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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著名的书坊，往往由一个家族世代经营，历久不衰，为古籍的保存和文化的传播做出了积极贡献，苏州东山席氏扫叶山房就是其中的代表。
席氏中最早从事刻书业的是席启寓，他好古嗜学，博览儒籍。其藏书甚丰，贮于藏书楼。读书、藏书、刻书是经常联系在一起的。康熙年间，常熟毛氏汲古阁书版散出之际，席启寓购得汲古阁大量书版，遂扩大翻刻规模，出版《二十三史》等大部头图籍。
自席启寓之后，席氏分东山、虞山两支。虞山支，多为藏书刻书之家。乾隆、嘉庆时，坊主席世臣仿汲古阁字体，选善本校刻《契丹国志》、《东都事略》、《元史类编》等，又增补《元诗选》，校订、刻印较一般坊本精善。至晚清刻书规模更大，除经史子集外，有《三国演义》、《封神榜》、《千家诗》等小说笔记、通俗读本约数百种，行销全国。
康熙驾幸东山东园，接见席启寓，是席家世代相传的一段荣耀故事，和席氏刻书也有直接的关系。康熙三十八年四月初三到苏州，驻跸于席启寓家东园。这个东园，就是席启寓父亲席本桢在明末王鏊的招隐园别墅基础上扩建的。康熙稍歇，随即召见东园主人席启寓，问：“有何官职？”启寓回奏：“曾任工部虞衡司主事。”康熙又问：“你年纪不大，为何不来京供职？”在旁的巡抚告诉康熙他在家养亲。这时，席家人向皇上进新山茶。康熙坐在厅内，周览久之，还问席启寓在家做什么，继奏：“暇读唐诗，莳种兰花。”接着向康熙进《百家唐诗》四套及蕙兰两缸。该书是席启寓编辑的《唐诗百名家全集》，刻工款式俱佳。
扫叶山房最初创于明朝万历年间，先设店于苏州阊门外，所刻板心均有“扫叶山房”字样。1862-1874年，扫叶山房在上海彩衣街设分店（南号）。1880年在上海棋盘街设分店（北号），发展为当时上海最大的书店。后以上海棋盘街北号为总店。民国初年，出书更多，成为沪上一家很有影响的以出版古籍为主的出版机构。其所出经史子集、字典、尺牍、字帖、医书、旧小说等均为石印线装，并采用连史纸和有光纸，较一般坊本精善。据1933年《扫叶山房书目》记载，售书达2000余种。上海解放后仍继续营业，1954年歇业。1955年停业。作为一个横跨四个朝代的出版商古往今来可能是第一家，也值得后世的人好好学习。
扫叶山房为何历三百年不衰呢？除历代经营扫叶山房的席氏主人，皆有经商之头脑外，最主要的是和苏州大小官吏对席家的政治保护是显而易见的。因康熙到过席家，在清代书坊行会组织中，占据世籍“领导”地位。康熙七年席启寓集合了苏州的同行，建崇德书院，这是中国书业同行最早的集团。到了咸丰十年，崇德书院毁于太平天国之难。同治十三年，又成立了苏城书业崇德公所。
扫叶山房是一个很古雅的名字，名称的寓意也十分有趣。其命名缘由，据说一是表示刻校书之不易，引用古人“校书如扫落叶，随扫随落”的含义来名其书肆。二是原有一刻书家叶氏，甚为有名，席氏为与叶氏相争，遂名“扫叶”。到底何种说法是真，多是坊间传说而已。
苏州洞庭席氏渊源
按照上海席时雍对东山席氏的记载：
传说中的轩辕黄帝生有二十五个儿子,分为十二个姓氏，也这就是后世中华民族百家姓姓氏的起始渊源之一，作为百家姓的一个分支---洞庭席氏，自然也就是这条主流中一条小支脉了。
黄帝数传至帝嚳，帝嚳的妃子姜原在树林中踏到巨人的足迹而怀上弃，弃号后稷，別姓姬氏，这也就是后世周朝王室的祖先。
弃数十传至周文王姬昌，文王以德服天下，和其子武王姬发灭殷纣，开始了周室王朝八百年的历史。
武王之子成王，用树叶封其弟唐叔虞，这就是西周晋国的由来了，唐叔虞传14世至晋襄公，晋襄公为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的儿子，襄公有孙名 公孙伯厣，负责掌管晋国的典籍，此后他的后人便以籍为自己的姓氏了。
