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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二史 “混杂”科幻： 《宇宙探索编辑部》的生态批评意义 我们如何探索宇宙的奥秘与人性的本质？骑驴、寻找石狮子、还是等待麻雀的降临？这样一段怪异的讨论正是近期热门中国科幻电影《宇宙探索编辑部》（2021）的主线。自从在电影节以及院线上映以来， 《宇》得到了诸多赞扬，并被中国科幻粉丝称为“中国科幻的另一条道路”。它确实是无比另类（alternative）的，与我们惯常对于科幻的想象不同，《宇》中全无机器人、火箭或飞船的痕迹，它以一件老旧破碎的宇航服开篇，然后带着观众和几位“民科”一起进入中国的西南深处，试图解释一段“石狮子喷火”的奇异现象。 这是一部极为丰厚、复杂，甚至滑稽古怪的电影，正如影片中一位人物所言：“神经病大聚会啊！”这样一部电影为什么可以被称作科幻？我们如何解读民科与怪胎？为什么四川农村会成为宇宙探索的背景？而分析这部电影如何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科幻，以及中国关于科学、自然与环境的认知？本文认为《宇宙探索编辑部》从形式与内容上不断挑战边缘与中心、自然与文化、科学与文学的边界。通过将“宇宙探索”与“回家”两种行为并置，电影敦促我们重审“生态”这一概念，并引导我们进入一个更注重物种相互依存、共同进化和共生演化的生态“万物人文主义”世界之中，而电影本身对于生态思想的探索，更可以被拓展到对科幻这一文体的生态环境的反思上。  “神经病大聚会”——《宇宙探索编辑部》剧照 本文的第一部分借用法兰克福生态批评的“支配论”，鲁迅对于迷信的反思，以及本雅明“讲故事的人”这一概念，分析电影中的边缘人群、四川农村环境，以及人与自然的变化关系。通过视觉分析，我们看到电影处在不断的“去人类中心化”的过程之中。对于迷信和信仰的再解读则挑战了硬科幻以及技术现代性的主导思想。第二部分着重分析电影的语言，如荷马史诗、现代诗，以及人物语言障碍（口吃）等等多样的语言元素。语言的多样化挑战了科幻中技术语言的霸权，而语言的缺席则令观众重新思考文化与自然的二元关系。这种对于多样语言的运用也如博尔赫斯的《中国百科全书》一样，提供了另类的“绿色语言”、重新感知世界。最终，针对近期科幻中融合各类神话、迷信、幻想等元素的趋势，本文提出，这种混杂（hybridity）事实上可以启发我们运用一种更加“生态”的方式来进行文学的类型分析。文学类型不再只是针对文本本身形式及内容的探讨，更要将特定文本类型的历史、受众以及受众的参与文化等等视作生态系统进行具体讨论。中国科幻在内容层面对于神话、宗教和幻想的融合，以及对网络文学出版形式的结合，可能是科幻在“万物人文主义”时代的新方向与新答案。 一、迷信、神话还是信仰 （一）科学与技术 在《硬科幻的批判性历史》中，韦斯特法尔（Westfahl）对“硬科幻”的概念进行溯源，将其定义为“严密推理的技术故事”。中国科幻长期以来受到硬科幻亚类型的影响。自晚清时期，科幻的第一任务便是引入理性，救亡图存；亦是培养大众对科学知识的兴趣，以促进“技术现代化”¹，然而，“科学”和“现代化”等术语和口号都含有特定内涵，即珍视“工具理性”的启蒙世界观，以及视自然为供人类使用的客体，这便是“人类中心支配论”的体现。自然与文化的二元对立已经成为一种传统的困境，而在“工具理性”“人类中心支配论”的主导下，许多科幻作品从语言和情节的角度进一步推动了这种二元观点，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技术越多越好”的科幻观²，直到今天，许多当代中国科幻作品仍然遵循硬科幻的传统，视动物和自然以及更广泛的“他者”为挪用的资源和支配的对象。