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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党中央、国务院一直以来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工作。日前，水利部亦正式印发《水利部关于加快推进水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为加快推进水文化建设，助力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本着传播水利知识，宣传生态文明之宗旨，【水利天下】公众号开办【上善若水】专栏，专栏集各位专家智慧，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营造与时俱进、健康向上的水文化发展新局面为己任，进行水文化传播、分享与交流。本期为第217期，分享人是王坚老师，本文经作者授权同意本平台发布，文章纯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栏目平台立场和观点，文责自负。让我们一起致敬分享者并与诸位分享、交流。“贪污腐败”现象频发且贪腐金额数量巨大，和许多贪腐案件牵连有权有势阶层人物群体，以及围绕权势阶层周边形成的关系圈层中所接连发生的各种各样丑闻，是常见出现在各种媒体，特别是西方媒体猛烈攻击、谩骂、贬低和指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甚至狠命鞭挞中国文化和中国文明的一大理由和借口。唱衰、诋毁中国文化和中国文明的西方欧美人，以及附合和配合西方之声的部分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们聚集、凑合在一起，正在卖力地联合演奏一出辱华、反华的大合唱。似乎“贪污腐败”现象，仅存在中国的“大一统”体制之下，而西方体制则对“贪污腐败”病灶完全免疫，这本就是一种错觉或幻觉。所谓的“贪污腐败”行径，简称腐败、贪腐、贪污的不齿言行举止等。它通常是指各级政府中官员利用公权力或职务之便，牟取特定族群、团体、或个人的经济、政治、或宗教的不当利益。全世界所有不同的社会制度，以及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必定存在这样那样的“贪污腐败”的现象。“贪污腐败”现象，可以发生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层级的世界各国的官场之中，这当然也包括中国历史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在内。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政府和政党敢夸下海口，讲本国历史上从没有发生过严重的“贪污腐败”的案件，或某一种特定的社会制度就能躲得过犯罪式“贪污腐败”的侵扰。严格讲，“贪污腐败”是与钱、权勾结联合在一起作恶的东西，凡有钱财和权力地方，就不排除大概率机会存在贪腐行为，差别仅可能是表现在程度高下而已。另外，社会发展的现阶段正处在充分认可和尊重私有财富的不可侵犯性，这也可能导致“贪污腐败”人群误以为经过一系列“洗白”的过程，由贪腐行为而得来的赃款、赃物功能性合法。现实生活中，往往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蓬勃发展和经济加速起飞的初期，发财致富机会频现，财富积累到某一个数量级后，有人便开始寻求官场的政治权力和官商勾结合流之时；或官员手中握有的各种权力越多、越大之时；或教育和管朿的措施缺位、缺失之时，就极可能是滋生重大“贪污腐败”事端的时候。“贪污腐败”行为本身，乃是人欲膨胀之极生成的恶劣后果。凡是生命物体包括“万事万物之灵”的人类物种，天性自带的“自私自利”本质。基因本就是自私的，自私是每个人刻在骨子里的普遍特征，不自私的人，根本活不长。