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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四年的归乡路

 stamp 2024-05-24 发布于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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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辛向阳
2018年8月,县公安局副政委邹利红大姐跟我说,她大嫂在山西平遥发现一棺烈士墓疑似是自己寻找多年的父亲。为进一步确认,决定前往平遥提取烈士遗骨,回上海做DNA鉴定。所以,想请家乡的党史部门开一个证明。这样的证明当然得开。

历史碎片中的邹开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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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红大姐的舅舅是河北省军区原副政委,红安籍老首长张方明。她称为大嫂的人叫陈西延,是张方明的儿媳。陈西延的生父叫邹开胜(又名邹开盛),红安县籍著名烈士,但他的资料却不多。较全面的生平共135个字:“湖北省红安县七里坪镇颜邹家人。1930年在根据地列宁小学读书,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2年春参加红军,历任炮兵训练队和特务队队长,红四方面军八十八师268团政治部主任、团政治委员、团长,延安党校总校整风队队长和绥德抗大整风队指导员。1945年夏,率部渡汾河时突遭日军袭击,腹部中弹牺牲。”

就在陈西延去平遥不久,邹开胜烈士的外孙女、陈西延的女儿张继红通过电话联系上我。她说,母亲年龄大了,但内心的愿望是想外公他老人家能落叶归根。希望能得到我的帮助。

她说爷爷张方明与外公邹开胜既是同乡也是战友,两人还是根据地内列宁小学的同学。外公是爷爷的入团介绍人。1932年3月,爷爷是在外公的帮助下,从列宁小学偷跑出来参加红军的。分手时,外公还对爷爷说:“一定要当个大营长啊!”这以后,两人曾有4次会面。第一次是张方明参军两个月后,意外碰到也参加了红军的邹开胜,当时,两个人均在不同连队当文书;再一次见面已经是4年后的河西走廊。当时红西路军已经失败,肃南的石窝会议后,部队分兵行动。两个人在石窝山下再次意外重逢,战事频繁,部队军事主官更换也快。时任西路军三十军八十八师263团2营营长的张方明在与邹开胜的简短交谈中才知道,邹开胜这个时候已经由268团政治处主任调到他所在263团任政委。敌情严重,张方明催邹开胜赶紧走,邹说:”再等等后面的同志。”第三次见面是1942年初,当时在抗大总校工作的张方明,前往山西省黎城县的黄崖洞兵工厂公干。在那里,他见到了已是八路军总部特务团政治部主任的邹开胜。最后一次见面是1944年。当时,张方明与邹开胜同在延安抗大工作。正值邹开胜与抗大学员、山西文水姑娘江虹结婚。张方明带着妻儿拜访了新婚的邹开胜夫妇。

