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沿革历史变迁从东四路口往南，不多远，有条向东的胡同，叫礼士胡同，是京都小有名气的里巷。  “礼士”二字让人想起“礼贤下士”这个成语，是很文雅的名称。其实，在明清时代，这里是贩卖驴骡的市场，叫“驴市胡同”。清的《帝京舆图》上，就标示为“驴市胡同”。清朝《顺天府志》说：“驴市胡同亦称'骡市’。”由此可以窥见，当时骡子的交易仅次于驴。 一百多年前，胡同里竖着一根根木桩，拴着驴啊骡啊的。卖者在一旁伫候，买者在牲畜间徘徊挑选。有人掰开驴嘴侧着脑袋观察牙口。有趣的是，砍价方式截然不同，双方交易时或在袖子里或者大襟下“打哑谜”，用手指头耐心“对话”，磋商价钱。 现状在古都多如牛毛的街巷中，礼士胡同还有一个突出特色，就是长年展出“礼士胡同文化展”—— 巷子东段礼士宾馆临街的栅栏墙上，悬挂着一长排彩色展板，共30来幅，每幅1米多高，长方形。常有过往行人驻足观赏。 “文化展”形象生动地揭示出闾里数百年的历史变迁。 文化胡同特色这座礼士胡同129号大院即便放到任何地方，都堪称气派非凡。此院落的临街大门为三间，规模浩大，大门两边为一道八字形屏墙，屏墙和长长的街面围墙上部雕刻着极华丽的砖雕花。这种装饰墙在北京几乎独一无二。就是门外的便道上，也设有精美的石礅。只是如今这里的主人挂起了谢绝参观的牌子。 所幸在礼士胡同居委会提供的一本有关该胡同名宅的画册里，二道门同样华美异常，门为中国古典式垂花门。垂花门两边墙上，镶嵌着带西洋味的十字形、飞雁形什锦窗。两石狮子以里，是两座并列的四合院，房舍讲究，均为磨砖对缝，两院之间有回廊相通。园内有花厅、水池，花草树木点缀得体，整座府邸堪称怡然幽静，古拙秀美。 它的官宅气势，让不少人甚至是胡同里的老居民，都认为这就是宰相刘罗锅的府邸。 其实不然，据《北京文物胜迹大全》解释，“其实此为清末武昌知府宾俊宅。其子锡琅败家，将宅出售，后被投机米商李彦青所得。”只是在那个时候，129号院远没有如今的规模与华丽。直到20世纪30年代，此院的主人变成了盐商巨富、“天津八大家”之一、号称“李大善人”的李家第四代李颂臣。李大善人买来后，请原民国内务部总长、大营造家朱启钤的学生重新设计，建成今日规模。但好景不长，如此华府李善人家也没能享受很久。 解放后，此处曾做过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对面64号如今作为中唱总公司的二层苏式小楼，就是50年代建起来的使馆武官处，后又为中国青年报社社址。“文革”期间，该院为“四人帮”手下、时任文化部长的于会咏所居。此后改为广电部电影局。“周总理、郭沫若、张春桥、包括赵忠祥，不少老人都看到过这些名人出入过129号院。 历史故事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慢说是老人家，就连礼士胡同小学的小朋友，都以天天沾中国最著名的罗锅的仙气儿为荣。刘宝瑞的《君臣斗》和李保田的《宰相刘罗锅》尽管都是故事里的事，但刘墉住在礼士胡同却是正史。 据清末震钧《天咫偶闻》记载：“刘文清公（刘墉）故第在驴市胡同西头，南北皆是。其街北一宅改为食肆，余幼时屡过之，屋宇不甚深邃。正室五楹，阶下青桐一株，传为公手植。街南墙上横石，刻'刘石庵先生故居’七字。今屋皆易主，北宅久坼，横石亦亡矣。”胡同西头只剩南侧还有两个小院，虽然已成杂院，但也是绿栅红窗颇为整洁。一位热心的大爷还直往房上指：“这样的戗檐一般人家可没有，得是刘罗锅这个级别的。”