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生明，廉生威 ：传统与摩登碰撞中，近代中国金融家恪守清廉之道（上）

文│李银芬

古圣先贤把“廉洁”作为立身、安家、存国的根本，对于金融从业者来说也不例外。自古至今，金融业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廉洁文化，通过规章设计、行为约束、文化教化等方面，时刻将“廉”字放在行业经营管理者的重要的位置，从传统金融机构的雷履泰、秦润卿到现代银行业的张嘉璈、毛泽民，莫不遵行于此。

雷履泰：信行开源，汇通天下

山西平遥的日升昌票号

平遥县龙跃村人雷履泰（1770—1849），早年丧父，家境贫寒，放弃了读书的机会，进平遥城做买卖。他从学徒干起，一路做到大掌柜，并于道光三年（1823年），创立了第一家票号——日升昌。

起码从明代开始，晋商在经营实践中就形成了“东伙合作制”。所谓“东”，就是资本所有人，俗称财东；所谓“伙”，就是经营合伙人，俗称伙计。晋商在所有经营活动中，东家一律不准插手，甚至连学徒都不能推荐。这一在实践摸索中形成的俗规是近代股份制公司“两权分离”制度的雏形。而在保障制度不健全的当时，大笔银子出手却不能介入经营活动的东家想要保障自己的利益，全凭选大掌柜的眼光。这种管理方式也是一种廉洁机制的表现，他区别于西方的互相监督机制，以信义为支撑。

雷履泰雕像

当年雷履泰被西裕成二少爷李大全看中，请到了西裕成颜料铺。不久便委任其为汉口分号执事，以后又调其到京都分号领班。到李大全继承父亲李文斌执掌号东时，将雷履泰调回总号，委以总经理重任。一路越级拔擢，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雷履泰人品贵重，值得信赖。雷履泰行商，也确实是将“信”字放在第一位。他曾对李文赟说：“商界更重要的是讲究信义，我们可以学习关羽的诚信，学习陶朱公的理财，学习司马迁孜孜不倦的顽强拼搏精神，还要做到晏子的善辩。”

日升昌票号以“汇通天下”而闻名

当时，票号业作为一个新型行业，在当时既没有现成的规制，也没有成熟的模式，雷履泰作为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必须在实践中摸索和创造。而当时摆在他面前的有两个难题。一是汇兑标准，二是汇票防伪。若此二问是病，诚信便是对症良药中最重要的一味药引。关于汇兑标准，这在纸币流行的今天不存在问题，而在清代却是难题。当时流行的货币，有银两，有铜钱。各地银两和铜钱的成色不一，份量不一。在日升昌营业期间，南京的顷化银含银量达97.3%，而上海的豆规银含银量只有73%。于是，在南京票号存100两银子，到上海兑现就可能要支付110两。要做到汇通天下，兑现标准就必须童叟无欺，而这一点，雷履泰做到了。

票号因业务特殊，行规甚严。几乎每家票号都规定“十不准”，包括不准携带家属，不准嫖妓宿娼，不准参与赌博，不准吸食鸦片，不准营私舞弊，不准假公济私，不准私营放贷，不准贪污盗窃，不准懈怠号事，不准打架斗殴。雷履泰是规则制定者，也是拥护者，他认为号规严格如严父对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严格的教育不但可以培养好孩子，还可以增加父子情感，将来成为栋梁之才会报答父亲辛勤培养之劳的。所以说号规的严格不会降低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反而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是相辅相成的。

雷履泰“慎俭德”匾额

然而在事业的推进过程中，雷履泰与合作多年的协理毛鸿翙产生矛盾，最终导致毛鸿翙离开日升昌转投蔚字号财东，另立山头与老东家为敌。经此一事，雷履泰却倡导要仁慈厚德，“宰相肚里能撑船”，要容人。他宣传唐朝僧人天际大师开的方子（《心药方》）：“药有十昧：好肚肠一根，慈悲心一片，温柔半两道理三分，信行要紧，中直一块，孝顺十分，老实一个，阴阳全用，方便不拘多少。用药方法：宽心锅内炒，不要焦不要燥。用药忌讳：言清行浊，利己损人暗箭伤人，肠中毒，笑里刀，两头蛇，平地起风波。”一时间，日升昌上上下下全都将这“方子”传开学习了。雷履泰对伙友们说，这是一种精神，是一种道德标准，曾子是这样说的：“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而不习乎？”你为别人考虑事情是否出于至诚？与朋友交往是否讲信用，学习了老师传授的知识是否反复体会过？

雷履泰对每个伙友都严格要求：必须追求上进，能写得一手好字，能写出好文章，能在珠算应用上反应灵敏，生活上要求吃苦耐劳。雷履泰还将欧阳修的“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君子之尤难者也”挂在墙壁上让大家领会其中的精髓，要做到“忠于职守”“忠于东家”。

