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命手令，揭示宣侠父被害真相

wheatfa 2024-05-25 发布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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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侠父（1899年－1938年），又名尧火，号剑魂，诸暨店口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优秀党员，杰出的政治活动家。1937年3月，受党组织派遣，到西安协助周恩来工作。9月，任第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从事抗日统一战线工作。1938年7月，被蒋介石下令暗杀于西安。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七大”时，为宣侠父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关于宣侠父的被害原因，近年出版的《宣侠父诗文集》《宣侠父》中都记载，因他在西安从事统战工作期间，利用黄埔同学、江浙同乡、往日同事等社会关系，工作卓有成效，统一战线政策深受各界仁人志士的拥护，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国民党顽固派对他既恨又怕，视他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陕西的军统头子张毅夫甚至罗列了他的“八大罪状”上呈，因而为蒋介石所忌恨，遂下令将宣侠父“制裁”。但是，爬梳史料，发现事实上尚有深层次内幕。在近年台湾“国史馆”开放的蒋介石相关档案中，或可见些许端倪。

事情还得从蒋介石臭名昭著的“侈言抗日，不知廉耻者，立斩无赦”的手令说起。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入侵中国东三省。然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却冒天下之大不韪，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一方面置国土沦丧于不顾，与日本方面暗通款曲，一方面又竭力扫除异己，分化瓦解地方势力，特别是对共产党领导的井冈山革命武装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1933年开始，蒋介石策划第五次“大围剿”，4月6日，蒋介石在南昌手令“剿匪”各将领，宣称：“……外寇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侈言抗日，不知廉耻者，立斩无赦……。”

手令局部（共9页）

而此时的宣侠父，正受组织派遣，在华北方面四处奔走，联络部队，组建抗日同盟军。1933年5月26日，以冯玉祥为总司令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正式成立，宣侠父在其中任中共前线委员会委员，并担任吉鸿昌的第二军政治部主任兼主力先锋第五师师长，随后还当选为同盟军军事委员会委员。

随后，以吉鸿昌部为先锋的同盟军主力大举北征，宣侠父率领的第五师，紧随吉鸿昌，屡战屡胜。经过一个多月的浴血奋战，同盟军势如破竹，相继收复了康保、宝昌、多伦等重镇和察哈尔省全境，歼灭大量日伪军，给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以沉重打击，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然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秉承对日屈辱妥协的宗旨，勾结日寇，调集大军，一方面千方百计瓦解和收买同盟军各部，一方面以武力消灭同盟军，最终，“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被蒋介石的中央军和日军联合绞杀，冯玉祥通电下野，吉鸿昌、方振武、宣侠父等血战败走，辗转天津、上海等地，后宣侠父、吉鸿昌与南汉宸、任应岐等一起组建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坚持抗日斗争。

1933年9月29日，蒋介石收到何应钦报告日军与国军会剿同盟军方振武、吉鸿昌部大捷的电报，欣喜若狂，即手令何应钦，全文如下：

“方、吉各部最好且诱且迫，使从一定之方向退走，而于此退路妥为布置，厚集兵力，以要击之。并配置骑兵穷追，昼夜不停，务令悉数歼灭。凡方振武、吉鸿昌、宣侠父、张慕陶等，应一体悬赏购拿。盖日人深恶方之贪利反覆，尤惧吉、宣、张之赤化，断不出而阻挠。我乘其惨败之余，痛剿严追，根本铲除，固可惩一警百，亦足以树立中央在华北之权威，则一切游动份子从此即不敢轻言反侧矣。此着关系极大，盼兄严密布置，以全力赴之，切勿稍存姑息，稍有濡滞为要。所有追剿部署盼即电告。”

在蒋介石眼中，同盟军的抗日行动，是大逆不道之举，犯下“忤逆”之罪。抗“旨”不遵，非同儿戏，蒋介石自始至终，从未忘记“侈言抗日，立斩无赦”的“誓言”，他以惊人的耐心，“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最终在1941年底前，将手令中点名的方振武、吉鸿昌、宣侠父、张慕陶一一处以“最严厉的制裁”。

首先被害的是吉鸿昌。1934年11月9日，国民党反动派出动大批特务，勾结法国帝国主义，在天津法租界逮捕了吉鸿昌、任应岐。

1934年11月26日，蒋介石给北平军分会主任鲍文樾下达了处决吉鸿昌的手令：

“北平军分会鲍主任志一兄：任应岐、吉鸿昌勾结共匪，图谋不轨，证据确实，应即照律枪决公布可也。蒋中正。”

