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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晚报 | 2024年05月24日 ▌杨 祎 一部将近三个小时的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在唤起观影者背诵默写记忆的同时，也再次触发了人们对大唐盛世的集体怀想。李白、高适、杜甫、岑参……那些早已在课本上熟识的名字，和他们惊艳的诗作，就像长安那一片月色，标志着华夏子民文化基因中永远熠熠生辉的一段光景。那个盛世，既属于大唐，也属于那些在盛世中浮沉的诗人。 出生于开元前一年（712）的杜甫，可谓是真正的盛世的同龄人。他晚年所作的《忆昔》，曾是他眼中真实的盛世图景：“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青年历史学者王炳文今年出版的《杜甫的历史图景：盛世》一书，正是聚焦于开元前夕到安史之乱这段时期，详细地描摹了盛唐时代的政治、文化脉络，勾勒出杜甫的家世渊源和与之相关的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呈现他在盛世背景下成长、浮沉的前半生。 正如张国刚先生在本书序言中所说的：“作者下笔的重点不是杜甫的游历，而是杜甫的时代；不是杜甫的生活，而是为什么会出现杜甫，杜甫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生轨迹。” 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中的青年杜甫形象，正在向对面年长八岁的高适行礼。 草堂之前的蜀地旧事 杜诗中那些家喻户晓的、被称之为“诗史”的经典作品，更多地集中在杜甫生命的后半段，反观其早期的诗作和成长经历，却由于史料的缺乏而鲜为人知，这使得自古以来对杜甫的研究和评述都显得不够均衡。王炳文正是有感于这一点，把目光投向了杜甫人生的前三四十年，也就是杜甫“思想和认知的形成发展期”，并将其人置于8世纪的家族、社会、政治斗争以及地缘格局中，考证并还原出一幅杜甫当日所目睹、所身处的历史图景，在此基础上阐释杜甫不同时期的生存境遇和心境变化。 王炳文长于唐代政治史与民族史研究，对开元、天宝一代的人与事的熟悉，对杜诗与唐史关系的深刻认识，令他能对杜甫的成长背景和生活经历进行细致地钩稽，有些发生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域的史事，被有意地串联起来，点破背后的逻辑和因果，令人茅塞顿开。 比如，如今位于成都的杜甫草堂是杜甫晚年的暂居地，很多人知道杜甫对成都有深厚的感情，但其实，杜甫与蜀地的因缘还要追溯到更早的时期。对此，书中通过“蜀地旧事”“鲜于仲通”等章节，回顾历史背景，从李林甫执掌中书省之初最迫切的外患——吐蕃扩张说起，通过开元二十六年(738)剑南地区的战事和剑南幕府的明争暗斗，引出鲜于仲通在蜀中一步步登上政治舞台、当上剑南节度使的故事。鲜于仲通不仅在剑南当地用意经营，还敏锐地捕捉到了千里之外的长安发生的一系列与杨玉环有关的宫廷秘事，进而关注并荐举了正在剑南军中服役的杨钊——杨钊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杨国忠，他和杨玉环是从祖兄妹，更与杨家次女、后来的虢国夫人有私情。杨钊抓住了这次机会，外戚杨氏的势力由此开始发展壮大，他和鲜于仲通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 这些“蜀地旧事”不仅深刻影响了未来的历史走向，对杜甫的影响也是直接而深远的——后来，杜甫与鲜于仲通有了直接的干谒和往来，他对蜀地的看法与鲜于氏息息相关；而他中年时期的献赋、入仕则都在杨国忠执政期间，对杨国忠的情感又是矛盾复杂的。 了解这些背景，对读懂杜诗也有很大帮助，比如杜甫的《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一诗，讲述了鲜于仲通从蜀中豪强起家直到入朝为官的过程，盛赞了鲜于仲通和当时已登右相之位的杨国忠之间不寻常的交情，甚至表达了自己对杨国忠“早晚报平津”的心情。