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料·挑战·重构 ——关于现当代旧体诗词“入史”的再认识 ©魏耀武
内容摘要： 现当代旧体诗词作为一种仍在延续、无法忽视的文学存在，对其进行整理研究，近些年来已经诞生了一批令人瞩目的成果。现当代旧体诗词整理研究的重要论题之一也即“入史”困扰，这一难题对学科化的文学史叙述模式提出了诸多挑战，现当代文学史的补阙和“重写”，不能充分呈现业已发掘的旧体诗词的经验事实。包括诗词在内的旧体文学的整理研究，以及通俗文学、翻译文学、狭义新文学的深入研究，或将引起现当代文学史的整体重构。而如何重构，学术共同体目前尚未达成基本共识。对于旧体诗词“入史”的论争，特别是对于依靠“组织化”力量推动旧体诗词进入现当代文学史的急切心态，应当保持冷静。
关键词： 旧体诗词；现当代文学；“入史” 现当代旧体诗词作为一种仍在延续、无法忽视的文学存在，对其进行整理研究，近些年来已经诞生了一批令人瞩目的成果。旧体诗词研究的“合法性”，即它们能不能成为现当代文学从业者整理研究的对象，在今天似乎不再是一个问题。究其原因，一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大力提倡，诗词与民族复兴话语的契合；二是学界对于新旧对立思维模式的超越，文学观念的更新；三是学科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之后，寻找新的生长点、增长点的内在要求。旧体诗词研究的“合法性”的物议已然沉寂，但是关于它“入史”的论争却屡有所闻，论争的焦点在于旧体诗词进入学科化的现当代文学史[]。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近期旧体诗词的研究机构、相关学会等组织，不仅连续发表文章、讲话，申明“入史”的迫切性、必要性和可行性，而且制订相关规划，意在加快推动旧体诗词“入史”的工作[]。 笔者认为，如果我们不把旧体诗词的“入史”独尊为进入学科化的现当代文学史，而将之视为包括整理研究、专体史编著在内的动态过程，现当代旧体诗词的“入史”其实早已开始，并在继续坚实地进行。这一过程对既有的学科化的文学史叙述模式提出了诸多挑战，现当代文学史的补阙和重写，不能完全呈现业已发掘的旧体诗词的经验事实。对于“入史”的呼吁以及相关谋划、行动，应当保持冷静。持论如此，并不意味着简单地认同“入史”反对者的立场、观点以及依据，以“现代语言、现代思想、现代人”的价值为衡量，排拒旧体诗词“入史”，更不意味着否定“入史”的一切尝试和努力，而是基于“入史”题义的再认识，以及现当代文学史、知识体系以及学科所酝酿的范式重构的考量。可以想见，如果在既有的叙述范式内纳入旧体诗词，旧体诗词要么会沦为现代性的落后代表，要么会成为展演观念的虚伪摆设。而如何重构，尽管一些学者提出了各自的方案，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现当代文学学术共同体显然还没有作好准备。
一.旧体诗词史料的历史化 上世纪90年代，一批以治古典文学为主的学者开始把现当代旧体诗词纳入研究视野，并诞生了一批成果，如王林书、张盛荣的《当代旧体诗论》（新华出版社，1993年），朱文华的《风骚余韵论——中国现代文学背景下的旧体诗》，吴海发的《二十世纪诗词史稿》（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胡迎建的《民国旧体诗史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刘梦芙的《二十世纪名家词述评》（安徽文艺出版社，2006年）等。现在回头来看，不得不承认，受制于材料、观念、方法等多方面的局限，先行者的论著留下了诸多缺憾。但我们不必过多地苛责先行者。他们在世纪之交的喧嚣声中，搜罗旧籍，苦心营构，把现当代旧体诗词整体纳入研究视野，将长期沉睡的文本引入流动的历史化进程之中，其首创之功在今天格外值得珍视。 会稽章学诚谓：“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在高明者探索现当代旧体诗词整体演进的历史的同时，另有一些学人潜心于文献的深度考索与整理。如早在1998年，王晋光等人就出版了《1919—1949旧体诗文集叙录》（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作为一部目录著作，著录总集、别集三百余种，该书对于后来者的研究整理有奠基、指要的意义。现当代名家别集整理出版工作也在稳步推进，如中华诗词研究院主持的“二十世纪诗词名家别集丛书”与“当代诗词别集丛书”，丛书推出至今，已出别集数十种。此外，现当代诗词总集，如《二十世纪名家诗词钞》《二十世纪诗词文献汇编》也在陆续问世。 