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讲稿1——常识 “常识”这个词具有两种不同的意义。有两位哲学家声称发现了常识的意义。贝克莱说，物质不存在。休谟说，自我不存在。苏格兰哲学家在对这些看法表示失望之余，重返常识，认为常识能够使我们确信物质和自我的存在。对他们来说，常识是那种表达真理并通过本能的信仰来确保这一真理的力量。要以这一进路来寻求摆脱这个问题的途径是过于简单了，这一进路也不会延续下去。自发的信仰是对实在给出的一个拙劣证据。按常识来看，太阳围绕固定不动的地球旋转。所有科学或宗教的一般概念似乎都依据常识。科学和哲学则对这个常识概念提出疑问。科学对从不转动的地球以及物种的固定不变这类依据常识的信念提出疑问，哲学对许多似是而非的常识信念提出相似的疑问。 但还存在另一种看待常识的方式，这就是把它看成由健全的实践判断、一般洞察力构成的东西。如果考虑到这种特定方式，科学和哲学与常识的关系更带有实践性而非敌对的性质。 使我对哲学产生兴趣的大多源自任何人在他的日常生活中每一刻所做的观察，而不是技术性的细节，那只是用各种技术发明装备起来的专家们才会考虑的事。人由以发现自己的那种环境迫使他作出某些判断。眼下的趋势是感觉到了哲学应以科学观察作为依据。 哲学始于何处呢？它从何处取得其论据呢？伯特兰·罗素说，数学仅为哲学的基础供应适合的材料。查尔斯·皮尔士，一位训练有素的实验工作者，他把最为确定的明显事实作为出发点，最后才去考虑数学。哲学是从近在手边的一般材料出发，还是从较抽象的思维取得的理智成果出发？我认为，哲学应从一般经验出发。但这里存在某种困难，越是一般和熟悉的东西，越难通过哲学的方式去处理。我们失去了对那些颇为熟悉的东西的意识。我们不会听到我们使用的闹钟的声响，但我们会察觉到它停摆的那一刻。 这不是泼冷水，说哲学是将事物颠倒后再去观察它们。它必须从一个不寻常的视角去看待它们。 另一个困难是，我们每个人都用已然形成的判断去看待某个对象，我们以为这类判断就是常识，而它们只是先前获得的东西或长期持有的观念。戴一副蓝色眼镜的人，不知道为什么事物确实是蓝色的。哲学的很大一个方面就在于摆脱这些预先假定的东西。画家在谈论恢复眼睛的纯真视觉。哲学家必须恢复心灵的纯真状态。什么是我们这个常识世界的某些最一般特性呢？在这个容纳着众多对象的世界中，理智的因素并不重要，这是个被利用、享受的世界。哲学家关心的是从理智方面，而不是从享受、利用的方面去看待事物。在这一点上，他与常人不同。 对科学的一般兴趣还是非常晚近的事。每一种新的科学探究自然会招致敌意和不时发生的迫害，因为哲学家的手距离常见的利用和享受的方法如此之远。 语言一开始并非依据它的有用性。它是喜悦欢欣之情的流露，有点与歌曲的性质相似。它不是发明出来用以传达思想的，这一点或许可证之于所有早期的活动。 古典哲学便以这个观点为依据。12世纪时，教会接纳了亚里士多德哲学，并仍由天主教会来广泛讲授亚里士多德哲学。它把世界视为可利用、享受的东西，把思想视为心灵的乐事。它寻求万物的目的，于是就去寻找目的因而不是生成因。它是关于性质的哲学，事物按其性质而被利用：硬和软、轻和重、湿和干、热和冷就是这样一些性质。这些性质组合成四大元素。两千年来，这种思维模式长盛不衰，形成了宗教信仰的背景。只是在最近两百年里，才出现了有关思维的真正科学的态度。 讲稿2——科学 直到17世纪，哲学和科学的区别还很少被人承认。它们两者更接近日常思维。近代科学处理尺寸和速度，它们几乎超出了常人的知觉范围。 说古希腊人不是观察者是不妥的。他们的艺术和建筑表明，这样的说法是错误的。其实，他们过分执着于观察，没有去做间接的观察或进行计算。他们只独自凭靠着一双眼睛。