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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对于宗教和资本主义有诸多偏见。认为宗教就是糟粕迷信，认为资本主义就是万恶的。后来有了一些经历，不再那么偏激。而读了这本书之后，对宗教和资本主义有了全新的认识。由于对西方宗教的历史一无所知，书中很多内容读起来像天书一般不知所云，但在能读懂的地方仍然有所收获。
韦伯认为，传统主义的工作状态是：挣钱是为了享乐，要知足常乐。而资本主义则以挣钱为终极目标，为了挣钱而挣钱，将之视为一种信仰。勤奋、努力、节俭、诚信等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应有之意。这种资本主义精神是如何诞生的呢？有人诉诸理性，但韦伯予以驳斥，认为理性应该是全方位的，没有道理单独在经济领域表现出高度理性。韦伯发现，从事工商业的人中，尤其是中上阶层，以新教徒为主，天主教徒很少，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宗教。新教改革之后，路德派提出了“天职观”，新教的信仰者将工作视为一种天职，这为兢兢业业工作提供了宗教意义上的合法性。加尔文派进一步提出了“预定论”，只有少数人是被上帝选中的“天选之子”，而挣到更多的钱就可以证明自己是天选之子，每个信徒都自觉或不自觉踏上为挣钱而挣钱路途。同时还规定了，要“入世苦行”，不能偷懒，浪费时间是万恶之首；劳动是上帝规定的，不能躺在成就上享乐。韦伯只是为了说明，宗教改革对于资本主义精神早期形成和发展的关键作用，并非说宗教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唯一或必须条件。我们受到宗教的影响固然微弱，但也有一些相似的情况。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积极进取和道教无为而治的淡然共同构成了中国人的基本思想取向。在现实生活中，如果这一天学习、工作取得了成果，就很有成就感；如果无所事事或者忙了一天却毫无成果，一种罪恶感油然而生，这也仿佛是一种宗教似的信念。通过这本书也认识到，社会各个领域是相互影响的。马克思说经济基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韦伯则深入阐述了宗教产生的精神力量对社会政治经济变革的影响，邓小平有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经典论述。由此观之，或许我们永远无法像数学函数那样说明社会各领域究竟谁影响谁，可见以宽广的视野、综合的方法研究社会发展才是更合理有效的。就像那句经典的流行语——任何单一的，都是片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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