而正如开头所言，《宇宙探索编辑部》中甚少有“科学技术”的影子。本节将讨论电影对于硬科幻传统的挑战，并探讨电影对于科学技术、中国农村地区以及自然的不同视角的呈现。 简要来说，《宇》分为五个章节：“追 UFO 的人”“蜀道难”“等待麻雀降临的男孩”“西南深处”以及“终章”，通过伪纪录片的方式讲述了主角唐志军和他的队伍进入四川探索宇宙的故事。唐志军是《宇宙探索》杂志的主编，八十年代曾是外星生命探索的先驱人物。然而，随着时间流逝，找到外星人不再是社会关心的话题，唐的杂志和名气都一落千丈，他也随之失去了金钱、亲人，和朋友。留在他身边的为数不多的人还有那日苏，一位气象局员工，愿意帮他查询一些资料：以及秦彩蓉，杂志社财务。一日，唐志军在网上读到四川鸟烧窝村的灵异事件，他将其与欧洲天文台发现的一些天文现象结合，认为这是外星人活动的迹象。在探索四川的过程中，还有两位重要人物加入，一位是晓晓，《宇宙探索》杂志的忠实读者：以及孙一通，生长于那个村庄的奇怪男孩，石狮子的拥有者，据说能收到外星人的信号。  电影主角唐志军 电影从开篇便对于科学技术进行了质疑和反思，人物与社会的关系也引发我们对于法兰克福学派甘德森（Gunderson） “支配论”的讨论。甘德森认为“对自然的支配，与对自我的支配和对其他人的支配紧密相连”（227），换句话说，“人”与“他者”的二元对立思维不仅存在于人与自然中，也存在于人类自身之间，并建立了社会中的等级，中心与边缘。经历杂志社的落魄，亲友的离去，唐志军也是这种社会等级中的失败者。为了维持杂志社基本的运营，他要将自己珍视的一件宇航服推广给阿波罗热水器的赞助者。然而，这件宇航服困住了他——这是字面意和隐喻义上对于“外星人/异化”的双重精妙讽刺。 这一幕首先展现了对于科学技术，以及唐志军“追寻梦想”的矛盾态度.“支配论”的批评是明确的，在一个物质社会，一个没钱没用的梦想无法存活，人们不再幻想UFO，而追梦者的生存却朝不保夕，只能生活在边缘，唐志军便因此成为主流之外的“外星人”，其二，这一幕也可能是更广泛的批评——设置在北京城市背景中，被吊车拖出窗户的唐志军被无数好奇或冷漠的双眼围观，而近乎窒息的追梦者被悬吊在空中示众——他的科技追求或劳动真的仍然与梦想相连吗，还是围观者已经是被异化的劳动者呢？其三，或许也是最核心的矛盾在于，唐志军自身对于“科学技术”有着痴执的信念，他不断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这事实上是一种人类中心、科技霸权的观念。然而，他的这种痴执并没有给他带来真正的探索成果，他与周围的人无法建立真正的连结，他只是无助地挂在空中，被自己所坚信的科学技术困住。  尽管在各种层面上被异化为一位“外星人”，唐志军并未放弃自己的追求，也因此踏上了去四川的路，在绿皮火车上，广播里朗读着李白的《蜀道难》，而唐志军本人也对这一古诗进行了闸释与思考，唐说：“蜀道再也不难了，有了科学技术，上青天也不是问题.人们不再能体会山高水远、路途遥远的感觉”。然而，尽管他仍然坚信科技，认为科技可以弥合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他自己却与家人无比疏离，他的女儿因为抑郁症自杀，死前提出的问题是唐无法回答的：宇宙的意义是什么？人存在于宇宙中的意义是什么？ 困在破旧的宇航服中，坚信科技的力量，却无法给出答案——唐无法达成的生活与梦想的通途。电影描绘了一个梦想落空、生机无着无法存活的社会，财富成为建构等级的标准，而科技可以探索字宙，却不能给人宇宙的答案。通过这几幕，电影几乎不可避免地指向一个方向——对于人类生存意义的探索必须发生在别处，而这一别处便是西南的自然之中。 （二）迷信、神话与宗教 自电影的第二章，主角们便来到了鸟烧窝，见到了孙一通，这一电影中最重要的人物。