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哲学 黄凤祝：城市与社会 第二章 中国古代城市的形成 西方考古学家认为，中国在公元前3000-2500年间已经建立了人口相当密集的城市；美索不达米亚平原（Mesopotamia）则在公元前3500年，古埃及在公元前3000年[1]，先后建立了城市。这些地区城市的发展都早于中国。古希腊古罗马城市的出现比中国略晚。大约在公元前2000-1400年间，古希腊出现城邦[2]。到公元前六世纪，地中海沿岸已经建立了大约1500座希腊城市[3]。
一般认为，中国城市的出现是在龙山文化（公元前2500-2000年）之前。龙山文化时期，山东就存在着一些古城[4]。近年来，考古学家在郑州西山发现了一座比龙山古城还要早的古城，有城墙和壕沟。这座古城建立的时间，距今约有5300-4800年，即公元前3300-2800年。此外，两湖的屈家岭文化（公元前3580-2600年），目前已发掘出数座古城。良渚文化（约公元前3500-2600年）也发掘出台城。由于台城外围以河道，因此有些学者称之为水城。中国已知的最早的古城，1997年在湖南省发现。该古城距今约有6000年，其规模和形式完全符合一般城市的要求，而不是乡村聚落[5]。这些古城，比商代偃师商城的建立要早2500年。从这些考古数据看，中国城市的出现可能早于两河流域的乌鲁克古城和古埃及城市的形成，但晚于约旦河西岸的耶利哥古城。在中国古代，统治者和居民的聚居点不叫城市，而称为都邑。
一、中国的城邦与都邑
国和邑同为诸侯领地的称呼，含有封建等级的观念。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记载：“列侯所食县曰国，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蛮夷曰道。”[6]国和邑指的都是城邦。邦、国、邑当时是通用的。据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解说：邦，国也。从邑，丰声。邑和邦字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就已出现[7]。《说文解字》又说：邑，国也。从口；先王之制尊卑有大小，从卵（去左边旁）。凡邑之属皆从邑。段玉裁注：凡称人曰大国，凡自称曰蔽邑。古国、邑通称。从口：封域也。从卵：尊卑大小出于王命，故从卵。符节，凭证。
《左传·庄公二十八年》给都和邑下了一明确的定义：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说文解字》中也对这两个字作出了区别：都，有先君之旧宗庙曰都。从邑，者声。
在《说文解字今释》参证中，未注明现存甲骨文中有“都”字，仅注明在金文中出现“都”的字体，而邑的甲骨文和金文字体都被收入。如甲骨文中确无此字，则可推断在中国文字中，“都”字的出现晚于“邑”。其中段玉裁注：“都本鄙之称。凡聚会之地皆称曰都。其后乃为大都小邑之称。五百家的邑叫“鄙“[8]。“都”字，可能是随着古代城市的发展，统治者在政治上形成等级以及封建领主制度后才出现。
古代建立城邑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护和促进农业生产。根据《尉缭子·兵谈》记载：“量土地肥饶而立邑、建城。以城称地，以地称人，以人称栗。三相称，则内可以固守，外可以战胜”[9]。另根据《礼记·王制》记载：“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居民，必参相得也。无旷地，无游民，食节事时，民咸安其居，乐事劝功，尊君亲上，然后兴学”。
邑是从原始社会的聚落或城堡发展脱胎而成的。邑和原始聚落的本质不同。中国的邑，是与君主同时诞生的[10]。为了使人民能过安定的生活，古人建立了君主制度。立君以利群的思想，是中国几千年来政治思想的依据。《吕氏春秋·恃君》说：“群之可聚也，相与之利也，利之出于群也，君道立也。故君道立则利出于群，而人备可完矣。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理，无衣服、履带、宫室、畜积之便，无器械、舟车、城郭、险阻之备，此无君之患，故君臣之义，不可不明也。自上世以来，天下亡国多矣，而君道不废者，天下之利也。故废其非君，而立其行君道者。君道何如？利而物利章”[11]。 简单地说，所谓君之道，在于利民，而不是自利之道。
早在夏商王朝之前，中国已经有人在城邑中居住。住在邑中的居民，夏朝（公元前约2000-1520年）称之为众或家众；商代（公元前约1520-1030年）甲骨文称之为邑人，有时也称之为众[12]。
夏代君主的住地和一些小聚落通称为邑，没有都邑的分别。无所谓＂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这种说法。在殷墟的甲骨文中，至今没有发现“都”这个字。都字最早见于西周晚期的金文中，如[害夫]钟。两周[13]以来王城或诸侯的住地也每每以邑称之。周成王时，《卿鼎》上的铭文称成周洛都为新邑[14]。
《说文》中将邑、国和邦联系在一起，这说明当时的国是以城为邦。如同古希腊的城邦一样，统治一个国家是以城市为出发点（中心）。
综上所述，古代的邑城有王邑、方国邑、诸侯臣属邑和族邑等。夏商时代的邑，是指居民的聚居点，基本上没有都邑的分别。都邑的分别始自周朝[15]。邑、邦和国的概念，是一种政治概念。城和堡则是一种军事设施。市和集是具体交易的所在地，是一种买卖的场所，后来发展成为抽象的市场理念。
二、中国古代城市的结构
1. 城邦与都邑
夏商的国都称之为邑，一些比较小的聚居点也称作邑。周代以来，王都和诸侯国通称为邑[16]。如果将邑作为中国古代城市的称呼，则中国古代必然存在两种城市的格局，一为有城之邑，一为无城之邑。这可以从《商君书·兵守》一篇中引申出来。《商君书·兵守》记载：守有城之邑，不如以死人之力，与客生力战。客不夷城，客无从入，此谓以死人之力与客生力战[17]。
古代都邑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种形态：无城的邑，一城的邑，双城的邑和三城的邑。关于城邑的建造，《管子·度地》记载说：“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郭外为之土阆。”[18]。城邑内，宫城一般在内城的中心地带，内城外围郭城。郭城外有护城的河沟。北京属于三城的都城，有紫禁城、内城和外城郭。除了郭城外设濠沟，紫禁城外也有护城河。
偃师商城一改前代无城垣，居易无固的状态，开始积极地设防。建立了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吴越春秋·古今注》）的理念。偃师商城筑有长方形的城垣，宫城居城中偏南[19]。偃师商城分内城、外郭和宫城三重城垣。宫城是王族居住处，城北是居民区和作坊。这种城南以政治功能为主，城北以经济功能为主的城市布局，开辟了“前朝后市”的先河[20]。
古代的都城，除了王宫、市场及作坊外，还有宗庙、社稷坛和陵寝。《墨子·明鬼下》云：“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 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菆位。“[21]
古代的都市基本上都以此为布局。《周礼·考工记·匠人》中有明确的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车的宽度）。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百亩为一夫）。”周代时，建造都城就有明文规定：都城九里见方，每面有三座门，南北和东西各有九条道路，路宽七丈二尺。宫殿左边是宗庙，右边是社稷坛。王宫前是朝廷，后面是市场。市和朝各占地百亩[22]。根据这种制度建立的城市，并不局限于西方领主为统治而建立的城堡，而是一种功能完备的城市。在城市中，政治、经济和文化（宗教）的功能都已齐备。
2. 没有城垣的都邑
根据杨宽的论断，在西周和春秋时代，王畿和诸侯的封国存在着一种国野乡遂对立的制度。国都及其近郊的居民组织称为“乡”或“郊”，这里的居民叫国人。其他农业地区的居民组织称为遂，或称为鄙或野，居住在这里的居民称为庶人或野人。国人是自由民，有参与政治、教育和被选拔的权利，同时有服兵役和劳役的义务。庶人是在井田上服役的农业劳动者。
周代都城的布局分为贵族的宫殿区，国人的居住区以及军队的驻屯区。杨宽认为，周代公刘建都时，都邑是很原始的，没有城垣，也没有宫殿和宗庙等建筑[23]。如果杨宽的论断正确的话，那么西周在公刘时代的都城和文化的发展，落后于凌家滩古城这一新石器时代的晚期聚落。凌家滩古城遗址目前已发现大型宫殿、神庙等古代建筑，以及房屋、古井、墓地、护城壕沟、手工作坊、集市等遗迹。
根据《墨子·杂守篇》推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早期的市集不一定设在城堡中。《墨子·杂守篇》云：“市去城远”[24]。 城是指建有防卫性围墙的聚居点。当时的城和市，有时并不是建在一起的。墨子认为，如果城远离市场，那么在战争中，防卫就会有困难。城墙的作用在于防卫性。一般的城，是建有围墙的。《墨子·七患篇》指出：“城者所以自守也。城郭不备全，不可以自守”[25]。 市集的作用是用来提供居民日常所需的物资，物资储备不足的城市，在战争时是无法坚守的。
《说文解字》称：市，买卖所之也。市有垣。根据《说文》，市是有围墙的。但这里所说的围墙，并非城垣。如果是指城墙，那么所谓的城只是单纯商业用途的城市（集镇），而不是都邑（政治经济城市）。
徐灏《段注笺》说：古之为市，聚散有常，交易而退，故曰：买卖所之。非今世俗之店铺也。今之墟集犹存古意[26]。古时商品交换还不发达，居民少，聚居点没有交易的固定设施或商店。市集成为唯一互换有无，即商品交换的所在。如同现代的跳蚤市场一样，每月有固定的日子，在固定地点，如交通要冲设立市集，供居民交易。
根据宋镇豪的看法，偃师商城一改前代无城垣的状态，开始修筑城垣；从殷商开始，才有有城之邑[27]。商代方国中心所在的邑，有的并无城垣[28]。自从有大炮和飞机以来，城垣不再具有防卫性的作用。在现代，城的意义消失了，市的作用却大大增加了。现代的城市没有城垣，但城市这一名词和概念却被保留下来。
3. 城市和市井
