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永乐大典》收录了上自先秦、下讫明初的七八千种典籍，被誉为“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大百科全书”。但这样一部皇皇巨著，其命运可谓多舛。因为卷帙浩繁，《永乐大典》完成时只有稿本和抄本两部，但不知什么原因，原稿本不知所踪。嘉靖皇帝酷爱《永乐大典》，命人重抄了《永乐大典》，但重抄后正本又下落不明。此后历经战火动乱，《永乐大典》的散佚十分严重，能够留存下来的更是少之又少，因而其珍稀性不言而喻。然而在嘉业堂所藏古籍中，就包括了一批《永乐大典》，这批古籍是嘉业堂所藏古籍中的珍品，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和学术价值。陈乃乾对嘉业堂所藏的《永乐大典》大为赞赏，“所藏《明朝实录》、《永乐大典》残本，则海内孤帙也”[1]，说明了《永乐大典》的稀缺性，凸显了其价值所在。正是由于《永乐大典》具有极高的价值，学界也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尤其是对嘉业堂所藏《永乐大典》的下落作了深入的研究，为我们了解《永乐大典》的最终去向，甚至是嘉业堂所藏珍贵古籍的去向作了有益的探索。嘉业堂所藏《永乐大典》流转的过程，可谓是命运多舛。随着经济状况的不断恶化，刘承幹只能依靠出让部分珍贵古籍来维持生活，《永乐大典》也成为了刘承幹所出让古籍中的一部分。《永乐大典》最初被满铁大连图书馆所收购，日本战败后，这批图书由中苏合营的中长铁路大连科学研究所接管[2]，但馆长一直都是苏联人，因此事实上《永乐大典》被控制在苏联人的手里，此后包括《永乐大典》在内的一批珍贵古籍更是被运往苏联。所幸后来苏联政府将《永乐大典》归还给了中国政府，这批《永乐大典》才结束了在海外漂泊的日子，回到了祖国的怀抱，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2 嘉业堂藏《永乐大典》的来源
关于嘉业堂《永乐大典》的来源，刘承幹在其日记中多有记载，其中一个主要的途径是经由章一山之手购得：1913年五月十四日 至虹口东有恒路德裕里访章一山，坐谈良久。由伊经手购《永乐大典》三册，其书系庚子之难散佚于外，均系恭楷缮钞，想见成祖时一代人文之盛。本有数千册，自庚子兵燹，只存二百余本，今只存数十册矣，文字之厄，一至于此。此种明知无用，不过留为文玩品，每册京平银一百两，共计三百两，合洋四百六十元有零[3]90。1914年三月十五日 午后章一山来谈，一山前日携来《永乐大典》钞本四册，计洋四百五十元，于今日交之[3]152。1917年闰二月初二日 章一山送来《永乐大典》四册，云是金雪孙太史之物，售于余处，计洋四百五十元[4]302。章一山即章梫（1861—1949年），名正耀，字立光，号一山，三门县海游人，著名版本目录学家。辛亥革命之后，两人都寓居上海，得以相识。在刘承幹的藏书刻书过程中，章一山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从上述日记中可以看出，章一山在刘承幹收购《永乐大典》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经由章一山之手，刘承幹就购得了11册《永乐大典》。这些《永乐大典》，或由伊经手购得，或由伊介绍携来。除了《永乐大典》外，刘承幹还经由章一山收购了很多珍贵古籍。