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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荐语: 在大多数制度变迁的研究中，“人”要不被直接忽略，要不被设想的太过理性。制度变迁要不屈从于外部压力，要不就是组织内部成员“追权逐利”的结果。它们忽视了人们内心深处的不安，即本文所说的“认知失调”。人的行为动机除了追逐利益与权力外，也受到“抹除内心深处不安”的驱使。这篇文章构建了从制度层面到个体层面的分析框架，强调了制度规范冲突导致的个体“不安”在制度变迁中的重要作用。
点击标题下方蓝字 关注+星标 “Political理论志” 不错过社会科学前沿精彩信息哦 具体操作如右 → 虽然学者们对制度变迁的阐述日益完善，但却很少关注变迁是如何遭到抵制的，尤其是市场化的改革是如何失败的。本文从制度逻辑的角度出发，对荷兰政府试图将建立儿童托育市场的失败案例进行实证分析。本文发现，尽管存在与市场逻辑对立的逻辑，但这并未导致抵制市场化的集体行动，同时市场逻辑也从未扎根，甚至出现倒退。本文认为，荷兰未能建立儿童托育市场的原因是个人层面的认知失调，这种认知失调累积成了深刻的矛盾，破坏了实施市场实践的努力。本文为制度变革失败的有限研究成果做出了贡献，并提倡关注“个体-领域”的跨层次变化。 作者简介： Patrick Vermeulen，拉德堡德大学 Patrick Vermeulen, Shaz Ansari, Michael Lounsbury (2016). Understanding “Failed” Markets: Conflicting Logics and Dissonance in Attempts to Price the Priceless Child, How Institutions Matter!,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37-68.
本文作者之一：Patrick Vermeulen 20世纪后期，市场化改革的浪潮在诸多领域兴起。市场化的趋势与芝加哥学派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密切相关。该学派提出，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都可以用市场的形式加以组织，政府也应该出台与市场相适应的社会政策。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都对各国政府施加压力，提倡以市场为基础的改革方案。尽管市场化日益成为政策制定的主流，但市场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结构，建构起来异常困难。苏东国家的市场化改革历程有力地证明了这一观点。事实上，我们对市场何以建立依旧知之甚少。本文认为，制度以及制度化实践在塑造市场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本文的案例中，制度逻辑的冲突制约着新自由主义试图将公共部门私有化的企图。市场的创建和运行需要共同的信念体系，使生产者和消费者能够理解所交换的物品的性质和质量。在制度复杂的情况下，替代性的制度逻辑提供了相互竞争的行动“脚本”，这可能会破坏市场本身的信念体系。例如，将一个由于社会福利或宗教逻辑驱动的现有领域改造成市场的行动，可能会遭到占主导地位的当权者的抵制。当上位者感受到主导逻辑改变带来的威胁时，其可能采取反制行为来维持其自身的管辖权与既有惯例。那么，我们在何种情况下更能直观地感受到其他制度逻辑对市场的抵制呢？本文认为，在一个正在经历激烈变革且由单一制度逻辑支配的领域中，市场逻辑的运行阻力可能更有可能被察觉。在制度复杂性的环境中，一个特定领域受到多种相互冲突的制度逻辑的支配，具备不同价值与信念的行动者杂处其间，抵制市场化变革的集体行动可能难以达成。然而，如果一些行动者将制度变革视作是对其核心身份与价值观的威胁时，小规模的抵制性行动就可能发生。但是，小规模的抵制是否会导致市场化转型的停滞，以及停滞如何被导致，仍然是一个难题。本文以荷兰儿童保育组织的市场化为例解答上述问题。组织的特征在于多种制度逻辑的并存与混合，当行动者为解决现实问题而使用、融合多种制度逻辑时，新的实践形式就会出现。制度逻辑界定了行动者界定和追求利益的目的和手段 ，并成为特定组织中制度与行动的“粘合剂”（意指制度对行为的塑造）。在制度多元化的领域中运作的组织受制于多种制度逻辑之间规定的不一致性。以往研究通常将多重制度逻辑描绘为组织变革的起点或终点，其中从属的、次要的逻辑可能会破坏主导的逻辑。