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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事政治大学（简称二野军大），前身是中共中原局、中原军区在豫陕鄂军事政治大学基础上扩建的中原军区军事政治大学。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紧随渡江二野大军，军大于5月4日迁至南京，落户东郊孝陵卫，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办起了一所当时规模最大、学生人数最多的军政大学。这在人民解放军院校发展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轰动南京波及长三角地区的军校报考热 毛泽东说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从诞生之日起，就非常重视干部的教育培养工作，提高军政人员队伍的素质。南京、上海、杭州及其周围地区，人文荟萃，人杰地灵，知识分子比全国其他地方都要集中。南京解放后，二野领导人认为，现在大批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热情很高，是大规模培养能够适应革命大发展需要的军事、政治干部的极好机遇。于是，二野全军全校动员，以极高的效率做好招生工作，扩大办学规模。
1949年5月11日，二野军大迁到南京的第7天，《新华日报》即在头版刊登招生公告，5月13日，《新华日报》又公布了由校长兼政治委员刘伯承在5月10日签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招生简章》。“简章”具体介绍了二野军大分设步兵科、政治工作科、新闻科、文艺科、特种兵科、联勤科、通信科等分科情况以及报名资格、报名手续、考试科目和考试地点，并明确考生经录取入学后，一切衣服被单、膳宿、书籍及其它学习用具，概由学校供给，毕业后按成绩及能力，适当分配解放军各部门工作。 二野经过比较，确定南京东郊孝陵卫原国民党中央军官训练团旧址（现南京理工大学）为二野军大总校校址。与此同时，二野加紧为军大配班子。军政治部根据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的指示，从野战军直属单位和3个野战兵团抽调有文化、做过学校工作的干部到二野军大工作。调特种兵纵队参谋长徐立行任教育长兼训练部部长；调第三兵团十一军政治部主任刘华清任政治部副主任和校党委书记。 《新华日报》发表的二野军大招生的消息，犹如一团烈火，点燃了南京知识青年的革命热情，人们奔走相告，或同学、或兄弟姐妹、或夫妻、或亲朋好友成群结队前往招生处报名。5月27日，我国最大城市上海解放，沪、杭、甬的广大知识青年如潮水般涌向南京，苏州、杭州、无锡、镇江、常州等地知识青年询问招生情况的信件，像雪片般飞来，他们在信中向学校表示学习革命本领的决心。在全国半壁河山尚未解放的历史条件下，众多知识青年争先恐后参加革命，投笔从戎，实属罕事。 5月15日二野军大招生工作处开始办公，18日考生陆续报名。起初，二野军大只准备招生3000名。招生开始后的头4天，报名人数就超过4000名。二野领导指示：“突破原定的招生限额，扩招1.5万名。”截至6月18日，即开始报名后一个月，仅南京一地报名的考生就达21237名。经分批考试，共录取学员14867名。其中5月下旬3次考试所录取的6153名学员，除在街头张榜公布名单之外，还在《新华日报》刊登名单。每次公布录取名单时，张榜地点都是人海如潮，挤肩压背，零售的《新华日报》被抢购一空。二野军大在南京招生的同时，还在安庆设立招生处，分两批录取男女学员500余名。在录取的学员中，由于种种原因，有一部分后来通过别的途径参加了革命，实际到二野军大报到者为12278名。 二野军大招收的学员特点鲜明：一是革命要求迫切。京、沪、杭一带，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区。有正义感的青年学生、进步的知识分子，既是反动派压迫的对象，又是反动派罪恶黑暗统治的目击者。京、沪、杭地区党的地下工作十分活跃，各大、中学校几乎都建立各种形式的进步组织，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学生中广为传播。学生们欢呼南京的解放，通过报考军政大学，寻找报效祖国、改造社会的机会。二是文化层次比较高。招收的高中生、大学生的比例超过军政大学以往任何一期。加之应考青年绝大部分生长在长三角经济、文化较发达地区，接触国内外先进科学技术成果的机会比较多，知识面比较广，对新鲜事物比较敏感，较少保守思想。三是思想比较纯洁。学员年龄一般在20岁上下，最小的才十四五岁。他们都是从家门到学校门，最后进入二野军大之门的，没有受到多大社会影响，思想比较单纯；少数人由于家境贫寒，曾经在社会上做过事，也大多在中、小学当过短期的教师。他们所受的教育，基本上是家庭的教育，学校的教育，书本的教育，虽然难免受到一些封建资本主义思想观点的影响，但更多的是受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向往、追求真理，疾恶如仇，容易接受革命思想。 极为俭朴的军大生活 南京总校第一批录取的学员于5月27日公布名单之后，就争先恐后来校报到。6月上旬，学员基本到齐。大家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唱革命歌曲，开始一种相当艰苦且极为俭朴的生活。
