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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对于元刻本字多赵体的错误概括，当来源于收藏家和书商，他们多重视鉴赏的趣味和书林掌故，但缺乏对版本进行科学考察与分析的方法。徐康《前尘梦影录》云：“元代不但士大夫竞学赵书，如鲜于困学、康里子山。即方外，如伯雨辈，亦刻意力追，且各存自己面目。其时如官本刻经史，私家刊诗文集，亦皆摹吴兴体。至明初，吴中四杰高、杨、张、徐，尚沿其法。即刊板所见，如《茅山志》《周府袖珍方》，皆狭行细字，宛然元刻，字形仍作赵体。”[5]徐氏所言赵体在元代之流行应不至有较大差错，摹赵体字刻书者亦当有之，但云赵体刻本遽然风行天下，则与事实不符，且亦与历史发展之规律不合：一种版刻风格之传播本来就是比较缓慢的过程，而且在浙、闽、蜀系统成熟的版刻风格影响之下，赵字本恐难在短时间内成为元刻本之主流。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七有“元刻书多用赵松雪体字”，引徐康之说并列举数则前人序跋中元刻赵字本为例以证其说，使得此一观点广为流传，而实则叶氏未做全面的版本实物之调查，其结论为撮述前人之言论，恐不足据。 此一并不准确的说法，对版本学家之判断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比如，刘蔷《天禄琳琅研究》一书，体系严谨，资料丰富，是近年来文献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的著作。但本书讨论《天禄琳琅书目》之版本学成就时，列举了八条《天禄琳琅书目》关于元刻本之描述，而后总结道：“由以上描述，可知元刻本之版刻特征……字体多用赵孟頫之吴兴体”[6]。实则《天禄琳琅书目》中述及元版书，仅几处称道其书字体类似赵体（鸥波），难以得出“多用赵孟頫之吴兴体”这一结论，反倒是称元人多种版刻有颜体风味。可见此一说法乃是先入之见。又如，李清志《古籍版本鉴定研究》，描述古籍字体颇为细致，但竟称元代闽本字体皆为赵体，令人惊异。李称：“建安刻书采用赵松雪字体，由于其出版量居全国之冠，故赵体字自然成为元版之代表字体。但其他地区之刻版，多非赵体字。”可见李氏欲极力证成元代赵字本之多。[7]其后又引叶德辉《书林清话》之言以证元版多赵字，[8]而其实叶氏之引证多非闽本，与李说前后矛盾，益见李说之误。实际情况或与李清志的认识刚好相反，元闽本乃宋闽本之延续，字体为写经体刊刻后之样貌；真正的赵字本反多见于浙本系统，与闽本风格迥异。 第二种对于元刻本字体之说法，较上述观点稍准确一点，称元前期沿袭南宋本风貌，而中后期方多为赵体字本。比如，严佐之说：“元刻本初期似宋，后则模仿赵孟頫体，流利活泼，柔软圆润。”[9]昌彼得说：“元中叶以后书刻则多仿赵文明松雪体，一直到明弘治间，都沿此习尚。”[10]此一说法亦未对元本分地域进行考察，失之于简。 程千帆、徐有富称元代及明初刻本多用赵体，但元初“书法犹是宋金遗风”，覆刻本保留宋本原貌，同时，“各地区刻本可能仍保留原有字体的风格”，并举闽刻本为例以说明之。[11]有了对元刻本进行分区考察之理念。而依此理念对元代各地域之版刻特征做出较为详细而准确之考察者，当属黄永年。黄氏将元本分为浙刻本、闽刻本以及平水刻本三个系统，并称浙本字体受到赵体之影响，“有的是在欧体的基础上加进赵体的成分，使结构和点画变得流动些、灵活些，有的更完全是赵体”，而江西刻本则夹杂颜体风味；元代建本之字体，“仍旧沿袭南宋建本作颜体，但比南宋建本要瘦一些，更要圆劲一些”；元平水本，“比金平水本更接近颜体，但较挺拔，和元建本之圆劲者又有所不同，易于区别”。[12]其后，杜泽逊、刘明等学者基本上继承了黄永年的观点。杜泽逊指出元时四川刻书中心不复存在，而有浙本、闽本以及北方的平水本，称“元浙本仍袭宋浙本风格，但书体带上赵孟頫影响，增加了赵体风格。元建本仍沿南宋字体，主要是颜体，但要瘦一些，圆劲一些。”元平水本有欧体，有在欧体基础上加入颜体风格者，总体上“元平水本比金平水本更接近颜体，但较挺拔，与元建本之圆劲者又不同。”[13] 刘明称：“元浙本系统的版刻特点，字体受到赵体的影响，在欧体的基础上融合赵体的成分，使结构和点画变得流动灵活，有的则更完全是赵体。字体圆润，是对其字体特点的基本概括。”“江西地区的官刻本，由于受到福建地区刻风的影响，近似颜体。相台岳氏本则全是欧体，俨然宋刻风格。”“元建本系统的特点是字体作颜体，但显瘦劲圆润一些。”[14]此类说法皆更近事实。 