还有研究表明，制度逻辑的多重性以及制度的复杂性可能会持续存在，组织需要管理多种制度逻辑的“组合”。尽管组织通常受到主导逻辑的驱使，但其也可能借鉴或尝试其他可用的制度逻辑，并基于这些逻辑开展实践，以解决现实的问题。那么，在制度多元的领域中，组织如何通过相互冲突的制度压力来引导行为？市场的形成通常要求行动者按照以交换为基础的市场逻辑行事。但是，多种制度逻辑会造成潜在的冲突与目标模糊，并为组织创造对市场化压力作出不同反应的空间。组织的策略行动包括松散耦合、部分遵从、组合多种逻辑以及对利益相关者注意力的转移等。没有一种特定的或统一的逻辑能够指导置身多重制度逻辑中的行动者。行动者努力同时平衡多重逻辑中相互冲突的规定，有时会达成“不稳定的休战”或“协商秩序”。虽然“逻辑”有助于我们理解文化与制度认知意义的问题，但是不同的制度压力如何引发不同的认知过程却无法被解释。基于此，本文引入了认知失调的概念。认知失调指的是个人因认知冲突而产生的不愉快心理状态，当“我所看重的”与“成功所需要的”发生冲突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当认知失调发生后，行动者会采取行动来减少不愉快感，例如通过淡化不和谐认知的重要性（例如在心理暗示自己一件坏事对自己并不重要）或增加一致性认知等（例如尽力去想一个坏事的好的方面以减少不安）。认知失调的压力与所涉及的认知类型有关。当人们在意识形态上对涉及重大利益的问题做出坚定承诺时，认知失调的压力就会特别强大且持久因为这些问题关系到人们的生计、财产和繁荣。当制度层面的“行动逻辑”与组织层面的“行动逻辑”不一致时，个人就会产生不协调感。组织成员的认知信念与制度规定之间的脱节也会产生不协调感。当一项制度变革被视为与现有组织逻辑的预设和规定相悖时，它不可避免地会在一个领域的多个行动者之间产生不和谐。制度多元化的领域很可能会引发行动者对变革不同程度上的不认同，并导致反对变革的集体行动难以形成。但是，分散的、持久的不和谐因素能否聚集在一起，阻止更广泛的制度变革努力呢？如果是，这一过程会如何发展？1.背景介绍 荷兰的儿童保育领域历来并存着多种制度逻辑。传统的家庭逻辑以父母育儿为基础，母亲应当在家照看子女，妇女外出工作被视作自私的行为。专业机构提供的儿童护理被视作不道德且冷漠的。随着人口老龄化与国际竞争，越来越多女性进入了就业市场，传统的家庭逻辑被破坏，“福利国家”逻辑出现。在这种逻辑下，国家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儿童护理责任。与此同时，“新家庭逻辑”出现了。尽管从事全职工作的母亲依旧不被社会认同，但是一些公司开始为员工提供托育费用，并建立自己的托育机构或设施。这些举措为后面出现的市场化逻辑奠定了基础。2005年，荷兰通过立法试图建立一个儿童托育市场，并放松了对托育行业的管制，取消了对托育机构的补贴，只向育儿的父母提供补贴，并向雇主提供税收优惠，由雇主共同分担育儿成本。 2.不同行动者对“新法”的反应 除了以国家补贴和公共资助为基础的福利国家逻辑外，儿童托育领域还存在新家庭逻辑和市场逻辑。相互冲突的制度规定所产生的认知失调是儿童托育管理者采取策略的重要驱动力，也是荷兰儿童托育市场化改革的阻力。一是基于福利国家逻辑的行动者策略。受福利逻辑驱使的管理人员希望为所有家长提供国家资助的免费托育服务，并不认同市场导向的理念。福利机构担心在放松管制的环境下，以利润为中心的市场化托育机构不仅会将其赶出这个行业，还会损害儿童托育的质量。他们试图说服国家重新考虑其在放松管制方面的立场，这表明了一种公开抵制的策略。许多管理者声称，新法是“彻底的破坏”，“会带来可怕的后果”，儿童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而市场力量无法提供这样的环境。二是基于新家庭逻辑的行动者策略。尽管采用新家庭逻辑的管理者也会遭遇认知失调，但是他们往往采用更为温和的应对方式。一方面，他们对市场化改革进行了理性分析并以此降低认知失调的程度。例如，一些人认为市场化托育机构也并非百害而无一利，它们也能创造就业岗位。另一方面，尽管它们担心市场化运作会降低托育质量，但是它们并非直接对政府提出批评，而是在媒体上表达自己的担忧，避免与政府的直接对抗。三是基于市场逻辑的行动者策略。市场导向的私营托育机构管理者将市场化改革的政策视作机遇。他们与当地学校和体育俱乐部建立伙伴关系，通过合作扩大托儿服务范围，从而改善行业形象和业绩，发挥了相当大的影响力。然而，即使是这些管理者，也对托育服务日益市场化感到不适应。他们认为，政府一味地强调竞争可能会对机构造成负面影响，进而影响到儿童。政府对托育服务设置的价格限制则违背了私有化的原则。