英国演化生物学家兼牛津大学教授理查德 道金斯如是解释。从心理学角度讲，自私自利是人类的天性，如果一个人太过于善良和无私，就会早早被他人欺负、社会淘汰，很难有良好的发展。所谓的自私，是指根据个人的需求，所做出的有利于自身的行为举止。它不同于刻意攻击、伤害对方，自私的前提是保护自己、为自己争取利益，而不是故意让对方难堪、甚至摧毁对方。事实上，自私的人往往过得更快乐，因为他们懂得主动去争取、守护自己的利益，相比那些太善良而心慈手软、踌躇不前的人，自私的人往往也更富有、社会地位更高，寿命也更长。自私是人类适应环境、适应社会的一种自然表现，如果出于面子、道义而放弃自私，那最终受苦的就是自己和自己的家人。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曾经做过一个关于人格测试的实验，发现那些表现出自私自利而不是温柔、同情心理强烈的人，更有可能被大家推选为领导者。因为领导者不仅需要能力强大，他还需要为本团队的利益拼尽全力，这就需要进取心，即进取心等同于自私心，打败其他竞争对手的气势。“自私自利”是人的本能和天性之一，单独的个人对公众的全部关心，都可以归结为对自己幸福的关心，即人们的利他行为的本质都是一种利己行为。换句话说，人所做的一切，似乎最终都是为了自己，“我们的基因都是自私的”。倘若“利己”的同时又能“利他”，行事和动量的方向一致，那自然是一件再好不过的大好事。“自私自利”驱使下的利己追逐，其实和共情、同感的道德在某些方面是相当一致的，亚当斯密说，在市场经济中经济主体受自利驱动，但是最终双方都能获得最大的好处。即在市场经济里面每个人的自私自利，最终成就了整体的进步。“我们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宰商、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这样说。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劳动者，在经济社会中，每个人都不是只讲付出、不计回报的慈善家，而是都本着维护自身利益的原则去参与活动，通过满足他人的需要来是实现自己的利益。因此，自利乃是所有的经济生活目的，而利他只是一种自利状态中自带的手段。当人性被假设成为“自私自利”的，也就是说经济生活中的人便是寻求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英国思想家伯纳德·曼德维尔也曾这样表述，在一般的和普遍的认知概念之下“私人的恶行”带来了“公共的美德”。在这里，我们正面地肯定、尊重和承认“自私自利”的积极意义。就是因为“自私自利”本是人类物种的本能、天性之一，和人类物种的合理欲望之一，不可更改。所以，无论你是怎么喜欢或怎样讨厌，它总是一个客观的真实存在，不存在被消灭和被消除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相反，却是要认真正视、宽待和厚待它。假使追求自私自利是人的天然本性，鼓励发扬就好。那么，一个人的道德高尚感，又似乎就不应该存在。因为，毕竟道德大多数时候是需要自我牺牲的，诸如乐善好施，舍己为人，甚至自我牺牲去救助他人等。人类，为何在尊重“自私自利”天性和本能的同时，又要提倡有利他人的道德行为？人类天生具有的“道德感知”或者“利他精神”，乃是建立在“同情心”即中国先贤哲人孟子所言“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之上的。因为人类群体有同情心和同理心，所以人类又可以表现出舍己为人，乐善好施的道德行为。自私自利是人性的天性、本能之一，而同情心也是人的天性、本能之一，两者皆可以同时存在、同时作用。恻隐之心，是一个人表现出仁爱的来源。而同情心或者仁爱之心，也会相互影响和传递。所以，从个人的同情心和同理心，可以扩展成为一种普遍的仁爱。西方哲学家休谟讲道“人性中有一种普遍的仁爱，在这种仁爱中，没有掺杂任何实际的利益”。无论是孟子的恻隐之心，还是休谟的同情心，所表达的皆是一种同情共感能力，能对别人的情绪感同身受的能力。当人类群体中的任何一个人被带到悬崖边向下观望时，他极可能会害怕甚至发抖，这是因为他可以想象掉下悬崖时的危险。