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过，中国军队在仁安羌的战果，并没有扭转盟军在缅甸的整个战局，胜利的喜悦没有维持几天，盟军指挥官之间的矛盾就全面爆发了。 4月19日，史迪威和杜聿明两人在西进乔克巴当还是防御棠吉的问题上，再次爆发争吵，结果是杜聿明拒绝服从西进，率领第5军三个师转到眉苗、棠吉。 4月20日中午，曼德勒正面防线的英缅军，再一次在没有通知中国友军的情况下，开始撤退，并在曼德勒大桥上装了炸药，准备撤出曼德勒后炸毁大桥，防止日军追击。 而蒋介石当晚从重庆发来急电，命令远征军将会战计划改为纵深防御，御敌于国门之外，防卫重点是腊戍。 与缅甸盟军混乱不堪相反，日军好像一股强大的洪流，沿着缅甸的公路和铁路快速推进。 28日，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传来：腊戍以北20千米的山谷，发现日军第56师团主力，他们在几天之内，完成了迂回缅北的千里大奔袭。 因此，就在中国军队向腊戍方向集结的时候，日本人抢先一步，占领了腊戍。 日军占领腊戍，就意味着远征军的退路被切断了。这时，那位因敦刻尔克大撤退而闻名于世的英国将军亚历山大又故技重演，率领英军不顾一切地向印缅的边界撤退。于是，在缅甸的盟军终于分道扬镳了。 英军迅速向印度撤退，史迪威和罗卓英也随着英军一起后撤，而数万中国大军开始向密支那退却。 但是，此时的日军已掌握了缅甸的制空权，飞机每天紧跟着中国军队轰炸，腊戍被占领半个月后，第56师团的坦克部队，再次赶在中国军队的前面，一举拿下了防守空虚的密支那。 密支那被日军占领后，中国远征军彻底绝望了。其实，当时占领密支那的日军不到一万人，而蜂拥而至的中国远征军有六万多人，杜聿明已经是这支部队的指挥官。 所以，历史没有假如。假如，当时杜聿明率领6万大军跟这一万日军决死一拼，没准能突出重围，没准能成功把部队带回国内。 可是，接二连三的失败，让杜聿明有点英雄气短，下不了决心。蒋介石命令他把部队带回国，可是，能走的路全部被日军占据了，只好走进了惨绝人寰的野人山。 杜聿明口述： 4月18日，放弃平满纳会战，是因西路英军退于仁安羌以北（在平满纳右后方约200千米），而东路罗衣考方面的暂55师已失联络，棠吉告急，我中路军有被东西两路敌人截断后包围歼灭的危险。 当时，参谋团团长林蔚提出两种意见： 1、贯彻平满纳会战，努力击破敌之一路，以解除我之危局； 2、彻底脱出敌之包围圈，一举退守曼德勒之东北，再增调兵力，重新部署作战。 因当时电话不通，林蔚星夜派侯代表到漂背通知罗卓英。 随后，史迪威与罗卓英接受了第二种意见，可是，他们的决心处置并不彻底，史、罗命令要旨如下： 1、放弃平满纳会战，改守梅克提拉、敏扬之线，准备曼德勒会战； 2、令66军刘师固守瓦城，先一步占领敏扬、棠沙，对西南警戒； 3、令66军孙师前方两团逐次阻敌，会合于乔克巴当，以棠沙为后路，节节阻敌前进； 4、令第5军先抽200师回占梅克提拉、漂背之线，掩护主力转进； 5、以96师在平满纳坚强抵抗当面之敌； 6、该军以棠吉为后方，准备在梅克提拉、他希、带侧打击北犯之敌。 （按此令，漏掉对新22师行动之规定）。 史、罗这个计划，将第5军、66军（欠一师）分布于长达300余千米之平（平满纳）曼（曼德勒）公路上，既不能攻，亦不能守，于是，我极端反对。 当时，命令要旨是由电话中传达，我说，要么在平满纳打下去，要么退守棠吉、梅苗，我不同意这样分散兵力，被敌人各个击破。 在电话中，相持不下，最后，罗卓英拿出他的威风说：“不接受命令决不许可。”