他们的发现在于往那种陈旧形式的材料加上一点单纯的东西。在他们看来，在一个已终结的世界中似乎不存在什么进步。这种心灵状态一直延续到近代。 罗杰·培根（Roger Bacon）对所有这类结果提出了质疑，后来的弗兰西斯·培根也是这么做的。后者用新的方法推荐了一种新的科学形式，使人类状况得以凸显出来并趋于完美。两位培根先生用先知的目光预见到了许多近代的发明。 近代科学是借助近代的发明和计算方法兴起的一种观察的产物。工艺的进步和医学上收集的大量材料对此起了很大作用。寻找长生不老的灵药以及寻求把贱金属变成贵金属的炼金术也作出了一份贡献。16和17世纪对新大陆的探险，有助于形成新的科学方法。采用他国的造纸术和活版印刷术也是如此。火药是经穆斯林而从中国人那里传入的，罗盘的传入途径也是如此。透镜和钟摆也是新的工具。天文学由于有了透镜而发生了新的转折，钟摆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测定时间的精确手段。 以新的方式借用阿拉伯数字，使计算变得方便多了。代数学也是从阿拉伯人那里拿来的，它增加了计算能力。后来，解析几何和微积分的发明使更复杂的数学计算成为可能。今日科学受惠于物理、数学器械工具的程度，要远远超过人们料想的任何较高级的脑力因素。 古希腊哲学家缺少从事体力活动的那种灵巧性，因为体力活打发给奴隶去干了。如果说他们也有机械方面的发明，这似乎更带有小摆设之类的性质。 近代科学由于借用了工匠的技能，带有实验的性质。只有这样，才使知道证明的能力与做的能力联系了起来。当人们制造水流并对它加以分析，他们首先去了解水的性质。古希腊哲学家寻找的是目的、结果，以此对事物——终极因进行解释。近代科学关心的是生成原因——事物如何产生——它们如何发生。这就被引导到了控制上。当你知道事物因何发生，你就进入了发现如何使它发生的那条道上去了。 由此造成了较为出奇的后果。物理学研究的物体是什么样的？例如，颜色是存在于物体中还是眼睛中？古希腊人从不怀疑任何性质都为物体拥有。如今科学断言颜色要归于一定的光的波长。于是，滋味、温度等等也就不是物体固有的。我们果真知道事物的本性、实在性吗？ 我们要对科学发问的，与其说是有关事物内在本性的知识，不如说是有关预测和控制的力量。你朝着晴雨表看了看，以便知道明天的天气，但你不会认为这种天气情况源自晴雨表。 科学世界不是我们普通人想象的世界的对立面，但它可使我们对现象加以预测和控制，由此调整我们自身。 我们无须害怕科学会把我们对世界本身产生的乐趣夺走，但它给予了我们重塑世界的智力工具。 讲稿3——哲学 哲学与信仰有关。信仰是哲学的原材料。哲学可被规定为前成熟期的科学。我们忽视了这一事实：假设是所有科学的先导。科学坚持认为，猜测要被确认。没有哪一项重大的科学工作是仅靠收集事实就做出来的。牛顿通过猜想，继之又去收集事实以证实这种猜想，进而想到了万有引力公式。达尔文理论的发现，也经过同样的路径。然而，哲学还有另一种功能。早期希腊人对这个词赋予的意义对这方面作了示意——爱智慧。智慧意味着比知识更多的东西。有些人累积知识，但缺少智慧。哲学一度在两千年前的希腊，结合着希腊人的团体修炼而对某种生活方式作了表达。哲学家在某种程度上仍存留着这种斯多葛式的老观念。 哲学是调整我们自己——通过观念作出调整——以适应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某种方式。任何真正的哲学都会使人得到某种理智上的平衡。在一定的意义上，哲学是使人在这个世界中感到如归其家的某种理智的窍门。更为基本的信仰问题是哲学探讨的直接对象。我们所说的信仰是什么意思？从词源学上说，“信仰”的意思就是“被爱”。信仰表示我们甘愿这样行事，它与我们的英语单词“爱”联系在一起。