同样，我们可以对生活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环境中，其他人的道德品质感同身受，这是源于我们的想象力和同理心。再假如我们走进一个剧场，看到很多人在一起共同欢乐，我们很容易被这样的景象所打动。在观赏演出中，我们也很容易受到剧情的跌宕起伏，而产生喜怒哀乐的情绪变化。这些都是我们人性中共情、共感能力所产生的结果，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同理心、同情心的外露表现。人类的共情能力，让我们时刻可以感受他人的喜怒哀乐和细微的道德差别，这种感受可以表现出对弱者的同情。和对强者的不满。然而，这些感受并不是出于自私自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赞美和颂扬生活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人的道德品质的原因。坦率讲，对别人的同情要比对自己的关心更微弱；对远离我们的人的同情，也要比对我们附近的人的同情更微弱，共情和共感的能力会随着时间和空间的距离而变弱。基于此，我们在对人的品格进行冷静评判时，就应该尽可能忽略时间和空间的差别，使之更贴近现实状态。既然，我们已相当清晰地了解、理解“人天生，并且永远是自私的动物。”和“人天生还有着另一种相反的本性，那便是悲悯或同情”，以及此两种人类的欲望和本能又可以同时并存在任何一个国家政体之下。我们便可知晓西方世界有意识夸大中国政经体制下“贪污腐败”严重性的谬误、卑劣之处了。现时中国社会，特别是执政党内存在有数量庞大的“贪污腐败”现象，这是一个必须直面的客观事实，也是一个不易回避、躲避和急待有效解决的时代课题。“贪污腐败”，这个涉及到人性中自带的贪欲膨胀过度，即“自私自利”踩过了红线所生成的损害社会公众利益行径，至少在国家法律和执政党的纪律层面是不被允许的，“贪污腐败”纯属严重的个人犯罪行为。然而无论过去或现在，西方政经体制下“贪污腐败”现象更剧烈、更疯狂，和更加肆无忌惮，并且在西方人欺骗、包装之下绝大多数的普罗大众还误认为西方社会的组织和治理普遍性廉洁奉公。全世界未曾想到他们可以轻松运用资本的力量替“贪污腐败”寻找一个“合法化”途径，洗白罪行。从此“合法化”贪腐成为了西方的一种时尚，人人争相模仿，西方政客们做了坏事还惦记着牌坊这事，一个不漏全拿齐了。在美国，贿赂是合法的。美国的“贪污腐败”方式相对隐蔽，它往往是通过间接方式实现。企业可以邀请官员做演讲、策划或出书，再以天价报酬贿赂官员。这虽是合法，但实质上是一种隐藏的行贿受贿行为。此外，许多官员还拥有自己的慈善基金会，这使得他们可以公开接受捐款，并将其中的大部分资金用于个人目的。美国官员不仅借助贿赂行为获取个人好处，还通过滥用职权实现自己的私利，使得某些行业合法化、垄断，并从中获利。掌权者可以利用政府权力将毒品，和高利贷行业合法化、垄断化，并通过垄断获取巨额的利润。与此相反，他们也可以将某些行业非法化，限制其他人的经营自由，使得这些行业只能由少数人经营，帮助这些少数人获得更多的利益。在美国的政坛，一直有一个所谓的“旋转门”规律，即美国高层公职人员在政府机构与垄断企业之间来回任职的现象。共和党内总统参选人妮基·黑利在辞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职务后，就进入波音公司担任高管。现任的美国防长奥斯汀以上将军衔退役后，曾经到雷神短暂任职，并在拜登上台后被任命为国防部长。美军的“贪污腐败”之疯狂，“花大钱办小事”的作风在其内部早已习以为常。阿富汗战争期间，“一万美元的马桶盖” 、“一千美元的咖啡杯” 、“600万美元的意大利羊” 、“4300万美元的加油站”等令人匪夷所思的开销就屡见不鲜。美国军队内部的系统性腐败早已“深入骨髓”的积重难返。政商勾结，军工复合体打造腐败利益链。1947年美国国会通过《国家安全法》,随后美军逐渐成为一股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拥有了干预政治的能力和意志。