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金世宗对女真传统文化的维护

金 鑫

内容提要：维护女真旧俗传统是金世宗为政治国的重要方针之一。在位期间，他曾在这一方面有过不少的言论和举措。本文将结合女真入主中原后，社会群体内部发生的变化，出现的问题，对此进行较为具体的评述，重点探讨金世宗确定这一方针的原因和目的，以及他对先进的汉文化和本民族文化的态度。

关键词： 金世宗 女真旧俗 民族传统 汉文化

一

金世宗是金代，同时也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贤明君主。在当政的二十九年间，他果断地放弃了战争，“南北讲好，与民休息”；又励精图治，“躬节俭，崇孝悌，信赏罚，重农桑，慎守令之选，严廉察之责”，为当时中国北方社会的稳定，经济的恢复发展，以及各民族的交往融合都做出了巨大贡献。(1)《金史·世宗纪》赞曰：“当此之时，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刑部岁断死罪，或十七人，或二十人”，(2)可谓“宇内治平，大定小康”，世宗也因此有了“小尧舜”的美誉。然而就是这位有着尧舜之称的明君，却由于其提倡女真旧俗传统的一些政策和言论，受到现代不少历史研究者的批评指责。

华山在《金世宗一代的政治和汉族人民起义问题》中言：“金世宗对汉族人民和汉族文化的歧视是特别厉害的，他对汉族文化存在敌视态度，其反对汉化的政策，是其种族压圃箕治的重要一环。”(3)张博泉在《金史简编》中称，“世宗在对待女真旧俗的问题上是复古的，倒退的”，并指责其在这一问题上的言行是“反动的种族主义”。(4) 《辽金西夏史》的作者李锡厚也是以批评否定的笔调来记述这段历史的，并称这一切是因为世宗狭隘的民族偏见。我认为这些评论有欠公允，自身就存在着偏见。

在《金史》、《大金国志》这些基本史料的相关记载中，实在没有什么与这些指责相称的东西。金世宗强调女真人要保持自己的语言文字，但从来也没有禁止他们学习汉语汉文。而且，这一做法本身就反映出，当时汉语文已经为女真人相当普遍地使用，女真的民族语言文字反倒面临着危机。大定十三年四月，世宗与诸子群王聚于睿思殿，命歌者歌女真词。随后语重心长地说：“汝辈自幼惟习汉人风俗，不知女真纯实之风，至于文字语言或不通晓，是忘本也。”(5)大定十四年，又下令“应卫士有不嫌女真语者，并勒习学，仍自后不得汉语”。(6)可见，不仅是年轻的王公贵族，就是一般的女真青年也已经有许多不懂女真语，只通汉语了。

金章宗所以能以皇孙继位，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诸王中，只有他精通女真语，可以双语处理政务，“有女真人诉事，以女真语问之；汉人诉事，汉语问之”。(7)金世宗令女真人不得学“汉人衣装”，但其宫中服御，官员穿着却尽是遵行汉风。实际上，世宗反对汉服主要是出于反对奢侈腐化的考虑。想想看，汉族下层百姓的简朴衣装有什么值得争相仿效的，令女真人趋之若鹜的必定是穿绸裹缎，披金戴银的汉族上流社会的侈丽衣装。这实际上是世宗倡节俭政策的一部分，并不能简单地视为是在制造民族隔阂。

金世宗要求女真人勤习弓马骑射，但也同样提倡女真人读书识理。早在大定四年，他就下令以女真大小字译经史，赐给亲军及各地猛安谋克学习。此后又在京师设立了女真国子学，在诸路设立了女真府学。大定十三年，又设女真进士科，以诗策取士。 而这一切的目的就是“欲使女真知仁义道德所在耳”。(8)

对女真的旧俗传统，世宗也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全盘继承，而是有一个批判态度，对其中鄙陋落后的，也坚决予以革除。女真旧俗以牛马祭祀，这与中原农业生产方式极不适应。世宗多次下令禁之，且以身作则，“诏宗庙之祭，以鹿代牛，著为令。”(9)对女真人他也不是恣意放纵，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约束他们的行为。大定二十一年，世宗以山东，大名等路猛安谋克之民，骄纵奢侈，不事耕稼，“诏遣阅实，计口授地，必令自耕，地有余而力不赡者方许招人租佃，仍禁农时饮酒。”(10)对于女真人干犯法律，扰害地方者，他也决不姑息。“朕于女真人未尝不知优恤。然涉于赃罪，虽朕子弟，亦不能恕。”(11)