我一看表快四点钟了，再拖下去，各部队攻击开始，与敌胶着更不好办。于是，接受了罗的命令，下令放弃平满纳会战。 放弃平满纳会战，曾是中国远征军失败后争论的一个中心问题。但我始终认为，应否会战须根据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放弃这一会战，虽然有些可惜，但尚不是中国远征军惨败的关键。  行军途中的中国远征军 图片来自网络 我下令后，即赶赴漂背，向罗卓英陈述以后作战的意见，大意说：既因东西两路吃紧，放弃已有准备的平满纳会战，那就必须集中兵力保全腊戍的两大门户——棠吉和梅苗，不应再作无准备的曼德勒会战。 当时，罗卓英曾同意考虑我的意见。 杜聿明口述： 可是，到4月19日午后，史迪威、罗卓英忽然变更计划，既未进一步作合理的部署，反而将我远征军进一步分割使用。 他们说，在乔克巴当西南，发现敌人3000余人，令200师开赴乔克巴当向敌攻击。当时，我根据摩托化骑兵搜索的报告说，我新38师尚在仁安羌，乔克巴当并无敌情。 但是，史、罗坚持认为，英方情报确实，非去不可，我坚决反对，并力陈利害，说明即有敌人也不应置棠吉之危而不顾。 这时，罗卓英已唯美国主子史迪威之命是听，完全拒绝我的意见。我警告他：“如果出此决策（其实是下策）的话，我不能负责。” 罗一听，现出了窘态，他的参谋长杨业孔和外事局的一个参事（记不清姓名）出来帮腔，力劝我遵照“命令”。 史迪威见我仍坚持保卫棠吉、梅苗的意见，便反唇相讥说：“中国军队光吃饭，不打仗吗？”我也回敬说：“我吃的是中国饭，而不是吃英国饭。” 如此大闹一阵，我仍抑制着自己的愤怒，再向史、罗申述说：即使乔克巴当发现敌人，以新38师掩护英军撤退已可安全无虞，我军应顾全大局，不要前门拒狼，后门入虎，使我远征军一败涂地。 可史、罗二人仍无动于衷，我无可奈何，只得忍辱负痛，一面接受了史、罗的命令，但声明如再侦察无敌情的话，仍不能去。  戴安澜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随后，我找戴师长吩咐：“除先开一团外，其余等我从梅苗回来再决定行动。” 20日，我得到骑兵再度往乔克巴当搜索的情报，仍无任何敌情，只有大批英军，零零散散在我新38师掩护之下狼狈溃退。 我得到这一证实情报后，为了远征军的最后命运，再亲赴长官部向罗报告，不料，罗已先到梅苗参谋团去了。 罗去时交代他的参谋长杨业孔对我说：乔克巴当之敌不堪一击，必须先击破乔克巴当之敌，再作第二步计划，他坚持将二百师向乔克巴当输送，否则以抗命论。 我觉得，他们已不可理喻，急驰梅苗向林蔚陈述意见。约在午夜十二时前后，途中遇见罗卓英（距梅苗约八英里处），罗说：“你不必去了，现在照你的意见，200师不去乔克巴当，改调棠吉。” 他并不安地说：“我于本日午前已直接令200师于黄昏前，集结乔克巴当以东向敌攻击，不知现在情况如何？” 我说：“乔克巴当确无敌情，我只要200师去一团，如果你有直接命令的话，可能主力已到乔克巴当了。”罗这时有些张皇，拉着我上车同他一路回去。 我觉得既然如此，争取时间第一，就再无见林蔚的必要了，于是，同罗一路赶回。 在车中，罗对我说：“东路罗衣考已失守，暂55师情况不明，敌人正向棠吉、罗列姆前进中。” 我说：“这是可以预料到的，乔克巴当我们上了英国人的当。我认为，目前必集中第5军主力200师与新22师与敌人力争棠吉，否则棠吉不得，腊戍危急。” 我还力述棠吉、梅苗是我腊戍、畹町的门户，必须以最大之决心保全棠吉。如敌已占领，必须以全力攻克。