2016年 10月,陈西延专程追寻生父足迹,来到山西黎城县黄崖洞,在苍松拱卫的半山腰有一座黄崖洞保卫战殉国烈士纪念塔。此塔是1942年由八路军总参谋长左权提议建造。从纪念塔背面斑驳的碑文中,她发现此塔竟然是以时任八路军总部特务团政委的父亲与团长欧致富的名义所立。著名的黄崖洞保卫战发生在1941年11月,为保卫八路军兵工厂,八路军总部特务团经8昼夜激战,以敌我伤亡6 : 1的战绩获胜。此战后,邹开胜由团政治部主任擢升为团政委。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总部特务团是八路军总部整编多个红军连队编成,共两千余人,是八路军精锐之中的精锐,而其中近600名指战员是红西路军返回延安的战士。战后,军委中央称此战为“1941年以来反扫荡的模范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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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7月8日,晋冀鲁豫烈士陵园的于荣勲,尚荣生采访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程世才,就桂干生烈士牺牲的情况有一个记录。程世才谈到桂干生烈士牺牲的情况时说:“当时和他(指桂干生)一起牺牲的还有两个团级干部,有邹开胜同志,红军时在三十军八十八师268团任政治部主任,很能干,抗战时任团政委,在太行是副旅级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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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的资料,已经基本还原出邹开胜烈士从参加革命到英勇牺牲的大致足迹。而搜集这些详细档案资料的过程无疑是艰辛的。我不禁为烈士亲属的执着所感动,从这个时候起,直至2019年4月的半年时间里,我自觉地参与了一场烈士遗骸迁归故士的行动。
邹开胜烈士的牺牲得从延安的一次军事行动说起。党的七大召开后,中央决定从党校各部抽调数百名干部组成“五干队”“九干队”分别到新四军第五师和已经南下的八路军南下第一支队(由三五九旅主力组成)充实领导力量。一起同行的还有八路军南下第二支队(由新成立的三五九旅为基础组成)。邹开胜被编入了“五干队”,准备前往鄂豫边区的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部工作。而此时,他的妻子江虹已有近7个月的身孕。夫妻分别前,邹开胜为即将出生的孩子取名为“胜宠”。这支南下的队伍大概是四月底五月初出发,经月余艰苦行军,于7月8日,在祁县、平遥县之间跨越同蒲铁路,不想,行动被日军察觉,数千日军分别从南北两个方向向我干部队压了过来。随行的战斗部队拼死阻挡敌人,掩护干部队转移。平遥县城里的日军也开始向干部队发射九二炮。程世才回忆说:“第一炮打在离我五十公尺处,我知道敌人是在试探,就叫同志们赶紧走,桂干生和几个同志走到一个大树坑旁,正准备休息一下,敌人的第二颗炮弹在他们跟前爆炸了。”就是这发罪恶的炮弹将桂干生与邹开胜等六七个人炸伤了,其中一块弹片打穿了邹开胜的腹部,肠子从伤口掉了出来。由于卫生员不在身边,他自己把小肠塞回去,又用一个搪瓷缸堵住伤口,用绑腿固定。伤重的邹开胜很快陷入昏迷,部队只好用骡子把他驮着突围,行动中,固定伤口的绑腿经不住山路颠簸松动了,他腹中的肠子再一次掉出来,拖到了地上。当晚,部队来到平遥县东南的一个小山村里宿营后,邹开胜最终因伤重不治牺牲,与他一起牺牲的还有“五干队”副队长桂干生。战友们将两位烈士的遗体埋在村东头的山坡之上。
此时,邹开胜的妻子江虹,正怀着身孕跟南下支队的后续部队刚刚抵达山西境内,就在她憧憬着即将与丈夫重逢的喜悦中时,上级命令所有人员返回延安。3个月后,江虹在延安诞下一个女婴,按照丈夫临别时的意愿,女儿取名为“胜宠”。她就是后来的陈西延。直到孩子满月,江虹才得知丈夫牺牲的噩耗,但除了得知丈夫临终前托战友带给她的遗言:“一定要把孩子养大”外,丈夫到底埋葬在哪里,她没能得到一点消息。战争年代,革命者随时都面临着死神的威胁,应该是淡看生死离别。可看到襁褓中的孩子刚出世就没了父亲,江虹又不由得肝肠寸断,同时,也下定决定,一定要把烈士的遗孤好好的抚养长大。

烈士遗骸的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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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如梭,伴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陈西延在母亲的呵护下, 健康快乐的成长着。期间,在组织的关心下,江虹与老红军陈玉再次组成了家庭。虽然说有了弟弟妹妹,但父母亲给她的爱一点都没有少。

1963年10月7日是陈西延18岁的生日。18年中,她生活在一个温馨和睦的家庭中。爸爸陈玉是总后丰台仓库政委,妈妈1955年复员后,主动留在家中照顾他们。有时陈西延也想不通,虽然她是老大,但父母在几个孩子中,好像更偏爱她。就在这天上午,爸爸妈妈将陈西延叫到跟前,拿出两封信让她看。陈西延满是狐疑的打开信,发现信里多处提到“邹开胜”这个名字。不由得问:“邹开胜是谁呀”,妈妈站在一旁抹眼泪。爸爸陈玉用低沉的声音说:“邹开胜是你的亲生父亲,他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这么些年,我们一直没有告诉你,就是怕你年纪小,心理上承担不了,现在……”

爸爸的话犹如睛天霹雳般,猛地在陈西延的心里炸开来。没想到18年来对自己百依百顺的爸爸,居然不是自己的亲生父亲。诧异、迷茫、孤立、悲伤,百感交集的她趴在爸爸陈玉的肩膀上大哭起来。在女儿的嚎啕哭声中,陈玉断断续续地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其实,帮女儿找到邹家亲人一直是陈玉夫妇的心愿。可江虹只知道邹开胜是黄安人,有一个同乡好友叫做张方明。战争年代中,部队番号不停变换,陈玉夫妇一直在寻找张方明,只到五十年代末期,陈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会时,才偶然间见到了时任天津警备区副司令兼参谋长的张方明。陈玉告诉他,邹开胜还有一个遗腹子,是个女孩。希望他能在家乡打听一下,看邹开胜的家乡还有没有亲人,这样也方便孩子将来能认祖归宗。这两封信便是张方明托人在家乡了解到邹开胜的家庭情况后,写给陈玉的信。