在南京新街口二野军大第一招生处踊跃报名的知识青年 一个班的10多名男学员共睡一个通铺，共用一顶大蚊帐。因为蚊帐里面温度高，学员戏称它为“八卦炉”。寝室就是学习室，没有桌凳，只能在铺沿上就坐，在背包上写字。洗脸没有脸盆，洗澡没有澡堂，吃饭没有饭厅，上课、开会没有教室和会场。每人发一块油布，既是睡垫，又是坐席，还是雨衣。学习的课本，个别课程有书，部分是油印的讲义，大部分是台上教员讲，台下学员记。笔记本是学校统一发的缴来的各种报表格子纸，由学员自己裁订成各式各样的本子。 吃饭时，一个班一盆菜，放在地面，全班同学围着它蹲成一个圆圈。当时全军都实行供给制，供给标准每个战士每天140元旧币（下同。10000元旧币相当于1元），学员每人每天的伙食标准是170元。而米价每公斤是400元，盐每公斤360元，豆油每公斤1680元，蔬菜平均每公斤148元，10元1公斤柴，90元一个鸡蛋，180元1公斤猪肉。为保证学员的身体健康，学校规定每人每天要吃到0.75公斤粮、6.25克油、9.375克盐和少量蔬菜，一周吃一次肉，叫做“打牙祭”。此外每个月还给学员发1610元津贴（只能买6张电影票)，女学员每月增发450元的卫生费。为此，校供给部各单位的后勤工作人员费尽心力，采取了许多改善伙食的措施，比如以细粮到北方去换粗粮，粗粮细做，自己生豆芽，做豆腐，节约开支。 开学前后，干部缺、底子薄，各单位的伙食普遍办得不好，每天以咸菜佐餐，常吃夹生饭和上稀、中生、下糊的“三宝饭”。有的单位还吃过霉面做的黑馍。 在困难面前，学校发动学员自己动手，开荒种菜，扛粮背煤，清理垃圾，修建道路，改变生活条件，创造优美的教学环境。一部分学员因此产生了不满情绪。在傅厚岗文艺新闻大队，还发生9名女学员不愿意戴帽徽领章的“风波”。 面对艰苦的办学条件和部队严格的管理制度，两种不同的人生观、苦乐观，发生了激烈碰撞。大浪淘沙，坚定者、勇敢者为之振奋，继续向前；懦弱者、投机者为艰苦环境所吞噬，被革命洪流所沉淀。从学员入学到开学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由于各种复杂的因素，有将近3000名学员离校。 针对学员中出现的这些情况，在6月初大部分学员报到后，学校先进行两周左右的以安定学员思想情绪、端正入学动机和学习态度为目的的“入学教育”，在此基础上，进行以学习和发扬光荣传统为中心内容的军史、校史教育，主讲人是校党委书记刘华清。课堂设在孝陵卫校部操场东侧一个长方形的大席棚里。每次讲课都是几千人席地而坐，刘华清站在中央一张木凳子上讲，一讲就是一上午。 通过讲军史，帮助学员认清人民军队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服务人民的根本宗旨；通过讲校史，教育学员明确肩负重任，懂得二野军大同土地革命时期的红军大学和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日军政大学一样，是锤炼优秀军政指挥员的革命熔炉，是培养革命干部的新型革命大学。军史、校史教育的时间虽然较短，但效果很好，对学员端正学习态度、增强组织纪律性起了很好的作用，“这里不像大学”“学不到东西”的议论没有了，当面不说、背后乱说的自由主义现象没有市场了，密切了干部与学员的关系，坚定了学员在学校锻炼成长的信心。帮助学员奠定人生轨迹的两个报告 笔者在阅看60多位二野军大毕业学员回忆当年学习生活的文章后发现，几乎每篇都说到“两个报告”对自己革命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影响，由此规范了自己人生的轨迹。学员们所说的“两个报告”，一个是二野司令员刘伯承的“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报告，一个是二野政委邓小平关于“过三关”的报告。