邑、都、国、城市和市井在现代汉语中各有不同的含义，共通处不多。但在古代，邑、都、国和市井均与城市的意义相通。《周礼》中“匠人营国”的国字就是指国都。《说文》中邑被解释为国。战国和汉代，市井不仅指市场交易的所在，同时也指平民居住的里坊，以别于王公大臣等显贵人士的住宅。《孟子·万章下》说：“在国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谓庶人。庶人不传质[29]为臣，不敢见于诸侯，礼也。” 刘凤泉将国译为都邑，野译作乡村。市井与草莽相配，也即是城市与农村居民相对。由此可以看出，国、都邑和市井指的是城市中的不同方面[30]。
从《孟子》一书中，我们得知“市井”一词，在战国时已经使用。有人则认为市井是出从春秋时代的井田制度引申出来的。《公羊传》宣共十五年，何休注：“因井田以为市，故俗语曰市井”。又《春秋井田记》：“引井为市，交易而退，古称市井”[31]。
《史记·刺客列传》叙述聂政出身时说：“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又：政乃市井之人[32]。这些叙述表明，市井概括了平民生活的两个部分：生计和起居。在第六章韦伯论中国城市一节中，有关中国市井和行会问题还有更为详尽的论述。
三、中国城市的起源
中国城市的起源主要有三种说法：第一种是黄帝作城说，认为筑城始于黄帝时代。根据《史记·封禅书》记载：“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 有关黄帝建城一事，《汉书·郊祀志》也引用了这句话[33]。《事物纪原》引《轩辕本纪》说：“皇帝筑邑造五城。”又引《黄帝内传》曰:“帝既杀蚩尤，因之筑城。”
第二种是夏鲧作城说，认为夏部族的首领鲧在尧时代开始作城。《世本·作篇》载:“鲧作城郭。”《吴越春秋》称：“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吕氏春秋·君守篇》云“夏鲧作城。”《淮南子·原道训》则曰：“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又《通志》云:“尧封鲧为崇伯，使之治水，乃兴徒役，作九仞之城。”
第三种是夏禹作城说，《太平御览》认为夏禹为始作城者。《太平御览·192卷》引《博物志》云：“处土东里隗责禹乱天下，禹退作三城，强者攻，弱者守，敌者战，城郭盖禹始也。”
新石器时代中国古城址的发现，为研究中国城邑起源提供了可靠材料。就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可以肯定的有以下几点：
一、鲧和禹都不是始作城郭者。中国城市的兴起可能是在5000-6000年前，即大溪文化期和屈家岭文化期之间，也就是仰韶文化中期和晚期之间。鲧与尧舜是同时代的人，生活在龙山文化期间[34]。夏禹是他们的后人，生活在4000年前，在此之前，新石器时代的中国古城已有千年的历史。
二、黄帝时期城已经出现。黄帝时期距今多少年，现难以作出准确判断，但至少有5000年上下。近年来，郑州西山发现的仰韶文化晚期城址，距今5300—4800年，许顺湛认为可能与黄帝有所关联[35]。西山城址的城墙采用方块版筑法夯筑而成，筑城技术相当成熟，这绝对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必然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在西山城址建成之前，中国必然早已出现其他城市。张国硕断定，中国城邑的起源，应在距今5500年前后[36]。
中国的城市到底何时出现，中外学者至今没有定论。芒福德（Lewis Mumford）认为目前已知的古老城市，大部分都是公元前3000年，即距今5000年前建立[37]。西方考古界断定，美索不达米亚在公元前3500年出现城市，埃及在公元前3000年，中国和印度则在公元前3000-2500年才出现城市[38]，即黄帝前后，龙山文化期间。 偃师商城建立于商朝初年，即公元前1520年，距今已有3500年的历史。曾经被中国考古界公认为中国最早的古城——山东省日照市五莲县丹土村的古城，建于公元前2000多年，距今也只有4000多年，比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古城晚了近1000年。湖南城头山和安徽凌家滩古城的发现，使中国古城的起源向前推进了2000-1500多年的历史，比世界已知的一些古城要早500-1000年。未来可能会有更多更古老的城市遗迹被发现，把中国城市的起源推向更早的时期。在这里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黄帝、夏鲧和夏禹并不是中国城池的首创者。
四、中国古城
1. 城头山古城与大溪文化期（6000-5300年前）
城头山古文化遗址位于湖南省澧阳平原中部，澧县县城西北10公里的车溪乡南岳村境内，占地15万平方米（228亩）。经考古学家确认，它是一座距今约6000年的古城遗址。古城城基保存非常完整，城内有居住区、制陶区、墓葬区和祭祀区。城平面呈圆形，有东、南、西、北四座城门，城垣内面积约8万平方米。城垣外环以30-40米宽的护城河。挖河所出的10万方泥土夯筑起了长1000余米、底宽30多米、高4-5米的宏大城墙，城垣及护城河共占地15万平方米。在城内目前已发掘出大片台基式的房屋建筑群基础，设施齐全的制陶作坊，宽阔的城中大道，以及密集而重叠的公共墓葬。古城东门北侧还发掘出了目前已知世界上最早的古稻田（距今6500年）。
1979年湖南澧县的考古工作者，在该县车溪乡南岳村徐家岗发现了这一古城址。当地村民把这个地方叫做城头山。经湖南省考古研究所多年发掘研究，认为这座古城址有四个“最早”：一、中国最早的城：城墙经四期夯筑，最早一期距今已经有6000年；二、发掘出6500年前的水稻田，比世界上任何一处已知的稻田都要早；三、发掘出一座保存完整的祭坛和众多的祭祀坑，是目前已知最早的祭坛；四、发掘出一个具相当规模的制陶和烧窑作坊区。这个发现使城头山成为已知的中国最早的手工业和矿业城市，并且很可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手工业和矿业城市，或最早的矿业城市之一。 张以诚认为，把城头山古城定为中国最早的矿业（手工业）城市，有如下几条理由：在古城址，发掘出一个面积达300平方米以上的制陶和烧窑作坊区。窑体八座，其中七座属于距今6000-5300年的大溪文化期。一座属于距今5300-4600年的屈家岭文化期。在6000-5000年前，这样的作坊规模是相当可观的，更何况作坊区尚未完全发掘。在作坊区里，不同的窑烧制不同的产品，有的烧制陶器，有的专烧红烧土。从城东门到城中心的作坊区，有一条道路，完全用红烧土铺筑而成。陶窑和红烧土窑所用黏土，都是就地取材，用的是当地的米黄色黏土，与今天烧窑制砖所用原料是同一种黏土。 城头山古城不仅有专门的制陶烧土作坊区，而且产品数量巨大，因此产品可能不单是供应本区使用，也供给附近的其他聚落，甚至可能“互市”传到湖北和陕南汉水流域一带。这说明开采黏土和制陶手工作坊的活动，已与农业生产活动有明确分工。城头山古城或许是当地的一个陶器生产中心。城头山古城的重要功能是向社会提供手工艺产品，基本上具备了单纯经济城市的特征，可归纳为古代手工艺城市。 除了“城头山”以外，据初步研究和不完全的统计，中国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或者陶器时代的手工业城市，至少有40座以上[39]。
2. 凌家滩古城与屈家岭文化期（5580-4600年前）
安徽省境内的凌家滩遗址于一九八五年被发现，属新石器时代晚期聚落，截止到2006年已经进行了四次考古发掘，发现大型宫殿、神庙等古代建筑，房屋、古井、墓地、护城壕沟、手工作坊、集市等遗迹，以及大批玉礼器等文物。遗址的布局，显示出中国古代城市的结构。这座古城占地面积约160万平方米，沿河而建，以三个台阶为界线划分成为三处功能不同的区域。
第一区域是普通部落成员的居住区和庭院区，房子带有明显“城市”规划和精心设计的痕迹。这个区域出土了大量陶片。第二区域是3000平方米的红陶土块广场，这里是部落首领的宫殿区和部落会盟、祭祀、操演的场所。考古专家认为这里是部落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反映出当时的高度文明和强势力量。第三区域是大型墓葬区，中央有一处约一米高的祭坛，陪葬品有玉器、石器和陶器等。 在城的四周，一条大型围壕形成了城市与外界相隔离的“护城河”，用来防御外界的侵袭。考古发现表明，凌家滩遗址具有固定居民点、大型神庙建筑、防御性设施以及手工业作坊、集市等城市要素。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认为，凌家滩古城遗址是考古学上的一个重大发现，表明中国早在5500年前就出现了城市，从而使中国城市的历史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 张敬国率领的考古队在凌家滩遗址发现了一座祭坛，一处大规模的红陶土块广场，一口水井，一条壕沟，一处石器作坊，三组巨石建筑遗存，66座墓葬，1300件陶器、玉器、石器等各类文物。在所有史前文化遗址中，凌家滩出土玉器最多，共达一千三百多件。张敬国与台湾古玉研究专家陈启贤先生合作，利用先进的偏光立体显微镜，对上百件精美的凌家滩玉器进行微痕观察和测试，发现凌家滩已经具备了高超的冶金技术。
张敬国认为，凌家滩遗址所表现出的文化证明它具有深厚的城市内涵，从出土的玉器看，玉人戴的帽子上有方格纹，腰带上的斜纹运用了挑花工艺，说明当时的纺织技术已经较为发达，在人们的穿着上体现出了城乡差别，也反映出当时比较先进的服饰文化[40]。从凌家滩古城遗址出土的精美玉器、石器和陶器，包括玉龙、玉人、玉鹰和玉版上刻画的原始八卦图等，丰富多彩。其造形之美，制作之精，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其他古文化遗址不能相比的。 同时，凌家滩玉器的磨制、钻孔、雕刻、抛光等工艺技术，也达到了可与现代科技工艺相媲美的高峰，奠定了中国史前玉文化发展的基础。祁述义认为，凌家滩是中国远古时代玉文化发展的一个中心。
据张敬国介绍，凌家滩遗址至少有12个方面在全国考古发掘中占第一之先，前所未有，如 玉人、玉龙、玉鹰、玉版、玉勺、红陶土块建筑遗迹、东陵玉、玛瑙钺、斧、玉管微雕、石钻、玉戈、玉虎首璜和人工巨石堆等[41]。中国史前建筑研究专家杨鸿勋曾多次到凌家滩考察，他认为，这里发现的巨石建筑和红陶土块建筑是两个非常深奥的课题，其中许多谜底尚未揭开，值得研究和探索[42]。