尽管明面上的制度还是民众选举的政府来领导军队，但是强大的军队必然带来了政治地位的提升，军事力量开始尝试进入政府甚至把控国家决策。其中，美国的民主票选制度又为美军参与政治提供了捷径。美国的军工企业广泛分布在各个州，并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议员为了当选不得不接受军工集团的支持并维护其利益。此后，军队以及军工企业逐渐俘获政权，军队和政客以及资本利益集团交织形成了紧密的联盟操纵国家机器来谋取利益。据了解和统计，目前至少有三分之一的美国国会议员都拿着美国五大军工复合体的股份，还有一些人属于这些企业的董事会成员。而且，上述五大军火集团，历来也是诸多美国高层政客的“老东家”。1962年，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还在演讲中公开提醒美国关注这个庞大的军工复合体问题，但又能如何？最后还不是撒手，眼开眼闭不了了之。在美国，美军“贪污腐败”根本就不需要遮遮掩掩，一切都可以打着合法的外衣进行，要是有人想戳破这层窗户纸，可预知的下场大概率就是“意外死亡”或“自杀身亡”收场结局。借用美国一个学者的话讲“一个腐朽的体制，愚蠢的政府下，不可能会有一支强大廉洁奉公的军队。”总而言之，相比较中国的直接贪污腐败现象而言，美国的间接腐败更为隐秘且披着所谓的“合法化”外衣，欺骗性更甚。中国的直接腐败伤害局部且违法，一旦查处有法可依，实施和执行严厉的查处惩罚措施便是。然而，美国政治精英们是从合法腐败中受益的那一群人，他们没有理由去改变现状，并且非常乐意贪污腐败下去。相反，受到愚民式教育的民众又很难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合法行为难有可诉讼得直的机会和地方。即使有再好、再多的理由也是白搭，没有人可以允许你讲道理。除非推翻整个美国司法体系，否则很难改变美国的“贪污腐败”境况，谁人又能够做到此类掀翻美国司法体系的境地？讲到底，无论意识形态、伦理道德或宗教信仰等现存差异有多大，“贪污腐败”是与“钱权交易”直接相关、相联的行为。倘若能够想到一种办法去有效阻断和斩断，或抑制住“钱与权”之间的潜在交易可能性，我们便可以相对有效地控制住人欲贪念过度膨胀导致的“贪污腐败”问题了。“贪污腐败”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普遍存在且尚难短时期内完全、彻底根除。因为，钱与权两者之间可以发生的隐秘性勾连环环相扣、道道相通，几乎很难捋得清楚、讲得明白其来回曲折通路。人类有无休无止的欲望，和自私自利的行动冲动本身无可厚非，以及有打算投身商场打拼发财致富，或从事官职谋取权力、服务社群也无任何不妥之处，全属合情合理的举动。可是，当人欲贪婪泛滥、膨胀至极，无节制地追逐钱财和权力的时候，商人赚钱不是通过正常的商路良性竞争，而是要经过特定的权力加持，和垄断保护谋利；政府官员不是通过正当的途径和路径，以检验服务百姓大众的成效晋升、上升来获取荣誉、地位和相应的生活待遇，而是以滥用、误用权力位移谋利，那“贪污腐败”现象必然已是泛滥成灾，一发不可收拾局面。有人类的地方，就有“江湖”，江湖之中也就自然而然充斥着钱与权的活动轨迹。金银钱财，天生依赖自由市场的运作、运行增值、保值，人所共用，人所共享，人所共爱。而且，金银钱财在人类社会活动中的基础功效，就直接类似、类同“水”在自然生态环境系统中承担，以及扮演的独一无二的角色一模一样，不可或缺。相反，政府的权力运用和使用却是一项稀缺的资源，它是人类有意识设计和制造出来的产物。权力的特殊性质，决定、规定了只有极少数考人可以专门拥有，甚至垄断独有，而绝大多数百姓庶民是没有机会与政府权力同行，他们完全绝缘于权力之外，惟有听命于权力的支配。所以，金钱这样东西是不应该，也是不允许挂钩政府权力的。一旦“钱权连线、钱权交易”场景成真，那“贪污腐败”的丑闻则必定接二连三的发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体制之下，资本是至高无上的“老大”，买官卖官式的钱权交易，以及全社会各政府层级“贪污腐败”的戏法，百花齐放，层出不穷。合法化的体制性“贪污腐败”行径，料外界再有本事，也纠正无望，无力回天。