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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刘彻将汉代发展推向了顶峰，实现了“大一统”王朝的鼎盛局面。也正是因为汉武帝“有亡秦之失”，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政治危机。汉武帝晚年极尽奢侈，纵情享乐，造成种种社会积弊，并留给了尚且年幼的少子弗陵和霍光、桑弘羊等一众辅政大臣。霍光是霍去病同父异母的弟弟，作为深得汉武帝信任的近臣，主政内朝，他坚定拥护轮台诏令，希望转向宽缓施政，与民休息。御史大夫桑弘羊作为外朝领袖手握财经大权，主张继续施行战时政策。内朝与外朝政治立场相异，暗流涌动，双方关注的焦点汇聚于影响力最大的盐铁之策。 自古以来，盐与铁都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必需之物，相关政策也是维持国家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汉武帝为讨伐匈奴筹措军费，采用系统的盐铁官营制度，这一举措为国家带来了巨额的财税收入，但对当时的小农经济却造成较严重影响。公元前82年，霍光在谏大夫杜延年的建议下，凭借汉昭帝名义，以“问以民所疾苦”为由令郡国举荐民间贤良文学，次年来长安参与议政，进行以盐铁政策为中心的辩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盐铁会议”。数年后，汉宣帝时期庐江太守丞桓宽根据盐铁会议记录整理议文成书，名曰《盐铁论》。桓宽虽以“盐铁”命名其书，但“盐铁会议”中贤良文学和政府官员的交锋并不局限于经济政策，围绕盐铁专卖，与会各方对汉武帝时期政治、伦理、经济、社会、法律、军事等各方面政策展开朝野论战。《盐铁论》涉猎范围广泛，涵盖内容包罗万象，论辩者在唇枪舌剑中各抒己见，展现了各自的政治策略与治国理念，是西汉思想史上非常重要的著作。 想要了解《盐铁论》所记录的思想争鸣与论辩价值，需要回溯“盐铁会议”的始终。“盐铁会议”从2月开始至7月结束，耗时5个月，共计60余人参与，其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参与人数之多，自汉初以来是前所未有的。参与“盐铁会议”的贤良指品德高尚的有识之士，贤良主要从三辅、太常选拔而来；文学则是专门研究儒家经典之人，更贴近民间。二者都是汉代察举制度选拔人才的主要构成，均属于儒生的范围。贤良文学代表儒家的政治立场，为社会平民代言述说，他们力主“罢盐、铁、酒榷、均输，所以进本退末，广利农业”，批判桑弘羊等推行的措施，尤其反对盐铁专卖。汉武帝之前，从盐与铁中获利的多为富商大贾，史记中记载“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商人积聚财富以至于影响中央的经济命脉。盐铁专营政策自公元前117年逐步开始推行，十余年后，桑弘羊主政，他进一步推进朝廷对国家财政的控制力度，将盐铁从生产到销售各个环节完全掌控于国家手中，不仅解决了战争引发的财政危机，也起到了抑制兼并、削弱豪强的作用。桑弘羊出生于商贾之家，成长在商业发达的大都市洛阳，进宫为侍中，他一直尽心竭力进行经济改革，除推行盐铁官营外还大力推广“均输”制度，建立“平准”机构，力图实现中央财政权的集中。在这场始于盐铁政策的论辩中，桑弘羊是官方一派的主力发言人，就发言次数来看可谓以一敌众，舌战群儒。据相关研究统计，在盐铁会议中，文学发言共123次，贤良共26次，而桑弘羊则发言113次，其他官方代表仅发言10余次。两派之外，盐铁会议促成者霍光的角色同样不能忽视。 桓宽编纂的《盐铁论》采用双方对话、反复论辩的形式记载整理了盐铁会议的全部，共60篇，按照篇目主题分类，会议主要讨论经济、政治、思想意识和军事四个方面。盐铁政策虽是争议的发源，但就《盐铁论》的记录来看，经济问题并未占较多篇幅，双方多用思想意识性质的语言说理，引经据典，侧重经济伦理等原则性内容，呈现了不同政治利益之间的对抗。双方辩论的核心主题是“义利之辨”，即道义和利益的优先性问题。在经济问题上，贤良文学反对盐铁官营，述说百姓疾苦，责难豪强官僚的吏治腐败，由此引申出儒家为政以德的政治原则与思想主张。他们主张“重义轻利”的义利观，将民利与国利区分，引用董仲舒“不与民争利”的经济政策，呼吁国家让利于民。 桑弘羊等人的反驳着眼于现实政治需要，坚持“务权利”的原则，即肯定国家之利的正当性。在他们看来贤良文学的理论华而不实，无法处理国家的实际问题。执政者关注国家之利，政府追寻利益是实行仁义的基础，治国理政须有强大的物质支撑，因此国家富强必然要集中财政资源。在政治问题上，义与利之争讲出了“德治”与“法治”的一些分歧。 在会议中，贤良文学经常采用“先王”“古者”等言语以批判当下朝政的弊害，向往尧舜仁政，反对严刑峻法，有着明显的复古倾向。他们指出与民争利会造成贪鄙的社会风气，强调国家以义为本，崇尚道德教化，才能规范和谐的社会秩序。此外，与匈奴频繁的征战也违背仁义之道，采取厚币和亲施以仁义应对匈奴入侵是消除边境隐患的根本策略。 面对儒生们“崇儒复古”的理想主义，桑弘羊等人持以坚决的反击，提倡变革以满足国家需要，“礼义”无法适应时代变迁，需通过制定严密的法律以控制社会，实行教化。国家应重视刑罚与法令的功效，苛刻残酷的法令能让民众保持畏惧之心不敢犯罪，方能禁奸治乱。边境政策上，桑弘羊一方坚持霸权政治，点明怀柔之策无法彻底解决匈奴问题，发动战争继续汉武帝的征伐功业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 这场激烈的论辩最终以桑弘羊的有限让步结束，但从后续来看，即使进入霍光掌权时期，国家的总体施政并未发生较大变动。盐铁专卖等汉武帝时期的政策一概保留，仅将酒类专卖改为征税并罢免部分铁官。 盐铁会议后，儒生们所提期望没有实现，但贤良文学却因此提高了政治地位，儒生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开始进入国家政治权力的中心。盐铁会议加深了儒学与政治的融合，反映出了儒学在汉代新的发展趋势：儒家的价值观念从思想一步一步影响制度和法律的制定，逐步占据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盐铁会议提供了难得的宏观与微观视角，描绘出不同经济管理观念的交锋。 桓宽虽并未亲身参与这场辩论，但他通过考证收集，凭借自身学术素养在原始议文上增广推衍，最终编纂成《盐铁论》一书。桓宽的记录带有显著的价值倾向，他将自己的态度融入文本之中，表现出对桑弘羊等官方一派的贬抑和对贤良文学的赞扬。即便有着这样的倾向性，但不影响《盐铁论》对经济议题的思想争辩成为研究汉代经济与政治思想的重要历史文献，更是对西汉经济社会发展的全方位剖析，其语言典雅、修辞华丽，在文学领域也有独特的价值。 近代以来，《盐铁论》的外文译本流传广泛，在国际上产生深远影响。德国经济学家波特伦·谢弗德教授是研究《盐铁论》的专家，提出《盐铁论》和亚里士多德的《经济学》是人们对于经济问题早期认知的典范，对后世影响深远。他还在北大经济学院做主题讲座“《盐铁论》：经济思想史中的经典著作”。加州大学汉学家李安敦认为，作为从公元前一世纪保存下来的最重要的古典文著之一，《盐铁论》“提供了极为难得和不可或缺的汉代政治经济掠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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