公孙伯厣传8世至籍偃，与其子籍谈，孙籍秦均为晋国著名大夫。
籍谈有13世裔孙，名环，在楚王项羽军中任大将军，项羽字籍，籍环为了避楚王的讳，改名为席环，从此百家姓中便多了个姓---席姓。
席姓还有个来源，就是在上古帝尧统治天下的时候，襄陵有一位播种耕稼的老人，时常在耕作之余“击壤而歌”，逐渐传到帝尧的耳中， 对于歌中所表达的意思极表嘉许，晓得这位老人姓席，就尊称他为“席老师----但这仅有传说，后世席姓的家谱从末见过这样的记载。
楚汉相争，最后以项羽霸王别姬，自刎于乌江边而结束。于是席氏的始祖环公带着他的子孙先是定居于关中（一说关东，今陕西涵谷关一带），这也是洞庭席氏始祖武卫将军祖籍关中的由来。
西汉初期，始祖环公的子孙又迁居安定郡，后又扩展到附近的临泾一带，并在那里休养生息，繁衍后代，逐渐成为当地的大姓。这就是天下席姓望出安定的缘故。
也正因为如此，后世席姓的堂前常常会挂上安定世家这几个字。
席氏祖先在安定郡悄然隐居了好几世，直到东汉后期，席氏的子孙才重新出山为官，从东汉后期一直到隋唐年间，席氏先人世代为官，并且都政绩卓著，为官清廉，史书多以能臣文苑而记之。东汉有光禄勋席广，晋有建威将军席衡，南北朝有昌州刺史席固，东阳太守席阐文，唐有礼部尚书席豫等。
在东晋时期，北方由于姚秦之乱，安定席氏子孙开始南下，其中洞庭席氏的先祖席衡，也携家眷南迁至今湖北襄阳，并在那里落地生根，并在东晋王朝任建威将军。
衡公有五世孙席固，为北周朝名臣，遂使襄阳席姓成为当地的著姓。
固公有二个儿子，世雅与世英。世雅从小有孝名，为史书所记载，并与弟世英同位至大将军。
固公有七世孙席豫，迁徙至河南，在十六岁时考中进士，后官至唐礼部尚书，明皇称之诗中冠冕。豫公也是后世河南席世的先祖，河南的一支席氏在两宋时，又出了在当时与司马光齐名的尚书司封郎席汝言及述古殿大学士席旦等。
到了唐朝后期僖宗乾符年间，黄巢破潼关之时，豫公有五世孙席温，时任武卫上将军，因不忍生灵涂炭，又不愿变节投降叛军。于是带着三个儿子尚，常，当，避难于吴郡洞庭东山，这就是洞庭席氏的开山始祖。其三子也成了后世洞庭席氏上席，中席，下席的三个支祖。
将军临终之时告戒子孙：勿为官，勿出山。正是由于祖先的这样一句话，使洞庭席氏的子孙开始了长达800年的隐居生涯。
从唐朝末年至明朝中期，我族子孙大都隐居东山，过着世外桃园式的生活，偶有子孙外出经营，但大都不成规模。知山乐水的生活养成席家人豁达，乐观的性格。
由于偏处于太湖一隅，使我族能安然度过了从唐末到明朝的历次战乱，期间也有子孙迁居外地，如明中期的上席裔孙有迁往河南开封太康县臧家集，归德府鹿邑县孔家集，安徽凤阳亳州，南京六合县等，中席裔孙有迁往湖北德安府随州，江苏徐州韩家道口，安徽凤阳亳州，江苏淮安邳州黄儿山，江宁府江宁县上河，上海青浦县，苏州常熟县杨尖镇等。下席裔孙有迁往凤阳泗州，上海松江等。
至此东山席家逐渐向周围地区扩展，以后江浙皖鲁一带凡有席姓者，往往都出自于苏州洞庭东山。
由于长年不受战火干扰，从明中期以后，东山的人口逐渐增加，土地渐趋紧张，东山子弟就开始外出经营。
明万历年间，武卫将军27世裔孙----吴郡名士席怡泉有子左源和右源者，经数十年的经营，终于开创一个以席家为首的洞庭商帮，北与晋帮相媲美，南与徽帮相抗衡，于是在史书上便有“遍地徽商，钻天洞庭”的雅称。
从此东山子弟多有弃学经商，而渐成习俗。我洞庭席氏也开始长达数百年的经商生涯，左源公和右源公有子本广，本久，本桢及族中子弟弘江，琮玉等均为当时著名商人。其中本桢等更以几家之力而赈数省之灾，几经破产，又几度再起。故我席氏为商不求富甲天下，不求闻达诸侯，但求福泽一方。
从明后期直至民国，席家闻人辈出，其资本活动地域主要以上海青浦和山西清源为基地，以运河，长江为通道，清朝后期由于太平天国运动开始转入上海。正是这一偶然的战争推动，造就了一个金融世家在上海的驱起，其中尤以将军36世裔孙席元乐这一支最为著名，一门四代数十人均为当时金融界的领军人物，而其他各支也各有建树，如席裕福为申报董事长，席素长（守愚）为绸缎公会会长等等。