新法实施约6个月后，托育机构陷入了困境，有的机构甚至开始倒闭。各地的家长组织和专业协会利用全国性报纸和媒体，频繁报道托育机构破产的戏剧性故事，给政府带来了难题。政府本打算将这一领域市场化，但却没有做好托育机构倒闭的准备。2006年，政府再次介入，宣布每年为儿童保育提供约2亿欧元的财政补贴，其中很大一部分将返还给父母，补贴他们的儿童保育费用。除了补偿家长外，新的财政方案还将一部分资金专门用于托育机构的质量改进和监督。2007年1月，政府强制要求雇主承担六分之一的托育费用。政府的行动增加了与先前存在的福利国家逻辑相一致的认知。一些家长不适应支付托儿服务费用的理念。家长协会也希望托儿部门在财政上继续依赖政府。他们认为，在出现危机的情况下，政府让这样一个关键部门面临市场竞争是不可想象的。许多行动者不愿接受政府推动市场逻辑的尝试。政府自身的行动也显示出对市场变革的矛盾态度。目前，荷兰托育机构的市场化进程基本停滞。对托育机构市场化的各种抵制最终导致了国家的重新管制。在儿童托育领域，福利国家逻辑、新家庭逻辑与市场逻辑并存，共同作为组织儿童托育组织的可行逻辑。无论是在管制前还是管制后，虽然逻辑本身并不一定相互矛盾，甚至可以互补，但有些逻辑可能比其他逻辑更容易兼容。例如，宗教逻辑和市场逻辑可能不如专业逻辑和市场逻辑兼容。由于某些逻辑可能基于固有的不同原则，并且由于没有两种逻辑可以在不削弱对方影响的情况下适用于相同的情况，因此逻辑冲突的结果可能会形成不同的管理对策。例如，家庭逻辑与市场逻辑在本质上可能更加不可调和，因此两种逻辑各自的信徒无法轻易接纳对方的理念，要求家长向市场购买儿童托育服务是一项艰巨的挑战。换言之，行动者对制度变革压力的反应受到主导逻辑与制度变革压力间兼容性的影响，行动者认知失调的程度取决于认知不相容的程度以及认知类型。不相容程度越高，行动者体验到的失调感就越大，管理者的反应也就越强烈。 命题二：组织场域中制度逻辑越多元，行动者之间的关系越紧张。行动者对制度压力的抵制可能取决于组织场域的集中或分散的程度。当多个场域在文化和结构上相互重叠时，相互竞争的主张和逻辑不仅会造成制度多元化，还会模糊角色和界限，从而阻碍行动者围绕单一主导逻辑达成共识，并使各个场域处于持续紧张状态。荷兰的儿童保育领域不仅涉及家长、雇主、儿童保育专业人员和政府之间不断演变的关系，而且还横跨教育、家庭政策、性别关系和就业等领域，每个领域都有根深蒂固的规范和价值体系。随着社会发展，围绕儿童保育理想形态的争论一直存在，如谁应该提供保育，什么样的保育“足够好”，保育是有偿的还是无偿的等等。儿童保育领域的特点是跨越多个组织场域，这使得管理者更有可能在多种制度逻辑的相互冲突中产生持续性的紧张。 命题三：降低制度逻辑冲突带来的认知失调是行动者的行为动力多重制度逻辑被认为是行动者对制度压力做出不同反应的根源。然而，由于管理者可能同时受制于多种可能相互冲突的制度逻辑，因此在应对市场建设的制度压力方面并没有明确的固定模式。行动者在不一致的文化认知信念和相互矛盾的制度规定之间挣扎。他们可能会在各种逻辑中取得暂时的平衡，但市场化的压力会打破这种平衡并产生认知失调。管理者可能会通过消除、减少不和谐认知的重要性，并证明一致认知的重要性等方式来减少不和谐。因此，相互冲突的逻辑会产生不和谐，而减少认知失调的努力则会影响行动者的反应。在儿童保育领域，遭遇认知失调的管理者要么退出该领域，要么继续努力减少他们认知失调。对制度改革遵从或不遵从的不同反应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行动者是否有能力减轻认知失调。 命题四：制度变革与先前的制度逻辑存在冲突时，行动者的的认知失调会逐渐累积并导致变革失败。在本案例中，政府放松管制的措施强化了原本的规范。包括国家、家长和家长协会在内的许多成员都经历了市场变革与家庭逻辑、福利国家逻辑之间的失调感。尽管政府试图推动市场逻辑，但许多行动者对政府主张的合法性持保留意见，并抵制市场化。关于行动者的抵制为何出现，一种解释是，通过不同行为者之间有意或无意互动的积累，抵制可能会扩散到一个集体。这与通过社会运动动员抵制等方式阻止变革的更积极努力形成鲜明对比，我们并没有观察到有组织的集体政治动员来抵制变革。相反，我们观察到了不同领域的参与者--儿童保育组织管理者、家长团体、行业协会遭遇的认知失调及其采取的行动。因此，构建市场的制度压力可能会因市场化与先前存在的逻辑之间的冲突所产生的不协调而失败。当人们认为现有逻辑中理所当然的规范性期望与制度变革的压力不一致时，当制度变革的合法性受到广泛质疑时，这种情况就会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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