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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麻醉医生，我的工作主要是在病人做手术的时候提供安全、无痛和舒适。我的科研方向，是研究为什么有些病人在麻醉和手术后会出现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恍惚和意识障碍。这些统称为围手术期认知功能障碍。但是，在我的心中，对故乡、故土的眷恋从未有一丝一毫的减退。 2023年的四月份，我三年来第一次从美国回中国，探亲访友，学术交流。 疫情前，我经常回国的。那个时候先是有波士顿飞纽瓦克再飞北京或上海的美联航，下午落地北京或上海。后来又有海南航空公司从波士顿直飞北京或上海的航班，傍晚时分到达，非常方便。海航当时是一、三、五飞上海，二、四、六飞北京，周日两架飞机同时飞上海北京。于是，周日下午波士顿洛根机场的国际航站楼就被去中国的旅客给完美地占领了，欢声笑语，热闹非凡。机场里、飞机上，还能遇见一些同事和朋友，聊聊家常，看看文献，写写东西，不知不觉间就往返中美了。那时，对飞行途中的所有细节，甚至连航空图上的地标，什么时候穿越北极，什么时候进入国境，都了如指掌。 可这一切随着疫情的到来和三年的封控，都消失了。 2023年的旅途满是波折和生疏。先是周二下午去机场之前，突然意识到周一做的核酸会在我到达中国时过期。只得去波士顿近郊的Watertown加急做了一次核酸。化验员小姐很羡慕我可以国际旅行。她把对国际旅行的美好向往倾注在我身上，一个劲地加快操作，30分钟就出了结果。从Watertown去波士顿洛根机场，居然也一反常态地没有堵车。 第一站，波士顿到纽约。在波士顿机场Terminal B的柜台被告知航班是另一航空公司托管的，需要到Terminal C办理手续、登机。好久没旅行了，一切都很生疏。坐飞机的肌肉记忆消失殆尽，似乎所有细节都要三思而后行，以免出错。不免自嘲：往日那些旅行的从容和自信都那里去了？这应该也算是新冠的后遗症了吧，美国联邦政府是不是也该补贴一下呢？ 第二站，纽约到台北。在JFK机场的值机柜台，工作人员手忙脚乱地办理手续，一会儿找不到我的签证，一会儿又看不懂波士顿出的机票，一定要换成他们的登机牌，还不断问边上的人该如何办理。我自己呢，被他的行为加剧了旅行焦虑，老是担心忘了什么文件。最后，我们相视一笑。挥挥手，我大步走向了波音777。飞行途中，一边好奇地观测着飞机上的细枝末节，一边想着三年前自己坐飞机的点点滴滴。 第三站，台北到北京。飞机上大多是疫情后第一次返乡的旅客。话题集中在有多长时间没回国了，兴奋中带着点心酸，期待中带着点焦虑。就这样，我们终于降落在了北京首都机场。那熟悉的一切扑面而来，旅途的身体疲劳瞬间消除，游子的心灵疲惫得以舒缓。 北京的会议很成功。从2019年开始，我们定下来每年4月份在北京举行有关围手术期认知功能障碍的国际会议。我们实验室的很多学生、朋友都来参加了这次会议。三年来首次相聚，分外亲切，场面很让我感动。 结束了北京的旅行和学术活动，我回到了家乡南京。三年未归，疫情过后，故乡仍然那么美丽而温馨。特有的梧桐树，平直的中山路，热闹的新街口，安静的东郊风景区，凡此种种构成了南京特有的景致。 回乡次日，我和姐姐以及表哥一起度过了一个美好而难忘的春日。 姐姐比我大6岁，从小照顾我这个调皮的弟弟。6岁上小学，我有时候赖皮不愿意去，姐姐会背着我走一段。