3. 陶寺文化遗址（4550-3950年前）与陶唐王朝的都城
陶寺遗址位于汾河以东，塔儿山西麓，山西襄汾县城东北约15华里许的陶寺村南。遗址包括中梁村的全部、东坡沟村的西北部、李庄村的东南部地区。遗址东西约2公里，南北约1.5公里，总面积在三百万平方米以上。其地理位置与史载“尧都平阳”的地域相合，其早期遗存的年代经碳十四测定为公元前2200—2400年之间[43]，与帝尧—陶唐氏生活的年代相当。
陶寺遗址，是中国境内已知面积最大的、夏代以前的遗址。在1978年至1985年的第一个发掘阶段中，发现距今4550年至3950年的墓葬随葬品，有鼍鼓、土鼓、特磬、列刀、彩绘陶器、彩绘龙纹陶盘、彩绘木器等大批礼乐器。
近三十年的考古发掘表明，陶寺遗址可以分为早、中、晚三期。在这三个文化期中，先后出土的文物提供了四个重要的信息： · 距今4550-3950年间的古墓1300多座，其中大型古墓8座。从古墓随葬的物品，如各种礼乐重器、铜器，可归纳出不同的级别，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等级状态。 · 在陶寺早期的文化层中，发现了小城，面积约56万平方米。贵族住在小城的南部，分为两个区：东区和西区。东区是上层贵族区；西区是下层贵族区。宫殿建在东区，面积5万平方米，位于小城中南部。 · 在陶寺中期的文化层中发现大城城址，面积达270万平方米。城中有一大型的观象台基址，面积1400平方米。 · 在陪葬的陶器中，发现带有文字的陶器。
中国最早的观象台以及扁壶上朱书陶文的出土，是陶寺遗址关键性的发现。唐兰认为，商代的文字是近古的文字，离最早文字的创生期，已经很遥远了。他认为，辛店文化期陶器上所谓的“团案”，实际上应该是一种文字。辛店文化期相当于传说中的夏代[44]。陶寺遗址4500年前用毛笔书写在陶器上的“文字”，如果是中国文字的前身，就为唐兰的观点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据。陶寺观象台和朱书陶文的出土，显示了当时（根据卫斯的断代：唐尧时代）已存在着一个“知识阶层”[45]。
陶寺遗址出土了三大块篦点戳印纹白灰墙皮和一大块带蓝彩的白灰墙皮[46]，这说明小城内当年不仅有宏伟的宫殿，而且宫殿建筑的墙壁曾有彩绘。这显示出宫殿的主人可能是一位君主。陶寺古城中的大城套小城、小城有宫殿，城中有专门用于祭祀和观测天象的“神台”，完全符合古代“王都”的基本条件。卫斯认为，陶寺城址完全可以作为一个初期国家权力中心形成的标志。陶寺古城必然是这个国家的“都城”，结合具体的年代，这座“都城”的主人只能是“唐尧”。无论是从历史地域来看，还是从考古学提供的资料来看，山西襄汾陶寺遗存均符合“尧都平阳”的条件，今山西临汾塔儿山（崇山）周围的汾、浍地带就是史籍所云的唐国封地[47]。
4. 二里头文化期与夏代的都城
二里头古城是位于洛阳盆地的一处超大型聚落的遗址，距今约有3800～3500年，大约是中国历史上的夏代。在这里，发现了迄今所知东亚地区最早的大型宫殿建筑群。自1959年发现以来，已发掘出最早的宫城、最早的铸铜作坊、绿松石器制造作坊的遗址，以及最早的青铜礼器群的遗存。它是当年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大的城市，这代表东亚历史上首次出现典型的“核心文化”。一般认为，这里是迄今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因为二里头古城遗址存在的年代和所在地域与中国文献中所记载的夏、商王朝大致对应，是探索中国早期王朝文明的重要遗址。
根据2001年以来的勘察结果，遗址的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古城由中心区和一般居住区组成。中心区域是宫殿建筑，位于遗址东部。宫殿区外围发现四条大道，路宽达10余米至20米左右。宫城平面略呈纵长方形，面积达10.8万平方米。宫殿区内目前已发掘出9座大型建筑的基址。发掘确认，二里头文化早期有多重院落的大型夯土基址，晚期的宫城内至少存在两组具有明确中轴线规划的大型建筑基址群。此外，还发现了贵族的墓葬区等遗址[48]。
中国的考古界一般认为二里头古城遗址乃是夏代中期以后的都城遗址。它与山西襄汾陶寺古城遗址，成为探索殷商以前中国古代都邑遗址考古研究的重点。二里头宫城遗址，及其中多座宫庙建筑基址的勘探与发掘，改变了过去一直认为二里头古城只有宫庙，而无宫城的看法。二里头宫城遗址成为目前所知中国古代都城遗址中，时代最早的宫城遗址之一（陶寺古城遗址可能早于二里头古城遗址）。二里头遗址中官手工业作坊区遗址的勘查，证实了古代都城中“工在官”的特点。
5. 偃师商城
1983年在河南偃师西南的二里头，洛河北岸发现了商代早期城址。偃师商城一改前代无城垣，居易无固的状态，开始积极地设防。建立了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49]的理念。偃师筑有长方形的城垣，宫城居城中偏南[50]，分内城、外郭和宫城三重城垣，外郭比内城晚建。南北长1700余米，东西宽1240余米，周长约5330米，城区面积达190万平方米。城墙基槽宽16-25米。目前已知有五座城门供居民出入。北垣一座，东西各两座，南垣不详。城门之间有大道相通。宫城是王族居住处，城北是居民区和作坊。城南以政治功能为主，城北以经济功能为重。这种城市布局，开辟了前朝后市的先河[51]。
偃师二里头的宫殿区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宫殿遗址。宫殿位于城区南部的中央地带。早期商代都城以南部为重心，与后期商代都城以东北部为重心的布局不同[52]。商代都城的布局主要有五个特点：
偃师商城宫城遗址中宫庙建筑基址的全面发掘，宫城之中祭祀区、池苑区的发现，为探讨宫城布局提供了珍贵的考古资料。三代都城的考古发现，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早期城市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学术意义[54]，同时为探讨未知的早期都城的宫殿、宗庙和手工业作坊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撑。
中国古代早期城市的发现，为研究“都”、“城”、“邑”、“聚落”和“农村”提供了宝贵的素材。这些概念，是否可以用宫殿、宗庙、手工业作坊的存在来加以论断？从“城”到“都邑”，从“城邦”到“王国”的发展，中国与其他国家是否走过了相似的历程？这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与思考。
五、《周官考工记》与古代中国的都市建筑
1. 中国最早的城市规划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关城市规划的记载，出自《周礼·考工记·匠人》：“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这是有关西周洛邑建城规划的记载。 西周洛邑即今日的洛阳。公元前1020年，周成王七年，成王年幼，周公辅政。周公东征，在平定武庚叛乱后，考虑到国都镐京偏西，不利于对东方的控制，决定在洛阳建立新的都邑。周公在洛邑建了两座城：王城和下都城。王城，即今洛阳市王城公园，四面各有三门，共十二门，道路九经九纬，各宽九轨，即道路宽为车轨的九倍。环城道一条，宽七轨；向四方辐射的道路四条，各宽五轨。王宫建在中央大道上，共有五门，内有六寝。左边建有祖庙，右边筑有社稷坛，前面设朝，后面设市。王城建成后，当时只作为周王朝会东方诸侯的处所。下都城，即今洛阳市白马寺东，建设规模比王城小而简陋[55]。
根据《诗经》的记载，周文王的都邑建在丰（《诗经·大雅·文王之什》），周武王的国都建在今西安以南的镐（《诗经·小雅·祈父之什斯干篇》）。梁思成根据《诗经》推测，认为当时已存在着一定的建筑规划法则[56]，建筑主要是以版筑为主，采用木柱，屋顶如翼，庭院平正。根据《孟子·梁惠王上》的记载，文王在营造宫室之余，还建灵台灵沼，类似今天的公园，供人民享用。梁思成认为这是中国有历史记载的最早的公园[57]。根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周公按照周武王的意思建立了洛邑。梁思成认为这是中国史籍中，关于都市设计的最早实例[58]。
中国的都市设计，自周代以来，传统上采用方形的城郭，都城按照一定的制度来营造。用简单的一句话来说，中国都城的营造必须符合“方正”的原则。中国有关城市规划的最早的有系统的记录见于《周礼·考工记》。按《考工记》的记载，周代的匠人是专门负责建造城邑的，夏后和殷商王朝的都城都有宗庙建筑。夏称宗庙为世室，周称之为明堂。
在营造城邑之前，工匠必须先对地盘进行勘测，力求地面符合水平的要求，并利用太阳照射的影迹和北极星的方位，确定正东和正西的准确位置。都城的大小为九里见方，平均分为九个区，每区3里见方。平面图呈井字状，井字中心为王城区，周围为居民区。城中通向东西南北方向各有九条道路。王宫前面是朝廷，后面是市场。王城内大道的左边是宗庙，右边是社稷坛。市场和朝廷各占地100亩[59]。周代房屋的墙使用两面木版，用绳约束木版，中间再填入泥土。屋顶用茅草或用瓦片铺盖。
从新石器时代城市的出现，历经夏商周几千年的发展，到周代，中国的城市规划已发展出一套完整的制度。建筑摆脱了“茅茨土阶”的状态，演变出“重屋高台瓦面”的建筑。从世室和明堂演化出宗庙、社稷、朝廷等建筑，显示了自周代以来，中国政治和宗教已经分离，政治作为一种世俗的事宜，不受宗教左右。宗教在这种政治形势中，完全是为政治服务的。
2. 周代都邑的特点
周代的邑之能称为都，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据《左传》的定义，邑之称为“都”，必须具备宗庙。《左传》：“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60]
根据《周礼》的记载，一个国都，必须拥有朝廷、市场、宗庙和社稷坛，才符合作为国都的条件。《周礼·考工记·匠人》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61]
3、周代都邑的大小
周朝对都邑大小有严格的规定和布局。从《周礼·考工记·匠人》的记述中，可以了解周王朝建筑国都的规模和布局。国都面积方九里（81平方里）。