当然，现阶段中国社会也有大量的政府官员“贪污腐败”，且涉及的贪腐数额超级庞大，所激怒起的民愤、民怨声浪四起，此起彼伏，严重损伤了社会整体的健康状态，以及执政党在人民大众心中的声誉、名望。但我们必须认知到一点，这些巨贪们的“贪污腐败”純属个人行为，是人欲无限膨胀之后产生的恶劣后果，而与国家制度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除非执政党忘掉了“执政为民”的初心。有此必要再一次重申：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贪污腐败”，是体制性的“贪污腐败”，根深蒂固且无法更改、消除；中国模式之下的“贪污腐败”，则是个体性的“贪污腐败”，虽疾病缠身多时且病灶恶毒，但仍大有救治康复的可能性，至少能够部分修复。能否保持健康肌体如初，就端视执政党人有没有当年毛泽东主席治理“贪污腐败”的勇气、决心和手段了。病症、病灶找到了，之后将拿什么东西来担当重任，教育执政党人划清权力与金钱之间的红线？考验我们的智慧。跨越、混淆了权力与金钱这一条边界红线，对于一生有志于从事职业官员的人士来讲，不得不思考、平衡收益与成本的大小得失关系。自由程度、政治身誉、家族名誉，和未来个人可支配的有限生活费等，皆可以作为制度性抑制、威慑和压制“贪污腐败”的手段与方式、方法。毋庸置疑，人类自身的心灵教育与心智提升，乃是更高级、更有效、更智慧的建构一支廉洁奉公公务员队伍的方式，它可以做到、达致变被动受压不敢去“贪污腐败”，为主动享受不想去“贪污腐败”的积极功效。想要人类主动去除、剪断“钱权连线”和“钱权交易”之联想，甚至积极架构“钱权同盟”之行动路径，就不得不找到一个人类社会敬仰、膜拜和参学、仿学的典范形象和高尚样板。寻找一个参学的典范和样板，首要是考虑定下方向，要向谁学习和学习什么样的东西？但凡生物物种，包括人类物种皆是自私自利的“货色”，先天框定的强大基因，且后天无可救药式固执和坚持。那么，奢想任何从生物圈内能够找见一个合适的学习对象的打算，不现实也无可能。既然生物链圈内没有机会可供，那就是要用内生强力逼着人类物种眼界向外，向生物链圈之外拓展，去寻找可参学、仿学的典范和样板。信仰和崇拜自然宗教和“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中华民族，真诚地笃信“天道”自然规律和“水”的超然地位和全能功效，独一无二的存在，可参学、可仿学。“道”，即“天道”自然规律隐性，“水”显性。道与水，阴阳同体，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两者自然是享有同理、同义、同语的同等待遇，互联互通且互相背书、支撑。“道”自然规律，可以理解成水的化身；水，也可以代表“道”自然规律的隐喻景象。中国哲学先贤老子讲：“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水的品性，是最接近于道的品性。它没有固定的形体，随着外界的变化而变化；它没有周定的色彩，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它没有固定的居所，沿着外界的地形而流动；它最大的特性就是多变，或为潺潺清泉，或为飞泻激流，或为奔腾江河，或为汪洋大海；它川流不息，运动不止，却没有穷竭之时。无论“道”自然规律，或“水”最特殊的品性之一，就是其令人敬仰和叹服的“大公无私”品质，全心全意的秉公处事、宽厚待人，完全彻底的无私无欲、和合包容。水，从来就不需要考虑其个体自身的得与失、利与弊、荣与辱，也从来不去与他人争夺任何名利、声誉和权益。唯一被外界所津津乐道的，是水本身发自内心的不计回报式付出。“道”自然规律，或“水”从来不偏爱、袒护大自然中任何一方，忘我和无我的待人处事，与所有人都是天然的好朋友、好伙伴、好邻居。老子讲：“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倘若人类社会打算进一步踏入高级文明的阶段，深刻领悟、领会那个“无”字和“有”字之间的玄妙之处，以及其背后所对应“公与私”的边界之地，则是刻不容缓的事。