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太宗并没有迫切的想要入主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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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清太宗，崇德大帝皇太极即位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改女真为满洲、改大金为大清，推进了满洲、蒙古、乌真超哈（辽东汉人）的整合，创建了高度先进的议政会制度。迅速提升了大清国力，五入中原，每次都是大获全胜。

大清国力迅猛发展，明王朝却因已不可救药，形势却日趋恶化。

然而，皇太极却没有在他的有生之年入据中原，每次进入中原后，都会全师退还。

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清初，太宗时期，并没有迫切的想要入主中原。

皇太极即位后，势力迅猛发展，而此时明王朝的形势却日趋恶化，皇太极完成东北各部女真的统一，并占有朝鲜、蒙古各部广大地区，军事上拥有满、蒙八旗军的强大武装、并拥有众多汉官僚的优势下，却没有在他的有生之年入据中原。其中的一点重要原因，是其民族意识和心理因素使他不想入主中原。

皇太极时期的天下形势

（一）满洲的形势

建州女真是属于女真族的一系。建州女真是建立金朝女真族的后裔，宋金对峙时进入内陆的女真早已与汉族融合，而留在东北的女真族居住其祖先发源地并没有多大变化。元朝时对他们以“各仍旧俗”进行统治，使他们保留原来的民族风气习俗。

1588年，建州女真在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率领下完成统一，“各部环满洲而居者，比为削平，国势日盛”。1593年，努尔哈赤打败哈达等九部联军的进攻，获古勒山之战大捷，“满洲自此威名大振”。1619年灭掉叶赫，“自此满洲国形成，满洲国，自东海至辽边，北自蒙古嫩江，南至朝鲜鸭绿江。同一语音者，俱征服。是年，诸部始合一”。说明满洲共同体形成，并且愈战愈强。

皇太极继汗位以来，整个形势对满洲愈加有利。皇太极作为民族的领袖和国家君主，带领满洲兵各方出击，两征朝鲜，三征蒙古，五入中原，确立了在东北亚地区的最强霸主地位！

天聪十年（1636）4 月，皇太极在满蒙汉三族亲王的推举下，即皇帝位，改国号“大清”，改元崇德。大清政权机构完善，国力军力都有很大增长，形成了一个与明王朝对峙的，独立的封建政权。

（二）农民军的形势

正当皇太极与明朝对抗之际，农民起义烽火四起，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日益强大，“山、陕、川、湖陷于流贼，贼半天下，兵亦半天下”。1641 年正月，李自成攻占洛阳，明王朝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同年二月初四，张献忠攻陷襄阳，1643 年李自成建立大顺政权，直接与明争夺统治中原的统治权，起义军对处在风雨交迫中的腐朽明王朝以猛烈的冲击。面对日益强大的农民起义军，明朝政府和官员根本没有消灭农民起义军的勇气和决心，明朝军机失误，军心涣散，这被有雄心有远见的皇太极充分利用。

（三）明王朝的形势

1. 政治腐败。自神宗至明亡，中央决策机构严重腐化，贪官污吏横行，宦官专权。神宗“晏处深宫”，好几年不上朝，导致“纲纪废弛”、“邪党滋蔓”[1]P14，官吏受贿非常严重，比如万历四十二年五月，两淮巡盐御史徐缙芳被人弹劾纳贿，“赃私计数十万”[2]，官吏们通过贪污受贿，积蓄下大量财富，不少人一夜暴富，史称：“有历官四月而扛至三十九抬者，有历官旬日而积羡慕过一千者。”另外，宦官专权和党争导致危机更加严重，万历有东林和三党之争，天启有魏忠贤党专权，崇祯至永历则有两党相轧。党争毁坏明末官僚机构的政治功能，激化了危机，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2.军队腐朽。明朝中后期，军队的腐朽程度比吏治的败坏有过之而无不及，军队内部虚报战功，冒领粮饷，军官对士兵恣意剥削。军队缺少钱粮，战斗力下降。官兵不再是统治阶级的支柱，而是乘着勤王之际，抢掠民财，与盗贼无异。

3.农民赋税负担加重。在支出日益增加、财政亏空的情况下，明政府把加重赋税剥削当成摆脱困难的主要途径，在一条鞭法之外，又重复征收或多收赋税，据吕维祺《请免河南粮疏》记载，明朝末年“旧征未完，新饷已催，额内难缓，额外复急。村无吠犬，尚敲催追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扑之。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磷，夜夜常闻鬼哭。”另外，筹措军费，也加剧了对人民的赋税剥削，而结果是大量军费被贪污，军队战斗力依然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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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太极未入主中原的心理原因

（一）对征服战争成本代价的谨慎心理

太宗自少年管理家事，直至成为大清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始终奉行用兵谨慎之道。1633 年，孔有德、耿仲明率数万军来降之际，有官员主张用这两路兵乘船从海路取天津，然后挥兵袭山海关后路，而满清铁骑出击山海关正面，这样山海关可攻下，松锦之兵可围，中原可图。然而太宗认为“如俗言取他人面以祭星辰，欲船海者，令其没水，欲攻击者令其损兵。非耶！天予我有数之兵，若稍有亏损，何以前图”。对这种建议不采纳，同时批驳“上此疏者是为敌人而损我兵，故以空言赚我而望敌人喜，此疏何益？”