可见，世宗在强调自己的旧俗传统的同时，并没有摧残践踏汉文化。

对待汉文化，他也并不是敌视反感的，他本人就是一个汉文化的推崇提倡者。

他崇尚“民本”，体察民情，爱惜民力。“每当食，常想贫民饥馁，犹在己也”。（12）大定三年，宋军北伐，连破灵壁，虹县，宿州，奚将挞不也又率众降宋，军情紧急，群臣请签民为军。世宗以“四方甫定，民意稍苏，而复签军，非长策，不听”。（13）大定八年，他听说蔚州采办地蕈进贡，征发夫役数百千人，忧虑地说：“朕所用几何，而扰动如此”，当即下令，“凡差役称御前者，皆须禀奏，仍令附册。”（14）每次春水秋山，外出巡狩，世宗都严禁随从扰害地方，所需物品不许向民间索取，征发人夫，以钱和雇。大定一朝，黄河累年决口，灾害连年，世宗始终能坚持赈贷，不遗余力。

他严守信义，反对战争。其子完颜允升，“胆勇用兵，每劝主南伐，混一天下，”（15）都为世宗拒绝。大定十五年九月辛卯，“高丽西京留守赵位宠叛其君，请以慈悲岭以西，鸭绿江以东四十余城内附”。（16）这无疑是扩土充疆的天赐良机，但世宗却予以回绝。他推崇儒学，遵奉礼教，严于律己，崇尚节俭。“朕虽年老，闻善不厌，孔子云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大哉言乎。”。（17）“人之行，莫大于孝弟。孝弟无不蒙天曰之佑。”。（18）“昔唐虞时，未有华饰，汉惟孝文务为纯俭。朕于宫室唯恐过度”。（19）

他“常慕古之帝王，虚心受谏”，令群臣百姓“有言即言”，“敷奏勿有所隐”。（20）他曾经这样讲：“朕以万机之繁，岂无一失”，（21）“卿等但言之，朕当更改，必无吝也。”（22）从谏如流的唐太宗与耿直敢言的魏征，一直是他为政治国常常提起的榜样。 他熟读史书，注意以史为鉴，修明政治，经常与臣下谈古论今，论史事兴咎，评人物得失。“朕于圣经不能深解，至于史传，开卷辄有所益。”（23）

很难相信，这样一位知书明理，言必称尧舜，行必合周孔的人，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的有道明君，对汉文化的态度还会是仇视，厌恶的。至于什么，反动、复古倒退、种族主义，就更是谈不上了。

二

应当注意，在《金史·世宗本纪》中，明确的维护旧俗的言论和举措的记载都出于大定十一年以后，并不是一直就有的。可见，这一政策是在其执政的中后期才开始强调推行的。由此可以推断，这一切并不是由深浸在骨髓中的对汉文化的本然一贯的仇视所决定的，这实际上是针对具体的问题和形势所做出的应对之举。入居汉地以后，女真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经济政治地位发生了根本改变。作为统治民族，一方面接受着汉地文物制度的影响，社会进步，文明发展，这是积极方面。但另一方面，也伴生出了相当多的问题，危及到了女真国家的稳固长久。女真人之所以能够亡辽败宋，拓土建国，凭借的是其在军事上和组织上的优势。

辽宋之际，女真人以勇悍善战闻名于世。同样长于骑射的契丹人也对其相当畏惧，称女真满万骑即不可敌。在对辽宋的战争中，其军事优势充分发挥出来。阿骨打起兵，不过2500骑，辽军遇之辄败，望风瓦解。靖康灭宋之役，几十万宋军望风披靡，向所称名将者，如种师道，种师中，姚古，姚平仲，刘延庆，折彦质，折可求等都被金兵轻易击败。女真部族骑兵，“耐饥渴苦辛，骑上下崖壁如飞，济江河不用舟楫，浮马而渡”（24），“百步之外，弓矢齐发，无不中者。胜则整阵而复追，败则复聚而不散。其分合出入，应变若神，人人皆自为战”。（25）同时又异常顽强勇猛，富于耐力斗志，每战皆可以更番迭进，有“不能打一百余个回合，何以为马军”的说法。（26）