在个案研究方面，包括新文学家在内的各位名家，如鲁迅、郭沫若、陈独秀、周作人、叶圣陶、施蛰存、梁宗岱、沈尹默、俞平伯、田汉、吴宓、茅盾、姚雪垠等人的旧体诗词，相关研究论文逐渐形成了完整的谱系。关于某一群体的诗词专论也在不断问世。如刘梦芙的《近百年中国学人诗词及其诗论词论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2020年），总述学人诗词的历史渊源与演变历程，探讨近百年学人诗词的得失；分论十三位学人的诗词及其理论，采取知人论世与文本细读的方法，发微各位学人的创作经历、思想品格，作品的艺术风貌与审美追求。该著在群体研究方面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结构，持论也堪称公允。 在长期的文献考据、个案研究、专题研究、时段研究的基础上，现当代诗词研究领域内近几年产生了几部相当有分量的史著，如曹辛华独著的《民国词史考论》（人民出版社，2017年）、李遇春主编的《中国现代旧体诗词编年史（第一辑）》（人民出版社，2021年）。曹著对民国词史进行了多层面、多维度的考据、批评与研究，如对词人群体流派、女性词人、词社、词学理论，民国词选、民国词话、民国词集版本进行了专题研究。该著“具有填补中国断代词史、民国分体文学史空白的意义，对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研究有拓宽学术领域的价值”[]。李遇春主编的《中国现代旧体诗词编年史（第一辑）》共四卷，呈现了1912至1919年间中国现代旧体诗词的历史面貌，四卷皇皇四百三十万言，所辑录的史料之丰赡，足见编者多年的苦辛劬劳。编年史并不是历史材料的简单罗列和丛集，在中国史学传统中，它是历史书写最重要的方式之一。虽然该编年史尚未终成完璧，但从第一辑中仍然可以看到编者开放多元的文学观、注重考索的史学观，以及由时间层、空间层、媒介层所构成的立体叙史模型。 概言之，在追求现当代旧体诗词史“宏大叙事”的同时，一批学人循着旧体诗词史料的“内在辩证法”，以作家作品为中心，旁涉其他史料，由个案研究到群体研究、时段研究、断代研究，渐进地开展工作。文献钩沉、个案研究、专题研究、专体断代史的编著，以及作家作品的经典化，如诗词的选集、笺注等，都是现当代旧体诗词史料历史化进程中的具体环节。借用克罗齐的话来说，当“哑然无声的文献被新的生活光芒所扫射，并再度发言”[]之时，这些文献实际上已经“入史”。从这个意义上讲，呼吁或者反对“入史”，其实并无多大必要，也无益于问题的进一步深化。这也无怪乎从事现当代旧体诗词整理和研究的学人直言“'入史’是一个伪命题”[]。何以在“入史”的呼吁者和反对者之中，都存在漠视或者轻看旧体诗词史料自身历史化进程的倾向？这种认知上的偏差，实际上隐含了学科化文学史强大的宰制作用。已然“入史”而仍旧吁求“入史”，表面上看是对文学史霸权的挑战，而其实质是把作为一种著述体例的文学史膜拜为文学历史的终极叙述，谋求把旧体诗词编织进新的等级秩序和等级结构之中。而反对“入史”者并不一概反对旧体诗词史料自身历史化的诸多尝试，也多少是基于学科化文学史霸权地位的俯视和轻慢。这也许就是“入史”之争中的“权力的毛细管作用”吧？
二.旧体诗词史料对现当代文学史的挑战 正在进行的现当代旧体诗词史料的历史化进程，在其“内在辩证法”的逻辑链条上并不会必然导向“简单现代性”叙述范式的现当代文学史。目前浮现的史料可以说只是冰山一角，史料的搜集整理还需要经年累月的坚持。作家作品还需要深入研究，以形成多元化、互文性的文学批评。就目前所发掘的史料来看，其丰富性、生动性、复杂性已经给既有的文学史叙述模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可以想见，如果不更新观念，不改变既有的叙述范式，旧体诗词的进入，只能是局部的补写或植入，这样不仅会丧失史料本来的面目，还会造成一种更加庞大的、不可靠的、失缺灵魂的叙述。 前期的史料搜罗越多，对于未知的恐惧反而越大。会稽章学诚谓“广征藏书”为治史“五难”之一种，现当代旧体诗词除了公开刊行之外，还保存于油印本、稿抄本、日记等私密载体，其数量目前难以估量，搜罗难度极大。要搜罗尽善，非一日之功，亦非系于一人之力。诗词史料不仅包括作家作品、诗话词话，还包括它们所生存的内外部环境，如社团、刊物、交游、文化风习、语言环境、学校教育、文学制度等。此外，还有沦陷区诗词史料，海外域外诗词史料，地方性诗词史料，少数民族诗词史料，女性诗人词人的相关史料，这些都还是目前整理研究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尽力搜罗史料，并不是要甘心成为克罗齐所讥称的“史料收集狂”。史料的整理研究之所以要力求全面，这是因为我们不能武断地认为目力所及的就是最重要的，必然会独断地进入经典化的过程。诚如长期致力于旧体诗词文献搜集整理和研究的马大勇所言：“如不能尽量占有资料，仅凭公开版行的作品是难以寻觅见某些作家之真精神的。