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城故事多

好书风 2024-05-26 发布于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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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城故事多

作者：赵冀川

2001年，一位中文名叫何伟(彼得·海斯勒)的美国人写了《江城》这本书，把自己1996至1998两年间在四川涪陵生活、工作的经历，用纪实文学的方式记录下来，成了一本外国人看中国的畅销书。何伟笔下的江城涪陵，山水秀丽却又污染严重，人⺠淳朴热情、吃苦耐劳却又难以摆脱经济的贫困和观念的落后，他描述的场景是如此熟悉，让我这个涪陵原乡人不得不认同。不过有一点，何伟在书中说，半个世纪以来，还没有哪个外国人在这里居住过，他是踏上江城的外国先驱者。这一点却不是事实。其实，早在何伟抵达涪陵的十年前，就有一群意大利人分期分批在这里生活工作过，他们是克劳纽、托尼、葛热尼、安东尼......，并在江城涪陵留下了许多故事。

图一意大利专家克劳纽在涪陵小溪留影

群沱子——上世纪八十年代，是全国骚动、大河奔流的年代。改革的浪潮席卷大地，沿海港口城市逐步开放，偏隅川东地区的江城涪陵也不例外，紧跟时代的浪潮，迈出对外开放的步伐。涪陵位于⻓江与乌江交汇处。上世纪八十年代涪陵地区下辖10个县(市)，涪陵市是地区领导机关所在地。1985年春，涪陵地区党报《群众报》刊登了一则招聘启事，犹如春天的惊雷在涪陵当地及周边各县引起轰动:涪陵市工业局面向全社会招聘一名英文翻译，为下属企业引进国外设备作准备。这是涪陵地区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套进口国外设备，政府官员、各级部⻔的重视程度不言而喻，街头巷尾的老百姓议论纷纷，兴奋莫名:涪陵要来外国人了。有点英文底子的人纷纷跃跃欲试，据说，几天内涪陵市工业局收到全地区十个县(市)投来的应聘表就有两百多份。这一年，我大学毕业已经三年，在地区一所重点中学教英语，逐步适应了自由自在、随心所欲的教师职业。在这期间，虽然也有不安份守己的时候，几次向学校提出报考研究生，但都被委婉拒绝。据说是地区教育局最高领导专⻔给学校打了招呼:我们这些贫困地区好不容易要到77、78级大学生，安排到重点中学，就是要他们好好教书，为涪陵教育事业的发展做贡献，可不能轻易放走一个人。这一年，我已成家，妻子怀孕了，母亲抱孙孙的愿望即将实现。我给她们说，我要去考翻译。妻子说，第一次引进外国设备，领导得有多重视，在10个县范围内招翻译，你会是那块料?我们在重点中学工作，教学任务重，别耽误正经工作了。母亲也说，当老师多好，旱涝保收，每年还有假期，去企业干什么，不要想一出是一出!妻子和母亲的劝阻没有打消我的念头。从小受的红色教育已植根于心，我对老一辈革命家极为崇拜，常常感奋于他们的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的精神，所以生活和工作中，也常以老一辈们革命家为楷模。尽管对应聘也心中没底，但我还是决心去闯一闯、试一试。没想到，经过笔试、口试，我在众多应聘者中脱颖而出，竟考了第一名!应聘结果出来后，涪陵市工业局两位副局⻓三次来我家，劝说我妻子和母亲，希望她们能同意我离开学校去他们下属企业，也就是即将企业改造的涪陵窑罐厂和涪陵玻璃厂，拟合并更名为涪陵市建筑陶瓷厂，全套引进意大利瓷砖生产线。其中一位副局⻓名叫牟国清，兼任该厂厂⻓，他是文革前成都工业学院毕业的大学生。他带我去了工厂现场，即原来的窑罐厂和玻璃厂。厂区在涪陵城的乌江东面，厂区所在地叫群沱子，距离何伟在《江城》中提到的涪陵师范专科学校只有几百米。这地方之所以叫群沱子，据当地人讲，⻓江乌江汇合处有一片激流险滩，靠近乌江东面，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浪涛在江滩翻滚拍打，发出阵阵吼声，就像一群群野猪在嚎叫。一到工厂现场，处处破烂不堪。⻋间还是砖混瓦房，肮脏的墙体，屋顶上的瓦片好像随时都会掉落。地上一摞摞地堆满了那些日常用的坛坛罐罐，所以这厂子被涪陵人笑称为“罐罐厂”。⻋间里尘土⻜扬，土窑炉发出阵阵呛人的煤烟味，现场工人穿着肮脏的工作服，浑身上下都是尘土。真要离开绿树成荫窗明几净的学校，来到这群猪乱吼、似厂非厂的地方上班?我心中也不由打起鼓来。牟局⻓看出了我的心事，笑呵呵地说，这些旧厂房全部会推倒，在上面建标准的新⻋间，我们还要为你们这些专家和技术人员建新办公楼，方便你们在厂里工作和休息。言语间，牟局⻓突然拉住我的手说:“小赵老师，你一定要来啊，没有你，我们可都是聋子瞎子嘞。”牟局⻓那恳切的眼神打动了我，但妻子和母亲仍不同意。后来，经工业局与学校协商，暂时保留我教师身份，借调到厂里工作，这才解除了我的后顾之忧，从此离开学校下海搏击。这个叫群沱子的地方，就此改变了我的人生走向，陶瓷生产线正式投产以后，我也告别了翻译工作，随后进入了政府，最后去了银行，我个人的命运跟我的家乡涪陵一样，也投入了时代翻滚的巨浪。

