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东｜从“生命史学”到“大文学史观”——钱理群先生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贡献

杨柳依依bnachr 2024-05-16 发布于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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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文坛》

2024年第 3 期

“生命史学”到“大文学史观”

——钱理群先生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贡献

文 · 吴晓东

钱理群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重镇，是第三代学人中的代表性和标志性学者，也是学界的常青树，多年来笔耕不辍。在《我的现代文学史研究与学人研究——在“钱理群学术思想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一文中，钱理群把自己的学术研究分为三个时期：

▲钱理群先生

第一时期（1981—2002）：学院任教21年，从事文学领域专业化研究，主要是鲁迅、周作人、曹禺研究，以及现代文学史研究。

第二时期（2002—2022）：退休20年，从事人文学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二是民间思想史研究，三是当代政治思想史。

第三时期（2012—）：回归生命本源的思考与研究。主要有三大块：一是回归故土：《安顺城记》，仿《史记》体例，写地方史；二是回归大自然，回归童年：著有《我与童年的对谈》等；三是回归日常生活，回归家庭，回归内心，回归宗教精神：著有《养老学研究笔记》等。

截止到2023年出版《中国现代文学新讲：以作家作品为中心》，钱理群共出了100本书，近3000万字^①。

▲钱理群、戴明贤、袁本良：《安顺城记》，贵州人民出版社，2020

▼钱理群、金波：《我与童年的对谈》，青岛出版社，2023

作为一个思想型学者，钱理群先生的学术研究非常广泛，在相当一部分领域，都有发凡起例之功。本文集中讨论的是钱理群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领域的贡献，试图总结和提炼钱理群在文学史书写的观念和范式方面的探索、开拓、引领和创新。

钱理群先生关于文学史观念和研究方法已经有了一系列完整和自觉的叙述，其中专著就有两部：《返观与重构——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②以及《中国现代文学史论》^③。而近6万字的长篇论文《我的文学史研究情结、理论与方法——〈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书后》，则更具系统性和理论性，是对自己文学史研究的理论、方法的全方位的总结^④。这些著述均显示出钱理群一直非常有意识地探索文学史观念和方法论，也形成了自己卓有建树的理论视野。

钱理群最看重的也正是自己作为文学史家的身份。如《八十自述》一文所说：“我给自己的学术定位是'文学史家’，要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上形成独立的文学史观、方法论，独特的结构方式、叙述方式。”^⑤在这篇文章中，钱理群还指出自己的“另一个学术重心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经验教训’的探讨与总结，进行现当代思想史、精神史的四个方面的研究”：“现当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除前期完成的“鲁迅研究”三部曲（《心灵的探寻》《与鲁迅相遇》《鲁迅远行以后》）、“周作人研究”三部曲（《周作人传》《周作人论》《读周作人》）以及曹禺研究（《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世界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外，还写有“当代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1948：天地玄黄》《1949—1976：岁月沧桑》《1977—2005：绝地守望》）^⑥。由于钱理群的“现当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一方面基于自己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家的身份和资源优势，其中也体现了文学史研究者的自觉意识；另一方面，周氏兄弟以及曹禺研究本身也内在于现代文学史研究，因此，本文涉及的话题领域，也兼及钱理群的周氏兄弟研究、曹禺研究以及《1948：天地玄黄》等与现代文学史研究相关联的部分著述。

▲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史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钱理群：《返观与重构—— 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钱理群先生40多年来的文学史研究实践展现出非常丰富和广博的面向，本文尝试扼要勾勒钱理群文学史观的核心轨迹，试图描述一个简明的总体性观照视野。这个极简的观念轨迹可以概括为：从“生命史学”到“大文学史观”，而其居中环节或者说中间项则是“作为审美机制的文学形式”。本文试图以这一“三位一体”式的图景涵盖钱理群在文学史研究方面的宏伟追求与独特贡献。

作为文学史书写灵魂的“生命史学”