生长于这个农村，孙一通没有工作，吃低保户，日常的事务是管理村里的广播台，朗读自己写的现代朦胧诗。他最为显眼之处在于总是戴着一口锅保护自己的头，因为他可以接收外星人的信号，所以总是头疼以及毫无预兆地晕倒。唐志军和他的外星人搜寻小队认为，他是找到外星人的核心人物，但是这段旅程在初期陷入了停滞，因为孙一通除了写诗和晕倒，似乎不能提供更多的帮助。  孙一通，大山深处的诗人少年， 也是唐志军搜寻外星人的关键 随后，唐志军与孙一通和整个村庄初步接触。与唐志军自身的信仰完全相悖，自从来到村庄，电影叙事便充满迷信、传说，以及虚幻不实的谣传的不可靠叙事者。人人都在道听途说，有些村民夸张地描绘石狮子喷火的场景，有一些则因为自相矛盾而显得极不可靠，石狮子则成为许多村民和游客的朝圣地，人们向狮子嘴里塞钱，祈求荣华富贵与好运道、财富与更好的生活。这看似是超自然神鬼的迷信，但是在鲁迅看来，或许有更深层的原因： “倘其不安物质之生活，则自必有形上之需求…………虽中国志士谓之迷，而吾则谓此乃向上之民，欲离是有限相对之现世，以趣无限绝对之至上者也。人心必有所冯依，非信无以立，宗教之作，不可已矣。”⁴ 这事实上是对前文“支配论”的一种回答，或许甚至是电影本身存在的根本原因——人物必须在神话传说甚至宗教仪式中寻找平和与意义，因为现实并没有提供人心“冯依”之所。 电影中，异象与传说（喷火的狮子、麻雀）可以看作自然强大的力量，及其人的智能尚未解读的部分，它们要求人类付出巨大的努力甚至劳作（labor）来探寻。这便是本雅明“讲故事的人”，以及身体劳作概念进入电影框架的瞬间。在村子里，唐志军通过四处奔走、身体力行的跑腿工作，手拿一本笔记本，尽可能地记录村庄里的点滴事迹。这样的劳动也体现了他无比的坚定与真诚。当秦彩蓉建议他添油加醋写个好故事的时候，他的沉默体现了自己对于写作和劳作的尊重。在本雅明《讲故事的人》开篇，他哀叹经验的消逝：“因为经验从来不曾被摧毁得如此彻底：……身体经验被机器竞争摧毁，道德经验被当权者摧毁。”本雅明也将“讲故事的人”与劳作和手工相对比，“写作，”本雅明引用列斯科夫在一封信中的话，“对我来说不是自由艺术（liberal art），而是手艺。”⁵ 自然奇异而无解，因此人类无法征服。通过迷信和神话，电影展现了人类中心认知的窘境、科技管控的局限。对此，唐志军的身体力行是他真诚了解自然，甚至与自然建立一种亲缘关系的方式：在泥土里行走，记录自身经验、记录村庄的口述历史，从而找到宇宙的真谛。这正如本雅明的发问：“讲故事的人与其素材即人类生活的关系，难道不正是手工艺人与其材料的关系？讲故事的人的任务，不正是要以一种牢固的、有用的、独一无二的方式来塑造经验的原材料，无论是自己的还是他人的？”唐志军的行为便是对于自然、劳作、讲故事的具象化，也是一种深层的生态的思考。  然而，至此，石狮子的传说仍未得到解答。在与孙一通的对话中，外星人探索小队了解到了孙的一场梦境：在石狮子盖满麻雀的时候，外星人的痕迹便会出现。从这一刻开始，主角们逐渐感受到人类的局限——人类处于无比被动的地位，他们所能做的事情只能是等待麻雀的降临，等待自然展现它的讯号。也正是从这一时间点开始，电影将它的焦点从人物转向了风景与自然。因其模拟纪录片的形式，电影的前两章大部分展现人类活动，而电影的自反性体现在，主角之一那日苏也一直拿着一部摄像机在拍摄，这展现了人类视角的局限。随着情节发展，主角们决定相信孙一通的梦，他们一起重新设置了摄影机的拍摄方向，以不同的角度来观察世界。影片框架的中心不再是人类活动，而是自然的动静和幻化。 在主角重置摄像机的这一幕中，相机自身成为中心，这一时刻的自反性体现了人类终于意识到他们自身的视角和其局限性，而调整摄影机的角度终于能够允许他们“看到”自然的神秘莫测，而此刻，他们同时也意识到自然的神秘可能并不能被解答，孙一通的话也可能不会带来任何结果，而只是无稽之谈，但他们仍然决定付出时间与劳作，与自然一同生存。