如我先敌占领，则必须顽强狙击北犯之敌，使我军主力集中梅苗、棠吉间，与敌作持久战，第96师掩护主力集中后，也要归还建制。 这时，罗卓英并未否认我的意见，也未说明他以后的全盘计划，只说：“只要你带200师把棠吉控制，我就有办法准备曼德勒会战。” 我觉得，罗在现实情况面前也许会改变他要在曼德勒会战的梦想，所以，决心率200师先将棠吉占领，再以事实转变他的错误见解。 21日12时前后，我返回梅克提拉司令部，即作重新部署，将已运到乔克巴当的200师主力（两个团）及骑兵团改向棠吉运输，并先遣骑兵团向棠吉方面搜索敌情。 同时，我将必须集中主力于梅苗、棠吉间与敌作持久战的意见，电告蒋介石，但以后始终未得蒋的复电。 其实，史、罗这时仍然决心将200师、新22师、新38师皆使用于乔克巴当方面，第66军及直属部队与新28师也向曼德勒方面运输。 这种毫无军事常识的改变处置，据说是“自4月18日变更决心后与史迪威参谋长同亚历山大总司令所商决者”，其理由为“彼时我如不去则英军要走”。 继知并无目标后，史、罗又改定措施如下： 1、新22师在梅克提拉不开； 2、200师仍开乔克巴当附近，以一部搜索敌情，以主力控制待机，并支援新38师之行动。 20日下午，他们得知罗衣考方面十分紧急后，遂又决定： 1、新22师附战车及战防炮各一部由廖师长率领增援第6军方面，但须待200师运输完毕后乃有汽车，而火车又不可靠。 2、200师到达乔克巴当后，如敌情不急，则待新38师集结或站稳后，即开回梅克提拉。 3、预定200师须于21日运完，以便迅速输送新22师（共汽车百余辆）。 参谋团看到史、罗以上的处置后极为不安，用电话通知侯代表，立刻派员赶往皎克西征求罗卓英的意见，即： 1、可否立即停止200师之运输并改运棠吉。 2、可否令新28师只留一团守曼德勒，而令刘伯龙率师主力或一团由火车运回细包，并连同第66军将到腊戍之军直属部队（工兵营、战防炮营、特务营等）归一人指挥，再由汽车向罗列姆方向运送，以期与新22师夹攻北进之敌，并自然掩护极空虚之腊戍根据地。 罗卓英的处置却是： 1、对参谋团第一项意见，立令杜副长官率200师及特种兵半部由汽车开回并指挥甘军准备迎击攘田、罗衣考北进之敌。 2、对于参谋团第二项意见，认为不必如此处理。 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史、罗是一直坚持错误，对于腊戍的门户棠吉的重要性始终未认识，也不了解第6军的战力极其脆弱这一状况。 他们始终坚持将200师运到乔克巴当后，再运新22师到棠吉，继而，同我在途中商决将200师改运棠吉，最后，参谋团来人商讨时，亦只承认我率200师到棠吉，而把原与参谋团决定调新22师到棠吉之事既不告诉我，亦不回答参谋团。 因之，参谋团认为第5军主力200师及新22师皆到棠吉，而实则只有200师及特种部队之一部，谓为欺上瞒下，贻误战机，亦不为过。 杜聿明口述： 4月21日午后，第5军第200师及军直属部队一部，奉命由西路乔克巴当调回梅克提拉，转向棠吉运输，这一路约300千米，加上空车放乔克巴当100余千米，共计500多千米行程。 然后，进击由罗衣考北进之日军，往返之间，延误三日，将士疲于奔命，而战局已陷于危殆。 23日午后，我先遣骑兵团及200师一部到达距棠吉约15千米的黑河即与敌人遭遇，我骑兵团对敌猛烈袭击，将敌击退。  正在观察地形的中国远征军官兵 图片来自网络 他们进展至距棠吉约9千米附近，又发现敌前进阵地，至晚攻占并接近棠吉敌人阵地，准备明日开始攻击。 