“生命史学”是钱理群先生多年来努力追寻的文学史观念视景，也对他的文学史研究有一种整体性的概括力。但在我看来，“生命史学”仍是一个有生长性的、处在建构过程中的、未完成的范畴。简单地说，钱理群试图借助“生命史学”的理论范畴强调文学史是活生生的、有着浓郁的生命气息的（包括时代生命、个体生命、文学生命）的叙述图景，在某种意义上说，生命史构成的是文学史的深厚的底蕴。而钱理群尤其关注其中的“个体生命史”，试图在呈现历史大叙述的同时，也讲出带有个人生命体温的一个个独特的文学史故事，既状写出人与人之间生命的丰富互动，也呈现出个体生命与历史境遇之间的复杂关联。

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钱理群写作《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的时候，这种“生命史学”的理念就已经开始形成，这本“新论”中拟设的研究目标，是“要写出：曹禺作品生命的流动，作家精神生命的流动，中国话剧生命的流动，中国现代社会思潮与文学思潮的流动；这将是一部作品史，作家精神史，话剧发展史，现代社会思潮、文学思潮发展史，每一部'史’的对象都是一个'生命’，'史’的描述的任务仅在于'生命的复活’”^⑦。在某种意义上说，状写这种“生命的流动性”，成为文学史家历史书写的本源和终极目标，钱理群文学史观中的“生命本体论”已然呼之欲出；同时，意欲把作品史，作家精神史，话剧发展史，现代社会思潮、文学思潮发展史……打成一片，也蕴含了向此后“大文学史观”的演进，同时预示着“生命史学”依然构成的是“大文学史观”的灵魂。

▲钱理群：《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对历史中活生生的生命个体现象的关注，意味着“细节诗学”之于“生命史学”的重要性，意味着历史细节构成的是搭建“生命史学”大厦的地基乃至一砖一瓦，因此，钱理群尤其强调历史细节和文学细节对于文学史书写的基础性意义。对具体的历史细节以及文学细节的捕捉，对细节的象征性意蕴的升华，也构成了钱理群文学史叙事的重心所在。其中既体现着文学史书写的具体性、形象性和情境性，也通过对具有“典型性”的细节和“单位意象”的阐释，重建文学历史境遇。钱理群尤其善于从历史细节中凝练一个时代的总体精神，而一个时代内在的总体性特征，也往往在历史细节中得以“瞬间显现”。正如钱理群所总结的那样：

我至今也还记得我的一段阅读经验：在旅途中随便翻阅一本抗战时期一位美国医生写的见闻录，其中提到他目睹的一个细节：在战火纷飞之中，一个农人依旧执犁耕田；战火平息后，周围的一切全被毁灭，只有这执犁的农人依旧存在。我立刻意识到，这正是我要努力寻找的，能够照亮一个时代的“历史细节”：在这“瞬间永恒”里蕴涵着极其丰富的历史内容（多义的象征性），同时又具有极其鲜明、生动的历史具体性。^⑧

这里蕴含的是一个文学史家的文学性领悟力，使得钱理群对历史细节的捕捉，一方面具有“极其鲜明、生动的历史具体性”，另一方面，又祛除了某些不入流的“微观史学”事无巨细的细节耽溺，避免了历史书写中的“细节肥大症”。这种能够照亮一个时代的“瞬间永恒”的历史细节，也被钱理群从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单位意象”的角度详加阐述^⑨。因此，正像“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所昭示的那样，这些具有典型性的历史细节，最终通达的恰是历史的总体。

另一方面，这些丰富的历史细节彼此之间又不是孤立的，而呈现出一种“生命的流动性”。正如钱理群所自述的那样：“文学史所要把握的，是一个历史时代生命、文学生命之流的整体涌动，而不仅仅是对每一个历史生命细流的精细考察，或者说，对具体细节的发现、描述是文学史研究、写作的起点，最终所要达到的是整体的把握。因此，对于一个成熟的文学史家而言，不仅要有捕捉细节的敏感，而且还要有一种整体感，对时代生命与文学的总体氛围、对象的混沌感觉，直观把握，超越性的感悟与思考。缺少这一点，达不到这样的境界，文学史家的思维就会淹没在具体的历史细节之中，笔下的文学史图景就不免流于琐碎，失去了历史生命本身所具有的活力与气魄。”^⑩钱理群的文学史书写，恰是在具体的历史细节中把握到生命之流的整体涌动，他的文学史叙述也因此兼具微观史学和宏大叙事优长，达致一种历史书写的均衡感。