章一山推荐的古籍之所以能够被刘承幹接纳，一方面是由于其本身是版本目录学家，对古籍的鉴别有着深厚的造诣，经其鉴别推荐的古籍，刘承幹能够放心购买；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章一山深厚的学养为刘承幹所推崇，因此刘承幹对章一山有更高的接纳度。有关刘承幹对章氏学识的推崇，从刘承幹刊刻章一山的文集并亲自为之写序就可以看出端倪。在序言中，刘承幹详细记载了两人相识相交的经过。“予流寓上海，未敢自放，辄有抱遗订坠之心，凡京外士大夫避地而来，驱车而去，其为同光间闻人，每乐与之过从，冀以商量乎旧学。岁癸丑，晤宁海章一山左丞。忆予少时为举业，兼治经学考据古文词，常阅会城三书院与诂经精舍各课艺，多左丞之文，钦迟者久矣。左丞寓沪，时而出游南北，时而杜门撰著，发垂垂白矣，以予方征刻先正遗著，出其钞本《舒阆风集》属梓。予纂《明史例案》，左丞亦为《明史义例汇编》，考订予书者数事。”[5]1393从序言可知，刘承幹在少时“治经学考据古文词”时，就经常研读章一山之文，对章一山的学识倾慕已久，因此“岁癸丑（1913年）”两人在上海第一次见面时，便一见如故。基于这样的渊源，刘承幹对章一山推荐的《永乐大典》也就欣然接受了，即使最初刘承幹认为《永乐大典》“此种明知无用，不过留为文玩品”，还是花费三百两买了三册。除了友人，书贾也是嘉业堂藏书的重要来源。刘承幹赴南京参加南洋劝业会，期间“徒步状元境各书肆，便览群书，兼两载归。越日，书贾携书来售者踵至”[5]1405，书贾不断上门求售，是刘承幹能在短时间内集聚起大量藏书的重要原因。“据刘氏日记记载，经常出入刘府求售书籍的书贾，有名有姓者就多达二十余人，如刘少卿、张宝昌、邵伯英、钱长美、柳蓉春、段镜轩、郑长发、邱绍周、朱甸卿、卞瑞芝、汤治平、金守梅、李紫东、王仁权、陈立炎、陈沁梅、陈时帆、杨耀松、杨寿褀等等。”[6]这些书贾上门售书虽为射利，但他们长期从事古籍的买卖，在古籍鉴别方面也有着深厚的功力，其中更有如柳蓉春者，还刊刻了大量的古籍，他们为刘承幹提供了大量的珍贵古籍。检视刘承幹的日记，可以发现不断有书贾上门求售书籍，“××书客来，与之购××书，计洋××”这样类似的记载几乎每天都有，而刘承幹又“宅心仁厚，凡书贾挟书往者，不愿令其失望，不论新旧皆购之，几有海涵万象之势”[1]，因此，书贾对刘承幹的藏书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刘承幹所藏的《永乐大典》中，有些也是书贾上门求售的。其1923年十一月十六日的日记记载：“午后李紫东来，与之购成《永乐大典》二本。”[4]488此外，友人赠送也是重要途径。刘承幹经常刻书无偿分送他人，甚至很多未曾谋面的学人也得到了嘉业堂刻书。伦明在《辛亥以来藏书记事诗》中就说：“余未与君谋面，而君屡赠余书盈数百册。”[7]赠书使得刘承幹和学人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形成了古籍互通有无的网络，因此刘承幹在赠书的同时也得到了众多学人的回赠。张元济在给刘承幹的信中说：“影印《永乐大典》一册附呈，乞詧收。”[8]438可知张元济也曾赠送刘承幹一册《永乐大典》。刘承幹与当时的各类图书馆都保持着联系，相互之间有着书籍的流通，其所藏的《永乐大典》也有通过和各图书馆的图书互通获得。在刘承幹1932年的日记中有“嘱刚甫作书致陈微明、北平图书馆，谢新抄本《永乐大典》”[4]637的记载，可见刘承幹所藏的《永乐大典》也部分来自与嘉业堂保持联系的图书馆。得益于友人的极力推荐和书贾的上门求售，刘承幹才能够逐渐积聚起数量众多的《永乐大典》，使嘉业堂成为了当时《永乐大典》保有量最多的藏书楼。3 嘉业堂藏《永乐大典》的数量
