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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和明朝，都是汉人建立的大一统王朝，都要面对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这两个王朝在这方面很相似。 但也有不同，那就是，同样面对北方游牧民族，汉朝要强悍得多，而明朝则要被动得多。明朝的边患比汉朝严重得多。 有一句话被很多人津津乐道，那就是“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句豪气冲天的话出自《汉书》，表现了汉朝和北方游牧民族斗争时的强悍。确实，东西两汉，名将辈出。西汉有卫青、霍去病，东汉有窦宪、窦固，都曾经率大军长驱直入，痛击匈奴，立下赫赫战功。 不过，细看历史就会发现，在和匈奴的战争中，汉朝也不都是“高光”时刻，也有被动挨打的时候。汉武帝以前，国家实力不足，无力对匈奴开战，只能韬光养晦。刘邦曾经遭遇“白登山之围”，险些当了匈奴人的俘虏。吕后文帝景帝时，匈奴人多次在边境杀人放火大肆劫掠。汉朝无可奈何，只能装聋作哑。待到武帝时，积蓄足够的国力，才发起了对匈奴的大反击。 虽然如此，相比后来的明朝，汉朝的边患问题还是轻得多。 在边患问题上，汉朝、明朝最大的区别是：汉朝的边患，就是地地道道的“边患”，主要是在汉匈交界处。匈奴人没有深入中原，更没有打到长安城下。 到了明朝，边患却多次发展成为“心腹之患”。蒙古铁蹄多次深入中原，甚至践踏到了山东。首都北京，几次被蒙古人包围，险些失守陷落。北京周边地区更是被蒙古人反复烧杀劫掠，遭受很大破坏。最终，首都北京还是落入满洲人之手。 同样是抵御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明朝为什么比汉朝差那么多呢？ 说到这里，就说到了河北和关中的不同。 
关中是“龙兴之地”，是好几个大一统王朝的发家之地。在建立帝业上，河北的成绩没有关中那么辉煌，但河北也曾经是“龙兴之地”，出过正牌皇帝，那就是建立了东汉的刘秀。刘秀是南阳人，但他后来在河北起家，有了自己的人马和地盘，最终，以河北为根据地，刘秀一统天下，建立了东汉王朝。 从地理上来说，河北不如关中那样易守难攻，但河北也有自己的优势。 首先，在江南地区开发以前，河北的农业在国内算是发达的，可以养活很多人。这是河北能成为根据地的重要条件。其次，河北处于游牧-农耕分界线上，可以做贸易获利。这是一笔其他地区没有的收入。再有，也是因为处于游牧-农耕分界线上，河北要长期抵抗游牧民族的袭扰，所以河北人强悍善战，燕赵大地多慷慨悲歌之士，兵源充足且质量很高。 所以，刘秀这样的豪杰，能利用河北的优势，建立帝业。唐朝的安禄山，也是以河北为根据地发动安史之乱，几乎推翻了唐朝。 虽然也是“龙兴之地”，但河北的“帝业成色”就比关中差多了。这是为什么呢？地理是个重要原因。 关中独特的地缘优势在于：可以把山西和四川化作它的“两翼”，从而形成足以钳制中原的强大实力。在这方面，河北就要差一个档次了。 河北和关中之间，隔着山西。从地理上看，从关中进入山西，比从河北进入山西要容易得多。山西和河北之间隔着太行山，只有几个关口可以通行。而且，从河北到山西，是仰攻，很费劲。河北想要把山西变成自己的“一翼”，难得多。而河北向东的方向，已经没有空间。 也就是说，在建立帝业时，河北主要依靠的自身的力量，不像关中那样，可以整合山西、汉中、四川的力量。因此，同为“四角”之一，河北这个角的“含金量”，比关中那个角，就要低一些。 到了后来，人们发现，相比关中，河北还有一个重大的战略劣势。 