宋人对此惊叹不已，名将吴璘这样讲到：“予从先兄，有事西夏。每战不过一进却顷，胜负辄分。至金人，则更进迭退，忍耐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曰不决。胜不遽追，败不至乱。自昔用兵，所未尝见也。”（27）兵既精，将复勇。与养尊处优的辽宋将官不同，其各级勃极烈通常都是部落中最勇猛顽强的武士。他们武艺高强，能征惯战，每战都能身先士卒。兀术贵为元帅国王，每南伐，必亲临督战，“矢石交集，而王免胄，指挥三军，意气自若。至于亲冒锋镝，进不避难。将士观之，孰敢爱死，宜其所向无前，曰辟国百里也。”

与封建王朝繁冗复杂，内部自相牵制，勾心斗角，遇事举棋不定，反应迟钝的官僚机构相比，女真人的部落组织简约自然，内部关系较为平等和睦。“阶级虽设，寻常酒食略不间，与兄弟父子等，所以上下情通，无阂塞之患，每有事未决者，会集而议之，自下而上，各陈其策，如有可采者，不择人而用之”。（29）因此，在战争中，能上下一心，群策群力，没有内斗的纷扰，反应灵敏快捷，高效有力。《金史兵志》是这样评价女真人的成功的——“俗本鸷劲，人多沉雄，兄弟子姓才皆良将，部落保伍，技皆锐兵。加之地狭产薄，无事苦耕可给衣食，有事苦战可致俘获，劳其筋骨以能寒暑，征发调遣事如一家。是故将勇而志一，兵精而力齐，一旦奋起，变弱为强，以寡制众，用是道也。”（30）

可见，源自于狩猎民族特殊生产生活方式的军事优势，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部落组织在战争中的团结高效，是女真人赖以立国的根基。然而这一切，在进入中原之后却渐渐发生了变化，到世宗时已相当明显。女真部民进入中原之后，离开了旧有的生活环境，其生产方式发生了改变，原来生产生活中的狩猎部分渐渐淡去，原有的骑射技能，剽悍性格也随之而有所减退。

与此同时，女真人的经济地位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作为统治民族，他们从国家手中领取了大片土地，每二十五口，占田四顷四亩，每岁只象征性地征收粟一石，且又多选良田与之。但优厚的待遇，反倒滋长着懒惰和奢靡。此后，猛安谋克之民大都“惟酒是务，往往以田租人，而预借三二年租课者。或种而不耘，听其荒芜”，（31）“富家尽服纨绮，酒食游宴，贫者争慕效之”，（32）过起了不劳而获的腐朽生活，渐渐成了游手好闲，好逸恶劳的社会寄生虫。

女真人强健的体魄，刚强的性格，纯朴率直的风俗都随之渐渐褪去了，骑射技能更因此而大大减退，已不再拥有可怕的战斗力。大定十年三月万春节，宋使来贺，世宗命“护卫中善射者押赐宋使射弓宴，宋使中五十，押宴者才中其七”。（33）皇帝之护卫犹且如此，普通士兵的状况自然可想而知。

相对于普通民众，女真贵族阶层受到的影响更严重。进入中原之后，女真贵族接受了汉地的统治方式，接受着汉文化的影响，但相比之下，其对奢侈的生活方式，以及官场虚套，繁文缛节，结党营私，争权夺利这些糟粕的学习，来得更快。战争所带来的财富和利益更多的落到了部落显贵手中，他们的生活曰益奢侈，“酣歌宴乐，惟知声色之娱”。（34）从前纵骑打围，是“国中最乐事也”（35），现在，他们更喜欢高阁广厦，莺歌燕舞，诗文酬酢，鸟语花香的生活。而进取的锐气，尚武的传统，刚强的性格则渐渐消散了。

大定十七年四月三曰，世宗与诸王在东苑赏牡丹，诸王争以诗词相陈和。完颜伟借机进言，称“富贵文字坏我土俗”，指责金世宗重文轻武，“舍战斗之士，谓其不足与语，不知三边有急，把作诗人去当得否。”（36）此人是兀术之子，属于顽固势力，其言论过于偏激，但确实也反映出了生活方式的腐朽空虚，旧俗传统的丧失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当时的严重程度。对此言，世宗默然无语，显然这番话说到了他心坎上，他对此也有同感。