从刘承幹的日记记录来看，嘉业堂藏有《永乐大典》是确定的，关键的问题是嘉业堂到底藏有多少册《永乐大典》。关于嘉业堂所藏《永乐大典》的数量，存在着多种说法：“一是《嘉业堂藏书楼钞本书目》记载：'其中有徐松（星伯）从《永乐大典》中辑抄出《宋会要》稿本，还有明抄本《永乐大典》44册。’二是《吴虞日记》中1938年3月29日的日记说：'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马叔平来，言刘承幹所有《永乐大典》二百余册，日本松井索去。’第三种说法就是大谷武男回忆录中所说的四十八册。”[2]《永乐大典》历经战火和动荡，散佚情况十分严重，保存下来的本就不多，而《吴虞日记》所说嘉业堂藏有《永乐大典》二百余册，显然与事实不符，因此《吴虞日记》的说法被认为是“道听途说”，不大可信。对于嘉业堂所藏《永乐大典》的数量，周子美在《嘉业堂钞校本目录》序中说，“我在那时曾经另抄一份书楼抄校本书目，因为抄本书共有近两千种，内中不少是珍贵善本。如明抄《永乐大典》四十多本”[9]，可见嘉业堂所藏《永乐大典》的数量为“四十多本”，远没有“二百余册”之多。周子美曾经担任嘉业藏书楼主任长达八年，为嘉业藏书楼所藏之书作了编目，因此他的话是有很大的可信度的。《嘉业堂藏书楼钞本书目》中记载嘉业堂藏有44册《永乐大典》，而叶景葵给刘承幹的信函中却说嘉业堂藏有42册，“前闻黄君公渚言，尊藏《永乐大典》四十二册有出让之意。弟以为此等国粹散去可惜，力劝北平图书馆收留，该馆询问尊旨至少受偿若干，尚祈酌示为感”[10]。两则材料中《永乐大典》的数量稍有出入。为什么嘉业堂《永乐大典》的数量由原先的44册减少至42册呢，原因是刘承幹曾出让2册《永乐大典》给当时辽宁皇宫博物馆的金息侯。“辽宁皇宫博物馆金息侯都护去冬迭次函商，欲得《永乐大典·辽宁》二册。侄藏弆已久，颇类敝帚之珍，后因不忍拂其拳拳之意，允许出让。”[8]449此后，刘承幹编《嘉业藏书楼善本书目》，也将《永乐大典》收录其中，明确记载嘉业堂所藏《永乐大典》为42册。“'嘉业堂善本书目四明写本’（中缝题'永乐大典本’），收明嘉靖重录永乐大典本八八卷四二册。”[11]由此可知，《嘉业堂藏书楼钞本书目》记录《永乐大典》的数量是在刘承幹出让2册《永乐大典》之前，其记录的数量应是准确的。大谷武男曾是满铁大连图书馆馆员，其在《回忆录》中说满铁大连图书馆从嘉业堂购买了48册《永乐大典》。关于这48册《永乐大典》，日本学者岩井大慧在其《永乐大典现存卷目表》一文中作了具体的说明，大谷武男很有可能是将当时满铁大连图书馆所藏的48册《永乐大典》当作是从嘉业堂所购的数量，而事实上这48册应是其从嘉业堂和他处所购《永乐大典》数的总和。刘承幹为金息侯的“拳拳之意”所动，忍痛割爱了2册。《永乐大典》的出让，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刘承幹在给张元济的信中写到：兹又有恳者：辽宁皇宫博物馆金息侯都护去冬迭次函商，欲得《永乐大典·辽宁》二册。侄藏弆已久，颇类敝帚之珍，后因不忍拂其拳拳之意，允许出让。当时议定代价壹千元，而都护来说欲先寄书再行交款，并云辽沪汇费太昂，最好拟托商务书馆划转等语。侄因从前书去而银不来之事数见不鲜，且该馆系公共性质，不得不慎重出之。辗转思维，惟有将《大典》两册送上，拜恳长者函托沈阳商务书馆妥友送去，将书价随手带转，划至沪馆，以便领取[8]449。随着商务印书馆的不断发展壮大，各地分公司纷纷成立，还专门设立了报运股，寄运书籍极为方便。