不久,陈玉和江虹带着陈西延去天津见到已经担任天津军分区司令员的张方明。一见面,陈西延就迫不及待地问自己的生父长什么样,有没有照片?张方明慈爱地看着故人后代说:“你的开胜爸爸个子不高,瘦瘦的,脸上有一个刀疤。”紧接着,就将自已所知道的邹开胜烈士的情况向她作了详细的介绍,同时也遗憾地告诉她,自己不知道邹开胜烈士的埋身之所,但知道在老家红安,她还有3个伯父健在。当然,张方明首长也不会想到,几年后,眼前这个楚楚动人的故人之女,会成为自己的大儿媳。

也从这个时候起,陈西延在内心的深处就有一个情结,那就是一定要找到生父的埋身之所,一找就是半个世纪。为了寻找生父的线索,她找过父亲生前的战友,也在网上发出过寻人启事。为了寻找父亲的埋身之所,她去过河北邯郸的晋冀鲁豫烈士陵园,也到过山西的黎城。时光易逝,陈西延由一个满头青丝的花季少女变成头发花白的老妪,可有关于邹开胜埋身之所的信息却一无所获。可以说,经过几十年的寻找,她和家人们已基本失去找到烈士埋身地的希望。只能以“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需马革裹尸还”来安慰自己。

事情在2018年3月迎来了转机,与邹开胜烈士一起牺牲的“五干队”副队长桂干生的儿子桂立新,通过关系找到陈西延的电话,告诉她,自己手中有一份程世才首长在1974年7月8日接受邯郸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工作人员采访时的材料。程世才在回忆桂干生烈士牺牲时也提到了邹开胜烈士的负伤和牺牲。桂干生烈士的遗骸是1950年由他原所在部队在山西省平遥县丰盛村的一个山坡上提取后,迁到晋冀鲁豫烈士陵园的。同一地点还有一棺烈士墓,当地人讲,墓主是一位姓周的八路军团长。据程世才首长回忆,那次干部队过同蒲铁路的行动中,除桂干生烈士以外,还牺牲了两位团级干部。一位叫做廖纲绍,是八路军南下第二支队副司令,他是7月13日为掩护部队过铁路时壮烈牺牲。第二位便是邹开胜。桂立新还说,山西晋中市有一位名叫王京利的同志,受当地两名村民的委托,一直在寻找这位无名烈士的后人。丰盛村的这两位村民是一对夫妻,男的叫贾狗心,爱人叫贾林香。贾狗心的父亲贾金昌当年参与了两位烈士的掩埋。部队临走时,委托他帮忙照看两位烈士墓。七十多年过去了,贾家一直没有忘记当年八路军的嘱托,每逢清明都会为烈士墓除草培土,而今,这项工作已经传到第三代的手上。据贾家说,两位烈士中,有一位是司令,还有一位是姓周的团长。五十年代,其中那位司令的遗骨被政府移走了,只剩下周团长的墓还留在原地。

王京利经过4年艰苦的寻找后,得知移走的烈士是桂干生,推测那位还未迁走的烈士是廖纲绍。目前,廖纲绍烈士之子廖塞垒已前往丰盛村准备提取墓中烈士的部分遗骨进行DNA鉴定。但桂立新觉得,从程世才首长的回忆看,是邹开胜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周团长与邹团长在口音上是十分接近的。于是,他辗转找到了陈西延,但鉴于廖家已提取烈士遗骨准备做DNA,陈西延决定等他们的鉴定结果出来后,再作下一步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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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士墓中提取的铁钉与纽扣