诸侯的城垣有宗庙称都，无宗庙称邑。诸侯的驻地，也可统称为都城。但一般的都邑不能超过方三里，超出这一制度，就是不敬。《左传》说：“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国都的三分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 有关一般城邑，超过百雉，就不合礼法，在《管子》中也有记载：“国小而都大者弑。”[62]
诸侯的都城方三里。根据《左传》的记载，诸侯国都方三里，即不大于方900 丈〔《左传·隐公元年》〕。卿大夫的都邑不能超过方300丈，即方一里。周朝的礼法规定：大都邑城垣的南北长度是国都的三分之一；中等都邑，城垣的南北长度只有国都的五分之一。小都城，城垣南北的长度只有国都的九分之一[63]。
“雉、三堵也。长一丈，高一丈谓之堵，三堵为雉，则雉高一丈长三丈。”〔《左传·隐公元年》〕按这一长度计算，百雉等于三百丈。这与马服君和田单有关古代城邑大小的论述相符。马服君说：“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64]
按《战国策》所说的西周或春秋初期城市的大小，以三百丈作为城垣的每边长度计算，一丈等于3.3米，三百丈为990米，城的形状为正方形，等于98万平方米。当时一般城垣的面积只略大於今天的北京紫禁城[65]。国都城垣南北边长是小都城的9倍（小都面积的81倍），即7938万平方米。大都邑城垣为国都的三分之一（即国都面积的九分之一），即882万平方米。中级都邑城垣为国都的五分之一（即国都面积的二十五分之一），即317.5万平方米[66]。
4. 周代城市的人口
周代的都城是政治（军事）、经济（手工业和商业）和文化（宗教）中心，人口比较集中。《战国策》关於周代城邑人口的记载说：“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按此计算，西周和春秋时代，一家四口，则普通城市的人口约为一万两千人。如以一家八口计算，为两万四千人。保守地计算，如加上家庭仆役、官僚、军队卫兵等工作人员，一个城市绝不会少於一万人。由上文推论，我们可以假定一个诸侯封国的都城不会少於一二万人口。王都的人口比这个数字还要高。周代的两个都城——宗周与成周可能是当时特大的城邑。
5. 周代的市场
市在中国古代出现很早，传说中有"神农作市"、"祝融作市"〔太平御览〕。到了西周、春秋和战国时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城市规模不断扩大，数量不断增多，文化高度发展，对日常消费品和奢侈品的需求增加，市场也随之一步步发展壮大。
周代都城的布局为"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即左为祖庙，右为社稷坛（今称为土地神庙），中间是宫殿，宫殿前是君臣议事办公的"朝廷"，宫殿后面是市场。从这一布局推论，周代对商业经营是非常重视的。市场被视为珍宝、货物荟萃之地，与朝廷、祖庙、社稷并列，为国都的四大布局之一。虽然，市场是都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世子、诸侯、公卿、大夫以及他们的妻子，也就是所谓的命夫和命妇禁止到市场去。市场中设有专职官员管理，违反市场规定，会受到处罚[67]。
西周的市场有三种：一为城市，二是郊市，三是会市。城市是固定的市场，设在都市中。郊市是固定设在都城大道上的市。固定的市设在王城之内或诸侯的都邑中。西周的国，指领主居住的都城和城郊。会市是临时的市集。
古时王城的中心为王宫，王宫的背面设市。市名义上由王后统领，实际上则由市司主管（《周礼·天官·家宰》）。诸侯国都的市，亦按此制运作。
王都中的市，每天开三次。早上为朝市，以商贾间的买卖为主。午后进行的称大市，以一般大众消费者为主。傍晚的称夕市，贩夫贩妇为主[68]。在市区出入，规定由一定的门进出。市内各种货物的肆有指定地段，排放须按照行列，不得杂乱。入门处有官吏纠察，市内亦有巡行，以防盗窃，同时监视交易是否按照官府规定进行。货财出入，需取得司市发给的凭证方可通行。《周礼·地官·司市》：“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度量、禁令。”[69]
王畿的市场固定在城北，城内的道路上不设市场，但是在通往王畿的大道上设有市场。在去往国都的大道上，每五十里处，都设有市场。这种市场，是为了适应驿站的需求而设的[70]。《周礼·地官·遗人》载：“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是有候馆，候馆有积。”[71]
国野的道路上每隔50里设有市场，诸侯都邑也是如此。不难看出，周代从国都通往四方的道路上布满着一个个的市场。《管子·乘马篇》载："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五聚命之曰乡。"据此可知：五暴曰部，五部曰聚，聚有市，五聚曰乡，则一乡之内有五个市场。《管子·小匡》载管仲在齐改革时置"士农之乡十五"。
从《管子》的记载可以得知，齐国从国都到各乡之内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市场。虽然《管子》的出处和成书时间尚有争议，但无可否认，上述记载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市场的制度，不仅王都、诸侯的都城中设有市场，甚至在乡村中也设有市场。
会市，也就是军市，是为军队临时设立的市集。根据胡寄窗的说法，这种市场是诸侯会师时设立的临时市集。这种临时的市集，当然可以利用已存在的市集来开市[72]。据《周礼·地官·匠人》记载，凡国君与诸侯会盟或征伐时，司市会随同军队出发，处理市场的政务和货物的买卖。《周礼》说：“凡会同、师役，司市帅贾师而从，治其市政，掌其卖卖（人旁）之事。”[73]
战国时在军队驻屯的地方出现了军市。根据《史记·冯唐列传》记载，战国末年赵将李牧曾把"军市之租皆自用飨士"， 因此深得士卒喜爱。《战国策·齐策五》载苏秦对齐闵王说"士闻战，则输私财而富军市"云云，说明齐国也有军市的设置。
《商君书·垦令篇》主张加强对军市的管理，令军市"无有女子"，让"商人自给甲兵"，又令军市不得"私输粮者"等等，说明秦国也有军市。赵、齐、秦三国都有军市，说明军市发展在当时已较普遍。由于军市是随军队驻屯而兴起的，对特定地区来说如果军队转移了，军市也就不存在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军市仍属于为军队服务的临时性市场[74]。
六、汉代都邑的演变
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定都长安，修建长乐宫，又在龙首山建未央宫，大约在公元前187年建成长安城。长安城周长65里，东西南北共有12座城门，每面开辟三个城门，城周有池沟护城。城的平面不是传统的方形，南北两面均非直线。城南由于新建长乐和未央两宫，迂回迁就，城北沿渭水而建，顺河流之势，呈曲折之状。城中有六座宫殿：长乐在东南，未央在西南，另有明光、常信、桂宫和北宫。建章宫在城外之西（公元前104年建）。城内宫殿和衙署散置在城内中部和南部各处，城北为官府手工业作坊，民居集中在东北[75]。城内还设有九处市场，市楼皆重屋。居民区分成一百六十里，八街，九陌。城中地广人稀，街道宽阔。公卿的田宅都选在僻静处，以求城市中山林的乐趣。城中还建了五个里坊、两百座住宅供贫民居住。全城的布置没有按照古礼规定的均齐之法营建，也没有后世宫城皇城与郭城之分，为历代都邑的变体[76]。
在汉代都邑中，市场又有进一步的发展。汉有长安、洛阳等五个直辖城市，长安为西市，洛阳为中市。这些市场按照规定的时间营业，经营市场的目的，除货物流通外，是使国家殷实，人民富足而有教养。汉代的城市除了统治功能，还有流通、生产、居住和教化等功能[77]。汉代的臣民被划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层：知识分子居首位，商人地位最低[78]，商人不能拥有田地[79]，其子弟也不能为官[80]。王莽当政时，把长安划分为东西两市。东市称京市，西市称为畿市。洛阳称为中市，邯郸、临淄、宛、成都分别为东西南北市，各市设交易官吏进行管理（五均司市）。《汉书·食货志下》记载：“遂於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称师。东市称京，西市称畿，洛阳称中，余四都各用东西南北为称，皆置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81]
到了汉代，前朝后市的状况被打破。国都中当然只能有一个朝廷，但是多几个市场，却无伤大雅，而且政府还可以增加收入。战国时代，管理市场的官吏称为市掾；汉代称为市长[82]。司马迁的曾祖父昌，就做过汉朝的市长[83]。长安市令，也称为市长。汉景帝时，长安共有四个市，四市的长官归内史管辖[84]。王莽时改为五均司市[85]。到东汉时，长安发展到九个市场。关于汉代都城长安开有九市，班固的《两都赋·西都赋》和张衡的《两京赋·西京赋》都有记载[86]。
班固写《两都赋》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当时关于定都洛阳，还是归都长安，曾经有过重大争论。班固力主定都洛阳。他在《两都赋》中，对洛阳与长安作为首都的优劣进行了比较，强调东汉在洛阳实施的统治，比西汉在长安实施的统治更加符合儒学的理想。
六、唐代城市与经济的发展
1. 商业城市的兴起
隋唐时代的长安城建于公元582年。隋文帝认为周代长安不足以建立皇都，因此选择汉故城东南21里的龙首山创建新都，名为大兴城，东西18余里（9721米），南北15余里（8651米）。皇城居城北，皇城北部为宫城，即大兴宫。自汉朝以来，京城中宫阙和民宅杂处，文帝认为如此不利于官民，对城内各区域作了较为清晰的划分。唐朝建国后，改大兴城为长安城。皇城与宫城仍依前制[87]。
唐代长安，城内划分为三个区域：一、宫城，原隋代故宫，居外城城北正中，东西4里，南北2里余；二、内城，即行政管理区，在宫城以南；三、外城，约由110个方形街坊（居住区）构成，设有两个市场，西市和东市，位于内城（行政管理区）前方两侧。内城中门（朱雀门）正对外城的明德门，以大道相通，即朱雀大道，道宽155米，路的两侧有3米宽的排水沟，将长安城分为对称的两个部分。西城和东城，有各自的行政管理机构。各个里坊都有自己的围墙，只有一个街门通向外面。对市场和街道施以严格的监管，市场中的商品价格有一定之规，不得随意提高物价[88]。