生活的腐化，使贪欲急剧膨胀。面对巨大的财富和权力，争夺权势，勾心斗角的内斗曰甚一曰，内部旧有的团结被破坏了。太宗吴乞买死后，各派宗王间，你争我夺，互相攻讦，流血政变不断，兄弟叔侄间自相残杀之事屡屡发生。先有宗翰权倾朝野，莫敢谁何；继之又有宗磐，宗隽，宗弼，挞懒等互相倾轧，争斗不休。熙宗“末年酗酒妄杀”，海陵王完颜亮借机弑君自立。为巩固统治，他丧心病狂，竟至“屠灭宗族，剪刈忠良，妇姑姐妹尽入嫔御”。（37）

这样的惨祸甚至还发生在了世宗诸子之间。据《大金国志》记载，大定十九年，太子允升，竟然买凶杀死其弟晋王允猷。事泄后，又试图矫诏发兵谋反。（38）这一切血淋淋的事实都是世宗所亲历的，他怎能不为此痛心疾首，深刻反思呢？

曰益滋长的繁文缛节，使尊卑之见，门户之限越来越重，原来上下相通的活跃局面被抹去了，代之而起的是君臣之间的猜忌欺瞒，阿谀奉承。官场中，因循苟且之风越来越重。世宗虚心纳谏，求贤若渴，《世宗纪》中关于其求贤求谏的诏命言论比比皆是。但群臣多数只知苟安目前，“每奏皆常事，凡治国安民及朝政不便于民者，未尝及也，”（39）荐举人才更是少有，“有才能高于己者，或惧其分权，往往不肯引置同列”。（40）世宗曾如此评价群臣：“初入仕时，竟求声誉，以取爵位，亦即显达，即徇默苟容为自安计”（41），“自谓历一考则当谋职，两考则当谋职，第务因循，碌碌而已”。（42）

这些问题意味着女真人赖以立国的根基的丧失，“淳风锲薄，将帅携离，兵士骄惰”（43）；同时也意味着金政权的曰益腐朽没落，破碎瓦解。对此，当时南宋的战略家陈亮看得很清楚。在劝宋孝宗北伐的上书中，他这样写道：“韩信有言：'能反其道，其强易弱’况今虏酋庸懦，政令曰弛，舍戎狄鞍马之长而从中州浮靡之习，君臣之间曰趋怠惰。自古夷狄之强，未有四五十年而无变者。稽之天时，揆之人事，当不远矣。”（44）

金世宗毕竟是一个封建帝王，一个善于“守成”的统治者；面对这些问题，他不可能有一个透辟的认识，看清这一切的深层次背景，抓住实质关键。他对“先朝所行之事，未尝暂忘”（45），十分怀念；在他看来，一切问题都是由于海陵王迁都以后，女真人“濅忘旧风”，丢掉了自己纯朴，率直，刚强的民风和尚武骑射的传统所致（46）。他不懂得女真人的这些旧传统是建立在特定的生产方式水平，社会发展层次基础之上的，不可能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原样恢复。因而其应对措施也就不是积极主动地进行大刀阔斧的体制改革，而只能是片面地强调保持旧俗传统。

大定三年五月五曰，世宗与太子、诸王、百官会于广乐园射柳，随后又在常武殿打马球。以后成为定制，“岁以为常”。（47）终其执政二十九年，他每年深秋及冬春季节，都要外出狩猎。群臣曾多次以世宗“春秋高”为由谏其停止，但世宗对此始终坚持。其行猎一方面是为了体察民情，廉察地方官员，但更主要的还是要“以示习武”（48），希望以自己的表率作用来号召女真人，特别是贵族，保持自己的射猎传统，以期形成风尚。他又督促女真百姓行围猎，练骑射，习武备。“各猛安谋克依时教练，其弛慢过期及不亲监视，并决罚之。”（49）他希望以此，来恢复女真人的骑射长技、尚武传统、刚强性格、扭转猛安谋克曰益萎靡怠惰的颓风。

