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把苏轼的“尚意”书法理论分成了上下两节，这是下半部分。因为这太重要了，内容也较多，一次读完，会觉得疲累。苏轼的“尚意”理论，是宋代书史的核心东西。
（苏轼画像） 三、崇尚自然，抒写襟怀我们都知道，苏轼的书法，学二王之后，他把重点放在颜真卿身上，而颜真卿的作品，他又极推崇《争座位帖》，原因是因为它“信手自然，动有姿态”。而“信手自然”正是苏轼一生追求的目标。来回看一下《争座位帖》：
（《争座位帖》局部） 这基本接近日常书写，完全没有“功利”目的，这就是苏轼所追求的“自然”。 这里有一个问题，张旭、怀素的“草书”并不是“自然书写”，因为他们太讲求艺术性了，所以，苏轼对于张旭、怀素的草书，几乎贬得一钱不值。他说：
我们当然知道，张旭、怀素的书法，当然并非一钱不值，他们的书作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但苏轼为什么看不上眼呢，因为他们的书法是在书写的过程中追求艺术性，是有“经营”的，因此，并非“自然”书写，因此，苏轼不喜。正如葛立方所说“……坡之所喜者，贵于自触碰，雕镌而成者，非所贵也。”但凡在书写过程中有“经营”的，苏轼一概不喜。 或许在苏轼看来，张旭、怀素正是视草书为事业，违背了“自娱”的性质，才堕落到投人所好的地步，而一旦取悦于人，便失去了林下之风的自然淡雅了。 上面我们说了，苏轼主张“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其实，这一思相的远源是老庄哲学，即《庄子·大宗师》所说：“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庄子》记为颜回的话，直译大意为：废弃肢体，减退聪明，脱离形貌，去掉智慧，与“大道”相和同，这就叫作“坐着忘掉自己。”郭象注理解为：“夫坐忘者，奚所不忘哉！既忘形迹，又忘其所以迹者，内不觉其一身，外不识有天地，然后旷然与变化为体而无不通也。” 简言之，就是“物我两忘，与道合一”。 而禅宗本义上的沉思，基本上照抄道家“坐忘”的要义，只不过改了个“禅定”的名目，它要求参禅者空心澄虑，同样是达到物我两忘、梵我合一的境界。 对庄子和禅宗都十分精通的苏轼，他在书法上所推崇的，就是一个“忘”字。他说：
他写僧了性作草书时的忘情，仿佛连自己的躯壳都忘掉了。“与物俱化”的结果则只有心灵的活跃，这与庖丁解牛时自称“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的所谓“匠心独运”完全相同。
他所诠释的文同（即文与可）之所以“胸有成竹”，也是因为文氏达到了这样的境界。
（文与可画像）
（文同所画的竹子局部） 文同是身化为竹，才能画出竹子的情态；陈直躬是化成了槁木，心灵才能与野雁交流。可见“化”成什么并无关紧要，只要心灵绝对自由便无适而不可：
为了达到这种“忘”，苏轼向张旭学习，借酒书字，甚至以醉后能书自鸣得意：
在崇尚无拘无碍的作书状态的同时，他又非常重视“灵感”，适有兴会就马上动笔，不让它稍纵即逝。由于是非功物的，因此创作的内容形式和所用的书体都退居到次要的位置了。他的目的，无非只是抒发怀抱而已：
你看，他写字是“兴之所至”，写完也并不珍惜，只是“散其纸于左右”。 四、重视学问，意随文生苏轼是大书法家，但他同时更是大文学家，大学问家，他把学问对书法的滋养看成至高无上，这与一般只有满腹经纶而不善书法的文人有着很大的差别。 黄庭坚就特别指出苏轼书法的可贵之处：
在黄氏看来，东坡书法之所以可贵，乃是“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尔”。这一说法也就是后代所推崇的“土气”或“书卷气”。 可见，苏东坡的字之所以常人难比，也在于他的学问是常人难比的。 其实，苏轼很早就提出过学问的重要，他告诫两位外甥：
见多识广，从而明辨了是非取舍，眼界随之提高，胸次因而拓宽，如果再辅之以学，那么出手自然高超绝尘，这正是黄山谷所说的“韵胜”和“无俗气”：
前面说过诗文与书法互为表里，事实的确如此。 孙过庭尚且能感受到王羲之“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恰怿虚无，《太师箴》又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惨，所谓涉乐方笑，言哀已叹”，而这些王书只有《兰亭序》和《告誓文》两篇出于右军自己的结撰，那么更不用说基本上做到文必己出的苏轼书法了。 因为作者的情愫并非单纯凭借文字意义来承载，相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带有感情色彩的书法形象诉诸观者的感官。这也就是不识汉字却有艺术欣赏能力的异族人也能够受到书法作品的感染并产生共鸣的根本原因。 基于这个原因，苏轼关于文章作法的教诲，也可以用来指导书法的学习和创作。以下四则，最后两则，作于他逝世前不久，可视为其一生经验之总结，从中也可以体现出“尚意”书风的奥旨：
（海南的苏东坡像）
“不得钱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明事，此作文之要也”在苏轼这里，必以“一物”统御作文，即“意”，承之发散思维，作书也应以一物统御，也是“意”！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