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一般意义而言，就是要探寻宇宙的奥秘，丰富文明，建设更加美好的社会。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人们固然收获了丰富的物质需求与满足，然而却呈现出内在的精神价值的丧失。精神发展的历史远远走在了物质后面。
“上帝死了！”是尼采在其著作中的宣告，这句话的真实意义究竟为何或许我们永远不能知道。但是基督教的衰退，宗教里的救赎和天国不再能够作为超越性的彼岸安放人们的精神，传统的神学和形而上学都宣告终结，这乃是一个已知的事实。其背后原因何在？我的回答是：资本主义对于世俗的不断冲击杀死了上帝。
新教伦理是早期资本主义的同路人，这点马克思·韦伯已经详细阐述过了，加尔文的新教观念（下述引用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新教伦理使剥削合理化:
“由于雇主的经营活动也被解释为一种天职，因此使剥削这种明确的劳动心愿成为合法行为。”(172页);
新教伦理“强调固定在某一职业中的重要作用，从伦理上证明了现代专业化劳动分工的正确性”
新教伦理将谋利解释为天意，证明了商人的活动都是合乎道理的”(155页);
新教伦理“常同一种善于计算收入高低的严密经济头脑、以及能够极大提高工作成效的冷静自制和节俭结合在一起。这就为以赢利为目的和资本主义必需的把赢利视为天职的观念提供了有利的基础”(36页);
新教伦理提倡严格禁欲，而“强迫节省的禁欲导致了资本的积累”(165页);
总之，“在任何场合,那种新教观念波及之处,都产生了有利于合理的资产阶级经济生活发展的影响，它是养育现代经济人的摇篮的护卫者。”(167页)
韦伯：
然而宗教的精神却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而被资本主义埋葬，韦伯预测新教禁欲精神将会走向衰竭，而衰竭的原因则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达。他借一位早期新教领袖人物的话写道:“我担心，凡是在财富增加的地方，宗教的精神就以同样的比例减少。因为宗教必然同时产生勤奋和节俭，而这两者只能产生财富。不过随着财富的增加，骄傲、愤怒以及各种世俗之爱也将增加。......于是，纵然宗教的形式犹在，但其精神正在迅速消逝。”(168页)这句话说的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冲击了宗教统治下的世俗关系。位于超感性世界的上帝面临光芒不再能够照耀尘世的危险。资本主义的发展破坏了宗教许诺的图景，资产阶级——这个资本的社会人格是如此行事的——“资产阶级摧毁了它已经取得统治的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和自然长辈捆绑在一起的各种封建羁绊，使人除了赤裸裸的利益和无情的“现金交易”之外，别无其他联系。它将宗教虔诚、骑士热情和市民悲伤的神圣攻击淹没在利己主义的冰水中。它将人的尊严转化为交换价值，用一种不合理的贸易自由取代了无数被特许的、自己挣来的自由。总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所掩盖的剥削。资产阶级抹去了所有一直受人尊敬和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牧师、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付钱雇来的工人。资产阶级撕掉了掩盖家庭关系的温柔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宣言》
在资本的运动破坏宗教之前，宗教的作用是双重性的，宗教既是苦难尘世的救赎希望又是这种苦难尘世在头脑上喂给人民的鸦片。宗教给了人们一个精神家园，虽然这个精神家园是虚幻的，随着资本主义破坏了宗教，欧洲人从教会走向了市场，在市场的追求利益最大化原则指导下进行的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广泛的斗争中，欧洲人没有找到精神家园安顿自己。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物质生产力提升的尺度和社会动荡的尺度可说是成比例的，对于一部分人的生活质量的提升和另外一部分人在此过程中经受的丧失也是成比例的。在积极的方面，信仰和宗教权威被科学理性所清算，在消极的方面，物质文明的进步倒成了人的罪恶攀升到新高度的阶梯，比如奥斯维辛集中营里面系统性的对于人的屠杀，这不建立在理性和科学上是做不到的。所以，上帝遭受两方面的围剿。它的虚伪性和它的超越性一并被清算。上帝死了，是被人亲手杀死了，这意味着救赎论的破产，科学代替了信仰，理性代替了宗教情感，驱逐了上帝的资产阶级用资本和技术装饰自己，但他只是装了假肢的上帝，他建造了钢筋混凝土的房子，但是人复归于无家可归状态（宗教的时代也并没有真正的精神家园，有的是寄托于宗教情感的虚假意识），欧洲人陷入虚无主义。
虚无主义是欧洲文明的内在逻辑和命运。本来与其他民族无关。但是随着资本突破欧洲的疆界，并向全球扩展，以全球为市场寻求自身的增殖。这一欧洲文明的天命就成了全人类的普遍命运，成了现代性的标志。
如果说精神发展落后于物质，宗教退位，但市场经济没有给人们寻来新的精神价值，是虚无主义产生的原因，那么资本主义还在不断地生产着对于虚无主义的缴械投降。首先是分工对于人的根本的限制：“拉布拉达诸州的屠户，专为毛皮或脂肪，而杀去兽的全身；同样，制造业也牺牲一个生产冲动和生产能力的世界，拔苗助长地，助长他一部分的熟练。”——《资本论》
