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从小就在这样一种环境中，与同龄人竞争，不是每个人向上生长，而是平层比较。孩子信任学校、尊重老师，老师给学生很大的影响，同学群体是非常重要的成长资源，相互影响，这是学校生活中非常正常的东西。但是在一些学校里看不到这种正常关系了。学生用“镜中我”来构建自我认知，虚实难分，活在镜子以及镜子后的目光之中。这些镜子就是他人的眼光与评价的指标。评价指标一开始就是“我是什么”，我在老师的眼里、在社会的眼里都是什么，从小到大一直活在这样一个镜像当中。所以他非常敏感，对绩点敏感，对所有评价指标敏感，既容易构成对真实自我的霸凌，也容易转换为一种“慕强”心态，永远只是看比我强的人。这样既难平实地认识自己，也难勇敢地走出自己，真诚地走向他人，相互之间建立的稳定的、具体的关系。现在一些年轻人中有各种“搭子”，饭搭子、酒搭子，还有打羽毛球的搭子。搭子是以事为中心，友伴是以人为中心，这很不同。如果是搭子，可以吃饭跟甲去，看戏跟乙去，打羽毛球跟丙去，如同恒定的生活状态被事件所切割，明确的关系形态被基于事件的“搭子”所置换，生活碎片化，情感也碎片化。这些学生其实内心非常封闭，对环境高度地敏感且不信任。由此可见，我们一直强调的“自主学习者”，某种程度上是以自我为中心地学习，每一段经历对他来讲都是他的履历，他经营着自己的指标，经营自己的各种东西。而没有与周围的人和环境建立良性互动。培养“自主学习者”是近20年我国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中“以学生为中心”的改革的核心目标，但在实践中这一培养目标有时却异化为了“自我监控的学习者”。他们长于迁移但疏于专业知识、惯于反思但极少沉思、注重掌握技能但缺少丰厚学养，在适应快速变动的世界之余，失去了与世界的共鸣，失去了成长的开放性与经验的丰富性，最终导致在掌控目标的训练中反被目标所掌控，陷入“忙”“茫”“盲”的困境。“茫”是外部目标缺失，自主目的迷茫，内在价值虚无；又用“忙”与“盲”来逃离“茫”。他们为何既逃离又深陷“茫”？这一悖论在于他们对外部导向要求极高——用竞争性的“忙”以提升标准，用群体性的“盲”以明晰标准，既不愿也不敢正视自己独有的使命。在很多年轻人的成长中，外在的目标如何替代了内在的目的？今天的学生为何如此在意评价与考试？在大学教师看来，评价不过是检测知识掌握、能力获得的辅助手段；在学生这里，评价却构成目标本身，试题、学案替代了书本与知识，学分绩点锁住了年轻人的热情和想象力。在绩点之外，学生们还要忙于积攒能力证书、经营项目履历、熟悉不同赛道的通关规则……
今天教师很难。我们的教改理念说得很好，让学生自主学习，教师站在学生后面，只有当学生有困难求助时教师才出场，教师不过是学生成长的“脚手架”。学与教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盛行的“以学习者为中心”理念由学习者的兴趣、选择与权利等系列主张构成，强调将学习者从“教与学”中松绑、从教育关系之中解套出来。将“学”从“教”中摆脱出来，“自主学习者”的意象被建构出来：只要信任、鼓励学习者，解开其被捆住的手脚，成功的学习好像就自然而成，这是一个蛊惑人心却有悖常识、缺乏经验感的判断。自主非生而有之，而是后天养成。“自主学习者”是教学的目的，而非学习的前提。教学的一个基本命题是“教人自主”——教在前，自主在后，“教”是为了“不教”，从师受教、因学习获得自主，既是严肃、艰苦的自我探寻，也是科学、审慎的教育艺术。事实上，过去20年间，校内减负与学业外包，自主学习与校外培训、多元选择和项目超市，以及不同成长赛道之间，构成了复杂的教育生态，由此也带来诸多弊端：其一，学校内部以学替代教，知识认识化、教学活动化，教师角色被弱化，学校的边界、教育的权威被消解；其二，家长主义兴起，“母职经纪人”出现，精明的家长不仅为学生规划学习内容，还会替其选择教师甚至选择同伴；其三，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自由”“选择”与“效率”，既成就了学习经济的巨大利润，也造成了学校教育的空洞化。