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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宗 朱由检崇祯年间武状元 据《明通鉴》记载，明朝天启二年九月，给事中甄淑上疏请武举同文举一样增加殿试。鉴于明成化十四年（1478）太监汪直请武举设科，乡试、会试、殿试悉如文举，但一直没有实行。于是，甄淑上疏请开武举殿试。 武科举士到天启年也出现了一些科场舞弊的现象，如泄露试题、冒名顶替等等。为此，山西道御史陈朝辅向熹宗提出：武举考试，一要监射公平，二要试题秘密，三要磨勘（对乡会试已阅试卷进行复核）严格，四要广收遗才。御史石三畏也提出四条：一查代替，二严监射，三拟试题，四创廷试(即殿试)。最后这条是继天启二年给事中甄淑上疏请开武殿试之后，又一次向朝廷呼吁武科仿文举开殿试。 针对以上两位大臣的建议，兵部答复道：“武场上的舞弊主要是代替、挟带，这是武场外监试官的责任，今后应严加防范。试题方面的问题，应是内场官的责任。请各位考试官忠于职守，谨慎从事，共同维护武举大典，也可以按照文举的方式，由兵部复阅试卷。监射的问题较大，要改变以往监考的方式，严格纪律，如果发现有人作弊，立即取消考试资格。至于遗才问题，实属非法。至于比照文举创立殿试之事，虽是鼓舞将才之意，但武科举士重在弓马，而兼取其策试，这与文举有本质上的不同。如果武举也开殿试，则会误导举子们热衷于书本学问，而荒疏了弓马技艺，这恐怕与选拔将帅之才的真意不相协调。况且按照祖宗定下的规矩，武科从不开殿试，我们不能随便改变祖制”。熹宗同意了兵部的意见。武举殿试又一次搁浅。 按《明史 选举志》记载，一直到崇祯四年（1631），才举行了武科的殿试。 此后，直到明朝灭亡前一年（1643年崇祯十六年），每隔三年，面对内忧外患，崇祯帝力图改革武举重文轻武的旧习都会亲自主持殿试，钦点武状元，封官许愿赐战袍，在特殊年代，给予了武状元无上的荣耀。 朱可贞（？～？），字占遇，号子庵，广东顺德县龙江人，南海籍。明思宗崇祯元年（1628）戊辰科武举第一人。 1628 年 10 月 8 日（崇祯元年九月十二），右春坊右中允陈仁锡（天启二年文举探花。），翰林院侍讲李绍贤为武举会试主考官。 朱可贞，崇祯元年戊辰科状元，授留守司守备。余事不详。 王来聘（？～1633），字号不详，京师（今北京市）人，一说安徽怀宁人。明思宗崇祯四年（1631）辛未科武举殿试第一人。 明朝重文轻武的现象比较严重。崇祯四年以前，明朝的武举只有乡试，会试，而无殿试。王来聘之所以在青史留名，恐怕不是因为他的战功显赫，更不是因为他的品级（正一品）高低，而仅仅因为他是崇祯皇帝亲自挑选的第一个武状元。 大明帝国的车轮走到崇祯朝，已岌岌可危。尽管崇祯皇帝励精图治，也无法挽回“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历史必然。这时的崇祯帝深知人才的重要，人才的难得，不管是选拔文状元，还是武举人，他常常事必躬亲，甚至靠抽签祈祷神明来保佑他选出旷世之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崇祯四年迎来了全国武举会试在京师举行。以前武会试比武部分考的都是马上箭、步下箭这些老一套内容。而这次新增了考试刀石，刀分三等，自八十斤至一百二十斤；石也分三等，自二百五十斤至五百斤。 据说开场之日，有一武举子上前言道：“请问今日选将才乎？