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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大学的法理学课堂上讨论过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那时候想当然认为永远是公平优先。毕业后从事律师工作也会发现公平与效率经常会发生冲突。教科书上说效率与公平是辩证统一的，公平是提高效率的前提和保证，效率是实现公平的条件和基础。教科书说得没错，我现在的理解是：没有公平的效率不要也罢，没有效率的公平约等于不公平。我观察的结论是：注重效率、兼顾公平，也就是在高效统一中实现公平正义。以法官的思维方式为例，法官审理较为复杂的案件时绝不是纯粹的逻辑推演，法官们经常有前向性思维和后向性思维。前向性思维是说，以我今天处理的这个案件为起点，展望未来，以后的类似案件也要如此处理，对未来有示范意义，所以要尽量想得合理些，这是以后的标杆。后向性思维是说，以我今天处理的这个案件为终点，回望曾经，之前的类似案件是如何处理的，类似案件得出类似结论，尊重既有的判例，遵循先例大概率是不会错的。向前看还是向后看，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时候就要有所取舍，而取舍的砝码之一就是公平与效率。书上教的是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很遗憾，据我观察现实中往往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比如醉驾案件中的血液中酒精含量标准，标准是统一的，但是这个标准公平吗？前一阵子热议的何某某醉驾无罪判决书中万选才法官有这样的评述：醉驾的危险是法律拟制的危险，凡血液酒精含量达到80毫克/100毫升以上的，法律即推定为醉酒，推定辨认和控制能力下降，并由此推定有社会危险。法律推定为醉，不等于真醉；法律推定辨认和控制能力下降，不等于真有下降，因为个体耐酒性差异很大。但为了执法的统一和效率，只能用相对公正取代绝对公正，即普遍适用一个不考虑个体差异的统一标准。立法不便规定，不等于司法不应该去考虑。现实生活远比立法复杂，比如病理性醉酒患者，虽没有达到法律规定的醉酒标准，也可能真醉了；同样，酒精含量超出醉驾标准，实际上并没醉，辨认和控制能力不受影响的也大有人在。我非常赞同万选才法官这样的分析与判断，醉酒与否不仅与喝了多少酒有关，也与一个人的耐酒性有关，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酒量大小，但法律规定和司法标准不会也不能考虑每个人的酒量大小。标准统一、一视同仁、人人平等，就已经是80%的公平了。说到量，现如今的民事案件数量呈现高增长的态势，南京地区的基层法院每年受理的民事案件数量，大概都达到了1万件以上，有的区甚至是2万件左右。就目前的法官数量来说，如果每个案件都是以判决方式结案，法官就算是每天都加班，也写不完。所以我们现在特别强调诉源治理、诉前调解、繁简分流、调解贯穿始终，这些都是为了快速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判决的质量高低，判断起来很难，胜败皆服毕竟是少数。做律师的时间长了，我现在也会劝当事人，能调则调，不必咄咄逼人。许多调解的案件能够做到快速给付甚至是当庭给付到位，这比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效率快得多。不过，有一些为了提高效率而作出的迁就与默许，我不是很赞同，比如刑事案件中经常出现的情况说明。在某些刑事案件的审判中，控方证据不完善，法院一般会给一次、两次机会给控方，甚至是更多次，让其补充证据，但某些情况下实在调取不到证据，怎么办？这样公平吗？为什么出一份情况说明就可以代替某些证据？我经常在办案过程中对公安机关的情况说明提出质疑，有证据就拿证据出来，没证据就是没证据。值得深思：这样的做法存在了几十年，就算备受质疑，也仍然在用，这是为什么？判断一个事物的价值，就看它存在的时间，而不是其他的东西。对于提高办案效率、高效打击犯罪而言，情况说明是非常好使的填缝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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