长安是唐朝的政治和商业中心。当时的长安城面积84平方公里，人口近百万[89]。东西两市，各有220种行业，商店货栈林立。市场有一定的管理制度，如开业时间等均有相应的规定。长安是当时的国际贸易中心，聚集了很多外国商人。来自中亚、波斯和大食的商人在市场中经营各种行业。在唐代，任何外国人到长安来都会受到欢迎。长安和巴格达一样，成为各国商旅的聚集之地。阿拉伯人、叙利亚人、波斯人、朝鲜人、日本人、西藏人、印度人汇聚长安[90]，除了经商，还进行传教活动和学术交流。当时到中国来传教的有景教、袄教、摩尼教和伊斯兰教。
外国商人通过陆路和水路交通来到中国。当时的陆路商业交通路线，以长安为中心有四大干线：1. 东出潼关至洛阳，再向东到山东登州，或向北到幽州，即今天的北京；2、向东南经商州到襄州、鄂州，再南下广州；3、向西南经凤翔、汉中到成都；4、向西至兰州，再向西北进入凉州直至敦煌，再经西域、波斯到麦加，也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海陆由广州经南洋、印度洋，进入波斯湾、阿拉伯海一带，人称海上丝绸之路；向东经由邓州、辽东半岛到鸭绿江，再沿朝鲜半岛至日本肥前；另有海上通道从扬州、明州、福州、泉州东航到日本。[91]
唐代社会安定，交通发达，分工精细，随着农业水利灌溉技术的改进，农业产量显著增加。但由于土地被豪强吞并，均田制度受到破坏，庄园经济日益增强，农业产品的收益大多落入大地主手中，社会累积的财富被集中到少数的人手里。
在手工业方面，纺织业、制瓷业、造船业、金属铸造业、造纸业、制墨业等都非常发达。在矿业方面，有金、银、铜、铁、锡、铅、汞、朱砂等矿藏的开采。这些矿产由政府直接管理，但允许私人经营。
发达的交通，为国内外商人的往来流动提供了便利，促进了商业城市的兴起。当时在中国的许多城市，都有外国商贾活动。中唐以后，商业发展更为兴盛，出现了许多繁荣的大城市，著名的城市有长安、洛阳、扬州、益州、广州等。在城市中，官僚豪富多开邸店，设货栈用来储存货物，招待商贾或代其收售货物。除了内陆贸易外，国际贸易也空前繁荣[92]。
2. 唐宋变革与中国文化
公元750年前后是唐朝最为繁盛的时期。自太宗以来，西域各国都臣服于唐朝，尊中国皇帝为天可汗，学习中国的礼仪文化。公元751年，唐朝在塔拉斯河战役中被穆斯林打败，丧失了新疆一带的土地，原本信奉佛教的当地人，在伊斯兰势力入侵的影响下，改信回教。公元756年安史之乱后，唐朝走向衰退[93]，北方民族纷纷脱离对唐朝的依附。公元907年，中国开始了五代十国的动乱时期。到公元960年，宋太祖黄袍加身，中国进入了辽宋夏金四国共存的局面。
日本学者斯波信义指出，日本学界一般认为，公元750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唐宋的变革，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斯波信义认为，唐宋变革之于中国，比历史上任何其它时期——如秦汉、明清的变革——都更为重要。
唐宋的变革，不同于西方的文艺复兴。西方重大的变化都是在动荡后发生，而中国的变化，却是在阅尽繁华后发生的。唐宋的变革就出现在一个世纪的繁荣后。西方的历史在战争、叛乱、动荡中走过，中国的历史则是和平稳定。之所以有这种差异，是因为中国先有文化的统一，才有社会的安定。
唐宋的变革涉及经济、文化和政治制度。在经济上，随着城市结构的改变，商人阶层逐渐兴起。在文化上，新儒家文化形成。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严禁军人干涉朝政，注重文人政治。
西方和印度的哲学注重彼岸和个人，中国哲学更多关注社会和政治，这就是东西不同之处。唐宋变革之后，社会经济发生很大的变化，但传统的政治形态得以延续。中国的皇权制度，不管是在政治层次还是文化层次上，都非常稳定。
中国的文化统一，超越了社会的变化。几千年来，中国的政治和文化虽然变化不大，但是经济却一直在变化。这种变化，一般是难以察觉的。
宋徽宗崇宁年间，即公元1102至1106年，人口突破一亿，与公元742年相比，人口增加了一倍。在福建和广东地区，人口增加了15倍[94]。人口的增加，意味着粮食的产量必然也在增加，否则不足以养活新增的人口。当然，理论上可以利用殖民掠夺的方式来养活这些人。但是宋代文弱，无从欺压其他邻近民族，因此养活本国的人口，只能依赖国内的农业生产，不能像古罗马那样，从埃及进口粮食，以供国民消费。唐宋时期农业发达，带动农业技术的发展，农业技术的更新又会提高农业产量，促进工商业的发展。宋代的繁荣实在是依赖于唐代打下的基础。
七、宋代大商业城市的形成
宋代最有代表性的城市应属北宋时期的开封和南宋时期的临安。这两个城市，是典型的政治和经济城市，也是中国城市从消费城市转向商业城市的样板。
1. 东京汴梁与清明上河图
北宋自公元960年建国以来，工商业发达，市民阶层逐步壮大。公元960-1126年间，东京汴梁的人口约为150至170万人，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北宋5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由唐代的十多个，增加到40多个[95]。随着市民阶层的兴起，在城市中产生了迎合小市民志趣的通俗文艺，在绘画中出现了描绘市井生活的风俗画，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作是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它是对中国城市生活最早的写照。《清明上河图》绢本设色，宽24.8厘米，长528厘米，描绘了北宋东京汴梁的繁华市井，为研究中国城市从封闭的坊市制度转化为开放的街市制度提供了具体的感性素材。
《清明上河图》规模宏大，结构严谨，画面分为三个部分：画幅首段描写城郊农村清明时节的田野景色；中段以拱桥为中心，描绘汴河两岸的繁华；后段摹写汴梁街市的实况。画家通过对官府衙门、市廛商铺、人马喧嚣、车轿穿梭等市井生活的描绘，展示了北宋汴梁承平时期的热闹景象，反映了社会各阶层的生活状况，汴梁市区和郊外百姓的生活设施、生产、买卖、娱乐在画中一览无余。画中有仕、农、商、 医、卜、僧、道、胥吏、妇女、儿童、篙师、缆夫等不同阶层的人物550多位，或赶集，或买卖，或闲逛，或饮酒，或聚谈，或推车，或乘轿，或骑马。画面中河港池沼，船只来往，官府宅第，茅棚村舍密集，大街小巷，店铺林立，酒店、茶馆、点心铺等百肆杂陈，充分反映了汴京工商业经济的面貌[96]。
2. 杭州
公元1126年，开封被金兵攻陷，宋高宗决定暂时定都杭州，并将杭州改名为临安。当时的杭州是一个商业港口，距当时崛起的商业港口福州和泉州不远。这是促使杭州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
十三世纪的西方城市，城区满布建筑物，街巷纵横。这种情况，在中国并不多见。大多数的中国城市，建筑物相当稀落。城墙围起的往往是荒地、果园，甚至耕地。七到十世纪的长安，就是这样一个城市。当时长安城的面积为84平方公里，占地面积并不比巴黎小多少。南宋时的杭州就不同了，有关当时的杭州有这样的记载：“临安城郭广阔，户口繁多，民居屋宇高森，接栋连檐，寸尺无空。”在南宋建都临安之前，杭州人口不足20万。建都后，城内外不下数十万户，人口逾百万，市郊人口比市内还要多[97]。十三世纪的杭州，过剩的人口都住在城外。临安最为兴盛时人口达124万[98]。
杭州是一个多功能的城市，它既是南宋皇宫、中央政府、行政官署、大型官邸和富人宅院的所在地，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贸易中心。城墙在古代，一般是识别城市的标志，也唯有城墙才能把政府的行政机构保护起来，防止叛乱事件；在战争时，为周边乡村的农民提供避难所。当时的临安由于人口急剧增加，商业活动扩展到城外，城市主要是行政和军事机构的所在地。居民根据城墙来区分城区与郊区。当时，在长江流域的中部，已经形成了一些永久性的商业中心，这些商业中心距离城墙有一段距离，摆脱了城墙的约束[99]。
3. 宋代城市的转型
马克斯·韦伯的城市理论，把中国的古代城市定义为政治型城市或消费型城市。中国的古代城市，一向是不同级别的行政管理中心。城市居民，相当一部分是贵族、官僚、军人、地主及其家属，其主要收入不是靠生产，而是俸禄或地租，他们是城市中主要的消费群体。中国古代城市中虽然也住有农民、工商业者，但这些小市民，并不是城市主要的消费群体。
这种消费型城市的经济状况，在唐代开始发生变化，到宋代基本完成了城市结构的转变。宋代城市的最大转变，是封闭式坊市制度的崩溃和开放型街市制度的建立。《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正是这种新型街市的热闹情景。
在宋代，农村生产力的提高促进农村城市化，远程商业的发展带来城市经济的繁荣。过去限制营业时间和场所的市制，已经不能适应新的经济形势。城市中的里坊制度和封闭的市制也名存实亡[100]。宋代商业繁荣的另一个原因，是商品的特产化。商品的特产化，促进大量地方商品向各地流动，由此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市场[101]。
宋代官私手工业，特别是私人手工业的发展，远远超过前代。中国的三大发明：火药、罗盘、活字印刷术，以及胆铜法和火柴等，大都是在十到十一世纪间出现的。手工业生产无论在规模、分工、技术和从事生产工匠的数量上，以及产品的种类、数量和品质上都超出前代[102]。手工业中，以纺织业和陶瓷业的产品最为精美，不仅行销全国，还远销海外[103]。
在交通方面，出现了私营运输与官营运输的竞争[104]。远洋航运，一向由外国船只承担。宋代，随着航运技术的发展，中国开始活跃在东亚和东南亚海域[105]。宋代造船业发达，以明州和温州两地的造船业最为兴旺，年产船只五、六百艘。船属尖底客舟，吃水深，长五、六十丈，可容千人；次等亦可载客五、六百人，兼载货30万斤。公元1119年，宋徽宗宣和元年，已有关于指南针的记载。在欧洲和阿拉伯的文献中，直到1200年才有相关的记述。尚钺认为，阿拉伯使用指南针来确定航海的方向，是从中国传去的[106]。宋代，官方非常重视东南海上贸易，同时对来华阿拉伯商人予以笼络。为增辟税源，官方在沿海设立市舶司，以管理对外贸易。宋代有八座城市设有市舶司，分别是：广州、杭州、明州、泉州、密州、秀州、温州和江阴[107]。
