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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很久就有人提出：历史的循环理论和朝代为什么会出现更替。而中国历史循环观的表述最早出现于《周易》中，随后孔子提出“一文一质”的历史循环观，以“文质互变”来解释历史的兴衰成败。孟子则发展了孔子的观念，提出“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荀子则提出了循环性的时间观,“皓天不复，忧无疆也，千岁必反，古之常也。” 
战国的邹衍独辟蹊径，提出用五种自然界基本元素金木水火土来解释朝代的更替，东汉的刘歆则反其道行之，用五种基本元素的相互生成来解释朝代的更替。五行相胜说适用于用暴力革命方式改朝换代，而五行相生说则适用于用和平手段改朝换代。其后董仲舒提出“三统三正”的历史循环观，黑统、白统、赤统、三统循环;忠道、敬道、文道三道循环，两者互为表里。邵雍继续发展历史循环论，提出了以“元会运世”作为历史循环周期的新理论，后来的朱憙和王船山都从各自的角度为历史循环论添砖加瓦。到了19世纪末社会达尔文主义流行于西方的社会思潮，达尔文作为现代生物学的奠基人，发现了物种进化和灭绝的自然选择规律，即“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恰恰与19世纪晚期，中国命运一致，中国成为了西方列强餐桌上的大蛋糕。“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即国际政治大原则。随着严复的一本译著《天演论》变成了几乎所有国民的共识。《天演论》就是翻译的《进化与伦理》也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斯宾塞写作。斯宾塞思想在中国被完美的继承。
其中邹衍五行论更为成功：秦朝统一中国就推行了五德之说，周以火德，秦代之。其在西北方为水德，其色尚黑、为水德可之。汉代为了其地位的合法性，以土德克水之，其色黄色号称土德。后面朝代都没跳出这个怪圈：唐宋元明清也是。清水克明火，明火克元金，元金克宋木，宋木克唐土。汉唐盛极一时都是坤土厚载，镇守中央盘踞四方成千古帝业，朝代的名字真不是是乱取的。皇帝的“奉天承运皇帝”。所谓“承运”，就是承五德之运。
用德勒兹的社会褶皱说可以更好的理解中国历史循环论。德勒兹的历史哲学把人类社会的演进分为三个阶段：统治社会、禁锢社会、控制社会。它们分别是三种社会管理模式，也是三种社会结构信息的范式。其中统治社会的社会主导资源是土地，按照唯物主义的解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那么土地的不可流动性，生产的周期性，生产过程中对自然条件的依赖性，土地的不可让与性和不可分解性，不可传播性，这些属性或多或少影响了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人们的意识与思维。与土地作为经济主导资源的相配合的社会结构信息必须保证土地的不可让与、不可分解、不可流通性。能够将此三种属性兼容并担当此历史使命的事物只能是暴力。暴力是以束缚人、虐待人，甚至害人、杀人等作用于肉体的方式来实现同一性的工具，这种同一性包括种族的同一性，思想的同一性，地域的同一性。像土地一样，暴力不可让与，不可传播，不可分解。中国传统社会是典型的统治社会模式，在这种社会模式中，谁的暴力使用的最得心应手，谁就会成功。但是统治模式真的趋于成熟还要等到它的工具性材料--铁出现之后。铁一方面使农耕的工具更加坚硬、实用、持久，另一方面也使战争的武器和杀人的武器更加锋利、便捷、完善。三足鼎立的统治模式系统化为一个齿轮咬合紧密的机器;作为主导资源的土地，作为社会结构信息载体的暴力，作为物质性材料的铁，这三者搭配在一起是统治社会的标准模式统治社会创造了世界上最牢固最久远的集权体系，生产着世界上最稳定的同一性。
中国历史循环观的逻辑起点在于“天人合一”，即大自然的循环性时间和人的社会时间观相一致。关于中国历史为什么是循环的，原因有很多种。其中一个说法是人口问题：王朝新建之前，经过残酷的杀和自然灾害的侵袭，人口锐减，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15次人口灭绝，都发生在朝代更替中。王朝兴建之时，由于地多人少，单位人口的土地面积足够养活民众，朝廷的治理也不甚繁琐。随着和平时期的延长，人口骤增，土地的单位产量不变，粮食不够吃，流民增多。中国历史上的晋代八王之乱；唐代的黄巢起义；清代的太平天国其实都是自发消灭人口的政治运动。乾隆前30年，中国人口四千万，后三十年激增了10倍，变成了四亿，所以乾隆后三十年，他使出浑身解数也挽救不了清王朝的败势。（其中这里还有一个重点是：玉米和番薯的引进解决了人口的吃饭问题）。到了朝代末期，已有的土地面积根本养活不了那么多人口，再加上官吏腐败，风霜雨雪的自然灾害，粮食的减产或歉收，权力传递中的皇族纷争；边疆大吏的谋反之心，所有的因素加在一起，形成了数学上有名的沙堆效应，单位面积的土地能够支撑起的沙堆高度是一定的，一旦超过极限高度，沙堆一定会塌陷。