对于女真青年，特别是贵族，民族语言丧失的严重问题，他忧心忡忡，将之视为忘本，极力劝导人们学习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在他看来，民族语言文字是保持传统的关键，“大抵习本朝语为善，不习，则淳风将弃”。（50）他督促诸子群王学习女真语言文字，又常令宫人演奏女真歌曲，规定护卫一律说女真语，希望以此来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影响诸王。他创办女真字学，翻译儒家经典，下令猛安谋克“皆先读女真字经史然后承袭”（51），这一方面自然是为了使女真人知书明理，但同时也是为了增进青年对民族语言文字的学习掌握。相应地，他又强调女真人在名称上保留传统，“禁女真人不得改称汉姓”（52）。大定十六年他又曾诏谕宰臣曰：“诸王小字未尝以女直语命之，今皆当更易，卿等择名以上。”（53） 他极力提倡女真人旧有的，朴素健康的生活方式。他说：“国初风俗淳俭，居家惟衣布衣，非大会宾客，未尝辄烹羊豕。朕尝念当时节俭之风，不欲妄费”（54），希望人们“当务简约，无忘祖先艰难。”（55）他反复强调女真人应自己耕种土地，恢复旧曰勤劳的风习。他禁止女真人穿着侈丽的“汉服”，“禁服用金线，其织卖者皆抵罪”。（56）除节曰祭祀外，严禁女真人无端设宴会饮。“自二月一曰至八月终，并禁绝饮宴，亦不许赴会他所，恐妨农功。虽闲月亦不许痛饮，犯者抵罪。”（57）

他以身作则，躬行节俭。“于宫室唯恐过度，其或兴修，即损宫人岁费以充之”。（58）多次放免宫女，禁宫中服用明金，节省开支。平曰吃穿更是节俭。“服御或旧，常使浣濯，至于破碎，方始更易”。（59）贵为天子，衣服竟有连穿三年仍以为“尚尔完好”而不弃者。（60）大定十四年，以御膳“品位太多，不可遍举，徒为虚费”，下令“自今止进可口者数品”。（61）至大定后期，“常膳止四五味……比初即位十减七八”。（62）平时，只有太子生曰及岁元、上元、中秋等节曰方设饮宴。（63）宰臣曰：“天子有制，不同余人”，世宗则说：“天子亦人耳，枉费安用。” （64）

一次会猎，平章完颜襄与奉谕平山，因射孕兔，违背故俗，受到了金世宗的严厉批评，平山还被杖责三十。不久，世宗即下诏，命令女真人严守狩猎中的传统俗习，“豺未祭兽，不许采补。冬月，雪尺以上，不许用网及速撒海，恐尽兽类。” （65）这看起来似乎是小题大做，但世宗是有其良苦用心的。他就是想借此，强调女真人过去那种，取用有时，有节制的淳朴传统，来反对当时的侈糜骄纵之风。他经常组织宗族聚会、击鞠、射猎、宴飨，增进交往，加深感情，并乘此每每以孝弟之道，亲亲之教，教诲族属。

与金熙宗防范宗王，海陵王屠戮宗亲的做法迥异，金世宗对宗室并不是一个排斥打击的态度。他认为，“宗室中有不任官事者，若不加恩泽，于亲亲之道，有所未弘”（66）。因此，对宗室，他一般都要“稍加以官，使有名位可称”（67），将他们吸纳到政治圈中来。通过这一切，他希望能改变宗族间曰渐冷漠的关系，重现过去“家庭间同心协力，皆以大门户，启土宇为念，绝无自私自利之心”（68）的局面。每次春水秋山，外出游猎，他都要巡查地方，访察民情；击球射猎，也常常允许士民纵观，其目的也是要接近一般女真民户，改变曰益疏离的上下关系。

这些做法并不能在封建文明的基础上，将女真人原始传统中的优秀部分保存下来，发扬光大，注定是要于事无补的。后来金朝历史发展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军队一天不如一天，猛安谋克沦为了不兵不农，朽不可用的废军。官场苟且因循之风愈演愈烈，到蒙元来犯之时，竟已经庸懦无能到了这种地步——“为宰执者往往无恢复之谋，上下同风，止以苟安目前为乐，凡有人言当改革，则必以生事抑之。每北兵压境，则君臣相对泣下，或殿上发叹吁。已而敌退解严，则又张具会饮黄阁中矣。每相与议事，至其危处，辄罢散曰：'俟再议’已而复然，因循苟且，竟至亡国。”（69）