钱理群的“生命史学”观中，尚有值得进一步发掘的理论面向，譬如对人的存在维度的叩问，以及对历史中“人的生存困境和分裂”的揭示。这些向度尤其在钱理群的鲁迅研究中得到深刻的体现：

鲁迅所关注的始终是人的精神现象，一切思想的探讨和困惑，在他那里都会转化为个体生命的生存与精神困境的体验，“正是生命哲学构成了鲁迅区别于同时代的其他中国思想家的独特之处的一个重要方面”，而“文学化的形象、意象、语言，赋予鲁迅哲学所关注的人类精神现象、心灵世界以整体性、模糊性与多义性，还原了其本来面目的复杂性与丰富性，这样，鲁迅所要探讨的精神本体的特质与外在文学符号之间，就达到了一种和谐与统一”。^⑪

鲁迅所遭遇的，通常是各种两难的命题，如自由与统一两难、历史与价值的两难、伦理和美学的两难……而两难的境遇之所以是困局，就是因为仅仅在原理的意义上是无法获得答案的，这是一种历史进程中的真正的困境。鲁迅后期的《故事新编》之所以难解，就因为其中处处映现着历史与价值的两难。鲁迅的两难恰恰印证了黑格尔的名言：真正的悲剧不是出于善恶之间，而是出于两难之间。而钱理群研究中一个一以贯之的视野就是试图理解鲁迅的两难，以及揭示困境的思想本身。

▲鲁迅：《故事新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

如果从鲁迅那里挖掘“生命史学”的精神资源，则需要文学史家直面历史中的生命所遭遇的固有的两难、困境和缺憾，从而也须“把困境看成是历史中人的某种本体”^⑫。钱理群由此把对困境的揭示看成文学史书写亟需面对和亟待处理的部分。在钱理群这里，文学史不仅仅止于对历史的客观描述，同时也是一种精神价值的洞见和生命哲学的呈现，背后也隐现着一种知识分子的担当意识，文学史书写也就同时构成了对历史的价值承担。由此钱理群生发出了“有缺憾的价值”的思想命题，进而化入他的“生命史学”观，渗透到钱理群几乎所有的文学史研究之中。“有缺憾的价值”意味着人类思想和历史价值的非本质化，意味着人类在创造思想价值和历史遗产的同时，也在直面具有本体性的欠缺与残缺、缺失与缺憾。钱理群的文学史研究，因此越来越自觉地探索历史在缺憾中所内含的未完成性，以及历史如何在缺憾中为人类确立一种价值依据。“有缺憾的价值”也因此成为人类无法规避的宿命，成为文学史研究者必须正视乃至承担的生命之本源。

与对历史细节的关注密切相连的，是“生命史学”中的“史料观”。钱理群的文学史书写订正了人们“通常把史料看作是一个'死’的东西，把史料的发掘和整理看作是多少有些枯燥乏味的技术性的工作”的刻板印象。在钱理群看来，“史料本身是一个个活的生命存在在历史上留下的印记。因此，所谓'辑佚’，就是对遗失的生命（文字的生命，及文字创造者的生命）的一种寻找与激活，使其和今人相遇与对话；而文献学所要处理的版本、目录、校勘等整理工作的对象，实际上是历史上的人的一种书写活动与生命存在方式，以及一个时代的文化、文学生产与流通的体制与运作方式”，“无不包含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与生命内容”，“而对史料的认识、处理，更是关涉到研究者的历史观、文学史观”^⑬。这或许可以称得上一种“新的史料观”，也构成了“'生命史学’观的重要方面”^⑭。

