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农宽一│悠悠自行车

自行车，老家的父老乡亲都称作“单车”。我认识单车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读小学三四年级之时。那时候，我们腰琴片四个村屯有赖于小队种田七不菲的收入，几乎各家各户的青年仔都买上了一部。上海凤凰牌和永久牌自行车是70年代的奢侈品。当时价格每部在180元左右。天津飞鸽牌自行车150元上下，天津红旗、广州五羊和红棉牌自行车相对便宜一些，当然价格还与双梁或单梁，全包链或半包链以及24寸、26寸、28寸等轮子大小有关。山东青岛的国防牌和金鹿牌自行车在我们德保比较少见。

我屯的自行车，除了有两三部是凤凰牌和永久牌以外，其余十几二十部都是红棉牌或五羊牌。我家的自行车是红棉牌的。每次父亲骑车赶集回来，总是用抹布拭擦干净并给车链“吃油”才安心停放，好备下次之骑。

从我屯到德保铜矿圩大概有五六公里路程，是广西第二地质队和铜矿开出的公路，严格来说属于矿路。这路盘旋穿过高大的嶺芽山，路的坡度突破30°，平路没有超过50米的，大多是斜路，而且弯弯曲曲、坑坑洼洼，即便如此也没有吓倒山里青年人骑自行车的决心、干劲和乐观。每到圩日一队长长的自行车车队便展现在陡路之上，一路丢下了清脆悦耳的铃铃声。这声音应和着欢笑声、欢呼声和山林中的鸟鸣声……汇成一曲动听的生活交响曲，而考验的是青年人的力量、胆识和车技。每每呈现这样的画面，看见的人无不打趣的说：腰琴的“武工队”真牛。

父亲当然是这个“武工队”成员之一了，而且车技是个中翘楚。父亲原是地质队工人，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因被诬陷为“反动救国军”屠杀队队长而被批斗回家务农。但是跟地质队的几个好友还有联系。父亲在骑红棉牌自行车一年多之后，便想“鸟枪换炮”了，于是便托付友仔从沈阳购买了一部东方红牌的。这部车用飞机从沈阳托运至南宁，再用班车从南宁托运至德保，大费周折才买到手。这车的最大特点就是用刹车鼓刹车。地位和身价当然比原来的那架高得多了，因此不免得到诸多赞许。面对旁人的夸奖和羡慕，父亲的脸上挂出了得意的笑容。

毕竟是食不果腹的年代，那架红棉牌单车后来卖给了大伯父。父亲便一心一意地爱护和珍惜着他的“东方红”了，维护保养这车比以前更甚了，任何时候摆放在中堂的这车总保持着光鲜亮丽的容貌，其上不少盖着一张发黄的遮尘布。

小时候，在缺衣少食的岁月中，对于糖果饼糕是垂涎三尺的。圩日的傍晚，村屯里的小伙伴们都到离屯老远的路上等父母赶圩回家，图的就是父母从圩上买回的少得可怜的糖饼。每次半路“等街”，老远我就知道父亲骑车返回了，因为是下坡路，东方红单车的刹车鼓会发出吱吱吱吱的响声，其他牌的车是不会有这个暖暖的刹车声的。

想不到的是一九八一年我上县高中之时，因学费困难，父亲偷偷到德保府圩变卖了“东方红”。

这事就像一块石头一直压在我的心头。如果不是为了我读书，父亲怎么会舍得卖掉他的所爱呢？

一九八七年，我在腰琴小学当民办教师。当时全村有三所小学，即腰琴小学、陇合小学和钦甲小学。经过片区学校听课教研活动，时任钦甲小学校长和教委办主任当着我和父亲的面说要调我到钦甲小学任教。出乎意料的是我父亲并不赞成我到钦甲小学工作。他说：“钦甲小学是一所有400多学生的大学校，是锤炼老师的熔炉，但离铜矿圩很近，你一个青年人每个月24块钱的工资，天天看着公办教师买烟买酒买肉，心里会不好受，等你啥时转正再去钦甲，到时老爸给你买单车……”

终于，一九九二年秋季学期，已转正的我调到钦甲小学任教了。父亲兑现诺言，递给我300块钱，让我买一部单车。于是便有了我的五羊牌了。这部车是到德保县城购买的，价格为240元整。

天有不测风云，世事难料呀，这部五羊牌用不到一年，因我疏忽未锁在铜矿被人盗走了。父亲听到这揪心的消息以后，又亲自来到学校，从他腰包里再次掏出带有他体温的300块钱硬塞给我。父亲说：“财去人安乐，再买一部，别为这事担心分心，影响身体和工作不划算！”。

如今，父亲与我阴阳相隔已有24年之久，往事悠悠，我怎能忘记“红棉”“东方红”和那个“五羊”……

       作者简介：农宽一，笔名恒大，壮族，广西德保县人。现在教育部门工作，德保县作家协会会员、德保县云山诗社社员。散文、诗歌作品散见《散文百家》《教育与教师》《小作家选刊》《右江日报》《云山鉴水》及百色新闻网等刊物和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