在宋代，独立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1、宋代的户籍制度中出现前所未有的坊廓户，这一户籍中大部分是中小工商业者；2、社会上的雇佣劳动力增多，国家对独立工匠的控制减弱；3、工商业者自主建立各自的行会组织，在此之前，行会只是政府为了管理方便，强加给工商业者的组织；4、科举考试准许工商业者的子弟应试，工匠和商人的子女可以通过考试进入官僚阶层[108]。
唐宋以来，巨大的农业生产力创造了巨大的农业财富，通过租税、地租、商业投机买卖，经由城市吸收，再由城市释放出来，形成了城市的购买力，丰富了城市的商业活动和城市消费。过去倚赖官僚消费，以统治者需要为主的政治城市和消费城市的结构发生转变[109]。一向以消费城市面目出现的中国城市，逐渐转向工商业城市。
八、杨宽有关中国古代都市的理论
都城是中国历代的政治中心。新的王朝建立，开国君主和大臣们，总是把建都作为首要任务。在建都的规划中，会按照其政治意图和经济上的需要来设计都城的布局和结构[110]。
在氏族社会聚居的村落，人们已经懂得利用壕沟和围墙来保护自己。最初是为了防御野兽，后来则是为了抵抗外族或敌人的侵袭。这种有计划的布局，是后来城市形成的前提。杨宽认为，城垣的出现晚于壕沟[111]。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当聚落建立了壕沟与城垣时，村落也就变成了城市（马克思）。都城的形成，则是在国家产生后才出现的[112]。
1. 中国都邑的城郭布局
中国城郭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杨宽认为，西周、春秋、战国时代，中原都城流行西城连接东郭的布局；秦汉以后，出现北魏洛阳由东西南三面郭区环抱中央北部小城区的格局。至于秦代咸阳、西汉长安、东汉洛阳，是否存在着有城无郭的一城制，尚有待进一步的研究[115]。
自成周在洛阳营建都城之后，中国古代都城的基本结构有以下四点：
2. 开放和封闭的都市制度
杨宽认为，研究中国古代都市的发展，首先应注重城郭相连的变化，以及郭内居民区，即里坊和市的发展。从都城制度发展的历史来看，都市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先秦到唐代，这一阶段是封闭式的都市制度时期。第二阶段是从北宋到明清，这一阶段是开放式的都市制度时期[118]。
所谓封闭或开放式的都市制度，主要指郭内的里坊和市集制度，是采取关闭性或开放性的体系。北宋以前，都市中的里坊和贸易集市，四周都筑有围墙，出入的门户都设有官吏管理。里坊门户和市门早晚定时开闭，夜间不许出入，大街上不准通行。一般居民的住宅只准建在坊内，不允许当街开门[119]。
唐宋之际，都市制度发生了变化。都市人口激增，生活必需品的消费和供应日益增多，在沿河近桥的地方以及城门内外，出现了许多新的经营日常商品的行业，行业商人组织沿街行市，酒楼茶坊也沿街而建。街市的建立促使旧的、封闭的集市解体。五代时，周世宗在汴梁（即今天的河南开封）正式准许居民沿街造屋，开放式的都市制度得以正式产生[120]。
3. 古代中国都市的行政组织
西周到秦汉，居民聚居的单位为“里”，里的面积据估计应为一平方里，即方五百步为一里。里中设有长官，管理里中治安，西周称之为里君[121]，战国时代的秦国称之为里正[122]。东汉以后，贵族居住区被称为坊。坊与防通，指四面周围有围墙的区域。北魏时，一般居民区的里，也被称为坊，有时里坊互用[123]。
唐代以前，都城由一道道城垣组成，不仅有皇城、内城和郭城的建设，宫殿、官署、府第、居民区、市场、作坊和仓库都有城垣建筑。一般居民的住宅，必须建在里坊内。除了宫殿、官署、府第可以向街开门，其他的里坊市场，只开一道大门。城门、郭门、宫门，官署、里坊和市场的门，都设有官吏掌管。早晚按一定的时间开闭，夜间实行戒严[124]。
一般的国都划分为五个乡，每乡五州，每州又由十个里组成，也就是说，国都一般拥有250个里。据记载也有拥有600个里的国都[125]。国都有时分为国、乡、里三级，有时划分为国、邑、乡、里四级[126]。
中国古代之所以采用封闭的邻里制度，据《管子·立政篇》和《八观篇》的论述，是为了维持治安，减少犯罪的机会[127]。这种邻里制度直到宋代，才被开放的街市制度取代。
九、梁漱溟有关现代中国农村和都市发展的理论
1. 乡村文化与都市文化
梁漱溟认为，西方的文化是一种都市文化。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皆以城市为中心；近代的西方文化，也是从都市文明中产生出来的[128]。只有中古前期的西方文化，因古罗马的解体，在公元八世纪，返回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农业成为社会经济的基础，社会的生存完全建筑在土地占有上。梁漱溟认为，西方封建社会的兴起，不是社会演进的结果，而是大帝国失势，给地方霸主崛起的机会，一些零弱的个人或集体为了生存，依附地方霸主，由此形成了众多封建集团。另一个原因，是由于中东新月势力的壮大，十字军和伊斯兰教的对立，切断了以往各地文明交流和商业交通的主要动脉，导致八世纪以来，欧洲商业衰落，商人消逝，都市生活因而同归没落，整个西欧回复到农业经济[129]。
西欧的大地产，大都归教会或贵族所有。在商业运作发挥作用时，都市向农村提供一般的日常用品；农村以生产和消费参与社会的经济活动。中古早期，商业衰落，以大地产为单位构成了“封闭的大地产经济”。耕作所需的器具，家庭所需的用品，都设立作坊自行生产[130]。农村的生活，以地主和教堂为中心展开，形成西欧封建生活的集团性[131]。
这种封建生活的集团性，为欧洲人培养集体生活的精神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当商业复兴，都市再度兴起时，这种良好的集体生活的习惯，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32]
欧洲中古早期的工商业，大多分布在各地农村的作坊中。到了十一世纪，又逐渐集中到城市。城市中的工商业者过的也是集体生活，他们组成“基尔特”(guild)，即同业公会(行会)。行会是一种自愿性的组织，受法律承认，由此获得一定的合法权利。工商业者的团结，使行会逐步壮大，并形成力量，介入地方政治，影响地方政府。
为了保护行会同业人员的利益，行会组织发展出一套严密的管理制度和细密的规章制度。行会在运作时，自身俨然成为一个小政府[133]。中古后半期，即十一世纪末，西欧的工商业逐渐复兴，工商业者从封建土地上解放出来，聚集在城市中，以自由人的身份，发展成为一个全新的等级——第三等级，与僧侣和贵族抗衡。工商业城市，成为一个自治的团体，获得封建领主的承认，通称为自由城。他们拥有自己的政府和军队，对内可以统治，对外可以自卫和宣战。这些大城市俨然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西方现代国家的机制，由此发端[134]。
2. 乡族民主与市民民主
梁漱溟认为，西方的民主政治是都市文化的一种产品。民主的主要精神有五点：承认人的共在[135]，平等，讲理，多数取决，尊重个人自由。梁漱溟认为中国也有民主精神，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认识到人是共在的一种精神。中国自古以来不存在阶级问题，说明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比较平等的社会。几千年来，在西方，等级身份的变动是非常困难的，农民、工商业者很难进入统治阶层或官僚阶层。中国的考试制度，使所有百姓都有机会跻身于统治阶层。梁漱溟认为中国是讲义理的民族，中国人最爱讲理[136]。但中国人主要是讲情理，西方人主要讲法理，即法权。法权中注重的不是情理，没有人情，没有实质道德上的对错，只讲形式上的权限，是一种有法无人的状态。
梁漱溟引用梁启超的一句话说：“中国有族民而无市民”、“有乡自治而无市自治”。中国的乡党是由家族组成的，乡自治就是族自治。乡自治不是西方意义上的议会团体政治，乡里的执事人员通常由长老会议指定任用。族治是依人不依地[137]。这种自治方法在都市中实行就会遇到困难。都市中人口众多，互不相识，社会秩序很难通过血缘关系维继，所以都市的治理只能因地制宜，按地区设立政府管理有关政务。这种“依地不依人”的自治不能用家族伦理，只能用法权制度来维护社会秩序。
以地区划分而行选举的代议制度，以多数原则作为法定的选举程序。大多数选民，并不了解候选人的为人，及其真实的道德品质和具体的办事能力。选举凭借个人感觉、印象或为一时宣传所迷惑。西方的党派组织虽然取代了血缘关系，由党魁取代族长，但是传统的家长作风并没有因此消逝，相反由于权力的制度化，获得了比族长更多的独断的机会。族长的决策受到传统、规章、制度和道德的约束，受到乡族的直接监督，行事不能无顾传统和道德。党魁或政府首长只受法律的制约，行使职权可以无视传统与道德的束缚，选民无权直接监督其行政措施，他只对法律负责，无需向选民负责。
中国古代由于存在着乡族自治，因此难以实施以个人多数作为表决的原则。现存的管理，只能以家族的多数意愿作为治理社会的准则。西方人指责中国没有民主，主要是指中国没有按照个人原则和以多数表决的原则，作为民主政治运作的基本准则。然而西方政党民主的运作原则，在全民选举和议会立法中，是否真正遵循个人和以多数表决的原则来运作，也是值得商讨的。中国古代的乡村自治，基本上符合共在、平等、讲理（协商）和多数取决的原则，争议的焦点是所谓“尊重个人自由”这一问题。家族制度，以家为单元，与以个人为单位的西方民主理念极为不同。乡族民主的社会功能和秩序，不是靠个人，而是靠家庭来负担的。引入西方的市民民主，强调个人自由和法权思想，无视社会道德，只讲法理，不讲情理，能否建立一个合理、合法的中国民主社会，仍是一个问题。梁漱溟认为，中国不是没有民主，而是没有西方近代所主张的民主[138]。
3. 农村为本与都市为本的未来中国文化
梁漱溟认为，中国为了学习都市文明，破坏了乡村的传统。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北平、天津、青岛、汉口、上海、广州等，并不能算作真正的都市。这些所谓的都市虽然人口众多，也很热闹，但这种热闹是以空虚做底。都市里的人，大都是为了避乱或谋事而来的，并不是以工商为业的人。
梁漱溟认为，都市的重心应当是工商业，是一个生产的地方，但是中国的情况恰好与西方相反。中国都市的工商业并不发达，都市更多的是一个消费的所在。梁漱溟认为中国没有西方那样的都市，是指1936年前后的中国状态，当时中国城市的工业化程度还相当低。
西方文明是以工业为主、以都市为本的文明。西方在都市不发达和工业建设的年代，他们的农村也受到破坏，受到压迫，工业化阻碍了农业的发展。但是在都市兴起后，就赶快回过头来救济农村，所以他们的农业还不至于停留在被完全破坏的地位。