故上海百家姓一书这样评论到“席姓在上海虽不是一个大姓，却是一个知名度颇高，一个几乎人人经商的家族”。
1949年前后由于政治的原因，席家的子孙开始纷纷迁居海外，数百年来在吴郡一带创下的基业也由此而告一段落，然祖先留给子孙的那种敢于开拓，敢于奋进，乐观豁达的精神终使席家的后人在世界各地扎根生存，再创辉煌。
如今的席家子孙既有商业精英，如上海申达公司总裁席时平，台湾电力公司董事长席时济，香港恒兴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席德元等。也有文化名人，如中国当代书法大家席时珞，中国科学院长春化学研究所所长席时权，上海交通大学信息学院院长席裕庚，美中交流协会副主席席时鸿等。
我洞庭席氏创姓至今约二千余年，其间或高仕庙堂，或绝隐山林，或行贾四方，都只是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寻求一种自我的生活。本文只是很简略的回顾一下我们这个家族二千余年来所走过的风风雨雨，其实当中的每一段历史只能由我们每个子孙去细细品味，去感悟。
古人云读史则能明志，如今的社会总显得那么匆匆忙忙，总觉得有无数的欲望需要去征服，有无数的渴望需要去得到。如果我们能在休闲的片刻，望一望我们祖先走过的路，了解一下我们自己的历史，看看我们这个普普通通的姓氏后面，蕴藏着多少失去的记忆和辉煌，或许在了解我们家族历史的同时，也能给我们现在的生活有所启迪。
东山席氏:洞庭商帮之最
洞庭东山，本是伸向太湖的一个狭长半岛，地形酷似地中海北岸的亚平宁半岛。一年四季，鲜花盛开、瓜果满园。秀丽的湖光山色，静谧的田园美景，是生产温柔旖旎故事的最佳工厂。据传，早在2000多年前，越国大夫范蠡在助勾践灭吴后，急流勇退，曾携西施泛舟太湖，在此渔隐。
明清两代，洞庭东、西两山共出过2名状元、1名探花、2名会元和40位进士，还出个“风流才子”——唐伯虎。
不少文人墨客，都把这里作为他们抒发情感的精神家园，有一部小说叫《橘子红了》，写的就是这里，连大名鼎鼎的“武林高手”金庸，也把他笔下的旷世才女王语鄢安排在这里出生。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盛产才子佳人的地方，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一个叫席正甫的东山商人改变了这一切，他造就了旧中国最著名的金融豪门，让雄心勃勃的洞庭商帮崛起于上海滩十里洋场，传统的文人气质中融入了一股现代的商业霸气。
上海在近代被西方人称为冒险家的乐园，而最冒险的领域莫过于金融业。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一直都是中国和远东地区最大的金融中心，东京、香港均无法望其项背。从草根金融组织钱庄到现代金融机构银行、信托公司、保险公司和证券交易所，庞大的金融体系和细密的金融网络，牢牢控制着中国的经济。1946年，上海的存款额占全国银行钱庄存款总额的43．5％。巨额资金在这里集散、吞吐，全国借贷利率和金银外汇行市也以它为转移。
在当时，操纵金融王国的是实力雄厚的外资银行，1874年至1949年的75年间，外资在上海先后开设了大小银行68家，其中执金融界牛耳的是英资汇丰银行、德资德华银行、日资横滨正金银行、法资东方汇理银行、俄资华俄道胜银行和美资花旗银行6家，业界称之为“六国银行”。外资银行由于语言、币制以及商业习俗的隔阂，无法直接与中国商人沟通，于是就雇佣了大量买办，作为中西方商业贸易的桥梁。