“已在许多方面消灭，所以能在一方面把规模扩张。部分劳动者所丧失的东西，累积在和他们对立的资本上面了。制造业分工的结果，劳动者是和物质生产过程的精神能力（那是当作他人的所有物，表现为支配劳动者的权力），相对立了。这个分离过程，开始于单纯的合作，发展于制造业，完成于大工业。在单纯的合作上，资本家是在各个劳动者面前，表现为社会劳动体的统一和意志。在制造业上，劳动者被畸形化为部分劳动者。在大工业上，科学是当作一种与劳动分离的独立的生产能力，为资本服务的。“——《资本论》
马克思：
分工造就的是单纯做一种工作的尽可能效率高的工人，资本主义不但将现实的机器投入物质生产，人在观念上也被当做机器。潜能被压抑，而单纯地发展其一部分的能力即为资本增值所需要的那一部分的能力，这种偏差难免成为畸形。成为现实的丰富的人的丧失，去看一看工人就知道了，或并不从事物质生产者回想学生们是如何片面地发展他们的应试能力，也就知道了。当然不是一味地反对劳动的专门化，只是资本主义下的分工的基础是劳动者为维持其肉体生存不得已进行的自身劳动力的出卖，这种分工是为了资本的增殖而服务，并不是为人的实现而服务的。现实的丰富的生命之绿最终被化约为灰色的概念框架，而这概念框架对资本主义而言是建构性的，而非动摇性的。劳动者生产的不仅是剩余价值，还是不断在生产他的枷锁本身，因这个过程对人的钝化，灰色化，使人丧失了对于虚无主义的抵抗。
再然后是异化劳动对人的残害，说到异化劳动，即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到的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
人与劳动产品相异化：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
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活动相异化：劳动的异己性完全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很显然，此时的劳动，对工人来说，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是作为一种外在性的东西，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
劳动者与他的类本质相异化 马克思认为，人是类存在物，生产生活本身就是类生活，正是在改造对象的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然而由于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生产的对象，也就从 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类生活；又由于异化劳动把自由、自为的活动贬低为谋生的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了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这样一来，异化劳动造成了如下后果：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变成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样使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
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市场中每一个人为追求最大化利益的普遍的对立。
在这样的异化中，人不能安于劳动，人不能安于自己，人也不能安于他人。这样的异化是彻彻底底的无家可归。
物质的高楼大厦越来越多，精神的家园却已坍塌，原因何在？
我们不妨追逐一下资本主义发展的历程，首先是商业和农业的分离，航海打开了更大的市场。然后是农民破产进入城市，城市劳动和乡村劳动的分离。劳动的专门化过程精细于制造业，进一步完成于大工业。上述是生产领域的人的分化，而现在的社会比起马克思的社会更多了由于信息化社会，计算机网络的运用带来的人与人之间交往和消费的进一步分离。在这个过程中，人口密度越来越大，商品经济越来越发达，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但是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紧密联系具有两个特征：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以商品做媒介，是以商品与商品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来，直接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退隐了，这种物与物的关系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遮蔽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商品拜物教，这导致了人们是广泛联系的，但是却抽去了感性的存在基础，一个“附近”的生存域的消失。房子越来越多，小区里面住的人越来越多，但人与人之间的感性交往其实是变少的。个人所拥有的空间其实是缩小的。一个人口稀少的乡村或许有更鲜活的感性生存，而繁华的城市如果孤身一人，也只是衬托孤独。