信仰意味着相信或信任某个东西或某个人。信仰意味着某种摆脱我们的情绪或意志以趋近那个对象的形式，由此我们本人就对它作出承诺。有一类判断是理智性的，另一类判断并不简单地与事实相关，而与价值相关。严格的科学判断在处理其对象时，并不考虑对象的价值问题。哲学的直接对象存在于对价值的基本判断之中。哲学应以科学为依凭。伯特兰·罗素主张，数学是最完美的科学形式。所以，哲学的界定应以数学为唯一的依凭。这样来看，哲学并不处理社会事务。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说，哲学是完全统一的知识，而科学只能做到部分的统一。哲学家要接受科学家对世界本性发现的东西，以便形成有关价值的判断，从而决定我们在这个世界中意欲何为。 哲学家和科学家的劳动有着真正的分别。哲学告诉我们，这些科学事实意味着什么，我们应探索的是哪条行动路径。当哲学被认为是某种类型的科学，它会造成许多误导。首先，哲学并不具有科学含义上的那种知识形式；其次，哲学要依靠科学。对哲学所持的一种反对意见认为，哲学不像科学那样不断向前迈进，哲学家们自己便是意见纷纭。人们可以就事实达成一致意见，但他们不会就生活的价值达成一致意见。人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生活的。哲学试图把教育和经验的差异弄得更清楚，这样，人们就能意识到有一种他们看待生活的正确角度。对历史哲学的研究是有价值的，因为它拓宽了学生的思想和道德视野。我不认为这类研究可能会导致排除选择的因素。我们总要作出选择，并尽力而为。如果哲学不具有科学的形式，那么，它必定有赖科学来获得它的行动路线图。科学是十分现代的东西，它的外壳仍十分单薄，它与过去延续下来的传统互相叠合在一起。古老的看法仍执意要将好大一堆瓦砾残片存放在文明的阁楼里。科学本身意味着使研求、好问的心灵采纳某种态度、实验的态度。它仅仅依赖证据来接受结论。心灵的这种实验的态度在现代文化、政治观或道德概念中还不太能找到落脚的地方，四处流行的还是心灵的那种古老的、前科学的态度。 再次，存在着一种有关科学的主导概念。过去的科学教导说，静止要比变化重要；变化本身便是实在还未达到充分完满的一个证据。现代科学教导我们说，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免不了会有变化，如果现代人的心灵完全接受这个变化的观念，如果我们对自己抱有信心，我们就更有能力来对变化加以引导。 讲稿4——回归常识 你们会记得，常识具有两重意义。它或许意味着相信长期传承下来的广泛散布的观念。我们倾向于认为，人们的常识不会对这类观念产生怀疑。对此，哲学所持的态度即使谈不上是破坏性的，那也是否定的。另一种意义——对生活中那些普通事物的判断——似乎正是指粗浅而实用的知识、适当的判断、对实际价值的欣赏。针对这类价值，哲学所持的是批判、指导的态度。它不是一个独裁者，它帮助我们有区别地去作出判断。它更多赋予我们的是理智的态度。 在形成这些判断中，科学观察对哲学帮助极大。 常识关心的是事物的性质，当我们利用这些性质时，它们给我们带来了用途、欢快和目的。但对于事物的态度一般是实践上的，而不是理智上的。这是很自然的。如果我们要获得理智上的愉悦，必须使我们的身体适应周围的环境。 如果我们承认进化这回事，就知道我们的大脑和神经系统并非起源于理智的目的，而单单是起着根据我们的环境作出调适的作用。与此相对照，物理学的全部发展趋于消除这些性质，给予我们一个电子、能量的世界，而我们所称的这些性质的东西实在依赖于电子、能量运动作用于我们身体后产生的结果。如今，科学处理的质量、分量、数量等，已很少是可让世界为我们带来欢快的那类性质的东西了。 