但要明确回答元代刻本是否的确“字多赵体”这一问题，还需对元代版刻之整体风貌进行全面考察，再分析其中赵体字刻本之形式特征，而后统计赵体字刻本所占之比重，如此方能有坚实而明确的结论。现先结合易见之元刻本书影，依黄永年等学者之观点，对元刻本字体特征之全貌进行简单介绍如下。 元代前期承宋金之后，各地刻本基本沿袭前代风格。元代闽本一仍南宋末闽本风格，只不过较宋本更为圆润。如国家图书馆（简称“国图”）所藏元刻本《伊川先生周易经传》、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延祐元年翠巌精舍刻本《程朱二先生周易传义》以及著名的元刊十行本《十三经注疏》等，显系南宋闽本风格之延续，而较南宋末期闽文字之笔画更粗，用笔更圆，整体看来更具重浊之气。闽本字体本源自隋唐写经体，整体风貌、字形笔画特征与颜体有相似之处，特别是南宋中期之后因字形更为厚重而更接近颜体，因此刘明称其为颜体，并无太大不妥；但南宋后期与元代之闽本字体，因更趋圆活、重浊，故与颜体相去甚远，更不能称为柳体。元代闽本中更多见质量较为低劣者，有的字体稍显凌乱，有的笔画过于粗重而显俗劣，如国图所藏元至正十六年建阳翠严精舍刊本《广韵》（图1）、至元二年建安碧湾书堂刻本《程朱二先生周易传义》、元刻本《直音傍训毛诗句解》、上海图书馆所藏元至正四年崇化余志安勤有堂刻本《诗童子问》等，刀法圆润，字体重拙，字形或肥似墨猪，整体风格可见是闽本字体演变之结果。 金平水本字体之整体风格与南宋闽本较为类似，只不过不如闽本之锋颖突出，而较闽本更为方硬，同时字体往往略有倾斜之势。入蒙古之后一些平水本字体一仍其旧，比如国图所藏蒙古定宗卒后次年（1249）张存惠晦明轩刻本《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图2）、蒙古平水刻本《尚书注疏》等，其大字锋棱峻厉、横轻竖重、笔多锋颖、顿笔明显等特征皆与闽本一致，而其字形略有倾斜、横画起笔时有较重之顿点等特征则为金刻本之风貌。入元之后，此一平水本风格似与浙本风格互相渗透，影响遍及全国，此详下文关于元代浙本之讨论。元明时期，平水本地之刻本似有衰落之迹象，一些书籍版面较前代更为粗劣，比如国图所藏元至大三年曹氏进德斋刻本《中州集》，版面风格略有前代平水本之面貌，但排版凌乱，文字锋颖无存，应是追求快速刊刻而致文字只见刀痕而不见笔法。 依黄永年、杜泽逊等学者之观点，元时蜀刻已经消亡，因此作为大的版刻系统之蜀刻本风格自然不复存在。但或由于宋时蜀刻本仍有留存，因此元、明尚有仿刻、覆刻者。如北京师范大学、辽宁省图书馆等地所藏元刻明修本《大学衍义》之元刊部分，其字体略失齐整，笔划不求工致，为颜真卿《麻姑仙坛记》笔意，整体风格近似南宋蜀刻小字本，行款亦与十一行本蜀刻唐人集一致。国家图书馆所藏元本《东涧先生妙绝今古文选》则类似于南宋蜀刻中字本之样貌。上海图书馆藏有明洪武二十七年蜀藩刻本《自警编》，字体颇类南宋蜀小字本，此本虽云自宋端平元年九江郡斋本翻出，但字体不如一般江西本之雄豪、厚重，而近于蜀本之率意，此或为蜀藩据其地尚存之蜀本仿刻，有意延续前代蜀本之风貌，因此与南宋江西本风格迥异。上图又藏有明正、嘉间蜀刻本《史通》，其原版及补版皆有宋蜀本意味，可证元明时期蜀本并未全亡。  图1 元至正十六年粹言精舍刻本《广韵》，国家图书馆藏。 图见《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第2624号，第249页。  图2蒙古定宗卒后次年（1249）张存惠晦明轩刻本 《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国家图书馆藏。 图见《中国版刻图录》，图版266。  元代浙本系统字体之情况稍显复杂。首先，可能由于两宋时期全国各地的书籍流动，宋代的浙刻本已经遍及全国大部分地区，元时继承两宋浙本风格之刻本亦并不局限于两浙地区，而是出现于全国各大刻书中心，因此，本文所论及的元代“浙本”，并非一个地理上的划分，而更多地是一种版刻风格的称呼。其次，从字体风格而论，元代浙本字体继承宋浙本风格而以欧体为主，但在欧体基础之上略有发展。同时，在元代中后期，出现了赵体字刻本。 元代刻本的欧体字，杜泽逊、刘明等人认为受到了赵体的影响，在欧体中融入了赵体风格。所谓融入赵体风格，说的应是字形中两点之间或三点水之间牵丝变多，同时字体刀法更为圆活，字体介乎欧、赵之间，不如两宋刻本欧体字方正与棱角分明，例如国图所藏元至正六年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刻本《金史》。但是，此类字体介乎欧赵之间的刻本其实并不多。 