6月16日，刘伯承到学校看望学员，并在大操场给全校师生作了一场报告。这场报告，实际上是6月23日举行开学典礼前为鼓励学员为革命而学习的一次再动员。 刘伯承在报告中，首先要大家认清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军政大学的性质。他说世界上只有两种军队，一种是人民的，一种是反人民的，再没有第三种了。中国人民看到过曾国藩带的军队，袁世凯带的军队，蒋介石带的军队，最后看到了毛泽东领导的军队。前三者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反人民的军队；只有毛泽东带的军队是和人民一致的，因为她反对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她代表90%以上的人民大众利益，而反动军队代表不到10%的剥削者的利益。这就是人民解放军能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以很差的武器打败武器精良的反动军队的根本原因。 他说，军大是人民解放军训练干部的场所。人民解放军是军大的扩大，军大是人民解放军的缩影。他教育学员要做好参加革命的思想准备，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同反动派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他用自己初中毕业后因为不满反动统治而参加革命的经历启发大家，揭竿而起是提着脑袋干革命，是极其艰苦危险的。现在反动势力的残余尚未肃清，我们还要用战争求得彻底胜利，还要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更是非常艰巨的任务，因此大家要有准备，什么时候人民需要我们去受苦受难，我们就要勇往直前，甚至要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同反动派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是要流血牺牲的，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啊！ 刘伯承问学员：“大家怕不怕？”学员们齐声回答：“不怕！”他高兴地说：“对！”然而他非常清楚，学员们嘴上说不怕，心里未必真的不怕。从“怕”到“不怕”，是一个提高觉悟的过程，也是进行艰苦的思想斗争和艰苦的实际磨炼的过程，不是一时冲动可以解决的。在这个问题上，丝毫也勉强不得。刘伯承以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定的信念和坦荡的胸怀宣布：假如有的同学遇到了困难，吃不了苦，要求退伍，只要坦率地说出来，是可以的。我们是来者欢迎，去者欢送，走了又想回来，我们还欢迎。 刘伯承从下午2时一直讲到6时。他的讲话高屋建瓴，气势磅礴，深入浅出，寓意隽永，深深打动了学员们的心，把大家的思想带进了一个崭新的境界。在京、沪、杭一带广大青年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刘伯承是用兵如神、战功赫赫的传奇式英雄人物。大家对他仰慕至深，向往已久，很多青年人就是因为刘伯承是军政大学校长，才慕名前来报考的。今天目睹他的英姿，聆听他的讲话，无不感到兴奋和激动。据一篇回忆文章记载，报告结束时，全场1万多名学员整整齐齐地排成长长的队伍，高呼着致敬的口号，从主席台前一一走过。刘伯承站立在讲台前端，笑视着充满青春活力的学员，频频点头，举手回礼。6月22日的南京《新华日报》在头版报道了这一盛况。刘伯承的讲话记录稿，很快传到了各分校。“革命就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豪言壮语，在各分校学员中广为传诵。学员们表示，只有那样，“才称得起革命”，“身上没有几处光荣的伤疤，革命还有啥意思！” 9月12日，在学习竞赛活动普遍开展之际，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邓小平到校作《过关问题》的报告。在校部大操场上，邓小平以浓重的四川口音说：“同学们！我今天给大家讲一个问题，题目就叫'过关’”。“毛主席告诉我们，特别是告诉我们中国青年，要革命，就要过三关，哪三个大关呢？第一个是帝国主义的关，第二个是封建主义的关，第三个是社会主义的关。这三个大关，是每个参加到革命营垒的人必须过的关。问题是，有的过得去，有的过不去。至于小关，那是很多的。例如，在座的上万名同学，你们从入学开始，就要过一个小关，就是走到革命营垒里面，确定自己走革命的道路，这就叫做一关。这个关不是人人都过得了的，有的过得了，有的过不了。听说刘司令员给你们作了一个报告，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而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结果有的同学被吓跑了。我们军大所招收的青年同学，一共有一万二千多人，今天在座的大约有将近一万人。这就是说，有将近一万人过了这个关，有两千多人第一个小关就没有过得去，有的开小差了，有的请假不归。那么在座的将近一万人，第一个小关是过去了，但以后是否人人都完全过得了“走革命的路”这个关呢？