这就要求我们一家一家、踏踏实实做文献，做好一家，就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一家的研究面貌。”[]现当代旧体诗词的整理和研究，本身就包含了反抗压抑、消解二元对立的意蕴，因此在整理和研究过程中，不能忽视习见中处于弱势、边缘地位的史料，否则就会造成新的霸权与压抑。 从现在所掌握的史料来看，其丰富性、生动性、复杂性已经远远超出一般想象。旧体诗词在市民、知识分子、政治人物的日常生活与精神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可以说较大地刷新了我们固有的认识和想象。比如《申报·自由谈》长期开设的“文字因缘”栏目，利用诗词唱和作为编者、读者、作者之间沟通的桥梁，亦庄亦谐，插科打诨，互动颇为频繁。民国时期波谲云诡的政治事件与社会世相，在旧体诗词中多有及时的反映。每逢四时八节，报刊多有感怀新作登载。不仅如此，诗词与文言通俗小说、现代媒体之间的互动也特别引人注目。客观地讲，数量巨大的现当代诗词作品，如果仅以审美价值为衡量，实在可以拒绝大多数作家作品进入学科化的文学史。然而需要重申的常识是，审美性并非文学的唯一价值，斩断了所有与“世界”具体联系的审美价值，最终必然是虚无的价值；当年突出审美性原则的文学史“重写”，更多是为了从“非文学性”的严密缠绕中突围出来而不得不采取的权宜之计，“重写”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况且在既有的现当代文学史中，也有大量不具备审美价值而以“文学史价值”加持的作品，占据着显赫的叙述空间。 目前旧体诗词史料的丰富性、生动性、复杂性给既有的现当代文学史叙述模式提出了全新的挑战。“问题”只有在特定的知识范型中才能真实呈现，既有的叙史模式难以有机地融合、可靠地呈现现当代旧体诗词的经验事实。稍稍回顾一下这些年的学科教材，可以发现，现当代旧体诗词被学科化的文学史接纳或者拒绝，其实都是话语形塑或裁剪的结果。固然任何文学史的叙述，都无法克服叙述主体的局限性，无法超越它所处的时代，但仍要指出的是，诸种叙及旧体诗词的现当代文学史教材，它们作为观念生产的特性，在今天看来，显然不能适用于新的经验事实。20世纪80年代及其之前的当代文学史教材，其中普遍设有“毛泽东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诗词”的章节，这并不是因为新旧对立观念的破除，而主要是由于作者身份与文本内容革命性的双重保证，而得以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叙述逻辑的文学史。“天安门诗歌运动”中的旧体诗词写入文学史，也不是源于旧体诗词史料自身的逻辑。试举洪子诚独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为例。该著第十五章“分裂的文学世界”，对“天安门诗歌”运动中的旧体诗词的表述：“这是'文革’间美学日常生活化和诗歌政治化在另一种向度上的典型体现。”“在恶劣、严酷的压力下，诗的写作者的真诚态度，对于独立的思想和写作方式的坚持，对当代诗人应该说具有持久的启示意义。”[]也就是说，“天安门诗歌运动”中的旧体诗词，既是“一体化”文学环境中的产物，更是“恶劣、严酷”文学环境中的异端；惟其异端的稀缺，它才与“白洋淀诗群”“手抄本小说”，共同构成了“从一体到多元”叙述逻辑链条中险些缺失的一环。换言之，“天安门诗歌运动”中的旧体诗词进入文学史，更像是文学史叙述逻辑展演危急情况下的“补位”与“救场”。而一旦它们不再具有支持逻辑展演的稀缺性，或者叙述逻辑发生变化，被诸如文学的、审美的等话语所过滤，在文学史中缺席也就不难理解了。 随着观念的调整，著史者对新旧二元对立的质疑，一些文学史尝试着把旧体诗词作为“多元中的一元”写入教材，但在现代性话语的裁剪之下，它们仍然不能现出真身。朱德发主编的《现代中国文学史精编（1900—2000）》（山东教育出版社，2012年），编写的初衷虽然表述为，“对不同民族，不同阶级，不同党派，不同社团，甚至不同体式的文学一视同仁，平等相待，即使有雅与俗，新与旧的区别，但只要生成于现代中国就应纳入研究视野”，“将文学史真正还给文学与审美”[]等语，然而该教材只在中编（1949—1976）概述了毛泽东的诗词，重点解读了《沁园春·雪》，至于上编（1900—1949）、下编（1977—2000），则毫无旧体诗词的踪影。周晓明、王又平主编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与其他几种教材相比，无论是旧体诗词论述所占的比重，还是对诗词本身艺术性的突出，都要超过前述几种教材。该著按时段分为“清末民初文学”“五四时期文学”“30年代文学”“战时和战后文学”四编，在各编的末章，都设专节对该时段的旧体诗词、其他旧体文学或港台文学进行了概述，并对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鲁迅、郭沫若等人的诗词作品进行了评述。