（二）对征服对象族群属性的同异心理

 与入中原相比，太宗更看重对蒙古各部的征服和统一。其时漠南蒙古大部分主已经投效大金，不臣服者多被击败溃逃，只有以元朝继承者自居的北元察哈尔汗廷尚未征服。朝廷为了先讨伐明朝、察哈尔还是朝鲜，征求诸贝勒意见，大多数认为征讨明朝比较有利，因蒙古各部已远遁，朝鲜已在掌握中，应专力征伐明朝。但皇太极却反对，他心目中，蒙古族与自己民族的习惯、习俗比较接近，心理上的共同素质较多，应当先进行征服统一：“得朝鲜人十，不若得蒙古人一，得蒙古人十，不若得满洲部落人一，族类同，则语言同，水土同，衣冠居处同，城郭土著，射猎习俗同”。[7]因此皇太极决定西赴宣大边外，收复察哈尔余部。这种舍近求远，不遗余力征服察哈尔余部不能说不是族群认同心理所造成的。1635 年，漠南漠北蒙古基本统一在后金的版图之中。

（三）对关内文化潜在的冲击满洲根本的担忧心理

太宗深知其祖先金的历史，在12 世纪，宋金对峙时期金的兵力非常强大，连北宋都城汴梁都为之攻下，却使进入中原的女真不复存在，皆成汉俗。

皇太极认为满洲族居住最安全的地方便是辽东，一旦入据中原，数世之后皆成汉俗。故天启七年（1627），皇太极进攻锦州，曾致袁崇焕书说：

“我皇考以昔日辽金不居其国，人处汉地易世之后，皆为汉俗”，他希望“汉人居山海关以西，我们居辽河以东，满汉各自为国，故未入关。”

他从本民族实际出发，认为“满洲最好居关外，明治关内，各自成国，无意入主中原。并且他也明确地表示过，没有与明争夺统治权的欲念”，“太祖初尝必成帝之心”。

而那些汉族官劝皇太极入据中原，从大一统观念出发，如汉官胡贡明、宁完我要皇太极学汉高祖“拿出颠倒豪杰手段来”，并以“不五年间，便成一统之功”相诱；秀才黄昌要他学朱洪武“顺天应人而成大业”；书房秀才江云从皇太极祖先未竟事业入手劝皇太极入据中原，来完成天所预定的大业。

但皇太极不为所动，他认为蒙古族建立的元韩朝，入主中原一百余年后被迫退出长城是一个失败的教训，如果不能吸取教训，做好充分准备，只会重蹈元朝的覆辙。

皇太极分析蒙古族败亡的原因是习汉俗、穿汉服、弃本国语，导致覆亡。以此为鉴，皇太极努力恢复旧制，把官职的汉名称改称满洲旧称，并下谕“嗣后不许沿袭汉语旧名”，若不遵新法“称旧字旧名者，查出决不轻饶”。在他称帝后，进一步分析蒙古族亡国之因，“蒙古贝子弃本国语言，凡称呼名字，学喇嘛国言语，其国日衰”。

因此，皇太极 “命儒臣编译《三国志》及辽金元史，性理诸书，以教国人”。对金世宗恢复祖宗的衣冠制度和善于骑射风俗的改革视为楷模，他说：“朕读史，知金世宗真贤君也！”在他读“金世宗本纪”时“曾御翔凤楼，传诸王大臣，不许褒衣博带，以染汉人习气”。皇太极为了要求满洲贵族学习金世宗，禁止女真人接受汉俗，恢复旧制，在1636 年12 月集诸大臣、贝勒于翔凤楼，训示：

“朕思金太祖太宗法度详明，可垂久远，至熙宗合喇及完颜亮之世，尽废之，耽于酒色，取乐无度，效汉人陋习，世宗即位，奋图法祖，勤求治理唯恐子孙们效法汉俗，预为禁约，屡以无忘祖宗旧制为训。衣服语言，悉遵旧制⋯⋯后世之君，渐至废懈，忘其骑射，至于哀宗，社稷倾危，国遂灭亡⋯⋯朕发此言，实为子孙万世之业也！在朕岂有变更之理，恐后世子孙忘旧制，废骑射，故常切以虑耳。”

这段文字说明皇太极心目中，要置万世之业，必须遵本民族的旧制，金世宗恢复旧制才使金朝中兴、繁荣。后世子孙废旧制，习汉俗导致亡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族意识。可以说这种民族意识和心理素质在某种意义上阻碍了皇太极入主中原。

总之，皇太极未入主中原，主要是民族意识和心理因素使他不想入主中原，他虽然致力于称雄关外，也会为确保关外安全而“主动出击”明朝；但从始至终，他并没有确立久居中原、代替明朝统治关内陆区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