紧接着重置相机的一幕，影片的中心改换到田野，并开始拍摄田野中的鹅，空中的飞鸟等等。这是对于人类周遭环境更为严肃的审视一一人类不再占据叙事的中心，也不再占据屏幕的中心。第三章的背景，即图 2 孙一通的背影，也体现了一种“后脑勺视角”。此时，故事中的人物，电影的摄像机，以及镜头外的观众，所有的视角都与孙一通的后脑勺视角形成一致，开始一场漫长的等待、谦卑的好奇、与自然同生存的劳作体验。认可孙一通的梦境也体现了我们对于另一种知识模式的承认：神话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自然并不可以完全解释，而梦境、诗与神话或许是另一种结缘自然、感应世界的审美阐释的方式。这是一种生态的审美，或人类作为物种审美地栖居天地的古老方式。  在电影第三章的结尾，麻雀确实落满了石狮子。于是，在第四章“西南深处”中，主角团一道跟随孙一通的方向，走向了更加神秘与未知的旅程。他们来到了一个采石场，在弃置的佛像中被狗追逐。电影的主旨在此更为明确地展开——对于宇宙意义的探索重点不在于科学技术，而是回到一个人被抛掷的信仰和真实的自我。随着旅程的深入，叙事中只剩下唐志军和孙一通两个人物。在森林深处，电影展现了真正的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当唐志军试图从瀑布中接水时，镜头首先展现的是源源不断的水流，良久转向唐志军手中的水杯。这正是马克思的“社会新陈代谢”（social metabolism）对于和谐人和自然关系的定义，人只需要取用所需的部分，便足够在自然的有机体中生存。 在阿曼达·雷斯最近的一本著作《人类》中，她对于“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进行了回应，提出了“万物人文主义” （Imhumanism）的概念。“Im”这一前缀来自神学中的“Immanence”，即内在的、固有的、无所不在的，雷斯认为，人文主义、人性，并非可以被单独抽离讨论的概念，而是存在于宇宙万物之内的，普遍存在的，具体而言，“万物人文主义”的理论框架首先假定“所有其他的存在都是人类”⁶，然后逐渐形成所有物种之间的共同演化关系，否定了传统的，以人类为中心的人文主义的建构。而在雷斯之前，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也已经强调“与麻烦共存”的重要性，任务是“在厚重的当下，通过创建亲缘关系的方式，学会与彼此共同生活和死亡”⁷，根据台湾大学黄宗慧教授的阐释，这里的亲缘关系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家庭想象，而是非系谱学式的，向各个方向伸出触角的亲缘。吴嘉苓教授则认为，在东亚的视角下，“结缘”一词是比较贴近东亚思想的翻译。⁸雷斯的“万物人文主义”与哈拉维的“结缘”二者十分相似，都挑战了“人”与“他者”之间的本质区分，并指出，对人的定义绝非对某一独立群体的定义，而是强调了共生关系的重要性。  这一理论在《宇宙探索编辑部》中得到了视觉化的展现。尽管仍然是“人类之眼”的观察（电影媒介本身怎么可能跳脱人类视角呢？），《宇》展现了动态变化的视角和故事线，从对于科技坚定的信仰、人类活动为中心的叙事，到对人类局限、视角局限的反顾、反省、将故事的发展交还给对自然现象的延宕和时运的推演，再到最终在自然深处领悟宇宙的意义，《宇》的“另类”在于对硬科幻的挑战，也在于对“共生关系”的强调，给人类存在的意义提供一种生态的可能。电影中的“探索”终点是“回家”，而这一回家不仅仅是突破人类中心视角以重寻信仰，更是与自然共生，回到哈拉维所言，“厚重的现实”之中。