这给了我们一种有关世界的机械的观念，它似乎把我们熟知的世界给夺走了。它使世界显得冷硬，甚至充满敌意。但科学在认识事物方面惠及我们的，是便于对其进行预测和控制。科学初看上去好像消灭了价值，实际上使之更为可靠安全。在过去的看法中，自然似乎比起今日离我们更近，因为它好像是有目的的，它似乎充满着内在生机，总要想去奋力达到它的预定的目的，那就是完满。但是，这种老式的看法带有明显的局限性。人不能助推这一进程；他必须仅仅接受这些固有的结果。当科学去除了此类结果的观念，世界会变得更能为我们提供便利。有目的的活动在这个世界中被消去了，由此产生的是人的目的。人类改造动物和植物以满足其需要。各种发明也正印证了这一点，它们涉及各种金属和自然力，这些东西为了人的目的而被加以控制。这一过程在人类生存中出现了真正的科学这段短时间里，只占一小部分。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可以相信，未来可能取得的进步将是巨大的。发现不再是随意、偶然的事情。 让我们运用这些观念来说明人的自由。过去的观念认为，人的自由取决于理智和洞察力。古希腊人以为，他们当中只有少数几个人拥有这种超乎他人的自由，其他人是贪欲和冲动的生物。柏拉图把奴隶描写成是那种无力形成目的，以便对他本人的生活进行控制的人。于是，只有思想贵族才适于进行统治。 人们的智力无疑存在着差异，但这不是古希腊人想象的那种差异。只要不是蠢人和痴愚者，每个人都具备足够的理智来造成便于进行控制的一定的条件。社会生活的情形同样如此。如果民主是可能的，这是因为，每个个体在一定程度上都拥有控制自己的力量，并从对日常生活的关切中获得自由。如果民主是不可能的，那么必定会出现无政府状态或独裁统治。 经由知识和科学的增长，我们应当能够搞出某种技术，以便有效地把人身上的这种力量发展起来。 过去的哲学把思想看作某种自在的东西，是纯粹理性的产物。我们仍然有“纯粹”科学，它与应用科学不一样，而且比后者高一等。这一看法在范围很大的学人圈子里流传甚广。但是，纯粹的科学家其实并不纯粹。他必须找到实在的事实，以便对他的纯粹概念进行确证。就这一点看，他像个画家和诗人。这类挥洒涂抹并非在经济上都有益处。哲学是一种思想方式，它必须找到具体化和应用途径。它不能在铁路和收音机的应用上和科学抢风头，但它可以更完全地应用于人的生活，特别是应用于社会生活。教育要么是从过去传下来的老一套东西，要么接受哲学的思想指导。 从前的哲学家主张，哲学的本分就是解答恶以及证明上帝化身为人的方式问题，情况并非如此。有关恶的真正问题不是对恶作一说明，而是要说明如何对恶进行控制并减少恶。 或许可以把哲学设想为一个过程、一个发明出改善人类生活的方法和前提的过程。它不会像科学那样仅止于作出分析和分类，还要发明出值得为之奋斗的目的，并找到可利用来实现这些目的的资源。 历史唯心主义试图证明，世界本就是精神性的，它符合我们的最高理想。现在，我们可以实际地来思索一下称为唯心主义者的那个人，他着手去寻找用以改善生活的方法和资源。哲学真正需要的应当是后面这种唯心主义，通过立法、教育、经济，努力探索何为美好生活的观念。我们也许可以推行这样的唯心主义。 这好像有些贬低了哲学，但我认为，哲学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正如科学中已发生了这样的变化一样。哲学通过应用得到检验，并进一步得到确认。 （马迅 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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