水“公”字当头，从来不曾考虑、妥协要再去排序。老子反复劝诫中国人无欲、无为、无求。为无为，事无事，不争而自胜，“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天之道，不争而善胜”，“圣人之道，为而不争”。世间无常，不争名，不争利，则不为名利所累。老子曾经担心他人误解、曲解或不理解其“道与水”诫言，又进一步阐述了水的柔弱品性，万物盛极必衰，刚强是败亡的象征，壮盛是衰落的征兆，柔弱则是新生的标志，是生命力的体现，换言之，万物刚强意味着灭亡，万物柔弱则意味着长生。所以讲“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像水那样无私无欲的存在，谦卑处下，柔弱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不打算做王者，也被外界奉为至高无上的真正“王者”。狙击、阻击、铲除“贪污腐败”难不难？全球人确信是一件异常困难的事情。尽管此类与人性、人欲“自私自利”的抗争不容易。然而，人类物种毕竟是一种智慧的，和向更高端文明进化的生物，修炼、修行和理解透彻水品、水性，逐渐贴近和做到像水那样的“无私无欲”。标杆和典范，在此为全天下的人们拉开研习大幕：圣人与天地一样没有自己的需求，一切都是顺“道”自然规律而行，顺遂水品、水德而前行，大公无私的行事待人。水用无私奉献的精神滋养万物，却无欲无求，自甘居下。“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人类是不是也应该紧跟上自身的仿学步伐？世上再困难的事，类似像人欲“自私自利”膨胀至极的“钱权交易”、“贪污腐败”之恶果泛滥之事，自然也应该有其对应的“相生相克”之道。仔细想一想，假如水遇见到如此情形、际遇，它会怎样去做？既然生物的本性如此，那么就充分允许、尊重“自私自利”的现象存在，并且尽最大限度的规范其活动空间，尤其是不准许“钱权交易”式的损人利己行为蔓延开去。依据中国人信仰和敬仰的“道”自然规律，或水品、水德三性“无欲、不争、柔弱”伦理道德教材，去教育、培养和提升人类思想认知是一回事；而制定和采纳严厉的惩戒法规、法条，阻嚇住人类的可怕的贪欲不失是一种有效的教育、拯救手段，则是另外一回事。中国人有办法，有路径双管齐下，本末兼治，消除并治疗“贪污腐败”毒瘤、顽疾。现如今，西方世界能够拿来说事，继续忽悠全世界包括西方人他们自己的，无非就是那些还存在于中国社会的各种各样“贪污腐败”现象，奢想以此当作一个所谓的借口来深度污蔑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合理性和先进性。碰巧得很，中国人也是十分愿意、偏好拿起“贪污腐败”说辞作为舆论武器，猛烈回怼、回击西方模式治理下的种种非文明不堪举动和作为。【作者简介】王坚，男，1958年1月生，水文化研究人；
1971～1975：就读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
1976～1981：就职上海市星火农场38连；
1981～1985：就读上海市财经大学贸易经济系（学士学位）
1985～1989：就职上海市畜产品进出口公司；
1989～1990：就读澳大利亚悉尼大学；
1990～1994：就读美国俄亥俄州Wright State University应用经济专业（硕士学位）
1994～2009：就职美国Florsheim Asia Pacific Ltd；
2009～至今：就职东隅水文化研究工作室。
研究水文化专题期间，在香港出版《难说拒绝》一书，以及在今日头条，西瓜视频，知乎，快手，喜马拉雅等国内网络平台发表过多篇研究文稿和专题视频。本期【上善若水】专栏系列就到这里了，大家有需要交流探讨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或转发、分享，期待各位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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