遇到不开心的事，姐姐会给我做“止疼翘”——抱着我坐在她的膝盖上，把我头向下放倒，再抱起来，算完成了一个“翘”。有一次她问我这个“止疼翘”要做到什么时候。我说：30岁吧。家里的人到现在还会用这段子来笑话我。 表哥比我大5岁，我们都毕业于徐州医学院。他比我高两级，英俊潇洒，一表人才，是学校篮球队、田径队的绝对主力，也是很多女生心中的男神、校草。1980年9月，我从南京坐了12个小时的夜车到徐州上学，又困，又累，又想家。就在这时，表哥披着白大褂，拿着听诊器和一本厚厚的医学书，出现在我面前。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白衣男天使！表哥带着我吃徐医食堂可口的小炒；表哥带着我去云龙湖看水，去云龙山看树，去云龙公园看人；表哥带着我和许许多多对他倾心的美丽女同学一起玩。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徐州，时至今日，一回国我就常想往徐州跑。 在二位哥哥姐姐的陪伴下，我们祭拜了外婆、外公、二姨、二舅、二舅母在普觉寺的墓地。 记忆中，二姨特别有智慧。待人接物总是那么温暖可爱。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多，我却特别喜欢和她相处。记得应该是1976年，我和妈妈到芜湖看望外婆和五姨，当时二姨也在芜湖。那次我还抽时间去了芜湖对江的汤沟镇看望四姑妈，原本以为几天后回到芜湖还能见二姨。结果，二姨临时改变行程，提前离开了芜湖。那天，她和妈妈一起从芜湖坐公共汽车经过汤沟镇，回无为县。汤沟镇的汽车站坐落在高达几十米的无为大堤上。看见妈妈从车上下来，我很高兴。但是，二姨留在车上不下来，我便涨红了脸，先是哀求：二姨你下来，你下来。见这招不灵，便耍赖皮说你要是不下来就是骗人。二姨一个劲地安慰着我，答应以后找机会再相聚。最终，载着二姨的公共汽车还是在曲曲弯弯的无为大堤上慢慢远去了，留下一个在车尘中放声大哭的小男孩。 二舅是南京一中优秀的俄文老师。他的班级经常拿下南京中学俄文竞赛第一名。遗憾的是，后来大家都不学俄文了。二舅就把他教学的经验一股脑地抛给了我。1979年初，我在南京一中上了半年的高中。那个时候我刚刚从苏北农村回到南京，基础特别差，尤其是英文；经常被班里哪些英文特别好的学生责怪，说我和其他几个差生拖了他们的后腿，否则他们都可以开始学习法文、德文、土耳其文等等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什么文了。有一天我被逼急了，嚷了一句：条条大路通罗马，咱们走着瞧。这把我自己都吓了一跳。结果那些bad boys也就不拿我开心了。那段时间里，二舅一直鼓励着我，关心着我。后面我的成绩慢慢好了一些，二舅还特别喜欢去参加我的家长会，去听听我的进步。1979年夏，我转学去了城北的南师附中。有一天，我一路从城北骑车到城南看望二舅。那个秋天的晚上，在南京一中安静的校园里，二舅告诉我：学习就象一个圆，在一个关键点上有所突破，不仅仅是圆的直径增加了一点，圆的面积会增加很多。这段话我一直记在心中。作为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和哈佛大学附属麻省总医院麻醉医生和老师，我培养了100多个学生、学者，每每和学生们讲起这段话，都会忆及亲爱的二舅。 二舅母那个时候在南京一中教务处工作，硬是公私兼顾地把我塞进了快班。