在影片结尾，唐志军为去世的女儿念了一首诗，此处电影采用了缩放（zoomout）的方式，镜头缓缓远离唐所在的天台，逐渐拉远，人类最终成为宇宙中的一个小点，而小点复又缩放为一个宇宙，展现为人类DNA的结构。人的意义、宇宙的意义在此得到了融合的可能，而与自然的相处与共生，成为向外探寻和向内回归的方式。 二、多样的语言 在情节与电影语言之外，《宇宙探索编辑部》的另一大特点在于多样的语言。电影试图展现许多语言文本的可能：古典诗歌、荷马史诗、孙一通的朦胧现代诗，以及那日苏的口吃等等（这一语言障碍体现了语言和文化的缺席与局限）。这一部分试图讨论语言的多样与生态书写的关系，不同的语言形式与文学形式可以看作不同的认知模式，这也是电影的“另类”之处。 （一）《蜀道难》与《奥德赛》 正如第一部分所言，电影的一个章节名为《蜀道难》，而有趣的是，在英文翻译中，影片官方将其译为《奥德赛》。这两者的并置更加强调了电影的主旨：向外的探索（《蜀道难》）与回家的过程（《奥德赛》）是同时发生的、融合的两者。而这一融合通过翻译的形式跨越了国别，也与唐志军弥合人与人分裂的尝试相契合。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蜀道难》描绘了自然的艰险，而《奥德赛》则在法兰克福生态论中经常被解读为人类在自然界中取得胜利的叙事。电影通过同时提及这两首诗歌，试图挑战“自然超出人类掌控范围”和“人类主导自然”这两种二元观点，提出了一种在两种极端之间航行的替代视角。在整个旅程中，唐志军逐渐理解了自然、真正的自我以及他需要关心的“家”的重要性，这体现了电影对于《蜀道难》和《奥德赛》的重写。在电影文本中，自然界不再被客体化或剥削，人在自然中寻得的意义是在人类社会内部，以及与各种非人类实体之间建立亲缘关系。因此，电影通过“探索”与“回家”的过程阐述了一种更加生态的万物人文主义。  《蜀道难》所指向的，还有语言超越文化/自然二元论的能力。在诗歌中，文本对于自然艰险的描写，和对于人和动物性的描写混杂在一起，几乎难以分离。换言之，即使文本的情节层面由人类中心主义观念主导（人类试图征服自然而不得），隐藏且深植于语言中的，其实是一种重要的共生关系，即对于动物和非人类元素的描写同时也是对人类情感的描写。这里的描写事实上也唤醒了电影中误认为“科学技术”可以征服一切的主人公们，让他们和观众一起重新审视古典诗歌中“动物性”所指向的，富有感性和生命力的审美体验。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语言表述，例如“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几乎展现了比动物世界更血腥、更具破坏性的人性与人类社会。诗歌的语言因此指向了雷斯在《人类》中讨论的核心问题：自然和文化，动物和人类，到底是相对立的概念，还是不可避免且固有地交织在一起的？可以说，通过对《蜀道难》的引用，文本展现了人类与动物生命体验的交织与共生是根植于描绘性的语言之中的，而这样的语言又将对动物性的理解拓展到了更深层的审美反思中去。 （二）孙一通的诗歌：另一种知识结构 正如第一部分所讨论的，孙一通提供的线索都存在于他的梦境和诗歌中，事实上，外星人搜寻小队第一次遇到孙一通并不是通过视觉的方式，换言之，他们并没有直接看到孙一通，而只是通过广播听到了他朗读他的诗歌，这也是一种对于人类视觉中心习惯的挑战。而在搜寻小队的旅程接近尾声时，小队中只剩下两个人物，唐志军和孙一通，在岩洞里，孙一通最终与一群麻雀一起离去，可以被解读为回到了他的外星文明，而唐志军则看到了宇宙的真正意义——那是一个巨大的人类 DNA 结构。伴随着这一场景的背景音仍然是孙一通朗读的诗歌。 一望无际的梦里，用碗里的米垒墙。乌云写满咒语，遮住众生疲惫的骨头。狐狸在山坡念念有里词，灶台上的年兽反复冬眠，晨昏线割开大地的指纹。水草缠住风，冻结梦境的递归。