选家丁乎？”监考官答道：“今日鹰扬盛典，以应主上拊髀之求，何云选家丁也。”举子对曰：“既选将才，须存将体，须识将略;为将者全在机口，胜负所争在毫芒之间，即《武经七书》，犹患其为陈言，但以科目久沿，不得不应此常套。至于骑射，虽武人所有事，然亦特武人之余事，聊复试之，窥见其一斑耳。若在临阵之时，全不恃此，况复增此刀石，无论力有强弱，未必能胜，即真能举石五百斤，舞刀一百二十斤，有力则诚有力矣，一旦遇敌，安所用之，以为战将且不可，况大将耶？以将才选而与选家丁者，不异此武举之所不能应也。”言罢，武举子请辞而退，长揖而去。监考官惭愧无言，十分敬佩壮士的胆识和高论，欲使留之不可，武举子掉臂而去。 当然这是一段插曲，考试照常进行。此时能运一百斤级大刀的只有王来聘和徐彦琦两个人。但到发榜时，徐彦琦却落选了。武举子们愤愤不平，一时间闹得京城沸沸扬扬。当时正"锐意重武"的崇祯帝闻讯大怒，把此科武举考官和监试御史全部投进大牢，又将兵部官员22人贬职，委派翰林大臣方逢年、倪元璐等重新考选，录取翁英等120人。方逢年、倪元璐将重考后前30名的情况进呈给皇帝。崇祯认真审阅后钦定王来聘为武状元，会元江苏南汇人翁英为武榜眼，安徽人张载赓为武探花。崇祯皇帝降旨，此科武榜进士同文榜进士一样，举行盛大的分三甲传胪大典。崇祯皇帝要亲御金銮殿，文武百官齐集殿下，听鸿胪寺官传唱武状元、武进士的姓名。金殿传胪的第三天，还要赐恩荣宴。 明代武举此前一直没有殿试，也没有设立一、二、三甲的区分和鼎甲名号。正式有武状元之设，王来聘是第一人。 王来聘得中武状元后，立刻被破例授予副总兵的职位（从二品）。这是武举及第被授予的最高官阶，也是明代前几朝武举所从未有过的殊荣。就连文举也从没享受过如此皇恩。（文状元一般仅授从六品官），由此可见崇祯皇帝急需武将替他重整河山的良苦用心。王来聘受宠若惊，感激涕零地说：“皇帝如此重视武举，是要我们为了国家效命疆场，不捐躯杀贼，我们用什么来报答皇恩？” 崇祯五年（1632），崇祯帝调集兵力围剿登州（今山东）游击孔有德叛乱。王来聘当仁不让，参加了攻打登州的战斗。 崇祯六年（1633）二月，孔有德被官军包围，粮食已尽，但他依仗登州水城，坚守不降。后又悄悄带着子女和财物先逃出海，而将水城委以副将王秉忠把守。官军攻打水城不下，游击刘良佐献上一条用火药攻城的办法，此法果然有效，水城轰崩，将士们一拥而上，但又被王秉忠击退。王来聘见状，奋勇当先，率领部卒冲向城中，不幸身被重创，壮烈牺牲。官兵乘势攻入，俘虏千余人，叛军自缢及投海死者不计其数，山东遂平。孔有德后降清。 崇祯皇帝得知他钦点的武状元战死疆场，甚为惋惜。崇祯十五年（1642），有人请为王来聘等记功。群臣商议，赠王来聘特进光禄大夫、左都督（正一品），世袭锦衣卫百户官。可惜，还没等崇祯批复，京城已被李自成攻陷，崇祯帝吊死煤山。还是清朝乾隆皇帝比较大度，特赐王来聘“忠愍”的谥号。 潘云腾（？～1644），字号不详，汉中卫（今陕西）人。明思宗崇祯七年（1634）甲戌科武举第一人。 潘云腾官至延绥参将。京城失陷，潘云腾与其兄潘国奇不愧是大明朝的“忠节”之臣，宁死也不投降。只可惜他们生不逢时，空有报国之心与一身的好武艺，却独木难支，无法挽救大明帝国覆灭的命运。大清朝特谥潘氏兄弟“节愍” 文武（？～？），字号不详，江西德化人。明思宗崇祯十年（1637）丁丑科武举第一人。 文武参加了崇祯九年（1636）丙子科江西省乡试，经过三场激烈的角逐，拔得头筹，为武解元。第二年即崇祯十年文武又参加了兵部主持的武会试，得中武进士，同年殿试又由崇祯帝亲自点中的武状元。