在一中上学的时候，有段时间我中午在二舅家吃午饭。二舅母有个习惯，午饭后，她会准备一盆水，要求大家吃完饭后洗一下脸。二舅，两个表姐光光、明明和我都不乐意。每次洗完脸，我便会故意大声说：报告，我洗完脸了。有一次，光光、明明和二舅也学我，大声汇报：洗完脸了。没想到把二舅母惹毛了，决定以后罢工不烧午饭了。大家即刻服软，马上集体检讨。 离开墓地，我们去了外婆1970年前在南京的居所——城北南京长江大桥附近的婆婆桥。外婆当年住的地方已经没了，如今是一家公司的所在地。但那个跨越金川河的小桥依然在那里。只是用栏杆围了起来，不让人上去了。看到这熟悉的一切，不禁和姐姐、表哥一起回忆了许许多多有关外婆的往事…… 从小就管外婆喊婆婆。初知这世上有人、有白天、有黑夜、有汽车，就学会了喊婆婆。“婆婆，婆婆”，这呼喊声伴随了我二十年，直到一九八三年八月五日老人家故去。 “婆婆，婆婆”，声音稚嫩。四五岁时，我们都在南京。其时婆婆还住在我们家，记得她会不停地在厨房忙碌。送我到托儿所的时候，总要和阿姨们讲讲我——她这个最讨喜的小外孙——在家里是怎样烦人的。托儿所小朋友在外面晒太阳，一见到她，我总要跑过去，她便会拍拍我，说声“听话”，把我送回到小朋友中间。后来，因为地主成分，她不得不离开我们，搬到距我们家一百五十米处一个小土屋住下。那附近住了很多居民，大多没什么文化，如卖血为生的“四疯子”、纺线为生的何妈妈。婆婆都能和他们处得很好。小土屋靠在一间大房子的边上，金川河从小土屋身后流过。那时的金川河不像现在，偶而还有点淙淙流水的味道。河上有一石桥，我们孙子辈的都称它为“婆婆桥”。婆婆桥那头有一个烧开水的老虎灶，夜深人静时会闪起忽明忽暗的灯火，发出恍恍惚惚的声音。直到现在，我还能清楚地记得那种亦真亦幻的感觉。 一九七零年，我们家从南京下放到苏北农村，婆婆搬去芜湖和五姨住在了一起。一九七三年，老舅从大连跑到芜湖结婚，妈妈带着我和姐姐去赴婚礼。记得是春天，我们到了芜湖，住在五姨家里。那次到的人很多。除了老舅、老舅母，二舅带着小明来了，彦宏大哥也从云南赶了回来。因为日子过得都不怎么顺心，大人们经常凑在一起发牢骚，没工夫陪我们玩。我们几个孩子（南南、明明、小为和我）便缠着婆婆，要钱看电影、买冰棒。婆婆总是先装着生气不给，可经不起几张小嘴“婆婆，好婆婆，婆婆好”的喊声，最后总会拿出些钱来。有一回我要钱，她硬是钻到床底下找到她先前掉落在那儿的二角钱。那时婆婆很硬朗，在众儿孙的搀扶下，还能爬上五姨家后面的小山。在山上众人照了张像，中间坐着的是幸福的老人家。临走，她一再叮瞩我要听妈妈的话。现在我才明白，当时大人们的处境均不顺心，婆婆希望我们听话，能让她的儿女们少劳心神。在那样的岁月里，对于她的儿女们，除了这一点她还能如何？！ 一九七九年，我们家和二舅家相继从苏北农村调回了南京。不久，婆婆在海外的大儿子、三女儿也联系上了。只是那个时候没有直通，因此联系的方式很特殊，需要把信和照片从台湾或大陆寄给美国的表姐，再由表姐把信和照片转到大陆或台湾。当时孙子辈中，有的考上了研究生，有的考上了大学，一切又变得好起来。婆婆可高兴啦，谈话的内容也较多地集中到大舅、三姨身上了，讲他们小时候，上学，及后远走新加坡、台湾的事。一切她都能那么清晰地回忆出来。以前她从不敢在我们面前透露有关大舅、三姨的事，怕别人说我们有海外关系、敌特嫌疑。在她装零食、闹钟、痒爬子等宝贝的篮子里,有几张大舅、三姨他们全家的照片，偶然被我们发现，她总说这都是别人家的照片。这会儿，海外不断寄信和照片来，空闲时看信和照片便成了她最大的享受，有时还会指着照片上的大舅、三姨叫着他们的小名。