之所以称“生命史学”构成的是钱理群文学史理念的灵魂，还因为“生命史学”作为某种具有覆盖性的观念形态，灌注在他关于文学史书写的总体设计和具体操作环节之中。在担任总主编的具有集大成性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中，钱理群一方面强调“注意开掘与描述各时期文学创造动力的多样性，以及文学（作家与作品创造，文学发表、出版、流通，读者接受）故事与细节的丰富性”，同时也强调这部具有大文学史特征的编年史“是用'生命史学’观照的，有着浓郁的生命（时代生命，个体生命，文学生命）气息的，本身就具有文学性的，活生生的文学史，而与知识化与技术化的文学史区别开来”^⑮。

▲钱理群编《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1915-1927）》，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对“文学性”的强调，也构成了“生命史学”的重要观念视野，钱理群的“生命史学”因此既关注历史中活生生的“生命的流动”，也同时彰显了文学史书写中“文学性”的本体地位，堪称钱理群文学史观中的精髓之所在。

走向一种“大文学史观”

“生命史学”中，也蕴含着建构一种“大文学史观”的必然性。钱理群先生称在思考“生命史学”的同时，还关注到历史中的个体所汇成的“合力”：

正是不同个体的参加，最后形成合力而影响历史的发展，并在这发展中打上不同个体的烙印。在历史叙述的层面，就表现为讲述许多带有个人生命体温的故事、细节，具体的写作与舆论环境的生动展现，其中有丰富的人与人的生命互动和复杂关系，以及在这背后的文学与政治、社会、教育、出版、思想、文化、学术的有机联系，由此而产生了在创作上的不同追求，不同实验，从而形成文学本体的丰富面貌。^⑯

这种“丰富面貌”中就蕴含了通往“大文学史观”的必由之路。钱理群的“生命史学”，也在强调讲出带有个人生命体温的文学史故事的同时，沟通了文学与外部社会历史诸种因素，从而水到渠成地从“生命史学”走向一种“大文学史观”。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钱理群曾经试图从总体史的意义上研究20世纪40年代文学，逐渐形成关于现代文学与现代教育、出版、学术、政治的关系的“新思考，新认识”，草拟出了《四十年代文学史（多卷本）总体设计》：

首先确定的是对40年代时代特征的总体把握：“二十世纪三大事件：战争与文学与人，共产主义运动与文学与人，民族解放运动与文学与人。本时期是这三大问题的交叉”，由此确定了“本书的写作目的，是要探索这一时期中国民人（尤其是他们中间的知识分子，更进一步说，是作为知识分子中最敏锐、最富感性的一部分作家）的精神历程与由此形成的精神特征，使中国人更好地认识自己，也使世界更好地认识中国人。以特定历史时期、战争情境中的'人’为中心：文学中的人，创作、接受文学的人”。……“第二卷，文学思潮、文化背景：影响文学发展的社会、历史、哲学、文化思潮，社会心理，思维方式的变化”，“第三卷，作家生活与精神研究，即所谓'文人身心录’”，“第四卷，文学本体发展研究”，“第五卷，代表作家列传，代表作品点评”。^⑰

这一多卷本的写作计划，尽管处理得疑似20世纪40年代的“断代史”，但已经呈现出“总体史”的基本特征。除作为生命个体的“人”依旧居于文学史观的核心位置之外，钱理群已经开始强调“不仅要注意文本的研究，而且要注意其生产、传播与接受过程的研究”，进而提出“要写出'文化、思想、学术史背景下的文学史’。这是一个'大文学史’的概念”。有研究者探讨过钱理群从20世纪40年代文学研究中所生成的大文学史观，认为：

对于四十年代文学而言，“大文学史”的观念之所以重要，是由于它在视野和方法上高度贴合于它的对象。相比于现代文学史中的其他“十年”，它更像是从四十年代的历史情境与文化状况中生长出来的一种认识论。这种认识历史与文学的方式注重社会、政治、文化的流动性、变动性与互动性，对各种各样的政治设计与文学方案抱有高度的开放性，试图还原的是一个复杂多元、纵横交错的历史结构与文学生态。^⑱