图二作者与意大利专家在工厂车间

图三意大利专家克劳纽给作者的留言

过河船——何伟在《江城》中写到，“涪陵没有铁路，历来是四川省的贫困地区，公路非常糟糕，去哪里你都得坐船......”其实，这个美国人看到的涪陵已是九十年代中期的情况，当时涪陵已经有了第一座乌江大桥，将主城与江东群沱子一带的工厂企业，以及何伟所在的涪陵师专连接了起来，好多公路都铺上了沥清变成了柏油⻢路。而在八十年代，涪陵辖内没有一座过江大桥，大多数工厂企业都建在乌江东岸和⻓江北岸，两岸人员往来都必须乘坐轮渡，涪陵人俗称“坐过河船”。过河船分两种，一种是专⻔载人的，上、下船设在闹市码头，行人沿着⻓⻓的⻘石板梯坎，拾级而下便可乘船过河；一种是载⻋的，离主城稍远一点，连接主要公路干道方便汽⻋过江。当年轮渡都是国营的，按时上班按时下班，早了出不了城，晚了进不了城。后来一位意大利人为此还与厂⻓大闹了一场。1986年夏天，第一个意大利人来到厂里，他叫克劳纽。他曾在非洲尼日利亚工作过，去过许多国家，⻅过世面。初次⻅面我告诉他，涪陵属边远山区，生活工作条件较差，请多理解。克劳纽认真地说，比非洲尼日利亚好多了。他与我以前和后来⻅到的那些意大利人不太一样，不浪漫，不好色，工作起来非常严谨。意大利公司最先派他来厂里，主要是督促中方严格按意方提供的图纸要求，修建厂房、配置辅助装置，为随后到来的意大利设备准确无误安装到位做前期准备。他对每一台设备预留的位置检查非常严格，浇筑尺寸是否准确、预埋螺栓是否拧紧，他都要一一查看。工人们在前面安装，他手拿扳手在后面逐一检查。有天，在一个设备支撑架旁，他语气严厉地对一个年轻工人说，你拧的螺帽根本没拧紧，机器振动起来会出大事的!他回过头来，褐色的眼睛紧盯着我，要我逐字逐句地翻译给那个年轻人听：“这项工作你如果做不来，做不好，比如拧不紧螺帽，你就停下，把它放在一边，我一眼就能看到，明白吗”？克劳纽严谨的管理模式使我后来的职业生涯受益匪浅，我常套用他的话告诫部下，要么做好，要么不做。克劳纽工作之余，喜欢游泳、晒太阳，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什么特别爱好。午休时，总要我陪他去乌江边，脱光衣服穿条短裤，趴在地上晒太阳。下班后，他从没提出到河对面城里玩耍的要求，就在外国专家楼里整理工作笔记。他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想到乌江里去游泳，经层层请示，相关领导为了外国人的安全，怕出事闹出国际影响来，拒绝了克劳纽的请求。不过，每个周末厂里会安排克劳纽到厂周边走一走，看看当地的自然⻛光。有个周末，我们带克劳纽到涪陵乌江边一个叫小溪的地方，当年还没有旅游景点的说法，但当地人习惯把小溪当做周末休闲的热选之地。从厂里出发，⻋沿着乌江边，在颠簸的土石公路上开了一个小时，在一座山坡前我们下了⻋，沿着两旁茅草丛生的山道向上爬。克劳纽一改在⻋间里那严肃的表情，兴奋地冲到前面，还不时回头望着陡峭山岩下秀丽的乌江，我在他后面不停地喊到:bicareful(小心)!爬上半山，只⻅一个溶洞里面流出潺潺溪水，在洞口前形成一帘瀑布，瀑布顺着山岩落下，在山涧形成一滩清澈透底的小溪。此时此刻，克劳纽更加兴奋不已，高声大叫:beautifully!beautiful(漂亮!漂亮!)。他强烈要求一定要在这里留个影，并加洗了那张照片送我，照片后面留下了他在米兰的通信地址。三个月后，克劳纽工作结束回国，意大利生产线设备到厂了，先后又来了四位意大利技术人员指导设备安装，其中一位让我⻅识了既浪漫又好色的意大利人。他叫托尼，虽然⻓得不像其他意大利人那样高大帅气，个子矮矮的，但也很壮实，一对蓝色眼睛好像总在发光。在厂里，一⻅到年轻的、稍微端庄点的女工，托尼就两眼发光，轻佻地扬起眉毛，吹起口哨，吓得那些女工一再躲闪。我常与厂里的同事们调侃，意方公司派他来中国前没有好好进行外事纪律教育。托尼经常抱怨，厂区周边没有酒吧、没有唱歌跳舞的，看不到美女，晚上怎么消遣呀。牟局⻓和厂里的领导也很担心，怕老外闹出什么事来，还好他们三个月后就轮换回国了。但恰恰不到三个月的一天晚上，我已下班回到城里，托尼实在忍不了了，找到在厂里值班的牟局⻓，又比又划、大声喊叫，指着城里的方向手舞足蹈，牟局⻓明白他是想进城，但是大晚上的，所有过河船都停运了。看着托尼不依不饶的样子，牟局⻓只好找到江边的一位打⻥人，带上厂保卫科一年轻干事，带托尼坐着小渔船过河。那时涪陵城已经有一、两家歌舞厅了，牟局⻓他们陪托尼唱歌跳舞喝酒到下半夜，才又坐渔船回到厂里。托尼回国前喜欢上了厂里一位比他还年⻓的女化验员。由于厂里还有其他意大利技术人员，我只能送他到涪陵⻓江码头，由一位副厂⻓陪他乘船去重庆坐⻜机。在船甲板上，托尼拿出一部傻瓜相机，要我告诉那位副厂⻓，相机要送给那个的女化验员，相机里还有没照完的胶卷，等他登机前照完后请厂⻓转交。副厂⻓一再摇手，不不不，这可不行，我们有纪律规定，任何人都不能接受外国人的礼物。托尼一气之下，打开相机背盖，拉出还没照完的胶卷直接扔进了⻓江里，把空相机塞到我手里：“赵，你去把它交给她”！当然，那位女士肯定没收到那相机，而是交到了领导那里，而且由于她工作期间在老外面前表现暧昧，很快就被厂里辞退了。