前面提到过的洞庭东山席家，自席正甫开始，在外商银行作买办的，祖孙三代以及女婿在内共有14人，先后担任了上海20多家较有影响的外商银行中的买办，成为势力最庞大的金融买办家族，也构成中国商业史上一段极具传奇色彩的艳丽篇章。
席家在明代就是东山商业望族，席端樊、席端攀兄弟“北走齐燕、南贩闽广”，长途贩运江南的梭布、荆襄的土靛，名闻京师、齐鲁、江淮，成为“货廛百、艘百、轺车百、僮奴千指”的“所进数千万缗”的富商。
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后，江南纷乱，东山席氏迁居上海，从“人间天堂”来到“冒险家的乐园”。资本雄厚的席家即经营钱庄，转入金融领域。洞庭商人在上海设立的65家钱庄中，席家多有股份。席氏不但本身较为富足，而且其姻亲洞庭东山沈氏、王氏，木渎严氏，徽商胡氏，湖州许氏，都是当时上海有名的富商。从商业风险的规避来说，外资银行只有对缴得起数万到十数万两白银作保证金的人才放心雇佣为买办。也只有长期经营钱庄的商人，才能有广泛的市场网络和熟练的业务知识，满足外资银行的需要。
1853年，年仅19岁的席正甫为避战乱，偕兄缙云、弟缙华从东山到上海，起初是在钱庄当学徒，其后是搞经营，不久自己创办钱庄。因他们善于经营，钱庄生意日渐兴隆，连外商银行家都很佩服他们的才能。两年后，经时任英商沙逊洋行买办的娘舅沈二园介绍，席正甫进汇丰银行任跑楼(副买办)。
1874年，席正甫代表汇丰银行买办王槐山与清政府商谈福建台湾海防借款事宜，最后，汇丰银行以比当时高得多的利息，借给清政府200万两10年期借款。这笔贷款的成功，开创了汇丰银行政治贷款的先例，将该行从财务窘境中解脱了出来，也使席正甫从此得势。
清同(治)光(绪)年间，清廷因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国库空虚，北洋大臣李鸿章奏准慈禧同意后，派天津海关道孙竹堂到上海，向汇丰银行借款500万两银子。银行大班麦克利要买办王槐山负责接洽。思想保守的王槐山从未经手过如此巨额贷款，认为风险太大，同时又不愿得罪朝廷，整日愁眉不展，忧心忡忡，竟患了精神分裂症，只得向汇丰提出辞职，回老家余姚去了。
由于席正甫在业务上的出色表现，上海汇丰银行决定任命他为买办，接替王槐山的位置。席正甫能成为汇丰银行的买办，除了他具有卓越的经商本领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与当时的上海道台袁树勋是换过帖的结拜兄弟。洋人很早就明白，要在中国赚钱，与官府的关系必须搞好。
席正甫刚上任，就干了一件大事。他跟随孙竹堂到了天津，代表汇丰银行同李鸿章签订了500万两银子的借款合同。指定以全国的盐税作为担保，银行收回利息，买办从中赚得回扣，这真是一举两得，名利双收。事情办妥后，清廷奖励有功人员，席被赐四品顶戴，赏戴花翎，成了“买办大人”，同时，自己也得到了上万两银子的好处。
席正甫坐上汇丰银行第二任买办的宝座后，完全摒弃前任买办王槐山的保守做法，投放了六笔政治贷款。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巨大的战争赔款把清廷逼得走投无路，李鸿章又派人找到了席正甫，提出再次向汇丰借款160万金镑，席也爽快地答应了。以后清廷竟把汇丰银行作为钱袋子，国库一紧，马上派人找席正甫。从1877年到1895年的18年间，席正甫代表汇丰银行投资给清廷的六笔巨额政治贷款，竟达610万金镑、1100万规银和438万银元。席也进一步得到清廷赏识，被赐予二品顶戴，赏穿黄袍马褂，成了“红顶买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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