尽管多卷本“四十年代文学史”计划未能完成，但却留下了一部《1948：天地玄黄》，仍然可以从中看出《四十年代文学史》“大计划的蛛丝马迹，其基本的观念与方法，还是得到了部分的实现，而且也贯穿在以后的研究中”。其后真正贯彻“大文学史观”的，首推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在我看来，这部文学编年史称得上钱理群所代表的第三代学人文学史书写的巅峰，也奠定了值得后人揣摩和探究的“大文学史”范式。

▲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中华书局，2008

这套编年史最突出的特色是，“文学广告”构成了文学史的核心探究对象。钱理群在为《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撰写的“总序”中说：

我们所说的“文学广告”，包括具有文学史价值与影响的重要的文学作品广告，翻译作品广告，文学评论、研究著作广告，文学期刊广告，文学社团广告，戏剧、电影演出广告，文学活动广告及其他。同时，我们所说的“文学广告”，又包括具有广告性质的发刊词、宣言、编后记、文坛消息、公开发表的通信……文学广告本身就是历史的原始资料，它的汇集具有史料长编的意义……，也为这些年我们设想的“接近文学原生形态的文学史结构方式”提供了一种可能性。^⑲

尽管所谓的“文学原生形态”只能是一种拟想性或曰理想型的文学史研究图景，但把文学广告设计为文学史书写的核心对象，却有助于趋近这种文学史的原生形态。文学广告也的确汇集了文学生产和流通过程中的各种维度，是大文学史书写的再理想不过的聚焦点。

钱理群在“总序”中还集中阐述了“文学广告”之于“大文学史观”的四个方面的意义：

一是显示作者、译者或者出版者的写作、翻译、出版过程与意图，进而显示一定的文学发展趋向。二是显示最初的接受，不仅表现了作者，特别是出版者对读者接受的一种预期与引导，而且在一定意义上，文学广告又是简短的书评，可以一定程度上反映读者的最初接受和市场状况。三是有的广告还提供了文坛活动、文学创作、作家个人的许多信息，可以引出文学背后的故事，揭示一些文学事件。四是文学广告也是一种文体，还会涉及装帧、印制诸多侧面，本身就具有文体史、文化史上的意义。以文学广告为中心，更能体现“文学生产与流通一体化”的文学史观念。

以文学广告为中心，由此既体现了“大文学史”的眼光，即书写一种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出版史、翻译史、教育史视野下的文学史；也构成“大文学史观”的一次堪称典范的学术实践，与学界其他同仁对“大文学史”的倡导互为应和，同气相求，也推动了21世纪的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学术转型。

我本人也参与了这套编年史的编写，感受最深的是这种“大文学史观”的转换，不仅确立了新的文学史书写范式，也为文学史研究切实地带来了新视野和新材料。我深切地体会到一种新的文学史观，一种新颖的思路和别致的问题设计究竟会怎样激发研究者的创造力，也体会到自己已经讲授了20多年的现代文学史其实还大有可为，同时多少纠正了我文学审美趣味的偏狭。从大学时代开始，我就比较偏嗜那些精致、优美、深刻的作品，而对豪放、粗犷、悲壮的文学有一种美学上的排斥，这种趣味的偏狭对于一个文学爱好者无可厚非，但对文学史研究者来说却是致命的。而在参与编年史写作的过程中，我的阅读视域极大地扩展，也开始感到文学史现象的驳杂之中自有魅力。这种驳杂中的魅力，或许只有借助“大文学史观”，才能真正被研究者体会和领悟。

我的另一个感受是，文学史本身永远会以一种让你感到新鲜的面目出现在眼前，除非你视而不见；而其中最重要的是能否找到一个重新照亮历史语境的新的观照角度，进而钩沉和发掘以往不会去留意的新材料。其实现代文学史的原始材料比比皆是，也只有借助“大文学史观”的聚光灯，才能获得重新打量历史原初语境和原始材料的眼光。

兼具中介和本体意义的“审美机制和文学形式”

《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的编写，也同时生成了事关文学史叙述形式方面的意义，正如钱理群先生所提及的那样：“不难看出，这样的'以文学广告为中心’'编年史的体例’'书话体的叙述文体’，是我终于找到的，和我的文学史观念相适应的文学史结构与叙述方式：多年的追求最终落实了。”^⑳