而北侧如今连“食肆”都没了，取而代之的是地震后重建的二层水泥小楼。 此后，驴市胡同大学士府的主人就先后变成了刘统勋的儿子刘墉和孙子刘之，但大学士府也依然是大学士府。这爷俩也先后于乾隆中期和晚期入仕翰林，刘墉还创造了一门两宰相的佳话，而他的侄子刘之虽然书读得不错，但执政能力却比祖父和叔叔差了点，嘉庆年间他好不容易爬到了一品大员，却因为渎职被扒了马褂，老刘家也从此败落。 邵燕祥故居诗人邵燕祥在《邵燕祥自述》中写道：“我出生在东四礼士胡同。”他自幼生活于此，热爱京都。1949年10月，还不到20岁，就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有名的长诗《歌唱北京城》。这首诗是借鉴北方鼓曲唱词的节律写的，洋溢着热爱京华之情。1951年他出版了第一本诗集，特意用“歌唱北京城”来命名，以彰显热爱国都之心。 居住深巷的著名歌唱家李光曦，早在“文革”前就以演唱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的《松花江上》而蜚声华夏。他演唱的《延安颂》、《周总理，你在哪里》、《祝酒歌》传遍大江南北。李光曦唱的《北京颂歌》更是声情并茂。当年我插队几年后回京，火车刚过丰台，列车广播忽然传出李光曦演唱的《北京颂歌》。高亢明亮、充满激情的歌声使我兴奋、激动，不觉站立起来侧耳倾听，想起“文革”以来在都城亲历的种种往事和离京后的遭际，心潮起伏、思绪万千，愈发思念老宅、亲人和同学，情难自已。此后，一直非常喜爱他唱的这首北京赞歌。不久前在胡同里偶遇李光曦，忙打招呼，虽是陌生人，他也微笑举手“哦”地回应。联想到“礼士胡同文化展”上他教群众唱歌的彩色照片，暗自喟叹李先生是位“人民歌唱家”。 曾经居住在礼士胡同的还有不少贤达之士。 毕毕德是中国现代眼科学的主要奠基人。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后赴著名的维也纳大学眼科进修，获博士学位。这么个精通英语的洋博士，竟打破多年传统，率先使用汉语授课，使许多欲赴协和进修的眼科医生如愿以偿。他确实是独具慧眼、敢于变通的专家。 郑洞国将军，毕业于黄埔一期，是抗日名将。在解放战争中率部脱离国民党阵营。毛泽东特地电示东北局对郑将军“应给以礼遇”。他目睹新中国蒸蒸日上、人民安居乐业的情景，主动表示愿意参加祖国建设，受到周恩来嘉勉和毛泽东的亲切接见及家宴招待。完全可以说，是位顺应时代潮流、善于理性变通的将军。 这些都是胡同里先贤们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刘统勋居礼士胡同在明代旧称驴市胡同，相传因曾有卖驴的市场而得名，清《京师坊巷志稿》记述驴市胡同又称骡市，清末改称礼士胡同。现在礼士胡同里最为醒目的宅院是位于胡同中部的129号大宅门，有人以为那是清代官员刘墉的故居，其实不是。据北京市东城区文物局1991年出版的《北京文物胜迹大全·东城卷》记述，礼士胡同129号为“清末武昌知府宾俊宅，其子锡琅败家，将宅出售，……后该宅又卖给一位大律师江颖，时间不长，转手卖给天津盐商李善人之子李颂臣。李颂臣买来后，请朱启钤的学生重新设计，建成今日规模。解放后，此处曾作为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后又为中国青年报社社址。  礼士胡同129号院 清末震钧所著《天咫偶闻》记述：“刘文清公故地在驴市胡同西头，南北皆是。”刘文清就是刘墉，文清两字是刘墉死后朝廷赐予的表彰性谥号。