根据我们的了解，绝大多数人是能过这个关的，但是也不能保证都能够过这个关，可能有少数人过不了这个关。这个关虽然是一个小关，也要有勇气、有决心，没有勇气没有决心，这个关是过不去的。即使主观上很想过这个关，但是能不能过，还要看事实。在这个关里面，最初考入军大，走入革命阵营，要看有没有决心；进来以后，会看一看合不合自己的意；学习当中，学习得到东西没有；学习以后，还要背上背包，到西南去；到西南的路途中，要用'11号电车’，能不能走呢？这都是'关’。” 邓小平说，在革命的道路上“大关三个、小关无数”，“关”多得很，共产党员从参加革命的那天起，就要准备过关。在过关时，内心很痛苦，甚至于倒下去，又要爬起来，再倒下去，再爬起来，不怕艰难困苦，如同不怕敌人的法庭、监狱、刺刀一样。过关过得好不好，在于立场，立场站稳了，就过得去；如果飘飘然，像神仙驾云，觉得这件事也有道理，那件事也有道理，就是脚没站稳，就会倒下去。要站稳什么立场呢？邓小平说，要站在牺牲自己、抛弃一切个人利益（如名誉、地位）、为人民谋解放、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立场上，这就叫无产阶级的立场，也就是革命者的品质。
邓小平为进军大西南的题词 邓小平的讲话，从下午5时一直讲到晚上10点多。操场上挂起了电灯，一万多名学员、干部、战士聚精会神地听着，紧张地记录着。这个报告虽然是针对当时学员的思想问题作的，但报告阐述的理论观点，却有普遍教育意义。凡是聆听过《过关问题》的学员，无不认为是自己毕生的一大幸事。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过好“三关”，成了广大学员学习、工作、生活的座右铭，成了同学、朋友间互相问候、鼓励、提醒的常用词。亮丽青春献边陲 8月19日，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根据中央军委部署，向所属部队下达《川黔作战基本命令》，指示军政大学加快教学进度，做好随军西进的准备工作，为接管、建设西南四省输送干部。9月26日，二野参谋长李达到校向排以上干部作进军西南的动员报告，号召全校各级干部“为完成进军西南、迎接未来学校的重大任务，做好思想准备”。10月7日第二野战军副政委张际春在孝陵卫校部大操场向全校学员做《关于进军西南的动员报告》。他说，进军西南对军政大学的学员“是最好的理论与实际行动的结合”，要求大家下定为人民服务的决心，正确地解决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经得起行军的考验，在实践中锻炼提高，在工作中学习，胜利地完成进军西南的光荣任务，将革命进行到底。张际春说：“按照我们教育计划的安排，预科学习很快就要结束了。大多数同学马上要到西南去，少数留校进行本科和专科学习的同学，推迟几个月，也要到西南去的。”当他说到“大多数同学马上要到西南去”时，全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响应首长号召，到大西南去！”“解放大西南，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声，此起彼伏。 二野军大总校的12278名学员，经过学习过程的“大浪淘沙”，剩下9038名，被人们称为“金豆子”。10月初，“金豆子”都已明确了去向：4025名预定去西南4个省接管地方政权，开辟新的解放区；3076名留校进行本科学习，分科学习专业知识；947名留校分配工作；878名或被选送到空军、海军、张家口中央军委工程技术学校学习，或分配到野战军直属单位工作；还有百余名零星分配到其他急需用人的单位。 根据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的整个战略部署，军大组成以徐立行为首的行军指挥班子，制定了周密的行军计划，将人员分成3个梯队，沿不同路线，分期分批开往各自的目的地。第一梯队4025名学员，受野战军司令部直接指挥，于10月中旬出发，紧跟作战部队开往西南4省，接管地方政权。留校学习本科和专业知识的学员，组成第二第三梯队，第二梯队于12月初出发，开往四川省，收编国民党起义、投诚部队。第三梯队于1950年1月开往四川省重庆市。 各梯队离开南京时，毕业生家长、广大市民和三野战友举行隆重欢送活动，以多种形式表达对进军大西南的坚决支持和崇高敬意。欢送活动从1949年10月中旬开始，一直延续到1950年1月。第一梯队于10月16日和17日出发时，前来欢送的市民从孝陵卫到市中心新街口，从挹江门到江边，到下关火车站，断续延绵数十里，工人、学生挥舞着彩色小旗，老大娘提着煮熟的鸡蛋、鸭蛋和其它慰问品，社会各界制作了各式慰问袋和光荣花，年轻的姑娘向战士们献上鲜花，锣鼓声、鞭炮声、口号声响彻南京街头。学员们高唱战歌，昂首阔步，穿过南京城到下关中山码头轮渡过江，登上铁道运输货物的“闷罐”车厢，离开南京。