虽然这是一种田园向度，但也确实折射出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二：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原则是一种合理性的可计算性。这种理性完全是一种工具理性，即人和自然界之间，人与人之间都是相互对立的主体、客体。客体的唯一价值就是在可被计算的尺度上怎样对主体有利。时间也空间化了，均质化了，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单纯投入和尺度。时间的这种变化其实也就是人的生存扁平化了，同质化了。人不是目的，而是手段，这种手段必须要保证可复制性和可靠性。不仅是个人生存的漂浮，他人对我而言也可以化成某个方向的一个利益得失的数字，感性交往进一步枯萎了。人自己，人与人之间生存的基础都是不牢靠的，这必然导致精神的漂浮，助长了虚无主义。
这种虚无主义在中国尤为严重，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就发展了西方几百年的成就，但这同时也意味着中国这四十多年要面对一个极大跨度的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精神和物质的脱节从未像今日如此严重。这种精神价值的丧失造就了有教授所言“一盘散沙的中国人”。为了挽救精神价值的丧失，不少人到传统的思想资源中去寻找解决方法，也就是儒释道三家。用儒家复兴道德伦理，用道家、佛家来疏离世俗，超然于现世。士大夫的修身之学能够拯救在市场经济中迷茫的中国人吗？答案是否定的。儒家的思想基础是血缘、宗法、等级，这样的思想注定在商品世界中退位，因为商品世界的前提是自由和平等（多方面的自由，最重要的是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没有自由，普遍的市场不可能，换言之，自由是建立并且扩大市场的必须，当然这种自由是为资本的自由，人运用在市场上出卖自由的结果当然是遭受剥削，丧失自由；而唯有人与人之间的普遍平等，各种各样的具体劳动才能被抽象为统一的抽象劳动，开启货币资本化的运动，这个平等的所谓普遍乃是从商品与商品之间的普遍运动来说的，一般来讲，这样的平等会造成一个结果：从法律上来说人人平等，但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加平等）。儒家和资本主义的关系是双重性的，一方面，它的许多内在价值和资本主义相抵触，比如人情社会和契约精神的对立，但另一方面，儒家的父权制内核和资本主义不谋而合。这是东亚能够创造经济奇迹的原因之一，或者可以这么说，东亚的authority capitalism在最近几十年比起西方在经济上发展地更加强劲。因为威权和民主在经济领域上的区别在于剩余价值榨取的尺度和更加强力的国家干预。道家和佛家如何呢？一般来说，疏离现世，超然其上的精神在各个民族都能窥见其踪迹，是对于普遍伦理学的一种个性化的美学反抗。但这种“独善其身”不具备普遍性，不能深入地不断拓展它的群众基础。精神性的东西要具备强大力量就不能是小众群体的修身养性之学，它必须广泛地将人们相互联系，重建新的伦理道德。但是在当下的中国，这个位置是缺失的，中国人迷失在了市场经济之中，精神风雨飘摇。
为什么精神无法安定下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精神的流离失所必然是因为现世的变动不居。因为不断发展的生产力不能在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中得到安放。
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是这样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原先和旧有的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将不再能够适应现在的生产力，因此生产关系也要发生变化。而生产关系的变化对于生产力具有反作用力。”这差不多就是内容和形式的辩证，随着内容的变化，形式也要跟着变化，趋于一致。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是否出现过一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符合的时刻？没有。资本主义的一个核心特征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永不协调，任何新的关系在固定下来之前就变得太旧了。任何新的商品在走进千家万户之前就有替代品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思想是人们的生存境遇在头脑中的反映，但这生存境遇都难以固定下来，如何在头脑中营造生存家园？无论是哪个民族的思想资源，都不能让精神安定下来，因为这精神的现实基础变动不绝，动荡不安。救赎论的唯一可能在于物质生产领域的根本变革，精神上的思辨运动最终都会撞上物质的铁板！当然，理论在人手中掌握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只是说几位思想家或者一股精神思潮不可能再救赎整个国家了。这是一个残酷的图景，人类已无家可归！无家可归的实质就是实质的无家可归。这“实质”已然把握不住，因为它变动不绝，我们也终于失去了原初的人，失去了所谓人的本质，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