胸口的鸟群，绕过十万个太阳，带走被浇灭的闪电，带走云层潮汐，带走神明的悄悄话，带走落地生根的镭，带走氧化的情歌，带走山野恩仇，带走金银财宝，带走痴心妄想，带走梦游的脚印，带走飞蛾扑不灭的火，带走所有人的名字…… ” 朦胧诗的含义往往难有确定的解读，更何况孙一通的个人形象极具喜剧感——他只读过《新华字望典》，只看过电视上的广告和综艺节目。这样的文化背景让他的诗歌显得更为荒诞和滑稽。但可以确认的是，在孙一通的诗歌中，自然元素和人类文化元素也是相纠缠、无法分割的，而科学（氧化、递归）也与神话（神明、梦境）等等相勾连，这一诗歌显然是朦胧、神话、非理性的，甚至“不科学的”“带走所有人的名字”，可以说体现了生态语言的核心，朦胧打破人与自然的界限，天地人兽交相辉映.而相较于诗歌语言的丰满，那日苏的口吃从另一个角度，反思了人类文化对于世界的再现。由于一直拿着摄像机，那日苏可以体现电影对于人类自身视角的反思。如果说“人类中心视角”的诗歌中已经体现了对于文化/自然，文学/科学对立的挑战，那么刻意设置一位时而失语的角色，除了也为电影提供了喜剧效果，则可以解读为另一种人类表达的局限和人类文化的失语。这也体现了电影在多种层面上对于人类文化的反思。  如果要对这些模糊的文本进行更为详尽的解读，可以联想福柯在《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中的论述。他提出“人类已死”的著名观点，即人类只是一种现代认识型的建构。在著作开头，福柯引用了博尔赫斯的“中国百科全书”的内容，介绍了一种令人惊奇的动物分类方法： a）属于皇帝的动物、b）散发香气的动物、c）驯服的动物、d）乳猪、e）美人鱼、f）臆想的动物、g）自由的狗、h）包括在此分类中的动物、i）像疯子般激动的动物、j）不可胜数的动物、k）用很细的驼毛笔画的动物、1）其他动物、m）刚刚弄碎了罐子的动物、n）远看像苍蝇的动物。⁹ 福柯认为，人类对这一分类所产生的惊奇，事实上体现了人类自身思维的局限性。我们所熟知的“纲、目、界、门”从一方面来说是“科学”分类法，另一方而也展示了我们对动物和系统的“科学理解”只是诸多知识体系中的一种。然而，人们往往固执地把一种“科学”的思维体系凌驾于其他体系之上，简而言之，福柯对博尔赫斯的引用是挑战传统“人文主义”和“人”的概念的一个经典例证。而我认为，这种新奇的、看似“非理性”的认知方式可能预示着未来科幻写作的一个可能方向未来会不会有博尔赫斯式的科幻？这样的科幻作品将如何挑战我们对世界的系统的、科学的理解？我认为这样的趋势已经在《宇宙探索编辑部》中得到了体现，更广泛地来说，福柯对于“分类”的反思也可以拓展到对于科幻文类本身的定义之上，这在下一部分有所阐述。 三、科幻文学的另一种“形式”：网络文学平台与科幻的融合 值得注意的是，近来，大量的中国科幻故事试图将神话、民间传说、幻想和在线文学融入科幻题材中。例如，《春天来临的方式》中的许多故事融合了科幻与奇幻，选集本身也强调了一种酷儿性。而在成都科幻世界大会的最近讨论中，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开始关注科幻题材的混杂性。早在2015年，刘宇昆便提出了“丝路朋克”的概念。与其它类似的朋克题材如赛博朋克、蒸汽朋克和太阳朋克一样，丝路朋克融合了两个重要元素：“丝绸”，代表着受亚太地区神话、历史和文化启发的美学风格：“朋克”，代表着质疑、解构和反抗的精神。¹⁰这种“混杂性” （hybridity）可以被视为对中国科幻的“中国特色”的回应，以及为我们跳出殖民主义思维模式，分析中国科幻故事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要探讨《宇宙探索编辑部》为何可以被视为科幻实属不易，它确实包含许多科幻元素，如寻找UFO、《宇宙探索》杂志等；电影也与《流浪地球》的导演郭帆互动（购买破损宇航员服装的剧组成员），共同展示了中国电影工业创作科幻电影的艰难历程。