中国是一个以农村生活为主体的国家，国民的根本寄托在农村。乡村人的痛苦，就是全中国人的痛苦。中国的未来，是“以乡村为本”或“以都市为本”，对梁漱溟来说是两条不同的道路。中国改走“以都市为本”的道路，只要中国还有路可走，就有办法。无奈中国至今未能像日本，转变成为都市文明的工业国家。梁漱溟认为，中国学习西方没有学好，学习新的，没有成功，尚不要紧，但是中国却因此将昔日的优良传统丧失殆尽。
梁漱溟认为，新路没有走通，旧路却被破坏了，哪一面都不见有所建设，这是让中国人最为痛苦、最为无奈的事。鉴于这种破坏，中国文化必需经历一个大的转变。国人必须放弃对农村的盲目破坏，坐下来好好地商量商量，如何重建中国的乡村[139]。梁漱溟的这些意见，对今天城市和农村的建设与规划，仍具一定启示性的意义。重建乡村，就要救济乡村。救济乡村的意义在於重建中国的文化，即从乡村的建设中，从中国的旧文化里，发展出一种新的文化[140]。
按照梁漱溟的观点，文化有两种意义：狭义的文化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的生活方式，包括人的经济、政治、宗教生活，以及语言、法律、衣食、住行、家庭的生活方式或习惯。西方人有西方人的一套生活方式，中国人有中国人的一套生活方式。一个社会过日子的方法就是文化[141]。至于创新，并不是将西方的生活方式全盘移植过来，把中国变成一个纯西式的中国。
梁漱溟认为，“转变“这两个字对重建中国文化最为恰当。这说明，新的必须从旧的转变出来。创新，既不是原来旧的东西，也不是凭空创造出另一个纯粹新的东西[142]。生命的延续，要通过遗传来进行。死亡可以结束一个人的生命，一个人的精神活动，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但是他的后代，接受了他的基因信息，继续生活。没有前一代遗留下来的基因信息，无法想象，一个新的生命怎样开始生活。同样，文化的延续，如果没有前人遗留下来的文化基因，无法想象，它又会如何创新。只有根植于原来基础成长出来的文化幼苗，才能使一个文化不至于枯竭，才能创生。根植于原来基础上的创生，梁漱溟称之为文化的转变。
什么是中国文化？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有形的根是“乡村”，无形的根是“中国人讲的老道理”（情理）。梁漱溟认为，农村的建设必须以中国的老道理为基础。从中国的老道理中，创造出一个新文化来[143]。
梁漱溟认为，中国的老道理有两条：一为重伦理情谊，一为改过迁善的积极人生[144]。人一出生就与人发生关系，首先是父母，其次是兄弟姐妹、亲友、夫妇和君师这五种情谊或关系。与他人建立关系就是“有情”，有情之后，就会产生“有义”的伦理、道德、敬爱、孝忠、诚信等观念。梁漱溟认为人必须有情有义，方合乎伦理，方能尽了人的伦理关系，互以对方为重，彼此自觉地负责任，尽义务。西方人不同，他们到处讲法律。父母教养孩子到成年，因为这是法律规定孩子应该享有的权利。孩子抚养父母，是法律规定父母应享有的权利。每个人以自己法定的权利为重，而不是以对方为重。这种重法律、轻情理的生活态度，恰好与中国注重情谊、藐视法理的生活态度对立[145]。
西方人的生活态度是，只要不妨碍公共秩序，不犯法，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任何事情，谁也管不着。但在中国人看来，私人道德上有问题，就要受到干涉。中国人认为，礼与法，即道德和法律是相连的，不道德就是犯法，这就是所谓处于礼即入于刑。这与西方的法律观是极为不同的[146]。
西方讲公民权，讲自由权。以权力为本位，以法律来固定自己的权益，以多数压倒少数来建立法律体系，并称之为民主。以不干涉私人的生活，为人权，为公民权[147]。这些保障个人权益的法律建筑在物质基础上，即不是以情理，而是以“物理”作为法的准则。如此，人的物质权益可以划分得非常清楚和细腻，但缺乏人情味。西方人动不动就打官司，把打官司视为一件非常平常的事；中国人不得已才会诉诸法庭，一旦打起官司来，更成为仇敌，有的好几辈子都不能化解[148]。
梁漱溟认为，西方重法律，主张以多数表决，这与中国尊师敬长的伦理观念不合；对不道德的私事不予干涉，与中国重伦理的风气不合。中国人无法改变传统，去讲西方的“自由”，改变尊师重道，去实现西方的“民主原则”[149]。在梁漱溟看来，中国农村的建设，必须以农村为根，农业为本，由建设农村来推动都市建设，由发展农业，带动工业发展[150]。在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梁漱溟主张，不能放弃情理和自觉改过迁善这两个老道理。
参考书目
Anderson, Perry, 1974：Passages from Antiquity to Feudalism. Humanities Press
Castells, Manuel, 1979：The Urban Questio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MIT Press
Dahlheim, Werner, 1997: Die griechisch-römische Antike, Bd.1: Griechenland. Paderborn: Schöningh
胡寄窗，1962：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李约瑟，1975：中国科技发展史，第一卷。香港：中华书店
唐兰，1978：中国文字学。香港：太平书局
区士麒，1980：国史述要，隋唐至明。香港：波文书局
吕氏春秋，1981，吕不韦/编撰，林品石/注解。台北：学生书局
春秋左传注，1981，杨伯峻/编著。香港：中华书局
高炜等，1983：关于陶寺墓地的几个问题。《考古》1983年6期/《山西考古四十年》晋南地区陶寺遗存介绍，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
汉书补注，1983，王先谦注。北京：中华书局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主编，1983：中国古建筑。香港：三联书店
孟子译注，1984，杨伯峻/编著。香港：中华书局
尚钺，1985：中国历史纲要。北京：人民出版社
战国策，198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李民，1985：尧舜时代与陶寺遗址，夏商史探索。河南人民出版社
王心棋，1985：清明上河图。见：叶尚青/编著《中国美术名作欣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梁漱溟，1989：农村建设大意。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梁漱溟，1990：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三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吕松云/刘诗中，1992：中国古建筑词典。北京：中国书店
许顺湛，1996：郑州西山发现黄帝时代古城。中原文物1996年第1期
杨生民，1996：论春秋战国的市。原载：历史研究1996年3月；先秦、秦汉史1996年5月。国学网站：www.guoxue.com，访问时间：2006年1月3日
斯波义信，1997：宋代商业史研究（庄景辉译）。台北：稻禾出版社
谢和耐，1998：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人生活（刘东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梁思成，1998：中国建筑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班固，2000: 汉书。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安德森，2001：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社会的过渡。上海：人民出版社
说文解字今释，2002，许慎/原作，汤可敬/撰。长沙：岳麓书社
宋镇豪，2001：中国风俗通史，夏商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徐吉军/方建新/方健/吕凤棠，2001：中国风俗通史，宋代卷。上海：文艺出版社
孟子，2001。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
林奇，2001：城市的形态。北京：华夏出版社
周礼，2001/2002。长沙：岳麓书店
司马迁，2001/2002：史记。长沙：岳麓出版社
墨子，2002。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杨宽，2003：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班固，2003：两都赋。传世文选，经史百家杂钞，一册。北京：西苑出版社
张衡，2003：两京赋。传世文选，经史百家杂钞，一册。北京：西苑出版社
安丰/马今友，2003：最早的矿业城市在哪里，采访张以诚。原载《中国国土资源报》，2003年6月9日，第3版
何驽/严志斌/宋建忠，2003：襄汾陶寺城址发掘显现暴力色彩，确认了陶寺早期小城、宫殿区、中期小城内墓地。《中国文物报》2003年1月31日，第1版
戴吾三/编注，2003：考工记图说。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
朱服/何去非，2003：武经七书。北京：西苑出版社
张国硕/阴春枝，2005： 我国新石器时代城址综合研究。中国长城网
许德明/主编，2005：文明与文明城市。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朱乃诚，2005：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历程（二）。中国考古网，访问时间：2006年1月3日
