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国文化想象中，“南方”与“北方”的形象各有其特色，北方通常被视为粗犷、豪放、严峻；南方则是细腻，柔媚、充满感性。南北形象既是对峙，也是互补。  所谓江南，狭义上通常是指吴越地区。在先秦时代，吴越两国远离中原文化区，但吴自称是周王室的后代，越自称是夏禹的后代，似乎又源自北方中原大地。六朝时期，很多南方大族都宣称拥有显赫的中原祖先，这样便可在保持南方文化身份的同时，又可以正统汉文化的传人自居。南方的经济在汉代一直有所发展，但是直到三世纪吴国定都建康，才算真正拥有独立于中原文化的朝廷和文化中心。西晋灭吴后，很多南士入洛，与北人产生文化冲突。这种冲突在晋廷南渡后变得更加明显。晋元帝虽然在王导帮助下取得了南方大族的支持，但还是会有“寄人国土，心常怀惭”之感。 南方文风的“绮”与北方的“刚”很容易被纳入传统的性别分类：被征服的南方柔靡而女性化，征服者的北方孔武刚健。史臣理想中的好诗是南北文化的自然融合:“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向，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 隋朝诗人孙万寿在《远戍江南寄京邑亲友》中曾写有“贾谊长沙国，屈平湘水滨。江南瘴疠地，从来多逐臣”的诗句。他曾“坐衣冠不整，配防江南”，在军中任职，郁郁不乐，赋作此诗抒发牢骚。全诗约八十行，可谓长篇，诗人笔下的“江南边塞”仍然充满了文学传统的回声，开篇即指出那是属于屈原、贾谊的南方，并把南朝诗人谢朓的“江南佳丽地”讽刺性地改写为〝江南瘴疠地”。可见孙万寿并没有像苏轼般随遇而安，“南中地气暖，少妇莫愁寒”的江南并没讨得他的欢喜。  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影响遍及南北。宗教的因素使得莲花在江南文化话语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记载于沈约《宋书·乐志》的乐府《江南》一诗可为其代表： 江南可采莲， 莲叶何田田。 鱼戏莲叶间， 鱼戏莲叶东， 鱼戏莲叶西， 鱼戏莲叶南， 鱼戏莲叶北。 南北文化的地域建构过程从公元三四世纪开始，直到南北朝晚期趋于成熟，在统一了南北的隋唐时期得到进一步的稳固。由于现实生存条件恶劣，北方学者多关注国计民生，在学术生产上也多持“述而不作”的态度，容易保守与守成，而于思想解放与学术创新上显得不足。在生活方式上也是如此，他们一般都能严格遵守礼法与规范，以至于常常显得拘谨与呆板。 与之相比，江南学人则是自由、开放、超逸得多。在遗民、流人、山人、学人四种南方人群类型中，根据他们涉及政治与审美的程度，又可分为偏于“政治”的诗人政治家和重于“审美”的诗人哲学家。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气候温润、沃野千里、灌溉便利的江南便成为了遗民理想的归宿。在江南，不仅更容易解决衣食的温饱，也能为治疗心灵的创痛提供更多的自然慰藉。这是遗民多聚集于江南，或是在精神上与江南交往更多的原因。 始于夏代，大止于清末的“流人”，足迹遍布中国，但江南大地无疑是一个最值得关注的流人之家。首先，江南很早就成为朝廷流放犯人的地方。汉语中的“流人”一词，最初就见于庄子《徐无鬼》篇：“子不闻乎越之流人者乎？去国数日，见其所知而喜。”被流放到江南的士大夫，并没有因横遭灾祸而沉默无声。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在政治生命受到压抑或死亡之后，他们的精神生命与审美机能却因祸得福，获得了充分发展的机遇与空间。屈原在流放中写出了《天问》，他问宇宙洪荒的诞生，问日月星辰的变化，问大禹治水的壮举，问九州方圆的安排，问夏商周以来的兴废由来，问历代君王圣贤的历史功过，一直问到了楚国的现在，诉尽遭遇流放的悲愤。而苏轼则是在不断的贬谪与迁徙之中，成就了一个“中国历史上最受人喜爱的大文豪”。 汉魏人的生命本体基础是“诗之兴”，在他们的“慷慨以任气”中，突出的是一股悲怆酸楚的生命感。但晋宋以降，正如刘勰所说的“正始明道，诗杂仙心”（《文心雕龙·明诗》)，即生发了另一种精神方式已开始清理、冷却、安顿，使人不胜其悲凉的“建安风骨”了。从中国诗学的角度看，即以“空间之观”取代“时间之兴”，以对象世界中稳定有序的“物象”，取代内在世界中湍浊不安的“情意”，把汉魏风骨中那股焦虑、悲凉的生命之流，铺展在异常广阔、安静的自然山水之中。  由于天下名山江南多的原因，山明水秀、草长莺飞、杂树生花的江南，必然要成为山人欣欣然向往的桃源世界。