还有一种说法是：地主阶级通过科举制度渗透到国家管理层，通过金钱与权力的绑定来完成朝代的更替。通过宗族和家族的纽带，扩大自己的关系网，如果家里没有读书人的潜力会重新选择培训家族和宗亲里面的人来进行科举。所以在中国历史上会有很大大型的党争和内斗，他们争夺的核心是权力和资源并不是史书上说的为国为民。对于他们来说朝代更替只要不要影响他们的权力和资源其它都是无关紧要事。所以统治的家族可以变来变去，利益集团却始终不变。在古代地主快速获得资源的只能是土地和税收。我们拿清朝为例：帝国系统崩溃的进程中，中国的议会民主运动一直缺乏强大的推动力量，那么中国土地精英身上的哪些特征导致了这种情况呢？中国固有的政治体制已经彻底解决了其间存在着的与土地有着紧密关联的混乱的贵族制度所带来的各种问题。我们不用去考虑这一巨大的转变究竟发生在哪一个阶段，只需要指出那个帮助皇帝招募官僚从而更好地对抗贵族阶层的著名的科举制度在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就可以了。科举制度始于唐代，到宋朝，中国古代贵族制度的成分就已经所剩无几了，是其一。其二、满族统治时期或在汉学家们都熟知的清朝时期，在中央集权制的行政管理的表象掩盖之下，是否仍然继续存在着一个土地贵族阶层？当时至少有部分相对富裕的地主并不拥有任何科举身份，也有一些拥有科举身份的人并不拥有任何土地。两种资源的互助就成了新的一种政治资源，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将上述这一切连接到一起的机制是家庭，更精确的说是父系氏族。在农业相对发达的区域，尤其是南方，氏族所包含的范围更广泛，人们通常将之称为宗族。作为一种社会机制，一般而言，家族是按照如下的方式进行日常运作的。通过做官从政而获得一定的财富，并将这些财富用于土地投资，这样一种做法一直延续到现代时期。人们通常会为了氏族的利益而不断积聚财产。相应地，任何希望成为贵族统治阶层的家庭要实现这种愿望，都需要家族中有人能够拥有科举身份，或者有希望在将来获得科举身份，这个人也会得到该家族的鼎力支持，这些支持背后的动因更多的是希望他能获得个一官半职，并利用这个职位来进一步扩大整个家族的物质财富。通过这些帝国官职，儒生们就可以再次拥有或者进一步扩展家族财富，确保氏族的社会地位，这最终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循环。清朝人口不断上升的巨浪最终会冲破中国社会长久以来建造的堤岸，进而将整个制度完全摧毁，帝国政权对这一点的担心早在18世纪50年代结束之前就开始显现出来了。基于此，人口对土地造成的压力并不像有些马克思主义者所宣称的那样，纯粹是西方冲击的结果，或者是工业化进展受阻、本土手工业制作遭到了破坏以及相应的将大量农民与土地“紧紧捆绑在一起”这种做法所造成的结果。清朝出现一个很大的弊端，由于土地兼并，人口过剩造成劳动力廉价，农民起义频繁。人口过少会造成社会产能下降，生产物资严重不足，土地利用率不足。而现代是通过住房、教育、医疗来进行压榨。变相实行剥削，形式在变而本质一直没有改变。当形成完美循环，上升官僚被堵死，就会造成一个很严重的后果。从民众那里难以攫取足够多的资源来支付官员工资时，从而使得那些官员对其上级必须完全唯命是从。为了克服这一困难，统治者必须使用各种手段，而其所采取的手段的不同会对整个社会结构产生巨大的影响。中国的解决方案是允许或多或少的公开腐败。腐败成了控制官僚的有力措施。所谓帝国制度的核心就是结合中国固有的土匪主义并饰以伪儒教来为地主土地所有制提供强大的政治支持，围绕这个人口、土地利用和分配是中国几千年绕不开的怪圈。历史只是循环，没有借鉴。引用一段话：秦人不暇自哀 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 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 哀后人也!出自《阿房宫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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