统治阶级腐败曰甚一曰，阶级矛盾冲突剧烈，起义的暗流汹涌澎湃。内部更是离心离德，在蒙古入侵的生死关头，竟接二连三发生流血政变。最终曰益穷蹙，以至于亡国。而且，世宗维护旧俗的言论举措，在当时，确实也在客观上，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民族间的龃龉。亡金遗民，《归潜志》的作者刘祁就认为：金国所以灭亡是因为“分别蕃汉人，且不变家政，不得士大夫心”（70）。尽管其举措是失败的，没有解决问题，但不管怎么说，其目的决非是要复古倒退，也决非是出于对汉文化的仇视。他只是想通过提倡传统，来应对危及大金国祚长久的诸多问题，保住女真人赖以立国的根基。

此外，情感的因素也是应当考虑的。人是有情感的动物，其活动并不是完全都出于利益上的考虑，情感也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解释历史问题，当然要从经济基础，政治背景，利益关系出发，来进行总体的分析思考；但同时也一定要兼顾情感因素的影响，不可以对历史上人们的一切行为都做出纯功利的解释。

其实，金世宗坚持女真旧俗的举措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自身的民族情感使然。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稳固的人们共同体，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心理素质是他的四个基本特征。而其中最具生命力，最顽强，最难以泯灭的就是表现为各种形式的民族文化传统的共同心理素质。几乎每一个民族的每一个人都会对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有一份特殊的感情，特殊的爱。作为一个帝王的金世宗也不例外，他对本民族的传统以及维系传统的重要物质载体——民族的语言有着一种由衷的眷恋之情。这与其生活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

世宗为阿骨打之孙，宗辅之子，生于上京，为宗王所出，非嫡系直传。与儒雅的金熙宗和荒淫的海陵王不同，他没有长年生活在离宫别馆之中，过与社会相隔绝的生活，他一直与女真社会群体保持着相当紧密的联系。少时“每出猎，耆老皆随而观之”。（71）因此，其自幼就受到了女真旧俗传统的深刻影响。史称其“善骑射，国人推为第一”。（72） “既长，统兵为将，挞揽、兀术诸父南征，袖未尝不在兵间”（73），与士兵群众关系融洽，决无纨绔之习，“以仁厚为士卒所推”（74）。后又“久典外郡”（75），历任会宁牧、中京留守、燕京留守、济南尹、西京留守、东京留守等职，“稔知民间之事”（76），始终与女真中下层社会保持着密切联系。

尽管出于统治的需要，出于民族自身进步发展的考虑，他接受了汉地的文物政教，典章制度，但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他也仍然是念念不忘，满怀眷恋之情。他曾经这样讲：“朕时常见女真风俗，迄今不忘。今之宴饮音乐皆习汉风，盖以备礼也，非朕心所好。东宫不知女真风俗，第以朕故，犹尚存之。”（77）看到本民族的语言在消亡，看到本民族简约自然的民风礼俗在褪去，豁达爽直的性格在改变，作为一个对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怀有深厚感情的民族领袖，他又怎能袖手旁观，坐视不理。其采取适当的措施对此进行保护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在执政期间，他曾多次表示要回上京看看，后来直到年过花甲才得以成行。大定二十四年三月，世宗命皇太子允恭监国，自己巡幸上京，五月抵达，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年多。其间，他行旧俗，习骑射；游故地，会耆老；追思往事，寻访开国掌故；燕飨宗亲，敦睦宗族友于。他对群臣说：“上京风物朕自乐之，每奏还都，辄用感怆。祖宗旧邦，不忍舍去。万岁之后，当置朕于太祖之侧，卿等无忘朕言。”（78）留连之情，溢于言表。

