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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气中毒 刘根林 一九八四年，我考入了国家公务员队伍，分配到一个乡人民政府担任计划生育专职干部，根据上级要求年底要报年报。我通过在全乡每个村调查摸底，然后回乡政府统计核算填表，什么出生率，计划生育率，多胎率，死亡率，平均死亡年龄，育龄妇女上环率，结扎率，男扎率……好繁杂，搞得我头昏脑胀。吃晚饭了，年报还没有做好。我的妹夫在本乡任乡电影队队长，他喜欢喝酒，晚餐时他叫我陪他喝一杯，酒的质量不好，只听得我妹夫说：“福老的酒掺了假，可能是掺了旱烟杆烤的，喝了口干头痛”。
乡政府附近有一个叫易幸福的老人，专门烤酒卖，我妹夫喝的酒大多是从他那里买的。吃完晚餐，我回到宿舍继续做年报，我的宿舍大概十几个平米。因为天气冷，为了取暖，我专门买了一个小煤炉，圆形，空间是九十厘米，一次放三个圆形烽窝煤球，我把煤炉的通风盖取下，煤火慢慢旺了起来，于是我在办公桌上继续填写年报，慢慢地，我感觉到头痛，而且越来越痛。我当时就想：福老烤酒真的放了旱烟杆，明天我要去问清楚，头痛！不做了，我放下笔杆躺到了床上。好痛！可以用头痛欲裂来形容，我强忍着，慢慢的，慢慢的，头逐渐不痛了，口里觉得有点甜，浑身还有种轻松舒服的感觉……不好！这是煤气中毒！我想爬起来走出去，但全身没有一点力气，我想呼救，但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我可能就要这么死了，这种死法倒是一点也不呷亏……
这一晚乡政府邻近的村子里放电影，政府院内的人都去看电影，我宿舍隔壁住的是炊事员老五，只听到他在喊：“老刘，看电影去”？没听到我回答，“这么早就睡了”？又听到他在嘟囔。我听得清清楚楚，就是发不出一点声音，我好想他能打开门把我救出去。难道我就这么死了，我不甘心！父母都已年迈，不能让他们白发人送黑发人！三个小孩尚且年幼，我有责任把他们抚育成人！侍奉老人，培育小孩，我不能把这副重担放到妻柔弱的的肩膀上。我好不容易才考上公务员，我还要为国家为社会做出自已的贡献，我可不能就这么死了！在部队，我头部重伤开颅都没有死，难道要死于煤气中毒？我要与命运抗争！我要和阎王争命！我把舌尖咬出了血，我把指甲扣进了肉里，怎么都感觉不到痛，我想翻下床，十厘米的床沿这时成了摩天岭。我奋力一翻，终于掉到了床下，我把口鼻贴近水泥地板，感觉到了一丝丝凉意，身体也有了那么一点感觉，于是拼命朝门口爬去。爬啊爬，爬啊爬，我好想哪怕能有蜗牛的一半速度也好：约三米的距离，我爬了一个多小时，终于爬到了门口，垂死挣扎的我奋力一搏，我右手抓住了门锁，用力一扭，房门扭开了一条缝，我倒在了门口昏死了过去……
两个小时后，电影散场了。乡干部们都回到政府大院，“老刘，你今天没去看，可惜了，今天放《英雄儿女》女一号王芳不但人长得漂亮，歌也唱得好极了。”炊事员老五一进院子就对着我的宿舍喊。没有听到回音，他又见我的房门开着一条缝，他想推开门，却发现我倒在门口，于是大喊：“大家快来，老刘出事了！”领导和同事们都赶来了我的宿舍，有几个想把我抬到床上去，但看到满地和满身都是呕吐物和排泄物，一时无从下手，乡公安特派员老陈来了，他立即制止几个准备抬我的同事，叫人打开窗户，并叫人拿来了两台落地风扇，一台在门外把风吹进来，一台在房内对着窗口把室内的空气排出去，并告诫大家说：“他这是煤气中毒，首先要保证空气流通！因为病人的心跳和呼吸都非常微弱，稍微挪动都非常危险！等到心跳和呼吸都恢复正常了，再把他抬到床上去。”这时，领导安排人叫来了乡医院的医生，并通过广播叫来了我的家属。大约半个小时后，我的心跳和呼吸逐渐好转，我也恢复了一些意识……这时，炊事员从食堂打来了一盆热水，我爱人在同事们的帮助下给我换上了干净衣裤并抬到了床上，医生开始为我吊点滴，我又一次在鬼门关前走了回来！作者简介：刘根林，湖南邵阳人，1950年12月生，1968年当兵，1969年入党，在部队六年，先后在营宣传队，团宣传股战史编写组，师宣传科《铁道兵志在四方》编写组工作，七三年退伍，在农村担任过生产队长，大队支书，八四年招聘为国家干部，2010年元月正科级退休。工作期间通过自学考试拿到上海复旦大学毕业文凭。笔名牛耕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