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天开车回镇里的路上，在一个红绿灯路口，看见一个男人站在路口中间的隔离带上乞讨。他双手在胸前举着一块纸板，上面写着“家庭需要帮助”，脚边搁着他的背包和一大罐水。这个路口紧邻商业区，车辆很多，在他旁边十几辆左拐的车辆停着在等左拐绿灯，没有人给他钱，我隔着两个车道直行开过时，很快看了他一下，他穿着褐色旧T恤，中等身材，白人，戴着棒球帽，脸晒得红而干，剃了髭须，如果他不是举着乞讨的牌子，看上去并不像个乞丐，只是一个普通人，但经常路过这个路口的人知道他常年在这里乞讨，天气冷的时候，他会穿着一件褪色的红外套，无论阴晴冷暖，他就站在那儿，无声的举着他那块纸板。 我没有给过他钱，应该有人给他钱，不过我猜测给他钱的人不多，因为我每次开过的时候都没有见过有人给他钱。作为乞丐，他有劣势，因为他看起来大概三四十岁，身体正常，而且他常年在那里，不换地方，人们看到这样一个男人，第一反应是：他为什么不去工作？ 我一般不去看他，但昨天我看清楚他的脸，他不是我在纽约或旧金山街头看到的那种流浪汉：脏兮兮，衣衫破旧，蜷缩在纸板和废物上，脸朝着墙壁或埋在胸口，像一只动物。他挺直站着，脸上有一种忍耐而固执的表情，眼光扫视车辆，嘴唇紧抿，微眯着眼睛。 他不是那种放弃了一切无所谓的麻木表情，也不是畏缩讨好的表情。他的表情是一个努力正常生活的人的表情，但他不是在正常生活。  我们通常把乞丐或流浪汉归为他者，我们自动忽略他们，不把他们作为我们正常人的一份子，我们甚至在潜意识里没有把他们当作人，美国心理学家Susan Fiske做过一个实验，当人们看到流浪汉的照片时，人们大脑内侧前额叶没有反应，这和人们看到一个物品时一样，而人们的左脑叶和右侧杏仁体会有反应，这和人们看到呕吐物时的反应一样。 但这个男人的身体姿势和表情在提醒我们他是个有自尊的人，和我们一样。所以我到家后还在想这件事。我为什么从来没有给过他钱，我不认识他，但我为什么自动猜测他出于懒惰才去乞讨？我现在坐在这里，可以想出几个他乞讨而不工作的合理原因，也许他有交流障碍，也许他因为我看不到的身体缺陷无法工作，也许没有雇主愿意雇用一个缺乏技能流落街头的人。但我为什么第一反应是他不值得帮助？ 也许是因为这样想，我就可以心安理得的不去帮助他。人天生有恻隐之心，但人天生也有自我保护的本能，包括在心理上为自己开解。如果我们经常要审视我们有无帮助我们能够帮助的人，恐怕大部分人都坐立不安。也许这也是我们选择性的对流浪汉视而不见，眼不见为净，或是英文里说的：”out of sight, out of mind”。2014年纽约市援救委员会做过一个实验，他们选了几个市民穿上破衣破帽，缩坐在街头纸板上，伸手拿着一个罐子乞讨，他们的亲人如父母、配偶、兄弟在他们面前走过时能够清楚的看到他们，但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们是谁。 也许是因为我受了部分媒体的影响， 对流浪乞讨者形成了固定的负面看法。很多人认为流浪者是瘾君子，咎由自取。但我查了相关数据，大部分研究发现流浪者中瘾君子的比例在1/3，决定一个人是否流落街头最大的因素是他能否负担住房成本。在过去五十年中，美国的联邦最低工资比维持必需生活成本的实际工资越来越低。这也是美国全国1/3的无家可归者在住房成本昂贵的加州的原因，房产网站Zillow的经济学家发现一旦一个地区的年均住房成本超过本地平均年收入的30%，当地的无家可归者数量就会急剧上升。所以在西佛吉尼亚、密西西比这些吸毒人数多、贫困率高但房租低廉的地区虽然贫穷，但无家可归者却远低于富裕的加州。 无家可归者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面目模糊的群体，我们其实并不了解他们。我也是因为看到那个不一样的乞讨男人，才去查数据。