元浙刻本系统中，有很多实则仍然延续两宋浙本之风格，比如国图所藏元大德间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刻本《大德重校圣济总录》、元至正六年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刊本《宋史》、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吴郡庠刻本《通鉴总类》、元泰定元年（1324）西湖书院刻本《文献通考》、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元延祐七年（1320）翻宋刻本《夹注辅教新编原教要义》、湖北省图书馆藏元天历至正间褒贤世家家塾岁寒堂刻本《范文正公集》等，其中一些刻本绝类宋刻，若无牌记、史料记载等信息，很难从宋本中区分出来。 还有大量刻本，似是以版刻欧体字为基础，而受到南宋闽本字体或金蒙平水本字体之影响，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字体。比如，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元大德九年宁国路儒学刊本《后汉书》（图5），其字体整体看来锋棱峻厉，锋颖、牵丝、横笔末之顿点、横轻直重之特征等，皆与南宋中期闽本类似，其字体略显倾斜之势、方斩之态，与金蒙平水本——比如上述蒙古刻本《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若合符节，但其捺笔较轻且末端略呈三角形之特征以及横折之写法等，又与欧体，特别是南宋末期书棚本之欧体较为一致，显然是宋浙本、闽本或金平水本风格融合之结果。此类刻本数量不少，其字体风格，有的更偏欧体，比如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地所藏元至大元年江浙行省儒学刻本《六书统》、上海图书馆藏元至正二十六年刻本《图绘宝鉴》等；有的更偏金蒙平水本风格，如大德九年江浙行省下辖九路儒学刊本“十史”中大部分史书（较典型者如《中国版刻图录》图版304太平路儒学刊本《汉书》，图版305宁国路儒学刊本《后汉书》，图版306为信州路儒学刊本《北史》等）、重庆图书馆等处所藏元大德三山郡庠刻本《通志》、南京图书馆所藏元刻《楚辞辩证》（图6）等。  图4元天历至正间褒贤世家家塾岁寒堂刻本《范文正公集》， 湖北省图书馆藏。 图见《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第3116-3120号，第250页。  图5元大德九年宁国路儒学刊本《后汉书》，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图见《中国版刻图录》，图版305。  图6 元刻本《楚辞辩证》，南京图书馆藏， 图见《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第3087号，第228页。 元代中期开始，出现所谓的“赵体字”（又称“吴兴体”、“松雪体”、“鸥波体”等）刻本，关于版刻赵体字之风格特征、数量（在元代刻本中所占的比重）等，学界还未有明确的看法，需对此略作讨论。 关于版刻古籍中的赵体字，其实学界并未有明确、一致的看法，而是将不类于欧体、颜体、闽本字体，且其字形又略带行书笔意者，皆归为赵体。赵孟頫本身书风多变，但其楷书具有明显的个人特色：不类于唐楷的方正、严肃，赵体字多夹杂行书笔意，笔画往往前后呼应，牵丝映带；多回笔藏锋，且转折无明显之顿挫，因此显得含蓄圆润；笔画匀称舒展，无横轻直重之程式，无刻意顿点或重按之笔画；整体看来介于行楷之间，流美圆转。比较而言，唐楷较硬，赵字较软。赵体字刻本在明清写刻本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也是今日流行之所谓“楷体”之源。 元明之赵体字刻本，大体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其字体类似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赵孟頫临王羲之小楷《黄庭经》、赵孟頫延祐六年写本《洛神赋》（图7）等，此类赵书基本为小楷，风格笔法脱胎自二王等魏晋书家，结体舒朗，笔画圆劲，端庄典丽，特别为明清内府刻书所钟爱。元时之代表本如上海图书馆藏元延祐时期杭州路刻本《农桑辑要》（图8）、元至正十年刻本《顺斋先生闲居丛稿》等，其字体与前述赵书《洛神赋》极为接近，确为摹赵书以写刻者。