但是先于刘墉入住驴市胡同的是他的父亲刘统勋，清代礼亲王昭梿所著《啸亭杂录》记述，清朝规定北京内城为八旗辖区，汉官都住在外城。那里不仅地势低洼拥挤，而且租房时房主经常要抬高租金，因此皇帝会特批一些受宠信的官员在内城居住，并赏赐宅院，称为“赐第”。刘统勋受赐居住于驴市胡同西口，南北有两个小院都是他家的房屋。 《清史稿·刘统勋列传》记述，刘统勋是山东诸城县人，雍正二年（1724年）考中进士，选入翰林院。乾隆元年（1736年）升任从二品内阁学士，历任侍郎、尚书、军机大臣，直至正一品大学士。乾隆皇帝发兵征讨四川西部的大、小金川叛乱时，因军事僵持不下，刘统勋屡次建议撤兵。后来，金川战事失利，主将温福战死，乾隆皇帝征询刘统勋意见时，焦急地问道：“朕烦懑无计，用兵乎？抑撤兵乎？”刘统勋回答，失利以前早就该撤兵，但失利以后断不可撤兵。刘统勋保荐前方的副将军阿桂领兵再战，最终取得了胜利。又有一次，户部奏称各省州县仓库多有亏空，乾隆皇帝想要全部罢免那些不称职的州县官，用满人笔帖式（相当于文书官）充任。他对刘统勋说：“朕思之三日矣，汝意云何？”刘统勋回答：“这个问题您尚且思考了三天，我不能立即做结论，待我仔细研究后再答复您。”次日，刘统勋以“州县治百姓者也，当使身为百姓者为之”的理由反驳了乾隆皇帝的意见，乾隆皇帝欣然接受。当时满人属于特权阶层，不算百姓，百姓泛指汉人。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十一月的一天早晨，刘统勋乘轿上朝来到紫禁城东华门外，轿夫忽然察觉轿子倾斜，掀开轿帘一看，刘统勋已经死去。乾隆皇帝闻讯急派尚书福隆安送药急救，但已不及。《啸亭杂录》记述，乾隆皇帝亲临驴市胡同刘宅祭奠时，因刘家门庭矮小，轿子抬不进去，只好将轿子顶盖拆下才抬进刘家。《清史稿》记述，乾隆皇帝“临其丧，见其俭素，为之恸。回跸至乾清门，流涕谓诸臣曰，朕失一股肱。既而曰，如统勋乃不愧真宰相”。  刘统勋 此后，刘统勋的儿子刘墉和孙子刘环之也住在驴市胡同。刘墉于乾隆十六年（1751年）考中进士，选入翰林院，历任知府、巡抚、尚书、上书房总师傅、大学士。刘墉85岁去世，《清史稿》说他是当时有名的书法家。刘统勋次子刘堪的儿子刘环之在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考中进士，选入翰林院，历任户部尚书、顺天府府尹，后因政务不熟被嘉庆皇帝降职。 历史价值 据《燕都丛考》记载：“报恩寺在驴市胡同街北，不知何时创建，明朝天顺元年（1457年）更寺名曰昭宁寺（又名常宁寺），大学士李贤撰碑，碑已无存。”胡同内东口路北123号院为清大学士敬信旧居，民国时做过蒙藏院，今为礼士胡同小学。清朝乾隆时的宰相刘墉，故第在驴市胡同西头，其街南墙上曾有一横石，上刻“刘石庵先生故居”。石庵，刘墉的号。横石今不存。胡同内129号院的主人为清末汉阳知府宾俊，民国时，日本投机商李彦青趁日本大地震之机贩大米发了横财，买下这所院子。曹锟当政时，李彦青被枪毙。此后此宅又转手天津盐商李善人之子李领臣，李领臣请朱启钤的学生重新设计，使整个建筑风格典雅。解放后成为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后又为中国青年报社和电影局使用。1984年确定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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