以东晋名士为例，正是风光无限好的江南美景，以其独具唯美性质的空间形式，日益涤荡了南渡者内心阴沉的汉音魏响与慷慨悲伤，同时也清理了他们在时空意识压迫下产生的“丧己于物”或“欲壑难填”的偏离之感。而把江南自然景观美写到极致的谢灵运，则是诗人怡然于江南山水之妙笔生花的最好证明。 江南学术在魏晋之后逐渐超越北方与中原地区，除了因为江南有更好的物质条件与读书氛围之外，也与中国文化与学术在整体与气运上的“江南化”息息相关。 当然，过度之期的“江南化”也不是毫无缺陷之处，如果说它的收获是使诗人的心境更加开阔、平和与优雅，那么其根本问题则在于丧失了先秦北方“胡天八月即飞雪”的刚直、坚毅与豪迈。 江南文化是以长江文明为渊源、以诗性文化为本体而出现的文化现象。英国《自然》杂志最近发表的关于江南之地《沿海沼泽地的刀耕火种和水涝治理成就中国东部最早的水稻文明》文章中，就揭示了太湖流域的水稻始于7700年前。而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当时人们种植水稻不是为了实用饮食，而是为了酿酒。这在某种意义上就可以证明，新石器时代的江南已微微流露出诗性生活的曙光，其本质特征在于生活。劳作不仅是为了直接的物质生活资料的满足，同时也开始有了感性享受与心灵愉悦的性质。 李伯重在《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中阐述，所谓江南，主要包括苏、松、常、镇、应天(江宁）、杭、嘉、湖八府与太仓州，它们“在地理水文、自然生态以及经济联系等方面形成了一个整体，从而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经济区”。 北方是政治的北方，是王者之气的北方，因而也是滋生理性与阴谋的北方；江南是艺术的江南，是祭祀和歌舞的江南，是“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江南。江南是柔弱的，但那是一种有着足够韧性的柔弱。你可以一时忽视它，却终究还是总离不开它。当北方在为王冠的归属而厮杀得昏天黑地时，江南却在默默地兴修水利，垦殖耕耘，并悄悄地完成了由木、石和青铜具向铁制具的转变。这样，当北方的厮杀有了点头绪时，在废垒残垣中，蓦然回首，江南已是莺歌燕舞的美好怡人景致。  “江南”作为一个如此美好的词语，广泛存在于古人的诗词歌赋之中。如汉乐府的“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谁知江南无醉意，笑看春风十里香”。南北朝时期陆凯的“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支春”。唐代白居易的“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似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北宋苏东坡的《望江南》，元代张养浩的《水仙子·咏江南》等词曲。唐宋时期，赞美江南的诗词大量涌现，这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文化中心的南移之证。 由于自然环境、生产方式与历史传统的不同，江南文化与中原一北方文化圈本性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一点也是经常被学者们所提到的。其中最著名的是梁启超的阐释，他认为江南之地，“其气候和，其土地饶，其谋生易，其民族不必惟一身、一家之饱暖是忧，故常达观于世界以外。初而轻世，既而玩世，既而厌世。不屑屑于实际，故不重礼法；不拘拘于经验，故不崇先王。又其发达较迟，中原之人，常鄙夷之，谓为蛮野，故其对于北方学派，有吐弃之意，有破坏之心。探玄理，出世界；齐物我，平阶级；轻私爱，厌繁文；明自然，顺本性：此南学之精神也。” 江南水乡，是一曲唱不尽旖旎的采莲曲。江南文化，是赋不尽甜美的璀璨诗篇。在这片辽阔的大地上，江水涌动，潮起潮落，终将不断地走向辉煌！  作者：冯雪静 中学语文高级教师，中华精短文学会员。出版有长篇小说《与你重逢》，即将出版散文集《我独自穿越人世》和历史文集《南渡》。本篇文章选自《南渡》集。 图片 | 濯清涟 审核 | 浩海紫烟 本期编辑 | 平安麒麟 文化宁海题字 | 无禅 文化宁海工作室出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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