此类字体风格为明代内府所继承，终明一代，未有太大变化。例如，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正统十二年经厂本《五伦书》、国图所藏明景泰七年内府刊本《饮膳正要》等，其字体虽或牵丝变多，或笔锋更显峻厉，但整体风格仍与《农桑辑要》类似。明时，内府刻赵体字本之风格又流行于北京，后又渐行于南京、山东、山西、陕西、河南乃至于湖广、云贵等地，有学者称其为“京式本”，[15]较著之例有国图藏正德十四年北京郭勋刊本《白乐天文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弘治十一年北京金台岳氏刊本《西厢记》、天一阁藏明嘉靖四年晋府刻本《文选》等。据此，赵体字刻本之流行，实则应该在明代前期，但其时闽本风行天下，以种类、数量而论，赵字刻本亦难称主流。清代之写刻本，大致有两种风格，其一为仿宋体写刻本，字体有仿宋刻之欧、颜体者；其二即为赵体字刻本，字体较元明刻本之赵体稍有不同，一些刻本字体类似于其时书法界所流行之“馆阁体”，但总体而言皆可看做赵体字之演变，将其归入赵字刻本系统应无太大问题。清刻本之情况非本文所能深论，须俟来日详加考察。 陈先行称赵孟頫亦曾研习李邕书法，赵书中有类似于似李邕《李思训碑》《麓山寺碑》等之字体者，整体看来较前一种风格行书意味更重，单字笔画曲笔更多而直笔较少，笔画之间更多呼应连带，牵丝较多，结字较密，而用笔却更加瘦劲，故颇有奇崛苍劲之风。[16]陈先生指出此类赵字刻本之实例有南京图书馆藏元至正刻本《师子林天如和尚语录》、上海图书馆藏元至正三年建安余志安勤有堂刻本《诗童子问》之序（图9）。此部《诗童子问》仅前序为赵字行书，其正文为一般元代闽间坊刻本之字体，元明清刻本中序文作行书甚至篆隶草书而正文作通行之欧体、颜体、匠体字者比比皆是。序文中之行书，可能并非模仿赵体，而是撰写者自家手迹，比如国图藏南宋开禧元年（1205）建安刘日新宅三桂堂刻本《童溪王先生易传》之序文即为行书上板，字类北海体，而此时距赵孟頫之出生尚有半个多世纪，绝非“赵体字”。因此，严格来讲称版刻中之行草体为赵体字并不合适，但因其与宋刻系统之字体皆有所区别，而与一些赵孟頫手札中之行草书有视觉上的相似性，广义上将其称为赵体，亦有其合理之处。事实上，行书较难刊刻，以之写样上板在元明版刻中并不多见。需要说明的是，国图藏元成宗大德三年广信书院本《稼轩长短句》，通书为行书，却不类赵体，顾广圻跋称其“纯乎赵体”，并不正确，黄永年称其字体“是继承廖莹中本韩、柳文的字体又略带行书意味”，[17]恐怕也值得商榷。此本字体特殊，并无他本与之类似，是一种有意的立异之作，不能作为一时一地的版本风格之代表。清代版刻中亦有不少类似的标新立异之作，皆是独特时空之下的特殊出版样态，须单独进行考察，而不能当做一时一地版刻风格之代表。 无论是何种赵体，其字形皆较为圆活流美，笔划多弯曲，且有行书笔意，从刊刻的角度而言，相比于方整峭厉的欧虞体、端庄严谨的颜柳体来说，并不便于奏刀。使用赵体字刻书，若追求忠于书写笔迹，则须熟练刻工执刀，且定然费工费时，成本剧增；若求省工、速成，则会失去赵字笔意，转成他体。因此，以常理而推，赵体字刻本在雕版印刷时代很难成为一时版刻之主流。下文将对元代刻本之字体风格进行统计分析，以证明此一推论之正确性。  图7 元延祐六年赵孟頫书《洛神赋册》，纸本，墨笔，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8 元延祐间杭州路刻本《农桑辑要》，上海图书馆藏。 图见陈先行《古籍善本》第242页。  图9 元至正三年建安余志安勤有堂刻本《诗童子问》胡一中序， 上海图书馆藏。图见陈先行《古籍善本》第255页。 若要了解元代刻本字体中赵体字所占之比重，理想状况下，应对全部元本进行考察，统计其中各类字体刻本之数量，[18]然后得出赵体字刻本所占之比例。但是，目前对于元本之鉴定、统计、编目、影印等皆不完备，因此无法考察全部的元刻本。此处根据《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第一至第五批中所录653种元刊本之书影判断其版刻字体，统计各类刻本之数量，然后分析各类刻本在元刻本中所占之比例。《名录图录》虽未能涵盖全部的元刊本，但所录元本数量已经不小，在样本数量较大的情况下，对其中各类刻本占比之分析应该不至于有过于严重的疏漏。 根据统计之结果，在第一至五批《名录图录》所有653种元版之中，使用闽本字体者最多，有367种，约占元刻本之56%，元代闽本字体由南宋闽本字体演变而来，其版刻地域除福建之外，还有少量来自江西等地，单从版刻种数及其总体印数而论，闽本风格才是元代刻本之最多者，其流传、影响、内部各个小类之特征等，皆有进一步研究之必要。