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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文明是由物质和意识组成的。 我们又都知道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与物质。 不过仅仅知道这几句口号是不够的，只有弄清楚物质意识体系背后的具体行为逻辑才能有助于我们日常的工作生活。 那么我们今天就以东大的崛起为例来简单讲讲。 站在人类的角度，物质其实可以分成两大类：人自身和人以外的万事万物。 人以外的万事万物在人的意识作用下逐渐形成围绕我们的商品世界。 人自身在人的意识作用下则形成社会组织。 由于人是斗争和创造的结合体，意识也可简单的分成两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解决生产效率问题。 谁的自然科学越发达，它的生产效率便越高，商品世界便越丰富，在生存竞争中的优势便越大。 社会科学解决任职权问题。 谁能将全社会最勤奋最具天赋的人才而不是某一小部分富裕群体用于科学研究，它的自然科学便越发达商品世界越丰富； 谁能将全社会最具领导力最有奉献精神的人才而不是某一小部分贵族群体用于社会管理，它的社会便越团结，战斗力越高。 商品世界与自然科学的结合，可以简称为生产力。 社会组织与社会科学的结合，可以简称为生产关系。 又由于人是人类文明的主体，所以社会组织优先于商品世界，任职权优先于生产效率。 即要想发展生产力，先得改变生产关系。 所以马克思所讲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不是说谁的生产力越发达，它的生产关系便越优越。 正确的理解是激烈的生存斗争导致生产力具备不可阻挡的发展要求，但旧的生产关系会制约生产力的发展，因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将引发生产关系的转变。 当然，改变生产关系历来是人类文明面临的最严峻挑战。 它不仅需要人们以极大的团结通过革命的方式打散甚至消灭旧贵族对任职权的垄断，通过教育的方式强化并筛选任职资格，它还要求人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并持之以恒的将革命与教育进行到底。 革命、教育、持之以恒三者缺一不可。 重革命轻教育，新贵族将重新垄断任职权。这是两千年来农民革命不能完成民主革命任务的根本原因。 重教育轻革命，受过教育但不掌握任职权的人们将因陷入不断加剧的内斗而彻底沦为统治者的帮凶与走狗。这是两千年来儒家文化无法从根本上扭转社会面貌的原因。 齐国的稷下学宫为持续改革的秦国培养大量人才也是这方面的经验教训。 不能持之以恒，因此历史只能螺旋上升。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同时导致两个结果：帝国主义和产业转移。 具体原因如下。 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后，生产力因生产关系的变化获得极大发展。 一方面，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商品世界因生产效率的提升越来越丰富。 另一方面，商品必要劳动时间随着生产效率的发展而缩减同社会可供应的总劳动时间不变之间产生的矛盾要求生产关系的进一步改变。 然而，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意味着任职权将被新崛起的资产阶级贵族重新垄断。 于是，矛盾转变成了下面这个样子。 生产效率更高的机器工业迅速淘汰手工业。 破产的手工业工人要么选择联合起来抵制机器工业，要么选择加入机器工业。 上面讲过，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所以抵制机器工业的选择是行不通的，是注定要失败的。 所以留给破产手工业工人的实际上只有加入机器工业一个选择。 大量新劳动力的加入加剧了机器工业内部劳动者之间的竞争。 失去工作的劳动者为了工作只要求勉强维持基本生活的报酬，且愿意支付更多的劳动时间。 在岗位上的劳动者为了保住工作也只能向资产阶级作出相同的承诺。 这种劳动者与劳动者之间的激烈竞争被垄断任职权的资产阶级利用。 于是一个神奇的资本主义世界诞生了。 在这个世界里，生产力高度发达，商品世界极大丰富，失业者漫山遍野，劳动者将将果腹。 不要着急，量变会引起质变。 劳动者之间相互斗争是因为各自追求的目标不一致，失业者追求的是工作机会，在岗者追求的是优渥的劳动报酬。 当事情发展到大多数在岗者也不能维持基本生活的时候，他们一定会联合起来。 尽管此时各自追求的目标依然不甚相同，但一定会联合起来。 资产阶级的国家为了应对这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只能将目标对准外部市场。 这便是帝国主义。 与此同时，因无产阶级斗争而提升的劳动待遇严重地挤压了资产阶级的利润，资产阶级不得不寻求成本更低廉的劳动力市场。 这便是产业转移。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在美国马歇尔计划的作用下繁荣了二十年的欧美经济再一次走到了危机边缘。 这意味着，欧美又一次面临帝国主义和产业转移的需求。 东大敏锐的捕捉到了这一契机。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东大开始恢复与欧美的联系。 七十年代末，东大与欧美达成了以市场换技术的三赢协议。 欧美劳动者得到了优渥的待遇。 欧美资本家得到了丰厚的利润。 而东大，为几亿劳动者请了一个学识渊博的老师。 有人可能要问，既然都是要向欧美学习，是否可以跳过前面艰苦的三十年，在二战结束之后就直接拜师呢？ 答案是不可以。 二战结束后的美国确实有巨大的产业转移需求，但是其控制的生产关系里最重要的一点叫做欧洲中心论。 即它的产业首先得满足百废待兴的西欧的需求，连早已投靠欧美的日本都得往后排。 东大如果那个时候导向欧美不仅什么都学不到，反而将因为错失生产关系大变革从而失去后面被东大牢牢抓住的这一次产业转移。 有句老话叫「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意思是如果要帮助一个人，给他一条鱼是没有用的，得教会他捕鱼的技术。 道理非常伟光正，但并没有多少现实意义。 现实的情况是，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首先是激烈的生存竞争，能帮助他人一条鱼就已经难能可贵了，捕鱼的技术是万万不能轻易传授的。 所以「求人以鱼不如求人以渔」才是正常的行为方式，即以乞丐的心态当学生。 两千多年前张良与黄石公的典故就暗含着这一层意思了。 明朝初年的宋濂更是将详细的方法论写在了《送东阳马生序》里。 改革开放对于东大而言，亦无异于重走了一次宋濂的求学经历。 因为要学习，所以要忍耐。 连欧洲中心论这种意识形态渗透都得忍。 但历史又告诉我们，重教育轻革命将会带来怎样的灾难，所以东大又不得不为将来推翻欧洲中心论早做准备。 按照「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原则，这种准备又必须做在人民军队里。 该怎么办呢？ 东大给出的答案是打信息差。 具体措施是准许军队经商和大裁军。 在欧美眼里，这两个行为都是东大在自断臂膀。 原因在于军队经商必定导致军队腐败从而丧失战斗力，军队大裁员则会引发持续不断的社会动荡。 而且这两个方面的危害也确实在东大出现过，尤其是因部队转业造成的「有关部门」问题是一代人心中永远的痛。 但在东大这边，这却是强军的起点。 通过经商开源、裁员节流的方式聚拢资金，既满足了军备研发的需求，又避开了欧美的监控。 当然，信息差不在这。 东大有把握的信息差是这笔资金能扎实的用于军备研发，以及事后能以雷霆手段解决遗留问题的强大组织力。 当2012年前后辽宁舰下水、J-20完成首飞之后，东大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实现了军队与行政部门的组织重建。 随后的2013年，东大正式提出产业升级战略。在此基础上，“一带一路”提上日程，用以团结全世界被排除在欧洲中心论以外的广大南方国家。 同年，何新出版《希腊伪史考》。 自此，万事具备只欠东风。 东大等的东风有两股。 其一是排在欧洲中心论最末位的斯拉夫人。 其二是在欧洲中心论里承担重要职责却又与西欧日耳曼人泾渭分明的犹太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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