▲姚丹编《钱理群研究资料》，云南人民出版社，2022

钱理群在现代文学史研究领域的贡献，除了表现在对文学史的理论、观念、方法的自觉探索，也表现在每部著述都在尽力追求一种研究模式、文学史叙述结构与叙述方式的突破。例如《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创造了一种把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剧场和广场艺术相互参照的阐释模式；《1948：天地玄黄》则有意识地探索文学史的叙述体例和叙述形式，正如钱理群自称的那样：《1948：天地玄黄》的“写作冲动恰恰是来自一种文学史写作形式（结构与叙述方式）的试验欲求，在人们往往忽略文学史写作形式的时候，这也许是不无意义的吧”^㉑。

这是《1948：天地玄黄》的开头：

……正是午夜时分，历史刚刚进入1948年。北京大学教授、诗人冯至突然从梦中醒来，在万籁俱寂中，听到临近有人在咳嗽，咳嗽的声音时而激烈，时而缓和，直到天色朦胧发亮了，才渐渐平息下去。冯至却怎么也睡不着了，他想：这声音在冬夜里也许到处都是吧。只是人们都在睡眠，注意不到罢了。但是，人们不正是可以从这声音里“感到一个生存者是怎样孤寂地在贫寒的冬夜里挣扎”吗？——诗人想了很多，很久。

钱理群在《我怎样想与写这本书——代后记》中写道：“事实上对于一个文学史家，每一次文学史写作实践，不仅要考虑描述内容，也要努力探寻与其内容相适应的形式——文学史结构与叙述方式（包括叙述视角、叙述语调，等等），这一点与作家的创作并无实质的区别。”《1948：天地玄黄》的开头的确表现出文学史叙述形式方面的创新性。正如小说叙事，这一开头也呈现出一个第三人称的历史叙述者的声音，“他是全知全能的，因此可以通过语气，角度，语言（时代习惯用语、句式的选择，等等），表达方式（叙述、描写、议论）的不断变换，自由地'出入’于'过去’与'以后’及'现在’之间，同时又将一种'未来’（'远方’）视点'隐蔽’其后”^㉒。可以说，研究者在这里化身为一个第三人称的历史叙述者，而“历史叙述者”形象的凸显，也使研究者的倾向性得以含而不露，进而凸显的是“叙述”在文学史研究中的独特的文学性价值。

而在探讨文学史叙述的过程中，对审美和形式的关注，使钱理群的文学史观呈现出浓郁的文学性意味和鲜明的形式感。即或在“生命史学”中强调对个体生命史的聚焦，也恰恰是“文学性”研究的优势之所在，在某种意义上有本体论的依据。正像钱理群自述的那样：“不管我走向哪个领域，都是坚持文学本位的，用文学的方式研究思想史、政治史和现实，和那些领域本身的研究方式是不一样的，就是因为我一直坚持一个文学的眼光，我的这些研究都可以概括为一个'大时代下的个体生命史’。”如果说对“大时代”的强调，使个体生命史汇入了“大文学史”的总体叙述，那么，对“个体生命史”的书写，则更依赖于“文学的方式”，而其中的审美机制和形式探寻，构成了钱理群文学史研究的突出特征。

早在1993年，钱理群在《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及审美形态——我这十年研究》一文中就曾经对他的文学史研究理念和方法作过一次总结，进而与他的一位学生就“如何把人类生存境遇的历史关怀与文学作品的审美机制联系起来”的问题展开讨论，这位学生提醒说：“老师当然也重视文本生成层面，但这种生成虽然与作家的心理结构、文本内容相统一，却无法说明作品为什么在美学意义上是好的作品，否则就会导致文学作品只是说明人类境遇与历史细节的材料这一局面。我觉得这就需要引入另外一种机制，一种文学机制和文学史写作机制，或者说是美学机制。因为从根本上说，美学是联结哲学和文学之间的桥梁。”^㉓钱理群认为这一提醒其实揭示了文学研究与文学教育的一个危机：“对文学形式与审美研究的忽略，有可能导致文学本体的丧失”，“越来越远离文学”^㉔；同时学生的“提醒”也汇入了钱理群此后对“审美机制和文学形式”的持续思考，并逐渐形成对“审美与形式”的相对成熟的理解模式。在钱理群这里，“审美与形式”表现出一种双重性：既作为文学史研究的中介，又兼具本体性的特征，而背后则事关“文学审美思维”的根本性特点：