张元济和刘承幹关系密切，在张元济给刘承幹的信函中，“此后如有运寄各处书籍之事，尽请掷下，敝处极愿效劳”[8]423，“敝处代运书件极为便易”[8]425等语多有提及，刘承幹很多款项、书信也确实经商务印书馆来周转，《永乐大典》的出让也是通过张元济来完成的。张元济在此后的回信中也多次提及《永乐大典》。1931年五月十四日的回信写到：“翰怡仁兄姻世大人阁下：前日奉示，敬悉《永乐大典》二册遵交敝公司妥递奉天分公司”[8]450，“翰怡仁兄姻世大人阁下：……前承交下《永乐大典》两册，嘱为转交金君息侯。当经寄往沈阳敝分馆。昨得复函，知已代交，所有议定价银一千元亦已如数收到”[8]450。从张元济的信函可知，刘承幹出让两册《永乐大典》，从古籍的转交、价银的收取等各个环节，都是经过张元济之手完成的，因此张元济的信函是我们了解和掌握刘承幹出让《永乐大典》全过程的第一手材料，也具有极高的可信度。出让2册《永乐大典》之后，嘉业堂收藏的《永乐大典》只剩42册，这个数字保存到全部出让之前。这在叶景葵给刘承幹的信函中也可以得到印证，“前闻黄君公渚言，尊藏《永乐大典》四十二册有出让之意。弟以为此等国粹散去可惜，力劝北平图书馆收留，该馆询问尊旨至少受偿若干，尚祈酌示为感”[10]。可知，在金息侯之后，刘承幹把《永乐大典》作为重要古籍一直珍藏。由于社会的动荡，包括《永乐大典》在内的很多珍贵古籍被偷盗、损毁和散失，嘉业堂作为私家藏书楼能够拥有42册《永乐大典》已经是十分难得。有学者做过统计，嘉业堂所藏的这42册《永乐大典》，“占《永乐大典》当时存世量的12%”[12]，可见嘉业堂收藏《永乐大典》数量之多。4 刘承幹对《永乐大典》的利用
刘承幹对《永乐大典》的态度，并不是从一开始便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而是经历了一个对古籍价值重新认识的过程。最初，刘承幹并未充分认识到《永乐大典》的学术价值，这在其记录经由章一山收购《永乐大典》的日记中可见其态度。“由伊经手购《永乐大典》三册，其书系庚子之难散佚于外，均系恭楷缮钞，想见成祖时一代人文之盛。本有数千册，自庚子兵燹，只存二百余本，今只存数十册矣，文字之厄，一至于此。此种明知无用，不过留为文玩品。”[3]90刘承幹认为《永乐大典》是“无用”的，而只能将其单纯看作是“文玩品”。刘承幹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认识，一方面是此次刘承幹收购《永乐大典》的时间是在1913年，此时距其参加南京南洋劝业会，“有志聚书”还不久，对古籍价值的认识还不十分到位。另一方面，因《永乐大典》“本有数千册”，“今只存数十册”，缺损十分严重，已经很难还原或者说很难体现出《永乐大典》作为一部大型类书原本整体的作用。而刘承幹藏书最初的目的是为生父刘锦藻编著《皇清续文献通考》和嗣父刘安澜编著《国朝诗萃》积累文献资料，因此刘承幹开始的藏书重点是在明清诗文集上。也正因为如此，陈乃乾评价刘承幹的藏书特点时说：“其时风气，明清两朝诗文集，几无人问鼎，苟有得者，悉趋于刘氏，积之久，遂蔚成大观，非他藏书家所可及。”[1]刘承幹收书的重点在明清诗文集上，对《永乐大典》这样的残本难免顾及不到。随着刘承幹藏书的深入，尤其是随着嘉业堂图书刊刻的开展，刘承幹与避居上海的名宿建立起了广泛的联系，并从中受益匪浅。其曾自叙“凡京外士大夫避地而来，驱车而去，其为同光间闻人，每乐与之过从，翼以商量乎旧学”[5]1393。通过“商量旧学”，相互交流，不仅推动了刘承幹的藏书刻书事业的发展，也提升了其古籍的鉴赏辨别能力，对《永乐大典》价值的认识也不断加深，并最终利用《永乐大典》为古籍的刊刻服务。