但我认为，与其为了一种精确的“科幻”定义而寻找作品中的某些元素，不如借鉴约翰·瑞德（John Rieder）在类型研究（genre studies）中的分析。瑞德认为，试图定义科幻就是试图定义“类型”本身。"他反对对“类型”以及“科幻”的死板的定义，认为要定义科幻，就要考虑不同的主体（如出版、读者、产业）在这一领域中的互动，以及文本本身的生产、传播、接收等过程，而正是所有这些主体共同形成的文化“塑造”了科幻类型本身。¹¹换言之，理解科幻需要将焦点从“它是什么”，转移到为何特定读者群会将这些文本归类于此类标签下.  中国科幻粉丝文化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从科幻参与文化的层面上来看，可以说《宇宙探索编辑部》几乎是一封写给中国科幻迷的情书。许多影迷和电影中的角色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哪怕他们没有唐志军的那种痴执，也可以说他们像电影中的《宇宙探索》粉丝晓晓一样，从小就对于宇宙、外星文明和 UFO 充满想象，然而，许多科幻迷长大后会成为普通人，将好奇心埋在一个不接受无用的梦想的社会中，这是电影与现实影迷强烈连结的部分。可以说，是科幻粉丝对科幻的热情，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这部电影作为“科幻片”的合理性。从这个层面上来看，科幻自身的定义并不仅仅取决于文本的形式或文本的科幻元素，而在于一整个文化领域的参与者如何反身定义文本本身。 更广泛地说，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新一代中国科幻作家有许多是从在线文学平台或者连载杂志上开始他们的职业生涯的，如陈楸帆（最早发表于郭敬明的幻想杂志《最幻想》）、宝树（早期在水木社区 BBS 和百度贴吧上进行连载），以及最近获得银河奖的科幻小说《造神年代》也由严曦首先在豆瓣上连载。现当代中国科幻事实上起源于一个高度参与性的文化，新生代作家最初发表作品和传播平台的多样性，也为文本本身赋予了不同类型元素的混杂，比如武侠、幻想和神话等等。此外，正如前文所说，这些看似“不太科学”的流派实际上也可能代表了不同知识模式，并且可以对传统硬科幻中将“人类”提升至高于自然，高于其他非人类的一切这一现象提供批判性的反思。挑战硬科幻传统，并拥抱一种混杂的科幻（the hybridity ofsci—fi），注重文本生产和传播的生态，或许是中国科幻研究的新趋势，也确实可以带来更好地描述人类与非人类之间关系的作品。 《宇宙探索编辑部》中的郭帆 我认为，当科幻研究过于专注于定义“科幻”，甚至是“中国科幻”时，我们已经在心中假定了一种人类中心的预设，强调理性、逻辑，以及以国别为文学边界的分类基础。然而，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和生态自然相关的，更好的科幻文学：还需要更好的科幻文学/科幻研究生态。正如《宇宙探索编辑部》所描绘的，探索宇宙、探索人的真谛的方式是走向自然，与万物“结缘”，最终实现“万物人文主义”。而在科幻虚构世界之外，科幻文类本身的独特性，不应该是“硬”或“软”、“中国”或“西方”，而是这类虚构推想作品能否跨越人为的区隔，对现实进行批判，并构想出更生态的“万物人文主义”的未来。 本文原刊于《科幻研究通讯》2024年第1期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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