游牧民族对中原的威胁，秦汉时，主要来自西北方向。后来渐渐向东转移。到了明朝，威胁则主要来自北和东北方向。 表面上看，中原农耕民族抵御游牧民族时，从战国起就依靠长城。秦朝时更是大修长城。但实际上，在秦汉时，并不仅仅依靠长城对付匈奴。 秦汉时，中原军队多次主动出击，深入草原打击匈奴。即使是防御，也是积极防御，把国防线推到陇西乃至西域，也就是今天的甘肃、河西走廊、新疆这一带。凉州是汉朝一个重要的州。设置凉州主要就是为了防御游牧民族。董卓、马腾、马超等名将都出自凉州。 不仅如此，汉朝还积极经营西域。苏武、张骞等人出使西域，就是为了寻找战略合作伙伴，设法夹击匈奴。这些操作，当然有的成功有的不成功，但无论如何，这是“御敌于国门之外”，是积极防御，而不是躲在长城后面消极挨打。 正因为汉朝的国防线向西向西北扩出去很远，所以，即使在和匈奴的作战中失利，战火也不会烧到长安——离得还远着呐。 可是，到了明朝，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明朝对蒙古人的国防线，基本就是明长城。长城以北，就是游牧民族的地盘。中原王朝的“战略缓冲区”被压缩得很紧。边境作战稍有失利，蒙古兵锋就会冲入中原，甚至冲到北京城下。 到这时，人们才意识到关中相比河北的又一个重大地理优势，那就是，关中背后的陇西（现在的甘肃），是关中天然的战略缓冲区。陇西，从秦国时就和关中连为一体。虽然陇西本身的经济力量很弱，但陇西的战略地位太重要了。有了陇西这个战略缓冲带，中原王朝面对西北方向的游牧民族，国防线就要厚实得多，战略上要主动得多。 河北却没有陇西这样天然的战略缓冲器。相比汉朝，明朝的国防线就太单薄了，几乎只有明长城这一线。这就是明朝边患比汉朝严重得多的主要原因。 明亡以后，顾炎武等遗民学者，对明朝这个战略方面的大漏洞做了深刻反思，指出明朝放弃长城以北的一系列据点，是个致命失误。明朝的国防线，如果像汉朝那样向外扩，厚实起来，明朝的边患就不会那么严重。仅仅依靠长城这“一条线”来防御，太被动太不可靠了。 实际上，如果国防线被压缩到只剩“一条线”，那往往就离溃败不远了。古今中外都是如此。对国防来说，纵深非常重要、无可替代，换句话说，战略缓冲区必不可少。 在抵抗北方游牧民族时，汉朝和明朝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有没有纵深和战略缓冲区。 
不过，在边境防御上，明朝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五代十国中原王朝失去燕云十六州。失去燕云十六州以后，中原等于是北方门户大开，不但没有战略缓冲区，连国防线也残破不堪。北宋建立初期，想要收复失地，但宋太宗高粱河一战，差点命丧当场，后来也就不再有此雄心壮志了。 宋朝就是因此没能建立起汉唐那样的大一统王朝，只能算是个“小一统”王朝，先后被辽、金、蒙古按在地上摩擦，并最终灭国。 元明清三个王朝，两个是少数民族政权，这不是偶然的。 隋唐以后，一方面，中原的重心向东转移。关中等地区渐渐衰落和边缘化，东部的华北平原和江南地区成为历史的主舞台。另一方面，北方的游牧民族也跟着向东迁徙。河北方向成为农耕-游牧的主战场。 那么，为什么汉朝时中原王朝能维持一个足够的缓冲区，而到了明朝，就做不到了呢？这里面又包含一个中国历史深层的大变迁，那就是，隋唐以前，游牧民族就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但后来，他们的“农耕”成色越来越多。到了东北的女真、满洲等等，已经是半渔猎半农耕了。 他们农耕的成色越多，吸纳中原文化的能力越强，对中原地区的压力越大。这是隋唐以后，北方游牧民族越来越能打，中原王朝越来越被动的根本原因。这也是燕云十六州丢失的最大损失。 燕云十六州基本都是农耕区。游牧民族占领了这些地区，等于是拥有了一大块“汉化基地”。他们的汉化程度迅速提高。辽国、金、蒙古都是如此。实际上，在他们对中原的攻击和征服中，归附他们的汉人官员和军队发挥了非常重要甚至不可或缺的作用。 正是在这种越来越大的压力之下，如果中原地区四分五裂，像五代十国那样，就只能眼睁睁看着游牧民族深入中原攻城略地。即使是明朝这样的大一统汉人王朝，也只好局限于守住长城一线，而无力再现汉朝封狼居胥、勒石燕然那样的赫赫战功。 幸运的是，到了清朝，中国找到了边患问题高一维度的解决办法。这方面的具体内容，下文继续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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