官至总兵。 刘穆（？～？），字号不详，浙江山阳人。明思宗崇祯十年（1637）丁丑科武举第一人。 刘穆独家创制了“刘将军刀法”，只可惜英雄无用武之地，刘将军刀法再神勇，也无法挽回大明帝国灭亡的厄运。刘穆的其他情况史书不详。 翁之琪（？～1644），字元倩，浙江仁和人。明思宗崇祯十三年（1640）庚辰科武举第一人。 翁之琪自幼敏练，卓荦自命，初为儒生，名珏，专攻举子业，但是三次科考均未获通过，弃文从武，中崇祯十二年乡试武榜。第二年，崇祯皇帝钦选将才，见其神骨森挺，认定将来必是忠孝之人，遂擢第一。 翁之琪中武状元之后，先是被任命为舟山守备，曾讨平海寇陈虎。东阳许都反叛，两浙危急，翁之琪奉调前往围剿，因功升参将，镇守金衢等处。 1644 年 4 月 24 日（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李自成攻入北京，翁之琪率领自己的精勇之士，跟从故帅黄斌卿勤王，从水道入京口。恰闻崇祯帝自缢煤山，而福王在南京登基，遂奔向南京。福王为褒奖其忠能，升他为总兵官。左良玉的义子左梦庚反叛，翁之琪受命从水陆迎击，翁之琪率水师在丛苇中埋伏下火炮，以五艘舰船引诱左师至荻港，火炮齐发，将叛军击退。后又将陆上左梦庚的余部消灭。捷报传来，朝廷特加翁之琪太子少师，以左都督（正一品）挂征南将军印。 清兵大举南下，此时翁之琪驻军芜湖。南京失陷，翁之琪恸哭不已，自沉于芜湖板子矶。 翁之琪之子翁骏，年16，以武进士授山东武定州守备。 崇祯十四年，明思宗谕各部臣特开奇谋异勇科发布之后，竟然没有人来考！天下处处烽烟，没人愿意当武官卖命，所以崇祯的帝位保不住是必然的。 黄赓（？～1646），字仲叙，龙湾（今安徽休宁）人。明思宗崇祯十六年（1643）癸未科武举殿试第一人。 此科武榜眼是江苏宜兴人许廷玉，武探花是陕西洋县人泰善。 黄赓有臂力，能运铁鞭24斤。是明王朝最后一位武状元。是崇祯皇帝百里挑一，亲自选出来的将帅之才。黄赓也不愧为天子门生，至死不忘自己生是大明朝的人，死是大明朝的鬼。在高中武状元一年后，明朝的都城北京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破。在万般无奈之下，崇祯皇帝自缢煤山。 唐王入闽，自立为王，改国号为隆武，一时间，晚明旧臣纷纷聚集南明王朝。黄赓也回到了福建。 隆武二年（1646）黄赓在池州九华山拉起了一支队伍与清兵对抗，终因寡不敌众，惨遭失败。结果被打入死牢，惨遭杀害。一代武状元，就这样为大明帝国捐出了生命。 整个明代有武状元52人，其中籍贯可考者45人。 这45名武状元中，江浙两省分掉一半。其中，江苏13人，浙江10人。接下来，安徽4人，排第三。全国前七名的省份里，除了陕西，都位于南方，这与文状元前五名的省份高度重叠。 按南北来分，明代武状元39人出自南方，占87%；仅有6人出自北方，占13%。 南方人武举厉害，除了前面讲到的文化课占优势，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明中期沿海倭患严重，促使当地居民重视武艺，形成习武的氛围。 在倭患最严重的嘉靖朝，12名籍贯可考的武状元中，就有9人来自江浙地区。可见，倭寇侵扰对武状元地理分布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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