二野军大学院通过南京挹江门奔赴大西南 二野军大毕业生分配到了云、贵、川三省边陲以后，立即投入了接管城乡基层政权和依靠群众保卫新政权的斗争。当时，云、贵、川虽已解放，大、中城市虽已接管，然而县、区、乡和广大山区、农村，基本上还控制在封建地主阶级手里，国民党政权的乡、保、甲基层组织仍然存在，乡长、保长、甲长等旧政权机关的工作人员仍在行使他们的职权。国民党正规军虽已被歼，然而被打散了的人员却窜入山区、农村，在国民党“有计划潜伏”的特务组织的指挥下，同地主、豪绅、地痞、流氓、惯匪、封建会道门结合起来，形成了庞大的“政治土匪”，专与共产党、解放军、人民政府为敌，等待变天复辟的时机。有些起义、投诚的国民党部队，也很不稳定，时有叛变、暴动的事件发生。广大农民此刻仍然在反动势力的统治之下，有些不明真相的群众，还被裹胁参加反革命活动。许多县、区、乡人民政权刚刚建立，就遭到“政治土匪”的袭击，多地发生人民政府工作人员被杀、遇害的事件。土匪扬言：“城里是共产党的天下，出了城就是我们的天下。” 征粮与剿匪，是二野军大毕业生面临的第一项突击任务。人民解放军自身需要粮食，所收编的国民党起义、投诚部队需要粮食，刚解放的广大城乡居民需要粮食，恢复工业生产需要粮食，稳定市场物价需要粮食，进军西藏也需要粮食。粮食，成了巩固人民政权的重要战略物资。然而，各种反动势力却在拼命抢劫、储藏粮食。掌握着粮食仓库的地主阶级，千方百计把粮食分散、隐藏起来，让人民政府无粮可用，无粮可征。因此，要征粮必须剿匪，只有剿匪才能征粮，征粮与剿匪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征粮与反征粮的斗争，成了你死我活的一场搏斗。 各县成立了征粮剿匪工作队。参加各县征粮工作的军大毕业生与先前南京组建的西南服务团的同志、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的同志，以及原地下党和边疆游击纵队的同志，由中共县委、区委统一领导，白天走村串寨，召开群众大会和“大户会”（指大地主）、“小户会”（指中小地主)，宣传党的征粮政策，查封粮食，下户追收，过秤入库。工作队由于人地生疏，语言不通，住地分散，为了防范土匪袭扰，不得不不断变换住宿地点，始终处于高度紧张和戒备的状态。一些留用的乡、保长等旧人员，立场尚未转变，玩两面手法，白天冒充积极分子，晚上带领土匪捉拿、杀害工作队员。常有工作队误入圈套，遭到暗算。 土匪特别仇恨二野军大毕业生，嚣张地说什么“军大的人，是送上门的俘虏，500块大洋一颗人头”。云南土匪叫嚷“只打穿黄衣服的（军大学员穿的是黄军装），不打穿蓝衣服的（云南边纵穿蓝衣服)”；四川土匪则扬言“专打戴八一帽花的军大洋学生”。在极为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军大毕业生依靠贫苦农民的掩护，团结各方进步力量，与土匪巧妙周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950年1月19日至5月10日，在四川省合川县征粮剿匪的406名二野军大毕业生先后出击土匪131次，在第7区大河坝工作的毕业生，整整40天没有脱衣服睡觉。1949年底派到四川江津县征粮剿匪的46名军大第3分校毕业生，成为全县征粮剿匪的骨干力量，全县五分之二的区武装中队都由军大毕业生当队长，带领人民自卫武装，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与气焰嚣张的“反共救国军”匪徒作战。他们穿的是进军西南时发的那套棉军装，衣服被雨淋湿了，也没有时间脱下来烘干。经常喝盐水煮的糙米饭充饥，有时一天只能吃一顿饭。第2 区中队队长、二野军大毕业生张羽，体重由74公斤减到55公斤，从一个彪形大汉瘦成了“皮包骨”。任务完成后，他用镜子一照，惊得都不认识自己了。 在剿匪、征粮中，二野军大千余名毕业生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们有的是在战场上中弹捐躯，有的落入匪手，受尽折磨，气节凛然，宁死不屈。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向党和人民交出了一份惊天地、泣鬼神的毕业答卷。 到1951年初，二野军大毕业生在完成了接管县、区、乡政权和征粮、剿匪、减租、退押、土地改革以及改造国民党起义、投诚部队的任务之后，一部分参加解放西藏和抗美援朝斗争，大部分被调入省、市、县各级机关和农、工、商、金融、税务、公安、交通、科教、文艺、医药、国防等各条战线，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继续为西南人民办实事、谋福祉，在百废待兴的共和国初创时期，用火红的青春继续书写建设大西南的新篇章。来源：《世纪风采》2021年第9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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