在把握了深层次的历史脉络之后，我们就能更清晰地感知到杜甫在这一时期的处境、需求，以及他隐而不发的内心世界。 杜甫（712—770） 杜诗中隐藏的人生“暗号” 虽然历史上有“千家注杜”之盛况，但王炳文指出，“历代注家对于杜甫强烈的感情，也使得杜甫生命历程中某些关键因素，被刻意地掩盖或者人为地调和”。在这本书中，对杜甫人生经历中的关键节点，以及杜诗中的一些隐晦的“手势和暗号”，他做出了一些与前人不同的解读。 杜甫祖上出身名门京兆杜氏，先祖是西晋大学者杜预，祖父是初唐有名诗人杜审言，按例可走门荫入仕之路，但对于杜甫而言，这却不是最优选，为何？作者分析，一是心气理想上的，门荫入仕“不如科举及第来得光彩”；二是现实难度上的，这类入仕途径“备受官宦子弟追捧，并非唾手可得”。他进而以有限的诗作为旁证，推测杜甫有可能参加了天宝六载（747）的制举，但该次制举却因李林甫担心有人借助策论攻击时政，临时改变了策试思路，导致考生准备不及，最终无人及第。而天宝六载至八载期间杜甫鲜有诗作，作者猜测他是在此期间娶妻生子、忙于生计。 又如，书中多次提及《壮游》一诗，其中“快意八九年”一句，过去一般认为指的是开元二十五年到天宝四载，这源于学界推断杜甫首次参加科举落第的时间约在开元二十三年或二十四年。但作者认为这一结论并不合理，他根据杜甫不同时期诗作的口吻，对标科举相关事件，认为杜甫初应科举的时间更可能在开元十八年，而其父杜闲很可能卒于开元二十七年，此后杜甫还接连失去了几位与他关系密切的家族亲眷，那么在开元二十五年到天宝四载期间，杜甫家中连遭变故，不可能自称这段时间为“快意”，真正的“快意八九年”应是开元十八年科场失意起到开元二十七年初其父杜闲去世为止。 在现存史料记载不足的现实条件下，作者努力通过各种隐晦的证据，为读者还原杜甫前半生的光景。尽管有些结论的得出缺乏直接的史料记载，不得不依靠一定程度的推测，但敢于结合有限的材料进行大胆地推断，也着实令人眼前一亮。 在仕宦与文学之间 书中虽对政治博弈、地缘关系作了大量剖析，也有许多严谨的考据性内容，但一口气读完，阅读感始终比较流畅，并不觉得枯燥艰涩，这大概是有赖于作者生动细腻的笔触，让人更容易与历史中的人物感同身受。 杜甫的内心一直抱持着仕宦与归隐这两种鲜明而对立的追求，作者用叹息式的笔调写出了他的无奈：“终制、分家、迁葬这些现实的家族事务开始萦绕着他，而干谒显贵、维持交际则成为迫在眉睫的需求。文学派独步天下的时代已然结束，少游翰墨场的荣光成为记忆。在追随文学派入仕这件事上，杜甫起了个大早，却只能去追赶晚集。” 对李白的思念，也是杜甫归隐情结的体现，但现实却是：“不管承认与否，那个有着庾信、鲍照般才华的诗人李白，正在京师粗粝凶悍的生活磨洗下变淡变远，什么时候再得相见，杜甫自己也说不清楚。理想与现实的十字路口，他正颇为狼狈地向后者趋行。” 另一好友高适得入哥舒翰幕中，将要前往武威履职，杜甫作《送高三十五书记》一诗相赠，当时的杜甫仍在漫漫无期的待选中，而高适的仕途则进入了新的阶段，对此作者王炳文写道：“马背上的高适意气风发，'高生跨鞍马，有似幽并儿’的戏谑难掩杜甫的羡慕之情。初夏的长安暑气已盛，大风忽起，高适策马向西，留下黄尘中伫立的杜甫。”充满镜头感的语言，令读到这里的人不由得与千年前目送友人的杜甫深深共情。在客观讲述历史的同时，作者更试图将镜头置于亲历者的视角，结合史料和杜甫诗中的只言片语，去重建历史的真实影像，以纪录片式的质感还原当时当地的场景、人物和情绪，一些丰满动人的书写仿佛涓涓细流，感人肺腑。其中当然不免加入了一定程度的想象，但却能令人更加直观地触摸到千年前那段历史跃动的脉搏。 天宝十四载的冬夜，安禄山遽然起兵，为开元盛世画上了血与火的句号，而本书讲述的内容也正是在这里戛然而止。作者在结尾写道：“历史的走向与个人的际遇都已改变。盛世终归落幕，战乱已然开启。”在此之后，将是杜甫一生的最后十五年，也是他更为世人所知的人生岁月。在下一部续作中，作者将以怎样老练而生动的笔触为我们展示乱世风云和杜甫晚年的身世飘摇，不禁令人心生期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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