卫斯，2005： “陶寺遗址”与“尧都平阳”的考古学观察—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问题的探讨。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中国文物信息网，访问时间：2006年1月3日
许宏，2005：二里头遗址及其周边区域的聚落考古学研究。文章系作者在2005年9月“中瑞考古学论坛”的发言摘要。中国考古网，访问时间：2006年1月3日
刘庆柱，2005：当前中国古代早期都城（或都邑）考古的新进展与新思考。文章系作者在2005年9月“中瑞考古论坛”的发言摘要。中国考古网，访问时间：2006年1月3日
王颖，2005：城市社会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斯波义信，2006：斯波义信先生北京大学座谈记录。演讲时间：2006年6月19日；地点：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关于凌家滩古城遗址。资源与环境信息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网页: www.lreis.ac.cn，访问时间：2006年1月3日
周剑虹/孙晓胜，2006：凌家滩考古新发现。新华网安徽频道，访问时间：2006年1月3日
安阳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网页新闻稿，访问时间：2006年1月3日
[1] 参阅Castells 1979，页11。 [2] Dahlheim 1997，页25。 [3] 安德森2001，页20。 [4] 王颖2005，页10。 [5] 王颖2005，页11。 [6]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2000，页276。 [7] 《说文解字今释》2002，页861。 [8] 《说文解字今释》2002，页862-863。 [9] 《武经七书》 2003，页23。 [10] 宋镇豪 2001，页43。 [11] 利而物利章：章可作者解。《吕氏春秋》1981，卷二十，恃君，页643。 [12] 宋镇豪 2001，页46。 [13] 西周：公元前1030-770年；东周：公元前770-256年；春秋：公元前770-476年；战国：公元前475-221年。 [14] 宋镇豪2001，页45。 [15] 宋镇豪2001，页45。 [16] 宋镇豪2001，页45。 [17] 《商君书》。 [18] 《管子·度地》。 [19] 宋镇豪2001，页27。 [20] 宋镇豪2001，页49。 [21] 位，可作“社”解。《墨子》2002，页1155。 [22] 《周礼》2001，页429-430。 [23] 杨宽 2003，页40-41页。 [24] 《墨子》 2002，页1247。 [25] 同上，页1243-1247。 [26] 《说文解字今释》2002，页715。 [27] 宋镇豪2001，页55。 [28] 宋镇豪2001，页55。 [29] 贽，见面礼。 [30] 《孟子》 2001，页211-212。 [31] 吕松云/刘诗中1992，页189。 [32] 《史记·刺客列传》2001，页505。 [33] 《史记》 2001，页174。《汉书》 2000，页458。 [34] 李民，1985。 [35] 许顺湛，1996。 [36] 张国硕，2005。 [37] 许德明2005，页28。 [38] Castells 1979，页11。 [39] 参阅安丰与/马今友，2003。 [40] 参看：网页资源与环境信息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网页。 [41] 参看：周剑虹/孙晓胜，新华网安徽频道。 [42] 参看：资源与环境信息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网页。 [43] 高炜，1983。 [44] 唐兰1978，页64-65。 [45] 参看： 朱乃诚，2005。 [46] 何驽/严志斌/宋建忠，2003。 [47] 卫斯，2005。 [48] 许宏，2005。 [49] 《吴越春秋古今注》。 [50] 宋镇豪2001，页27。 [51] 宋镇豪2001，页49。 [52] 杨宽2003，页25。 [53] 杨宽2003，页17-23。 [54] 刘庆柱，2005。 [55] 参看：安阳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网页新闻稿（2006）。 [56] 梁思成1998，页36。 [57] 同上。 [58] 同上。 [59] 《周礼·考工记·匠人》2001，页429-433。戴吾三 2003，页79-85，页123-127。 [60] 《春秋左传注》，左传·庄公二十八年，1981，242－243页 [61] 《周礼·考工记·匠人》，戴吾三2003，页80，122。 [62] 《春秋左传注》，左传·隐公元年，1981，页11。 [63] 《春秋左传注》，左传·隐公元年，1981，页11－12。 [64] 《战国策》，卷二十，赵策三，1985，页678。 [65] 北京紫禁城，南北长约960米，东西长约760米，总面积为73万平方米。 [66] 国都方9里：城长＝9 x 300丈＝2700丈＝2700 x 3.3米＝8910米。国都的总面积8910 x 8910 ＝79388100 平方米 ＝7938.81万平方米。大都方3里：大城邑总面积7938.81 / 9 = 882.09万平方米。中都方1.8里：中城邑总面积7938.81 / 25 = 317.55万平方米。小都方1里：小城邑总面积7938.81 / 81 = 98 万平方米。 [67]《周礼·地官·司市》2001/2002，页134-135。 [68]《周礼·地官·司市》：司市，大市日昃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 [69]《周礼》2001/2002，页131-132。胡寄窗1962，页37。 [70]《周礼·地官·遣人》2001/2002，页123-124。 [71]《周礼》2001/2002，页123。 [72]按照胡寄窗的观点，周代的市分为两种：固定和临时。胡寄窗1962，页37。 [73]《周礼》1962，页134。 [74]杨生民，1996。 [75]中国古建筑，1983，页40。 [76]梁思成1998，页45。 [77]《汉书·食货志》：神农之世……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货通。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而教化成。 [78]《汉书·食货志》：筑城郭以居之，制卢井以居之，开市肆以通之，设痒序以教之。士农工商，四民有业。”（《汉书补注》1983，页505） [79] “贾人入市籍，及家属皆无得名田。”（《汉书补注》1983，页522） [80]“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子孙，以不得宦为吏。”（《汉书补注》1983，页517） [81] 《汉书·食货志第四下》，2000，页443。 [82] “单为临淄市掾。”《史记·田单列传》2001/2002，页487。 [83] 《史记·太史公自序》2001/2002，页739。 [84]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2000，页274。 [85] 《汉书·食货志第四下》 2000，页443。 [86]“九市开场”。参看： 班固《两都赋》，2003，页111。“而乃郭开九市”， 参看：张衡《两京赋》，2003，页119。 [87] 梁思成1998，页95-96。 [88] 中国古建筑，1983，页60。林奇 2001，页9。 [89] 王颖2005，页33。 [90] 李约瑟1975，页268-269。 [91] 区士麒1980，页161-163。 [92] 同上。 [93] 李约瑟1975，页267-268。 [94] 斯波义信，2006。 [95] 王颖2005，页33。 [96] 王心棋1985，页99。 [97] 谢和耐1998，页14-15。 [98] 王颖2005，页33。 [99] 同上，页10-13。 [100] 斯波义信1997，页28。 [101] 斯波义信 1997，页139。 [102] 徐吉军等 2001，页4。 [103] 区士麒 1980，页340。 [104] 斯波义信 1997，页55。 [105] 斯波义信 1997，页60。 [106] 尚钺1985，页218-219。 [107] 区士麒 1980，页341。 [108] 徐吉军等 2001，页8-9。 [109] 斯波义信 1997，页2。 [110]杨宽2003，页7。 [111]杨宽2003，页9。 [112]杨宽2003，页8。 [113]杨宽2003，序言，页2。 [114]杨宽2003，页5。 [115]杨宽2003，序言，页2。 [116]杨宽2003，序言，页3。 [117]杨宽2003，日译序，页3。 [118]杨宽2003，页1。 [119]同上。 [120]同上，页4。 [121]同上，页238。 [122]同上，页241。 [123]同上，页245。 [124]同上，页237-238。 [125]同上，页239。 [126]同上，页241。 [127]同上，页240。 [128]梁漱溟1990，页155。 [129]同上，页150。 [130]同上，页151。 [131]同上，页152。 [132]同上，页150。 [133]同上，页155。 [134]同上，页155-156。 [135]共在，承认他人的存在和不同意见的存在，并允许不同意见的人的存在。可以用海德格尔Mitsein这一概念来表达。 [136]梁漱溟1990，页324。 [137]同上，页325。 [138]同上，页324。 [139]梁漱溟1989，页608-610。 [140]同上，页611。 [141]同上。 [142]同上，页612。 [143]同上，页653。 [144]同上，页659。 [145]同上。 [146]同上，页658。 [147]同上，页654。 [148]同上，页656。 [149]同上，页657-659。 [150]同上，页648。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