2018年3月13日,廖家对烈士墓进行了挖掘,提取了3颗牙齿及一根大腿骨回北京做DNA检测。7月,检测结果显示,他们与烈士没有血缘关系。陈西延得知消息后,立即前往丰盛村提取遗骨回上海检测。同时还提取了烈士的侄孙,时任红安县农业农村局局长邹远海的口腔上皮组织样本。11月,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的实验室告知,经过提取遗骨的DNA与陈西延的DNA比对,确认为父女。与邹远海系源于同一父系。至此,邹开胜烈士墓得以彻底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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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归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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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寻找烈士遗骸的成功率非常低,这也是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开展这项业务以来,数百例DNA检测比对中,唯一成功找到烈士的案例。为此,北京青年报以《一家三代人守护73年 平遥“无名烈士墓” 确认身份》为题,专门采写了丰盛村村民贾狗心一家三代守护烈士墓的故事和邹开胜烈士墓确认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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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当时开棺的同志说,他们在清理遗骨时,发现烈士临终前,捂住伤口的手仍在腹部放着。我的眼前不由得浮现出一个场景:昏暗的油灯下,邹开胜用手捂着受伤的腹部,忍着巨大的疼痛同战友说:“我是不行了,我的妻子叫江虹,请转告她,一定要把孩子养大!”烈士临终前,一定想到了那个即将出生的小胜宠,也一定会想到鄂东北那个生养他的小山村和他最慈爱的妈妈。但这一切都将定格在山西平遥的那个小山村中。73年啊,邹开胜一直孤零零地躺在那个离家千里之外的山坡上。
继红教授说,自从找到外公的墓后,妈妈又哭了好几场。她唯一的心愿就是能将外公的遗骸迁回老家红安,由于妈妈年事已高,这件事只能靠她来完成,而要迁葬烈士墓,在平遥与红安方面肯定会有很多的手续要办理。究竟该怎么办理,她一时间也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我告诉她,红安历届的县委都重视红色文化与优抚工作,建议她以妈妈陈西延的名义给县委写封信,提出自己的想法。几天后,这封信便摆在了红安县委领导的案头。此事引起红安县委的极大重视,当即组成由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牵头,相关部门参与的邹开胜烈士迁葬专班。2018年12月,专班派人首次前往山西平遥,就烈士迁葬一事与平遥退役军人事务局沟通,并初步将迁葬时间定在2019年清明前后。
经过前期充分的准备,2019年4月7日,由时任红安革命纪念地副主任刘晓军带队,县委总值班室主任张俊,县政府督导员吕金安,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程全星、黄麻纪念园纪委书记郭嗣慎和我带记者共7人,租借一台17座的客车前往平遥。8日上午,我们与平遥县方面就烈士迁葬事宜再次进行沟通确认,下午,我们前往丰盛村与村支书和贾狗心见面,约定9日上午6点前往墓地迁坟。晚上,陈西延一家抵达平遥。我们商定,第二天早上5点,由我带记者和车带烈士家属前往丰盛村迁坟,其余人员随后赶往丰盛村村头广场参加烈士送别仪式。当晚,平遥瓢泼大雨。
次日清晨,我们抵达丰盛村时,刚好6点。贾狗心一家3口和村部派来帮忙的村民已经等候在烈士墓所在的山脚。春寒料峭,经过一夜雨水的冲刷,气温降到3度,放眼望去,满目苍凉的山坡上,洁白的梨花正在悄然绽放,为我们今天的行动增添了一份庄严和肃穆。沿着崎岖的山路走了近半个小时,才来到安葬烈士的半山坡上。因为廖家发掘过坟墓,烈士的遗骨被装在一个缸中埋得并不深。细心的贾狗心打开一瓶白酒,沿着墓地抛洒,口中喃喃地说:“您终于可以回家了,亲人来接您了。”此时此刻,陈西延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悲伤,“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泣不成声:“爸爸,我们接您来了!我们要回家了!爸爸,回家了!爸爸,回家了!”

陈西延在父亲坟前哭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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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取骨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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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贾狗心的指点下,整个挖掘工作前后持续一个小时,装有烈士遗骨的木匣在我们的护送下,来到丰盛村前的广场上。广场上人头攒动,数百村民、学生、机关干部、公安干警等列队在此为邹开胜烈士英灵举行送别仪式。上午9时从丰盛村出发,历经16个小时的车程,我们带着烈士遗骸于10日凌晨1点顺利返回红安。
10日上午8时,红安县委、县人民政府在黄麻纪念园的英烈墙前,为烈士举行了盛大的邹开胜烈士英灵回归故里迎接仪式。县四大家领导参加了迎接仪式。9时,在烈士亲属的护送下,邹开胜遗骸葬于黄麻纪念园内稞子山畔的红军墓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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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遥人民送别邹开胜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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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人民迎接烈士回乡