然而教材论及的旧体诗词，其实是游离于整个文学史叙述话语之外的，这从章节的设置方式就可以看出端倪。它们并没有也不可能深层地楔入整个文学史的叙述逻辑之中，它们更像是一个缝线并不严密的补丁，随时都有可能脱落。以“三个现代”为价值观念的现当代文学史，并未真正向旧体诗词以及其他传统文类敞开。 “入史”不难，“入真史”难。如果旧体诗词依循现当代文学史固有的叙述逻辑进入文学史，现阶段的整理研究成果当足敷裁剪之用。据说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者大都有著史的冲动，把编著现当代文学史作为学术大成的标志，甚至最终的学术志业。在主流意识形态与组织力量的推动下，敷衍一幅外彰共生理念、内蕴消长气息的文学史图景，委实要比以往处心积虑的“重写”要容易得多。所易正所忧。陈平原在谈到作为知识生产的文学史曾说：“谈论作为知识生产的文学史，必须深入体会体制与权力的合谋、意识形态与技术能力的缝隙，还有学者立场与时代氛围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这段话对当下包含了诸多因素、力量、关系的“入史”诉求与推动，应当具有警示意义。
三.现当代文学史的重构 当文学事实与叙史模型发生抵牾矛盾之时，是裁剪事实还是修正模型，这应该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现当代旧体诗词、其他旧体文学乃至通俗文学的整理和研究，对学科化的文学史提出的挑战具有结构性，或将引起现当代文学史的整体重构。现当代旧体诗词要想真正进入学科化的文学史，绝非局部补充和座次升降等“重写”方案可以解决。然而，在“入史”的呼吁声中，有相当一部分并未估计到这一吁求对其他旧体文学、通俗文学产生的类比效应与示范效应，更未估计到诸体文学的携手进入，或将引起的现当代文学史的整体重构。而如何重构，尽管一些学者提出了各自的方案，但从目前的情形来看，现当代文学学术共同体显然还没有作好准备。 谈到现代旧体文学、通俗文学的整理研究与一般传播对学科和文学史的影响，吴俊认为：“中国新文学、现代文学史的语言生态、作品形态、结构逻辑、历史价值等，正在发生着无可置疑、不可逆转的学术路向演变。以现代白话和现代汉语、启蒙-革命意识形态为主流形式和内涵的新文学、现代文学作品一股独大、一统天下的历史描述及其学术观念，已经到了应该更新、终结的时代。换言之，新文学史的传统观念和叙述方式应该要被重新审视、整体重构、并应该予以叙述史的再度全面阐释了。”[]的确，近些年来文献整理研究的累积成果，已经对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元话语以及整套知识体系展开了问难，这也预示着现有的学科范式终将被新的范式所取代。在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虽然有革命、启蒙、审美、民间等诸多视角的尝试和调适，也有“经过后现代穿越的现代性”的设想，“民国机制”的倡导，但在具体实践上，可以说仍然拘囿于19世纪以来所形成的“简单现代性”知识范型而无法跳脱。诸多视角的尝试和调适，在敞开的同时也造成了新的遮蔽，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精力的耗散和西西弗斯式的悲壮。文学现象总是立体多元的，譬如启蒙文学中就包含了革命与阶级的启蒙，而革命文学的逻辑起点与终极理想往往是对生命、自由与尊严的维护，这与启蒙并不相悖。当文学史以一元视角去审视立体多元的文学现象的时候，文学史的难以自洽、难以采信也就不可避免了。因此我们常常可以看到，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内优质的学术论文与文学史的叙述常常相悖，甚至隐约形成了一种学术创新以打破文学史叙述为鹄的和衡量的学风。 面对文学史叙述的简约化之弊，学者们已经开始了反思和建构新叙述范式的尝试。洪子诚在回顾当年独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时说：“我的'一体化’论述确实存在问题，认识到的是，'一体/多元’的这种对立项的设置过于僵硬、绝对，尤其是其中的价值判断过于简单。对'文革’以后文学的制度化问题认识、研究也不够。还有就是表现了'新时期’文学开始的那种文学复兴的想象，那种幻觉。”[]为了“展现历史本身的多面性和复杂性”，他后来还“尝试以材料编排为主要方式的叙述的可能性，尽可能让材料本身说话”[]。当然，由于掌握的材料有限，也由于对这样一种写作方式的合理性、有效性又产生了新的怀疑，他的尝试也没有再继续下去。同样的“焦虑”也发生在钱理群那里，由他担任总主编的“以文学广告为中心”的多卷本文学编年史，其编写缘起也是不满于文学史叙述的简约化，因而尝试以文学广告为切口，直抵文学的原生态。