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甲辰读书过眼录四

一、《清代的案与刑》郑小悠

历史课本上的古代政制都是一些冷冰冰的抽象名词，什么君主专制、皇权至上、中央集权等等，离我们的生活着时太远，所以一说到古代政制的弊端，都是一些空泛的结论，不能给人带来生动的感触。而郑小悠所著《清代的案与刑》描述了清代的多桩案件，重现了案件的全过程，并选取清代法制体系中的一些重要职位，如仵作、禁卒、提牢官乃至皇帝，探究了他们在“体制”中的角色和作用，让我们对那个教科书中的专制体制有了活生生的认识和理解。

与此同时，所谓刑案，恰恰与普通民众的生活密切相关，或者就是生活本身，也最能体现一个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这些案件初起都很寻常，但最终都升级成了轰动一时、朝野关注的大案，从中也颇能感受到有清一代的政局更迭、官场生态与世情人心。

二、《礼教与法律:法律移植时代的文化冲突》梁治平

如果说郑小悠的作品关注的还是传统中国的法律文化，那么梁治平老师的《礼教与法律:法律移植时代的文化冲突》，则关注的是西法东渐——传统中国法律的现代化转型问题。虽说书中所述主要指的是晚清时期的法律变革和观念冲突，其实背后则是对当代中国的现实关怀。盖因这一法律转型迄今仍未完成，当我们不断高呼要建设法治国家的时候，恰恰说明我们还不是一个法治社会，我们的呼声有多高，我们离法治社会的距离就有多远，所以那些以“法”为主题的作品总是能够引起特别的关注，远的如《秋菊打官司》，反映的乃是现代法治观念和传统伦理法观念的冲突。近的则有《第二十条》，恰恰就是因为我们的司法体系对“正当防卫”的处理远远脱离了普罗大众对其的理解和认识。

三、《共同的底线》秦晖

2000年初入大学校门，读到秦晖老师的《问题与主义》，犹如一道光，照进了混沌的脑海，使得许多原来模糊的问题清晰起来。《共同的底线》虽然写于2000年左右，如今读来却并不觉得脱离时代，反而觉得和时代贴的更近。因为国人政治学常识的贫乏，所以某些人总是擅用一些似是而非的名词和概念、时髦的理论、舶来的先进为这个社会的某些丑恶现象做辩护、做化妆。秦晖老师则用通俗的语言、清晰的逻辑对相关理论做了剖析，指出了其背后所隐藏的那个“小”来。

所谓的共同的底线，无非就是不论左派右派都是在反对专制追求民主的过程中形成的，其共同的敌人乃是不同社会的专制主义，其持守的底线则是每个公民自由的权利，左右的区别无非就是一个自由和平等的多少大小比例问题，而不是有无问题。

四、《巨流河》齐邦媛

齐邦媛先生的《巨流河》出版之后，获得了巨大的声誉，一时颂者如潮，当然，此中也避免不了批评之声。《巨流河》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部伟大的作品，首先在于它是一部好作品，不仅文笔优美娓娓道来，更重要得是作者笔端充满感情，而其所述，虽然是从个人角度出发的生命传记，但因其家庭出身与从抗战以来的中国的诸多重大政治变迁有着紧密联系，因之有着不可多得的史料价值。

近代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局，在这一变局当中，因为转型理念的岐异，也导致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分裂，如今的台海关系无疑正是这一分裂的表现。因着这种政治的分裂，对于过去的历史叙事，自然有着种种模糊不清之处，特别是在两种主义（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视角之下，一部近代史却呈现了不同的面貌，因着主义的需要，其对历史叙述自然有许多掩饰之处，呈现出来不免有僵化之感。而众多历史人物的个人回忆和作品正提供了第三种、第四种或者更多的视角，对过去的历史给予丰富。比如来自两党内部的私人回忆，诸如《李宗仁回忆录》、《张学良口述历史》和大陆的一些回忆文章等。如果说这些作品还会受到主义的局限，如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黄仁宇《黄河青山》等，则有了差异化更大的视角。

《巨流河》的价值，窃以为，首先当这些重大事件发生时，齐邦媛先生还是一个孩子，是一个学生，而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局内人，也不是已经具有了成熟理念的成年人，因此其感受更具个人性，也可能更接近历史的真实。因此这种视角弥足珍贵。其次，齐邦媛先生在鼎革之后，参与了战后台湾的整个历史过程，其对于此一时期台湾生活的记录，于大陆人而言可能更有价值。

有些人批评齐邦媛先生的史观，首先齐先生不是一个历史学家，《巨流河》也不是一部史书，而只是一部文学回忆录，虽然它出版之后具备了史书的价值，但这只不过是从读者的角度。个人回忆录总是带有作者的私人感情的，其对父亲齐世英参与的郭松龄兵变之叙述，当然有值得商榷之处，但这并不是缺点，而毋宁说，正因笔端常带感情，才能成就一部伟大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