烈士照片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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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西延出生的时候,父亲邹开胜已经牺牲,而母亲江虹的手上也没有邹开胜的照片。对父亲的整体印象来自于公公张方明当年的描述:“个子不高,瘦瘦的,脸上有一个刀疤。”她也曾问过母亲父亲有没有留下什么。江虹说曾经留下过一条毛毯,可有一段时间生活特别困难,没吃没喝,只好拿毛毯换了吃的。因此,邹开胜烈士长什么样子,就成了一个无法解开的谜。

2018年9月,周纯麟将军之子周善平曾给了张继红一张西路军总支队部分干部于1939年12月在迪化(今乌鲁木齐)新兵营驻地的合影照。当时,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陈潭秋遵照党的指示,决定总支队人员分批返回延安。其中,有329名同志编为一个营,分乘30辆汽车返回延安。这支部队由曾玉良任营长、喻新华任政委、邹开盛任副政委。照片便是部队出发前他们在新兵营驻地前的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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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张15人的合影照也常见诸于介绍西路军总支队的文章和展览中,但重要的是周善平提供给张继红的合影照背面写有这15个人的名字,而邹开胜的名字赫然其中。15人中到底哪一位是邹开胜,我们都无法确定。可烈士迁归后,墓碑上如能镶嵌上烈士的照片,才算完美。为此,烈士的亲属们几经辨认,认为前排左4是邹开胜。期间,继红教授也曾征询过我的看法,从照片上看,的确前排左4更符合邹家人的特征。我的意见同他们的意见是一样的。因此,邹开胜烈士的照片就这样被确定下来。
还有一个细节就是烈士墓碑上到底是写陈西延还是邹西延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当年,陈西延得知生父在红安老家还有3个哥哥后,就开始写信同他们联系,却一直没有得到伯父们的回信。之后很久,公公张方明退休回家的时候,去看望烈士的哥哥,才知道他们没有给陈西延回信的原因是埋怨她写信时的署名是陈西延而不是邹西延。对于这一点,陈西延曾在寻找父亲足迹时所写的文章《黄崖洞》中说:“自从爸爸妈妈跟我讲了我亲生父亲的事后,我把它深深地埋在了心里。生我邹开胜,养我陈玉,他们都是我最最亲的人,我不能忘本啊!”2008年,陈西延在妹妹邹利红的提醒下,和爱人张新涛一起,第一次回到了家乡红安,可是她的3个伯父却早已不在人世。我想,当陈西延站在爷爷和伯父的坟前时,内心也一定是纠结的。所以,这次给邹开胜烈士树碑的时候,她主动将自己的名字刻成了邹西延。我想,这也算是她给爷爷、伯父,甚至是自己的一个交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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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开胜烈士迁归故乡后,一切都回复了平静。然而,2019年9月的一天,张继红突然打电话告诉我:“辛主任,墓碑上我外公的照片有误啊。”在她兴奋的讲述中,我弄清了事情的原委。几天前,原开国中将饶子健的女儿饶江萍在清理父亲遗物时,突然发现父亲(右)和一位军人的合影照背面上写了一行字:“邹开胜,1940年3月,延安照” 。她突然联想到不久前,西路军后代联系群中,曾谈到邹开胜烈士的事。于是,马上联系到周纯麟将军的儿子周善乐,让他将这张照片转交给邹开胜烈士的后代。随后,继红教授从微信上发来了这张照片。泛黄的照片上两位身着军装的年轻人是那么的帅气俊朗、英气逼人。让我感到惊奇的是那张15人的合影中,我们所有人认为的邹开胜,居然就是饶子健。而邹开胜本人居然就站在前排左1。在我的协调下,邹开胜烈士的墓碑上终于安上了烈士本人的陶瓷像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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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清明时,我和刘晓军主任在陵园参加一个公益活动后,相约去祭扫邹开胜烈士。红军墓园十分宁谧,可能路途遥远,烈士的亲属还没来,我们找来清水和毛巾将墓碑擦试一新。当晚,邹利红大姐打来电话,表示感谢。估计是晓军主任同她通过电话。我说:“大姐不用客气,烈士是我们亲自从平遥迁回来的,从情感上来说,我们感觉他就是自己的亲人。”大姐说:“邹家人从来就是把你们当亲人。”邹开胜烈士回迁之日,也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颁布1周年之时。其中很重要的意义就在于传承和弘扬英雄烈士精神、爱国主义精神。尊重英雄就是尊重历史,守护烈士也是守护初心。我想,这场迁葬行动中所有善良的人和事就是一种对英雄烈士的尊重和守护,是一种对革命先烈怀念的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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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源:黄安红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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