三行字均较局促，似有断笔。由此可知，《贞松堂集古遗文》收录的铭文未必是北大秦权的。从东师秦权与北大秦权的相似程度看，此类一斤秦权并非只有北大秦权这一件，《贞松堂集古遗文》所本应为此类秦权中的一件。同时，东师秦权也从侧面印证了北大秦权应为真品。东师秦权补充了秦一斤权的实物资料。秦统一六国后一项重要的举措是统一度量衡。秦诏版就是刻有秦始皇父子统一度量衡诏书的铜版。目前考古发现的诏版有两种，一种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一种刻有秦二世元年诏书。东北师范大学文物陈列室藏铜诏版2件（藏品编号C355-1、2），均刻有秦二世元年诏书。诏版C355-1，长9.86、宽6.57厘米，重100克（图六）。平面呈长方形，有文字的一面向外弧曲。诏版四边未发现边耳及洞孔。版面有秦二世元年诏书铭文59字：“元年制，诏丞相斯、去疾：法」度量尽始皇帝为之，皆有」刻辞焉。今袭（号），而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刻此诏。故刻左，使毋疑。”铭文分6列，前5列均为10字，第6列为9字（图七）。诏版被放置在一个特制的木盒子里，木盒为长方体，长11.4、宽8.2、通高3厘米（图八、九）。盒盖上从右至左刻有4列文字，文字内容为“秦铜诏版，道光己亥春日燕庭得于古长安并志”（图一〇）。图六 铜诏版（C355-1） 图七 铜诏版（C355-1）铭文拓片（原大） 图八 铜诏版（C355-1）木盒 图九 铜诏版（C355-1）与木盒 图一〇 铜诏版（C355-1）木盒盖面刻文 经考证，“道光己亥”是1839年，“燕庭”乃清代金石学家刘喜海（1793~1852年）的字，刘喜海为刘墉侄孙。刘喜海喜好收藏，编有《金石苑》《长安获古编》等书。从盒盖上的铭文可知，刘喜海于1839年春从古长安获得此件诏版，将之收藏于此盒之中，并刻字保存。从目前所见秦诏版看，此诏版与陶斋收藏的秦诏版非常相似。“陶斋”是清代著名文物收藏家端方的号。陶斋所藏诏版[12]铭文亦为59字，铭文内容、文字排布与C355-1诏版相同（图一一）。两件铜诏版铭文的文字笔法、间距均相似，如“尽始皇帝为之，皆有刻辞焉”里的“之”与“皆”两字均紧凑地连在一起，初看似一个字。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两件诏版“今袭（号）”句中均缺少“号”字。由此观察，这两件铜诏版很可能是出自同一工匠之手。图一一 陶斋藏铜诏版铭文拓片 《秦诏版研究》一文指出，考古发现和传世的秦诏版在内容、书体、选料上均近似，但在形制、款式上多有差异，这种情况的出现应与异地制作、打造条件以及使用形式密切相关[13]。从此文搜集的23件秦诏版来看，秦始皇二十六年诏版数量较多，而秦二世元年诏版仅7件。这7件秦二世元年诏版中，有3件保存不好，文字模糊难辨。其他4件中，除陶斋收藏的那件外，另外3件诏文均为60字，文字排列方式、笔法均与东北师范大学这件不同，且均有“号”字。诏版C355-2，长8.66、宽5.35厘米，重76克（图一二）。平面呈长方形，有文字的一面向外弧曲。诏版四边未发现边耳及洞孔。版面文字残损较甚，可辨文字为“元年制，诏丞相斯、去疾：法」……尽始皇帝……之，皆有」……不称」始皇帝，其……」嗣为之者，不……德，」……疑”。文字分6列排列（图一三）。据残存文字推断，铭文亦为秦二世元年诏书。图一二 铜诏版（C355-2） 图一三 铜诏版（C355-2）铭文拓片（原大） 此诏版流传至东北师范大学时，放置于特制的木盒子里。盒子按照诏版的规格设计，盒盖和盒身均向外弧曲，盒身中部按照诏版尺寸凿出相应的空间，使诏版与盒身正好吻合。盒子长11.2、宽7.8、通高4.8厘米（图一四~一六）。盒盖上模刻诏版上的文字，左侧偏下署名“ 齋”，署名下有“”印文（图一七）。图一四 铜诏版（C355-2）木盒侧面 图一五 铜诏版（C355-2）木盒端面 图一六 铜诏版（C355-2）与木盒 图一七 铜诏版 （C355-2）木盒盖面 局部 簠，古作。《说文》：“簠，黍稷圜器也。从竹从皿甫声。”“齋”即繁体的“斋”字。“”，《说文》：“古文簠，从匚、夫。”段注：“夫，声也。”由此可知，“”“”应均是“簠”的异体字。“”即“齐”字，古同“斋”。因此，盒盖上面的署名与印文均应指“簠斋”。簠斋即清代著名金石学家、收藏家陈介祺。陈介祺，字寿卿，号簠斋，著有《簠斋古印集》《簠斋藏器目》等书。陈介祺收藏有大量金石文字资料，曾因搜集大量秦诏版、秦量、铁权等名闻朝野。由此可知，此铜诏版原应为陈介祺的旧藏。此盒盖上的文字当是陈介祺收藏时按照诏版上的文字刻上去的。铜诏版保存不佳，文字脱落严重，此盒盖上的文字正好为我们复原诏版内容提供了佐证。盒盖文字如下：“元年制，诏丞相斯、去疾：法度量尽始皇帝为之，皆有刻辞焉。今袭号，而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刻此诏。故刻左，使毋疑。”文字排列完全仿照诏版，书法娟秀规整。铭文一共60字，为标准的秦二世诏书（图一八）。图一八 铜诏版（C355-2）木盒盖面刻文 陈介祺旧藏上，多钤印其专用的收藏印。但以往发现的陈介祺收藏印，多见“秦铁权斋”“簠斋先秦文字”“集秦斯之大观”“秦诏量瓦之斋”“滨海病史”“簠斋”等印[14]，以“齐”两字为印的比较少见。《陈介祺藏拓秦诏量铭文》[15]一书中公布了陈介祺所藏两件秦诏版，其中一件为秦始皇二十六年诏版，一件为秦二世诏版，秦二世诏版的诏文排列方式与东北师范大学藏铜诏版（C355-2）迥异。因此，东北师范大学藏铜诏版（C355-2），为陈介祺旧藏补充了实物资料。附记：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曾向华东师范大学汤志彪副教授、吉林大学刘君副教授等请益，特此谢忱。[1]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东北师范大学藏青铜器》，第128~132页，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
[2]巫鸿《秦权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4期。[3]丘光明等《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第190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4]熊长云《北京大学藏秦权与单位权意义探论》，《古代文明》第12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6]《汉书·律历志》，第972页，中华书局，1962年。[8]北京大学考古系《燕园聚珍——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展品选粹》，第204、205页，文物出版社，1992年；同[4]。[11]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文》卷一二，第36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原书为1930年出版。[12]陈秀《端方与“陶斋评权图”》，《文物天地》2002年第5期。[13]赵瑞云、赵晓荣《秦诏版研究》，《文博》2005年第2、3期。[14]李志贤《陈介祺藏拓秦诏量铭文简说》，《陈介祺藏拓秦诏量铭文》，文物出版社，2009年。[15]文物出版社编《陈介祺藏拓秦诏量铭文》，文物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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