图四左一意大利商务谈判专家葛热利，左二作者

黄草山——涪陵与重庆主城直线距离不过70公里，如今，两条高速公路、两条铁路将两地畅连。从重庆开⻋一个小时、坐高铁半个小时就可到达涪陵，彻底改变了涪陵山高路远的印象。何伟在《江城》序言中也⻅证了这一爆发式发展，这与我当年接待意大利人时，重庆涪陵两地奔波的情形形成强烈的对比。八十年代的涪陵市工业局有一辆北京吉普，作为县级市下的部⻔在当年已是高配。好几次，我与局里的驾驶员陈舫在重庆江北机场接意大利人，就是开着这辆北京吉普。接到老外后，沿着319国道，大多数都是泥石路段，路面坑洼不平，灰尘⻜扬，我们翻越重庆铁山坪、张官山，再翻过涪陵⻩草山，赶到轮渡下班前，在⻩旗码头乘⻓江轮渡进入涪陵市区，横穿全城又在涪陵乌杨树码头乘乌江轮渡到达工厂所在地群坨子，一路⻢不停蹄，全程要花费七、八个小时。在生产线设备进入验收阶段，我们接待了一位意大利商务谈判专家，叫葛热尼，40多岁。他乘坐的航班中午到重庆江北机场，为了当天赶到工厂，驾驶员陈舫开足⻢力一路⻜奔。葛热尼坐副驾驶，无论道路怎样蜿蜒曲折，路面如何颠簸，他都一言不发，只是紧紧抓住前排保险杠，一脸紧张地盯着路边的悬崖绝壁。小⻋翻过了铁山坪，越过了张官山，终于爬上了涪陵的⻩草山山顶，可以远远地望⻅⻓江了。陈舫再次加大油⻔轰地向山脚冲去，此时，葛热尼终于开口了，他回过头，颤抖着声音对我说:“pleasetellthedriver,inmyfamilyIhaveadaughterandason.(请告诉驾驶员，我有个女儿和儿子)”，“轰隆轰隆”声音里，我加大嗓⻔对陈舫说，老外叫你开慢点，他冒火了!驾驶员嘀咕了一句，这有什么好怕的，赶时间嘛。是的，我们山城的驾驶员跑惯了这种山路，穿越崇山峻岭已经习以为常。所以有人说，要想学开⻋，要想开好⻋，就到重庆涪陵走一遭。但是，对于当年比我们富裕有钱、养尊处优的意大利人来说，这些山、这些路对他们来说就像经历了一场人间炼狱。何伟在2001年出版《江城》时写到，“涪陵城里的一些变化让我有点怀旧，甚至还有一丝伤感，因为我记忆中的那个地方一去不返了。”遗憾的是，当年与我一起共事过的那些意大利专家和技术人员不像那位美国人那么多愁善感，但是，我确信，如果今天他们再次踏上江城涪陵的山川，一定比何伟感触更深，“那是一个不寻常的时刻，涪陵是一个不寻常的地点——一座一切都处在变化边缘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