“双减”政策之后，学生重回学校。教育是一门科学。学校不只是教师教学、学生学习的场所。学校自诞生伊始，就意味着要建设一个道德环境，因为它要接管的是“完整的人”，学生要在学校里找到成长所需要的一切；学校的一切工作和任务要高度集中，要对学生灵魂的至深至隐之处产生强有力的影响，故而不能放任学生将其精神与能量以不同的方向分散开去，而是要汇聚在同一个目标上。要把教育带回来，重建学校生活，重建共同的教育生活。带回日常，带回具体的连结与关系之中。在学校里面要有教育，不要只有学习。教育还是要扎根，培植具体的知识技能，不是抽离的，不应该是一个悬浮的管道。人的培养应该是完全人格的培养，完全人格背后是我们的教育方针里面的五育并举。每个学生背后是家长，是社会，他从社会中来，他要到社会中去。美育和劳动也很重要，而不是某个方面的单一发展。乐教特别重要的，就是性情陶冶，形成他那种内心的节奏和灵魂的节奏感。美育也是这样，其实教育最深刻的是影响人的性情，理智上面的知识多点少点，没那么重要。价值观的考验，不是日常的表述，而是危机时刻自觉地，甚至下意识地担当，这是因为美感与乐教已经渗透到他性情当中去了，深刻地镌刻着他内在的精神品质。
教育焦虑很多时候是家庭的焦虑，是为人父母的焦虑。比如希望子承父业或者子不承父业。对农村的家庭来讲，“苦中苦”的父母托举出“人上人”的孩子，他的托举就是要子不承父业，让他离开父母。城市中产这些“学一代”“学二代”，一些人希望自己的孩子子承父业。现在更麻烦的一个问题是，一些更年轻的80后父母，非常相信所谓的专家主义、科学主义，不再相信自己，相信专业，花钱来减缓自己的焦虑，“别的孩子打高尔夫，我们怎么能在街边去踢个足球？”过度的知识干预，导致家庭朴素自然生活的扭曲。家庭其实是共同生活在一起，但家庭生活不断被挤压。中产和中上产家庭的父母希望孩子能“子承父业”，或者要让孩子维持和自己大致相当的位置。这并不是一件自然和容易的事情，它需要提早布局、精心规划和专业咨询，因此养育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昂贵的投资。这背后既有对专业话语的迷信，也有资本力量的侵占，朴素的家庭生活在这两重力量下不断被侵蚀。父母用钱解放了自己的时间，或者是用对专业权威的迷信既缓解又制造着自己的焦虑。焦虑既是阶段性的问题，也是持续的，教育就是在一个个矛盾的解决中进步的，没有一劳永逸的设计，都是且走且行的试验，这是教育的实践感，有时进两步退一步；对过程要有耐心，因为是集体的实践，因此听听各方的意见，谨慎评估得失利害。现在一些学校还面临一个问题，信任的缺失，很多学生不信任老师和学校。老师在这里面非常谨慎，看什么样的学生可教，什么样的学生不可教。教育的发生如同幽暗的光，意味着你要用心去找，用心找，你才能找得到；只有安静、专注，凝神，你才能听得到那个声音。整个文明传承大多数时候都是那种幽幽微微的，不是很强的，是要用心才能感受的。我认为今天很大的一个问题是，年轻人专注做好一件事很难。文教秩序、生活秩序、审美秩序、人和人之间的这种秩序都是由教育来奠定的。理智的秩序，接人待物之道，为人处事的分寸，这是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之道。如果我们学校生活中没有了这些内容，只是一个个漂亮的指标，给孩子们一个碎片化、拼贴化的世界，这个悬浮管道的终点吐出的都是“封闭的”“贴满指标的”“等待兑现的”“自主的”“独立的”猎手，哪个机构与群体他都融不进去，所有的都是他短暂的跳板。过去的稳定中有重复、低效与无聊；当下的流动中有自由，有焦虑，有紧张；如何更松弛一些，宽和一些，让一些有趣的念头，有意思的实验能生长出来，我们的心灵需要滋养才能健康，我们的社会也只有在宽和中才能发育得更健康。（本文来源于“中国青年报”，作者系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 刘云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