婆婆后来最大的愿望就是与大舅、三姨见上一面，为此她常关注报纸，尤其是《参考消息》。邓小平一九七九年访美的消息让她很是振奋，她希望此一行动能令她很快与她的海外亲人团聚。有时做了一个与亲人见面的梦，老人家便总要重复上好几遍。她仍然不停地用扑克牌拉关，此时却是算算能否和大舅、三姨见上一面。间或她乘人不注意偷偷作弊一下，为的是能拉通这一关。过去若是被我们发现了非要说婆婆耍赖不可，这会儿我们都长大了，知道她此时的心情，便装作没看见。一关拉通了，她是很高兴的。遗憾的是，婆婆最终也没能再次见到她1949年离开大陆的大儿子和三女儿。 在这个2023年的春天，我亲爱的婆婆去世40年的时间里，我和姐姐、表哥一起，尽情在婆婆桥周围探索着每一个可能和婆婆相关的地方。我们一起仔仔细细地回忆婆婆生前的点点滴滴。在故乡南京这个美好的春天，我们在这无限的回忆中抒发对婆婆的思念。也在这趟回忆之旅中，我们自己好像重走了一回芳华，变得开心了，变得孩童了，变得超脱了。 疫情三年间，我和妻子、女儿、女婿是在美国的波士顿、纽约度过的；既有对疫情的焦虑和生病的紧张，也经历了许许多多美好的事情。女儿女婿2022年夏天结婚了。婚礼很完美，值得仔仔细细地回忆和回味。婚礼前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常常从纽约回到波士顿的家中，和我们度过许许多多开心的日子。妻子美丽能干，非常阳光，家中一片欢乐。常常是白天大家在各自的办公室做事，中午妻子做好饭，发一个group短信，大家就出来一起吃午饭，再回去各自干活。晚上我们聚在一起吃大餐，喝茅台，有时打Texes扑克。周末去爬山，出海，开开心心，不亦乐乎。 也有工作上一些不顺心如意的事情。有一些该做成的事情，突然就这么莫名其妙地没有了。也就因此变得有点心灰意冷，郁郁寡欢，感慨世事的艰难。或许这也是我为什么在这次旅途中那么磕磕碰碰的内在原因之一。回到中国后，见到那么多亲人和朋友。那种故土的氛围，亲情的温馨，友情的热烈，似乎洗脱了身上的那一层铅衣，让内心的热情、向往、期待再次迸发出来，得以迎接生活中本该有的美好。此刻，在婆婆的故居前，这种感觉特别强烈。似乎生活中的那些苦、酸和辣，都可以甜化在婆婆用两毛钱买的那个冰棒里。 回美国，我是从上海飞香港，再直飞波士顿。一路顺利，愉快，轻松。那种旅途中应该有的熟悉、亲切和美好也再次回到我的身边。我尽情享受。记得和一位上海同济大学的教授谈起过美国和中国。我们都同意，对于海外游子来说，故乡永远是我们身心的家园。我们深深地感谢故土给我们带来的一种难以描述的养分——是那亲情的簇拥？是那熟悉的乡音？是那可口的美食？是那朋友的问候？或许，就是所有这些在异国他乡所缺乏的一切的一切。 在这个养分里呼吸几口，让我们精力充沛，斗志昂扬，充满活力。有一个美国的产科麻醉教授告诉我，他每次回国讲学都很开心。一旦踏上中国的土地，他就兴奋不已，充满了能量，课也会讲得特别受欢迎。我在想，这更多的是故土对他的挚爱，使他心潮澎湃，激情万丈，也就更加倾心地去讲好每一个讲座。 是的，这就是故土的神奇。我们每一个海外游子都很幸运，也很珍惜。只是在隐隐的担心中，殷切希望中美之间的航线可以更加顺利，更加通畅，让我们可以经常回到美丽的故乡，去拥抱那温馨的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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