欧体、欧体之变体、颜体及其他字体之刻本共247种，约占元本总体之38%，其中，各路儒学、一些书院、家塾之刻本，皆广泛使用由欧体、南宋闽本字体或金蒙平水刻本字体所融合衍生出的一种新型欧体，所刻之经史、诗文皆质量上乘，可以代表元代刻本之最高水平。而元代刻本中之赵体字刻本——包括以上所论及的两种赵体字刻本——总共仅有39种，约占元代刻本总体之6%，二十分之一强。据此，只能说元代版刻中出现了赵体字刻本这种引人注目的新类型，而不能说元代版刻“字多赵体”。 [1] 魏隐儒，王金雨编著：《古籍版本鉴定丛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30页。 [2] 毛春翔：《古书版本常谈》，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02页。 [3] 李致忠：《古书版本学概论》，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108-109页。 [4] 曹之：《中国古籍版本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538-539页。 [5] 徐康撰，章钰等批校：《自庄严堪藏诸家批校本前尘梦影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卷下，叶7b-8a。 [6] 刘蔷：《天禄琳琅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37页。 [7] 李清志：《古书版本鉴定研究》，文史哲出版社，2006年，第60页。 [8] 李清志：《古书版本鉴定研究》，文史哲出版社，2006年，第61-64页。 [9] 严佐之：《古籍版本学概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4页。 [10] 昌彼得：《我国历代版刻的演变》，见乔衍管编：《图书印刷发展史论文集》，文史哲出版社，1982年，第263页。 [11] 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版本编》，中华书局，2020年，第272页。 [12] 黄永年：《古籍版本学》，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98-104页。 [13] 杜泽逊：《文献学概要（修订本）》，中华书局，2008年，第126页。 [14] 刘明：《中国古书版本笔记》，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年，第484-485页。 [15] 见李开升：《明嘉靖刻本研究》，中西书局，2019年，第36页。 [16] 见陈先行：《古籍善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6页。 [17] 黄永年：《古籍版本学》，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98页。 [18] 需要说明的是，一般情况下，一种刻本往往会有多种字体，其序跋、正文、评点等可能皆会使用不同字体。此处所言某种版刻之字体，系就其正文所使用的字体而言，因正文一般篇幅最大，其字体是写样、刻板过程中主要使用的字体。 韦胤宗，博士，武汉大学文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特聘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文献学与中国书籍史。 相关链接： 韋胤宗｜依形辨體，因體分型 ——關於古籍版刻字體研究方法的幾點思考 韋胤宗丨清代書籍史的十一個面向——以《清代的書籍流轉與社會文化》爲中心談文獻學的新寫法 韦胤宗丨图书馆、藏书家与批校本 ——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所藏中文古籍批校本为中心 韋胤宗丨從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後漢書》過錄何焯批校本看 何焯的史學與校勘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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