雷履泰为日升昌种下了以信为本的基因。清末时期，平遥城内一位沿街讨饭数十年的寡妇老太太，有一天持一数额为5000两的日升昌张家口分号汇票，到日升昌总号提取银两。任柜头的一看签发时间在同治七年（1868年），与取款时间相隔了30多年，赶紧跑到后厅询问大掌柜，两人问清了汇票来历，并认真查阅了数十年的帐簿，如数兑付了现银。此事一时传为佳话。

秦润卿：勤俭持家，立身之本

秦润卿画像

“自达官显贵，即贩夫走卒，识与不识，无不敬仰其人”。在经常创造财富神话的近代上海，白手创大业的故事并不少见。相较之下，秦润卿只是一个几乎没有多少财富的“高级打工仔”，甚至不曾独立创办过一个企业，而他却赢得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尊敬与认可。人们都乐于与之交往，对他信任有加。

秦润卿（1877—1966），名祖泽，字润卿，晚年又号抹云老人，浙江省宁波慈溪人。1891年，秦润卿到上海协源钱庄当学徒，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钱业人”生涯。1917年，秦润卿任上海钱业公会副会长，1920年任会长。此后，秦润卿连任7届，在这个位子上坐了15年。

许多企业与社会团体以他加盟为荣，力邀他出任董事、监事或董事长之职，以作为取信于人的资本，甚而将全部家产及整个家族托付与他。早在40年代，陈布雷就称其“自朱君葆三之后，吾郡人享名之盛，未有如先生者。若其蕴蓄闳远，涉历深广，所施被之博大悠久，抑朱君所未逮也”。

秦润卿事业成功并获得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同并非偶然，这与其为人处世的态度即处世之道是密不可分的。对此，周采泉也认为：“润老人格高尚，见识远大，任事勇决，律已严肃，均足以领袖众伦，为商界楷模。”同业马积祚则认为其“一生重道德守信用，体格高伟，吐词典雅，事亲孝，与朋友义，俭约自奉，公私分明，任事贯彻始终而务实。”

秦润卿题签

1929年与王伯元、李馥荪等接办天津中国垦业银行，将该行迁至上海，秦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秦与董事会制定持重的营业方针，包括不做投机生意、高级职员不准向本行透支、设立充足的准备金等等。1934年，美国实施白银政策，导致许多银行倒闭，垦业银行则能安然无事，这是该行平日一贯采取持重和踏实方针的结果。

秦润卿于工作中踏实务实，于生活中克勤克俭。他笃信俭以养廉，曾说：“凡是节约的人，手头略有积蓄，一定爱惜身家名誉，决不走入歧路。所以节约二字，实是保身保家的良药，而为银钱业同人所当身体力行的。”长女秦则贤忆及父亲时说：“吾父待人忠厚，对友诚信，白奉俭约，衣服亦不常添置，且公私分明，及父亲不准家人乘其公用汽车。平日生活极有规律，早眠早起，常阅读书报以消遣，并每日写日记，经年不断，从无不良嗜好，不吸烟，不饮酒，不玩牌，不赌钱，其自律如此。吾母曾告余，某巨商拟遗父一妾，父亦婉拒，可见其涉身处世，毫不苟且。惟乐善好施予，对地方公益事业，则无不竭力以赴。”

受秦润卿影响，应昌期向复旦大学捐赠

激光化学实验室并命名为“抹云楼”

其弟子孙受百回忆说：“师（秦润卿）生平自奉俭约，生活严肃，不习烟酒。……自微及显，未营华屋大厦，更无妾媵之侍。每日高朋满座，应酬特繁，而其必先饭而后应酬，一夕数餐，未尝有胃病。居常十时就寝，早睡早起，自律甚严，终其身未尝稍改。”但节俭并不等于吝啬，相反如上所述，自奉甚俭的秦润卿对社会公益却十分慷慨，甚至倾其所有。秦润卿长孙秦匡宗，曾长年与秦润卿生活在一起。他在《回忆与思考一忆祖父二三事》一文中提及：“他（秦润卿）一生奉行的信条，就是“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他把每年的主要收入，都贡献给社会，特别是家乡的教育文化和医疗等福利事业。”时任慈溪中学校长的胡绳系写道：“润公寓居于沪北海宁路，系普通之里弄房子，上下班辄携杖履步，写信则常用旧信封反面，其平生对慈善公益事业捐献巨金而无吝啬者如彼，而于自身之崇尚节约者又如此，珍惜物力，涓滴不靡费，虽古之君子，亦无能远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