我曾经这样描述真正具有艺术魅力的小说给人的审美快感，也是我自己的阅读体验：“它逼得你要全身心地投入，而且是充分感性的投入，不容思索，不容分析，甚至不容停顿、喘息，它给你的是莫名的感觉，情绪的激发，心灵的感应、震荡；读完小说，具体情节都可能模糊了，连许多人物的名字都记不清楚，留下的仅是朦胧的，混沌的，却又非常深广的感觉、意境，这都是铭刻在心的，人也因此进入一个新的精神境界，获得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快感。这样的阅读、审美快感，就其本质而言，是理性强制中释放出来的个体心灵的自由活动，是对人潜在的创造力与想象力的激活。^㉕

钱理群进而强调“理想的文学、文学史研究，在最初的感悟基础上，做出理性分析以后，还要在更高的层面上还原为模糊、混沌的整体把握”，这对当今学院体、学报体、博士论文体等诸种体式的大行其道，实在具有切中肯綮的针砭作用。大量的文学史研究论文，貌似学术性渐增，却在摒弃了文学感性之后给人以千人一面之感，往往既缺乏对文学作品的“最初的感悟”，也在理性分析之后无法还原为模糊、混沌的整体把握，而这种整体把握，正是一种美学意义上的观照。

据此，钱理群对文学形式的研究，侧重思考了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强调“有意味的形式”这一概念，以克服所谓“纯文学形式”的弊端。其二，特别突出了“文学经典”的研究，这背后显然有一个文学史观：“文学史的大厦，主要是靠作家，特别是大作家支撑的；而作家的主要价值体现，就是他的作品文本。离开了作家和作品这两个基本要素，特别是离开了大作家和经典作品，就谈不上文学史。”……其三，突出文学形式的研究，特别是文学语言的研究。这不仅是一个文学观念的问题，更是出于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使命与历史特性的认识的深化。^㉖

现有的文学史教材尤其缺少专门分析文本的有特色的体例，这也是这些年大量涌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千篇一律的原因之一。而在钱理群40余年的文学史研究和写作历程中，一直萦绕不去的恰是写一本“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现代文学史的念头；这种“探索个人化的文学史写作模式”的夙愿，终于在2023年实现了。

▲钱理群编著《中国现代文学新讲：以作家作品为中心》，九州出版社，2023

在这部具有个人性的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新讲：以作家作品为中心》中，钱理群首先追问的是：“如何进入这些现代作家作品？”

这就需要对中国现代文学创造的两大基本目标与主要价值，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与把握。其一，是关注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期的，中国人个体生命的具体的感性的存在，展现人的现实生命存在本身的生存困境、精神困境，以及心灵世界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相应的审美经验的丰富性、复杂性。整个现代文学史就是一部现代中国人的心灵史，是现代作家作为现代中国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变革与转向作出内心反应和审美反应的历史。其二，就是对现代汉语文学语言的创造，和中国现代文学形式的创造的高度自觉，并在创造过程中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的自身标准。正是这样的创造欲求，吸引了一代又一代中国最有文学创造力与想象力的作家，并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最具魅力的独特价值与经验。

基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这两大基本追求，我们建议，读者朋友在阅读、学习中国现代作家作品时，要紧紧抓住最能体现现代文学本质的三大要素：“心灵”“语言（形式）”，以及相应的“审美”感悟与经验。^㉗

在一如既往地强调“心灵”的意义的同时，这部“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现代文学史格外强化了“语言形式”以及“审美”感悟的重要性，堪称是把新的文学史写作“三要素”真正落到实处的可贵的探索。■

2024年1月22日于京北上地以东

✦ 吴晓东，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