不过就在两天之前，熟知蒋介石意图的北平军方，在收到蒋介石手令前已将吉鸿昌处决。

宣侠父闻讯，悲痛欲绝，作诗一首，痛悼吉鸿昌：“面对敌枪弹，屹然似泰山。以死报国家，名垂宇宙间。”宣侠父或许并不知晓，蒋介石的屠刀，也始终高悬在他的头上。

“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主张的抗日统一战线形成。1937年2月下旬，宣侠父接到周恩来、叶剑英电令，到西安协助周恩来工作。5月底，在一次公开会议上，周恩来将宣侠父介绍给西安的党政军各界代表，把他推到了统一战线的前沿。之后，宣侠父凭借平易的作风，渊博的知识，敏锐的见解，出色的口才，周旋、游说于冯玉祥、胡宗南、蒋鼎文、杜斌丞、赵寿山、杨晓初等军界人士和地方名流之间，不久，就以卓越的工作成效闻名于西安，这不但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恐慌，也暴露了他的行踪。

1938年7月13日，蒋介石向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下达捕杀宣侠父手令：“西安蒋主席。希即将宣侠父秘密拿解来汉或就地枪决可也。中正。”

7月31日6时许，刚参加完一场篮球比赛的宣侠父，骑自行车离开革命公园运动场，途中被特务绑架，残忍杀害。接到手令的蒋鼎文，没有选择将宣侠父“拿解来汉”，而是指使张毅夫安排特务就地暗杀，看来他确实是被这个诸暨老乡的统战工作搞得焦头烂额了。

8月13日，蒋介石再次手令蒋鼎文：

“西安蒋主席。共党在西安之党委贾托夫（注：贾拓夫）、李初黎（注：李初梨）、冯文彬三人（注：此处“三人”二字，原稿由“宣侠”涂改而成）忽告失踪，实情如何，希详告。现对共党方针，应以公正处之，（注：此处原稿有“但不可以密捕”字样，被删去）勿使其越轨可也。该三人如系由政府逮捕，则可准其保释。当此时期，勿使有所借口也。又宣侠父前在西安之名义是否为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之代表？希详报。闻张慕陶已由政府开释，未知确否。此人最卑劣，死有余辜，应公开处治，不能以其反共而即释放也。以后对共党态度应缓和，而勿使之放任为要。中正。”

在此手令中可见，蒋介石对宣侠父在西安所从事的具体工作并不知情，有“希详报”语，说明他前期并未得到过有关宣侠父的相关报告，张毅夫罗列的宣侠父“八大罪状”，或许就是后续详报的内容。在全民抗战的大背景下，统一战线工作名正言顺，蒋介石也不敢因此公开与共产党为敌，而对共产党人也算网开一面，他还指令开释疑被密捕的贾拓夫、李初梨、冯文彬等在西安的共产党要员，但却没有放过宣侠父，究其深层次原因，还是要追溯到他违背了蒋介石“侈言抗日”的命令，参与组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后来在周恩来向蒋介石追问宣侠父下落时，蒋回答：“宣侠父是我的学生，他背叛了我，是我下命令杀掉的。（据金戈等《宣侠父传》）”这里的“背叛”，应该就指此事。

手令中提到的张慕陶，也是蒋介石点名要严加制裁的四人之一。张慕陶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党早期的重要人物，也是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组织者之一，时任抗日同盟军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总政治部主任。由于各种原因，他后来走上了与党决裂的道路。但是，蒋介石依然就往事耿耿于怀，对张慕陶深恶痛绝，认为他“最卑劣，死有余辜，应公开处治”，而且“不能以其反共而即释放也”。盖因先期张慕陶被捕关押在西安第一监狱，于7月15日被释放，故蒋有此责备之语。

1940年12月8日，蒋介石在重庆给蒋鼎文签发电报：“长安省政府蒋主席，旁密，查张慕陶前经手令拘押陕西略阳狱中在案，此人应即枪决，希照办具报为要。”次年1月5日晚，张慕陶即被国民党特务秘密制裁。

而四人中地位最高、资格最老的方振武，抗日同盟军兵败后出走海外。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回国，重振抗日武装，意图报效国家，但遭特务监视、捣乱，不得已避居香港。在港期间，仍然联系抗日力量，组织抗日团体“海外侨胞联谊会”。1941年12月18日，日军侵占香港，19日，方振武重返内陆，决心奔赴抗日前线杀敌卫国。然而在刚进入广东中山县境内时，即遭蒋介石的特务暗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