我才发现45%左右的无家可归者有一份或多份工作，但他们的收入负担不起住房，我也发现有一些名人也曾经一度无家可归，Jennifer Lopez年轻时到纽约谋生，负担不起房租，在舞蹈室搭床睡；金凯利小时候因为父亲失业，一家人住在车里；哈里贝里（Halle Berry）曾住过流浪者庇护所；乔布斯上大学时一度睡在朋友家地板上，收集5分钱一个的可乐瓶攒钱，周日走路七英里到一个慈善机构去吃顿好的。很多人恼火的问这些无家可归者从哪儿来的，破坏我们的社区，其实大部分无家可归者就是本地人，因为贫穷和其他原因流落街头，80%的加州流浪汉在失去住处之前就住在加州。这些无家可归者们不是“他们”，是“我们”，至少曾经是“我们”。  我记得我小时候住在乡下，不时会有乞讨的人上门，和其他农户一样，我妈会给他们一把米一捧面，村里没有人驱赶或特别歧视乞丐，那时候人们都有过异常贫穷的经历，理解一个人活不下去才去乞讨。后来进入城市，职业乞丐让人们对于乞丐失去同情心，经历各种政府措施，尤其是疫情期间的隔离措施，现在中国街头已经基本看不到乞丐。对于到美国学习生活的华人来说，美国街头的乞讨者流浪者令人触目惊心，本能上排斥和远离。但无家可归者现象集合了美国社会的各种问题：底层收入与住房成本的差异、福利制度的不足、高昂的医疗成本、毒品问题、精神病照治疗制度的问题、种族歧视、儿童寄养制度的缺陷等等，几乎每个流浪者都受到某个或几个这样的问题的影响，比如40%左右的寄养儿童离开寄养家庭或机构后有流落街头的经历。了解无家可归者现象也是有助于我们真正了解美国社会和制度，纠正我们的偏见。 同时无家可归者是一个需要每个人直面的道德问题。有些人说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个体无力解决和努力。美国社会学家Matthew Desmond说：”以问题太过复杂为由逃避问题通常更反映了我们的社会立场，而不是证明我们的思考能力。“ （a retreat into complexity is more often a reflection of our social standing than evidence of critical intelligence。）他犀利的指出中产与富豪阶层从穷人的低工资中受益，富人与大企业的逃税损害了社会福利制度，他认为每一个人都在参与贫穷问题，包括支持哪种税收方案，或是否支持本地建造针对低收入人群的经济适用房。 在加州，住房短缺和昂贵是无家可归者问题的重要原因，超过70%的有房者认为应当解决无家可归者问题，但很多城市反对州政府在自己的社区内建造经济适用房，虽然在丹佛的城市实践证明为无家可归者提供廉价住房或有管理的营地降低而不是升高当地的犯罪率。 托尔斯泰看到贫民的悲惨生活时，反思自己的责任，他写到：“我骑在一个人的背上，掐着他的脖子，强迫他背我，然而我却告诉自己和其他人我为他感到难过，愿意想尽办法减轻他的负担。。。除了从他背上下来。” 也许要求普通人做托尔斯泰式的反思是苛责，但我们至少做到像他那样看到苦难受到触动，我们至少可以把无家可归者当作一个人来看待，看到他/她和我们一样有对自尊、与他人连接的需求。我读到过一个流浪者的话：“我不是在失去住所，而是在失去家人和朋友后，才发现自己成了无家可归者。” 我们也可以去捐款捐物，或投票给能够帮助解决问题的政策。 美国的无家可归者问题和很多人无关，但分析不同社会环境中的问题能够使我们脱离思维定势，思考个人处境与社会历史与制度的关系，看到社会成员之间的连系与影响，考虑一个人的道德选择。救我个人而言，我过去更习惯从家庭和工作关系来思考一个人的道德义务，很少去想我对其他不相关的人的道德义务和对社会问题的责任，这样的思考也许是一种成长。 此刻回想那个在路口乞讨的男人，他的姿势与表情惊醒我们内心的人性与道德感。意识到弱者的苦难并非与我们无关，才使我们不会走向傲慢与冷漠。也许这也是为什么纽约圣约翰大教堂旁边有一雕像，是一个睡在长椅上的流浪者，也是拯救世人的基督。  -- |
|
|
来自： 新用户75021kDM > 《待分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