24日拂晓，我200师向棠吉攻击前进，进展迅速，至午，我已攻占西南北三面高地，继续突入市区与敌巷战，争夺至晚11时，克复棠吉。敌大部东窜，仅有一小部尚在棠吉东南隘路附近坚固建筑物内顽抗。 25日，敌之增援向我反攻，棠吉东方及西北高地得而复失，至晚，始将敌人击退，棠吉东南隘路凭险据守之敌亦将肃清。 这时，我的决心是：继续肃清隘路之敌，向罗列姆攻击前进，以断向腊戍北犯敌人的后路。同时，林蔚也来电谓“腊戍之安危，系于吾兄一身，望不顾一切星夜向敌攻击”云云。 我正在部署间，罗卓英连来四道命令，着将已攻克之棠吉除留200师向棠吉以东罗列姆攻击外，其直属部队一部、新22师、96师均向曼德勒集结，准备“会战”。 虽经我一再去电申述棠吉的重要性，必须以第五军主力控制棠吉东西南北隘路以解腊戍之危，皆未蒙罗采纳。 他仍坚持其谬见，勒令我必须立刻返回曼德勒，我迫于命令，不得不从，于是，星夜急返皎克西，26日，又将已攻克之棠吉放弃。 27日，我到皎克西后，问罗为什么这样改变决心，罗拿出蒋介石4月24日“手启”电给我看，其中要点是：“腊戍应有紧急处置，万一腊戍不守，则第5军、第66军应以密支那为后方，第6军应以景东为后方。” 蒋介石这一指示，虽然着重于保卫腊戍，但有“万一”云云，又给史、罗死钻这个空子，不考虑全盘情况，不顾腊戍的安危，断章取义，选择了符合他们个人企图的部分——以八莫、密支那为后方，所以，才连夜电令我回曼德勒的。 这时，我对蒋介石也十分不痛快：第一，自罗、史到后，有关作战方面，蒋对我无直接指示； 第二，我21日陈述集中主力于梅苗、棠吉间作持久战的意见，蒋始终未复，不知他的意图； 第三，我认为蒋24日“手启”电是未了解棠吉二百师的战绩，决心变得过早，给史、罗钻了空子，转发命令来威胁我； 第四，到这时已将远征军弄得一塌糊涂，很难挽回危局。 总之，我认为蒋介石太相信史、罗已将战局搞坏，再向他们说话也就无用。于是，我抱定丢车上山的决心，听他去吧。 当日，我看到罗卓英下达曼德勒会战命令中，并未规定战车、骑兵、工兵、辎重、汽车等部队的任务，认为曼德勒会战是史、罗的梦想，一旦吃紧又会逃走，于是，即令胡团长献群指挥这些部队，即日经腊戍回国，于28日前均安全通过腊戍。 这时，我军各路情况如次： 西路英缅军第1师及装甲第7旅自仁安羌解围后，即在我新38师掩护下，逐渐向曼德勒及其以西地区撤退，21日退宾河北岸，23日退乔克巴当，26日基本上撤至曼德勒以西。 当面之敌自发现我新增部队以来，未敢冒进，甚至由5月20日至5月30日曼德勒撤退期间，基本上与我军无重大战斗。 中路自18日起，敌55师团和18师团主力及重炮战车、空军向我第5军96师猛攻。该师利用既设阵地逐次抵抗，与敌作战八日。 平满纳以北至梅克提拉间地形多开阔平坦，很少隘要可以利用，该师在第5军中又属战力较弱的部队，可是士气旺盛，仍能予敌以严重的打击，自己也伤亡甚重，凌则民团长阵亡。 但是，他们始终未被优势的敌人击破，诚如林蔚所说：“该师战斗成绩及指挥技术则均属可观”，“惜苦战结果，所取得之宝贵时间（八天），我军主力既未用于保护腊戍之门户，又未集中击破任何一方之敌。” 东路在18日以前，仅有敌一联队与我第6军暂55师接触。19日，发现保拉克附近有敌运输车及战车四百辆，而20日罗衣考即失陷，暂55师与军部失去联络，棠吉门户大开。 23日敌占棠吉，复犯罗列姆。及25日，我200师克复棠吉，26日又自动放弃，敌看破我军弱点，以轻快部队用日行百千米的速度，大胆向腊戍前进。 至28日，腊戍即陷敌手。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