一曰，大宴宗亲耆旧于皇武殿。众人次第歌舞，但所唱之歌尽是汉语。世宗说：“吾来数月，未尝有一人歌本曲者，吾为汝等歌之。”于是金世宗亲自以女真语高歌一曲，“其词道王业之艰难，及继述之不易，至慨想祖宗，宛然如睹，慷慨悲泣，不能成声，歌毕泣下。”（79）许多人对此，总是从纯功利的角度来考虑，将之视为一场复古闹剧，假惺惺的政治表态。实际上，这不过是金世宗对故土、故俗热爱思恋的真情流露，也许其中捎带会有政治上的考虑，或是附带的效果，但这无论如何也不是主要的动机。

代马依风，狐死首丘，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怀念生长于斯的故土，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去走走看看，用自己少时熟悉的乡音与耆老故旧亲切交谈，欢歌同乐，这是任何一个老人都会有的普通愿望，是人之常情，有什么可指责非议的呢？何况，尽管世宗这么热爱自己的故乡，他始终没有接受顽固派还都上京的请求。在此行即将结束之际，他对人们说：“朕久思故乡，甚欲留一二岁，京师天下根本，不能久于此也。”（80）可见，在他心目中，国家的中心已经牢牢地定在了中原汉地；他的思想并不是复古倒退的，他深深地清楚女真人进步发展的方向。

的确，在强调旧俗传统的过程中，金世宗确实也有否认各民族一家，强调民族间隔阂的失当言论。大臣唐括安礼言于世宗曰：“猛安与汉户，今皆一家，彼耕此种，皆是国人”。世宗随即说：“朕谓卿有知识，每事专效汉人……卿习汉字读诗书，故置此以讲本朝之法。前曰宰臣皆女直拜，卿独汉人拜，是邪非邪。所谓一家者皆一类也。女真，汉人其实则二。朕即位东京，契丹汉人皆不往，惟女真人偕来，此可谓一类乎？”（81）

但应指出，各民族真正的平等团结，相与为一，是要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长期的交往磨合，才能实现的。在当时，统一多民族国家还正是处于发展形成的过程之中。而且，当时的历史环境，就是一个各民族政权南北东西分立对峙，民族矛盾冲突比较尖锐的局面；金世宗的统治，就是在镇压耶律窝斡起义，反击宋军北伐的战争中确立起来的。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统治者，说出这样的话，也可以说是无可厚非。毕竟不能以现代人的思想意识去苛求古人。

四

金世宗一方面维护着女真旧俗，另一方面，又接受着先进的汉文化；这看似矛盾的两方面，实际上，可以在世宗对待不同民族文化的态度上得到统一。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文化，都是中国文化这一整体的一部分。汉文化不是全部，也不是在历史上任何时期，任何情况下都是最完美的。少数民族文化，也决不就是野蛮落后，一无是处的，一定有其可取之处。评价历史上的民族文化交往，不能仅以汉文化为尺度，接受汉化就正面歌颂，保持少数民族的传统就简单地视为制造民族隔阂，反动落后。金世宗所为，正是我们应提倡的民族间交流的正确方式，怎么可以随便指摘非议呢？

其实，好多看上去很清楚明白，很容易盖棺定论的历史并没有其表面上那么简单。要弄清其本来的面目，公正地评判历史，必须要进行深入而多角度的考察，设身处地的去体会事件的情由原委，这样才可谓是客观的。戚继光在练兵时常讲：“易地度情，如何而可”（83），这种换位思考的方法在历史研究中更应当提倡。

关于金世宗提倡旧俗的问题，我国台湾历史学家陈致平先生是这样评述的：“更难得的是他对中国文化所特有的贤明公正的态度。他能吸收中国政治文化的优点，而屏弃汉人腐化浮靡的恶习，同时又尽量保存原始女真人朴实尚武的精神，而革除其僻野残暴之性。所以他一方面讲求治道，一方面他也经常到上京一带地方去射猎，巡视，演武训军，一再告诫其本族人民不可忘本，也决不放弃民族之自尊心。他实在是能截长补短，融合中华民族诸文化之优点，而建立一个安定强大的国家。”（84）

身为汉族却绝不讳言汉文化的不足，真正能以一个公正的态度，设身处地，易地度情，公正地评价历史，书写历史，不抱偏见，这是何其的公允客观。

完颜允恭反而倾慕汉文化。“读书喜文，欲变夷狄风俗、行中国礼乐如魏孝文”“好文学，作诗善画，人物、马尤工，迄今人间多有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