采取编年史的体例，“让材料本身说话”，李遇春的多卷本“现当代旧体诗词编年史”的编写，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不过他也没有放弃一种新的总体化文学史叙述范式的构想，在一篇长文中，他梳理了百年来现代中国各体文学创作对中国文学传统创造性转化的情形，并回顾了新时期以来海内外学人明确倡导的相应的学术理路，由此，他主张“重建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古今维度”[]。而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则论述了以“中国的文艺复兴”作为描述中国当代文学七十年的方法或范式的可能性，认为无论是“前三十”年还是“后四十年”，中国作家都在进行着“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或“现代转换”工作，都在推进着“东方（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一种新的范式的建立不可能一蹴而就，对此杨辉认为，在一种新的文学史观念还未确立之前，“以古典思想和审美传统重解当代文本”的“古典转向”，是“一种具有范式转换意义的研究路向”，它“更具历史和现实感，包容性和概括力”[]。回顾中国古代文学史、现当代文学史的编著史，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我们目前所见的断代文学史家族，其实是与现代知识体系、现代学科的形成发展相伴随的产物，文学史、知识体系与文学学科实乃三位一体的存在。那么由此很容易产生一个极具颠覆性的追问：在同一知识体系中，历代的各体文学都具有合法身份，何以在新文学的历史中，旧体文学仍然在持续演进的事实却被基本排除在叙述之外？对此，吴俊认为，“新文学独尊白话、现代汉语文学的文学逻辑和历史逻辑，恰恰是反文学、反历史的”，“伤害了新文学和现代文学的整体性价值呈现”。由此他提出应将旧体文学、通俗文学、翻译文学纳入狭义的新文学史中，并以此“四维”重构现当代文学史，使之与传统中国文学史相贯通。 以新的范式重构现当代文学史，对研究者的史德、史识、史学、史才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研究者在学科知识体系塑造之下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乃至语言方式，要想一时更新并非易事；研究者融通中西古今的视野和能力，在当今分科而治的教育背景下也很成问题。目前常见的情形是，知识壁垒不仅存在于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研究之间，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研究之间，就连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两个研究方向之间，也存在着较大的隔膜。文学史固然可以合作编著，但叙述的逻辑必须贯穿在每一个单元和层级，否则新的编著就是貌合神离的资料汇编，造成“后发优势”的丧失。作为学科化的文学史，亦应在学术共同体内获得普遍的认可，然而从反对“入史”者的声音中，可以预判在一定时期内，这种可能性并不大。时代造就了研究主体的局限性，却又要承担超越这个时代的范式革命，并且还要在同时代人中推而广之，这让人不由得想起柏拉图那个著名的洞穴隐喻。这样说并不是要把现当代文学史的整体重构无限延期，留给后世，而是对“入史”呼吁者的急切心态以及可能造成的学术冒进，保持一份冷静。 《论语·泰伯》云：“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如果把学科化的现当代文学史比作“危邦”，情感上或许让人无法接受，但对于现当代旧体诗词来说，此譬应该并非危言耸听。目前现当代文学史、知识体系乃至学科内部所酝酿的变动，很大程度上是旧体诗词的整理研究在外围发力引起的效应，时机尚未成熟的急切“进入”，很可能会被自身引起的涡流所反噬。何况视夷若险，把问题预料得多一些，把困难估计得大一些，一般来说并无坏处。包括诗词在内的旧体文学、通俗文学、翻译文学，以及狭义的新文学，各自的整理研究、经典化过程，以及自身的历史叙述，都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注释从略】
作者简介： 魏耀武，文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分社社长，中国新文学学会理事。 ——更多原创，欢迎阅读—— 感谢阅读，欢迎留言！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