古籍刊刻首要的基础是选择善本作为底本，而《永乐大典》是明代举全国之力编纂的一部类书，其目的就是汇集百家经典，囊括天下所有书籍之精华，因此被编入其中古籍本身就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刘承幹在古籍刊刻时，也注意以《永乐大典》中的本子为底本来进行校勘，嘉业堂刊刻的《嘉泰吴兴志》便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刘承幹在序言中说《嘉泰吴兴志》是“开四库馆时，馆臣从《大典》辑出嘉定、至顺两镇江志亦出自《大典》，虽非完书，犹胜遗佚”[13]。虽然所用的《永乐大典》不是刘承幹自己所藏，但是其利用《永乐大典》来刊刻古籍，说明对《永乐大典》价值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刘承幹不仅自己利用《永乐大典》进行古籍刊刻，也为他人进行古籍刊刻提供《永乐大典》作为底本，张元济就曾借刘承幹的《永乐大典》来刊刻《旧五代史》。张元济在给刘承幹的信中说：“再有陈者，弟见殿本《廿四史》，颇多讹夺，十余年来从事校勘，拟凑集宋元旧刻交商务印书馆影印发行。曩承慨[假]宋本《唐书》暨三朝本南北诸史，感荷无极。薛氏《旧五代史》刊本久绝，原拟影印传抄辑《大典》本，以存真相。金见尊处新刻，镌印俱精，颇思据以印行，藉广流通善本，嘉惠士林之志。”[8]446商务印书馆在古籍刊刻时，向刘承幹借了很多古籍，这其中也包括《永乐大典》，使得“刊本久绝”的《旧五代史》得以再次出版，“流通善本，嘉惠士林”的贡献也毋庸置疑。5 结语
经过对嘉业堂藏《永乐大典》的深入分析，我们知道刘承幹对《永乐大典》的收藏虽然是无心之举，但随着刘承幹自身版本目录之学的精进，其对《永乐大典》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尤其是随着嘉业堂刻书事业的发展，《永乐大典》的作用和价值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对刘承幹的刻书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刘承幹也通过收藏和刻书，发挥了《永乐大典》的应有价值，保存了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随着刘承幹经济状况的变化，包括《永乐大典》在内的珍贵书籍也逐渐变卖。由于《永乐大典》具备了极高的学术价值，当刘承幹要将其出让的消息传出，且日本方面有意收购时，很多学人深怕嘉业堂重蹈皕宋楼覆辙，为此四处奔波，想让《永乐大典》留在国内，以保存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叶景葵便是其中的一位。作为藏书家，叶景葵当然也知道《永乐大典》的价值所在，一听到刘承幹有出让之意，便马上给刘承幹写信：“前闻黄君公渚言，尊藏《永乐大典》四十二册有出让之意。弟以为此等国粹散去可惜，力劝北平图书馆收留，该馆询问尊旨至少受偿若干，尚祈酌示为感。”[10]叶氏曾“力劝北平图书馆收留”刘承幹所藏的《永乐大典》，但还是没有成功，嘉业堂所藏42册《永乐大典》最终被满铁大连图书馆所收购，所幸的是这批《永乐大典》历经波折后，最终顺利回归。（陈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