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马克斯·韦伯与卡尔·马克思的分道扬镳 -----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有感
一、问题的提出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成书于1904~1905年，这个时期卡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已经盛行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可是，韦伯却对资本主义为何能够创造出巨大财富作出了全新的诠释。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发展看法有何不同呢？这种不同背后隐藏着什么呢？下面我将对这两个要点作出论述。 二、韦伯与马克思的分歧： （一）分歧一：上层建筑与经济状况的关系 韦伯指出，在任何一个宗教成分混杂的国家，通过观察就可以发现：“工商界领导人、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人、尤其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1]为何有这种现象呢？通过对比分析（主要是天主教与新教），韦伯认为只能从其纯粹的宗教品性中寻找。正是这种纯粹的宗教品行对资本主义精神有着深远的影响。《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对拥有资本主义精神的人可以简单概括为：“钱，在他来说，只要能赚，他就想赚。”[2]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 在论述天职观念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关系时，出现了与马克思的第一个分歧：按照历史唯物论的观点，上层建筑是经济状况的反映，在这里可以表述为，资本主义精神中的天职观念是资本主义经济状况的反映。可是，韦伯却有自己的看法，他列举了一个事实：“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出生地（马萨诸塞），资本主义精神（就我们所赋予它的意义而言）无疑在资本主义秩序出现以前就已存在。”[3]另外，“位于新英格兰的各殖民地则是由于宗教方面的原因有传道士、神学院毕业生在一些小商人、工匠以及自耕农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4]因此，这里的因果关系与唯物主义的相反。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精神实际上在古代和中世纪就已经存在了，只是在那些时代，这种精神被认为是最卑劣的贪婪，是一种完全没有自尊的心态。资本主义精神为了取得统治地位就得同这些敌对力量搏斗，它的成功表明了它对现代资本主义环境的适应。这并不能简单归结为资本主义的经济状况促使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 （二）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禁欲主义的联系（韦伯）： 既然资本主义精神能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如此大的影响，那么，它与前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呢？这种区别不在赚钱欲望的发展程度上，因为“自从有了人，就有了对黄金的贪欲。”[5]其实，韦伯在导论部分就已经总结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具有的特点：自由劳动之理性的资本主义组织方式。因此，前资本主义指的是这样一种状况：“在一个长期企业中，合乎理性地使用资本和按照资本主义方式合乎理性地组织劳动尚未成为决定经济活动的主导力量。”[6] 资本主义精神所具有的这种理性与新教的禁欲主义有着莫大的联系。韦伯在第五章中主要论述了清教的禁欲主义，这里我也以清教的禁欲主义为主要的论述对象。清教徒的职业观念与路德教教徒的职业观念有所不同：清教认为人应该从事某种正经行业，因此人们可以在实际生活中同时操持多种职业，而且劳动者（包括富人）都是服从上帝的圣训的；路德教则认为每个人的职业都是上帝已经安排好的，人们必须盲从上帝设定的不可更改的命运，而且人们是为了神圣的荣耀而劳动。在这个基础上，衡量一种职业是否有用的标准有两个：一是为社会提供的财富的多寡；二是私人获利的程度。在清教徒心目中，获利也是上帝赐予的机缘，因此人们要好好利用这个机缘，但在践行这种机缘时要时刻记得上帝的圣训：“你须为上帝而辛劳致富，但不可为肉体、罪孽而如此。”[7]上帝的圣训，这种对肉体崇拜的禁欲主义为清教徒对资本的理性使用带来了难以言尽的后果。“清教禁欲主义竭尽全力所反对的只有一样东西---无节制地享受人生及它能提供的一切。”[8]这种世俗的新教禁欲主义束缚着消费（尤其是奢侈品的消费），另一方面“又有着把获取财产从传统伦理的禁锢中解脱出来的心理效果。”[9] （三）分歧二：关于资本积累问题 正是上述对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的禁欲主义的联系的分析带来了与马克思的另一分歧：韦伯认为，新教禁欲主义的实际结果是强制性的节省导致了资本主义的积累，消费的限制自然能导致增加生产性投资而增加财富。这与马克思所抨击的节欲论本质上是相同的。在马克思那里，资本家只有作为人格化的资本才有历史的价值。资本家，“作为资本的人格化，他同货币贮藏者一样，具有绝对的致富欲。”[10]致富欲和贪欲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时期占据着统治地位。资本主义生产的进步创造了一个享乐世界，“奢侈被列入资本的交际费用”。[11]资本家财富的增长不是节约的结果，“而是同他榨取别人的劳动力的程度和强使工人放弃一切生活享受的程度成比例的。”[12]因此，奢侈现象会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而出现，资本家的挥霍是同积累一同增加的。 三、看法差异为何存在 造成马克思·韦伯与卡尔·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这种不同看法是什么呢？ （一）研究领域不同 当我们对这两个人的研究领域有所了解，我们就不难看出这种差别的来源。韦伯是一位宗教社会学家，而马克思的主要研究领域则是哲学与经济学。因此，韦伯更注重从宗教对社会的影响来解释社会现象。另外，马克思与韦伯进入经济学的路径不同：一为“历史哲学”，一为“史学”。马克思的理论的基本构架是黑格尔式的整体主义历史哲学，而韦伯所受的却是具体的史学训练。所以韦伯更重视个案与个体（这一点从他所举的例子便可看出）。这种个案并不代表当时的整个社会，因为同时代的维尔纳·桑巴特（他比韦伯大一岁）见到的资本主义确是另一种景象：“清教教义‘与中产阶级的美德毫无关系’；‘清教教义的鼓吹者们完全反对所有发财致富的行为’。‘清教教义嫉妒谴责自由竞争。’”[13]而马克思则强调集团、阶级。 需要强调的是，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错误阐述可能会导致我们认为韦伯是一位文化决定论者，其实不然，他所强调的是我们不能单纯从经济改革中推出宗教改革。在书中的结尾他也提到，只是探究了新教的禁欲主义对整个社会条件的影响，但是，“以对文化和历史所作的片面的唯灵论因果解释来替代同样片面的唯物论解释，当然也不是我的宗旨，每一种解释都有着同等的可能性。”[14] （二）时代不同 卡尔·洛维特在其名著《马克斯·韦伯与卡尔·马克思》一书中指出，马克思与韦伯的终极关怀都是“人的解放”。作为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诊断，他们分别提出了“自我异化”与“合理性”概念，在洛维特看来，这里的差异只是表明了他们所生活的历史阶段的差异，“合理性”是对“自我异化”的发展。这一点在当今社会我们也可以看到，马克思的劳动者“异化”观念已经在生活中淡化，无产阶级的劳动被归结为一种自由劳动，并且我们习惯的认为资本主义的工业组织是一种理性组织，因此才会动摇我们相信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信念。 从上述阐述可以看到，韦伯与马克思看法的差异源于他们的生活时代差异以及出发点的不同。 四、总结 无论是卡尔·马克思还是马克斯·韦伯，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都是从一定框架中出发的，例如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时就是从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这个大框架中出发的，但是，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却一直走上坡路，因此，我们在学习马克思的理论时，可以借鉴桑巴特的思想界标：“马克思对历史，尤其是对资本主义成长的解释，对社会主义主张的有效性的验证，以抛弃总的而且可能具有普遍性的法则体系，而选择考察特定社会形式和特定时代独特性质的历史研究方式所进行的工作。”[15]对韦伯的理论也应该如此。 并且，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尽管价值观上有所不同，韦伯毕生对马克思还是充满了敬意，他临终前的一段话正好说明这一点：“假如今天马克思重新从坟墓中走出来巡视的话，即使发现自己的预言有二三个重要之处不断产生误差，但是下面那句话仍有着充分的说服力，这就是‘真诚就是我的化身’。” [1]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三联书店出版社，1987年，第23页。 [2]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三联书店出版社，1987年，第36页。 [3]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三联书店出版社，1987年，第39页。 [4]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三联书店出版社，1987年，第39页。 [5]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三联书店出版社，1987年，第40页。 [6]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三联书店出版社，1987年，第41页。 [7]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三联书店出版社，1987年，第127页。 [8]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三联书店出版社，1987年，第130页。 [9]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三联书店出版社，1987年，第134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四十四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83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四十四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85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四十四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85页。 [13] 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王燕平、侯小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51页。 [14]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三联书店出版社，1987年，第144页。 [15] 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王燕平、侯小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45页。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