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趙兵兵丨《説文解字攷異》文獻學研究（下）

书目文献 2024-05-27 发布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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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发表于《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二十八辑（凤凰出版社2023年12月），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原刊为准。由于原文字数较多，分为上、下两次推送。感谢赵兵兵老师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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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説文解字攷異》文獻學研究（下）

趙兵兵

【提要】通過對《説文解字攷異》稿抄本的詳盡考察，重新發現了一段隱沒已久的“説文校勘學史”。自乾嘉之交，姚文田、嚴可均在丁授經協助下，搜羅《説文》異文資料並創爲初稿；到同光之間，姚晏、姚衡、沈秉成等遞相保藏，姚覲元、繆荃孫、鄭知同相繼致力於修訂是書；再到清末民初，王仁俊續爲補輯，張之洞、徐世昌等擬爲刊刻，王秉恩、徐恕等爲之傳抄：百年之間，數代學人接踵投身於這一《説文》校勘事業的基礎工程之中，學術即在此中得以傳承與推進。此外，梳理以《攷異》爲中心的系列文獻之關係，則爲我們提供了一個展示書籍生成複雜過程的極佳案例。

【關鍵詞】説文解字攷異；姚文田；嚴可均；姚覲元；鄭知同；王仁俊

二、《攷異》的編纂小史與刊佈經過

《攷異》一書，從嘉慶初年姚文田、嚴可均創始，到同、光間姚覲元、繆荃孫、鄭知同先後參與校補，以至光緒末年王仁俊再予增訂，其編纂歷史竟長達上百年，同時產生了十餘部稿抄本。在其流傳的二百多年時間裡，先後有姚覲元、張之洞、徐世昌等人謀爲付梓，直至近年始見其稿本付諸影印。

於今日而言，《攷異》本身的學術價值雖然有限，但它背後所暗藏的這一段“説文校勘學史”卻頗值得關注。

（一）姚文田與嚴可均的合作

嘉慶九年（1804），姚文田於粵東督學使署中刊刻所作《説文聲系》，其自序云：“曩乙巳歲，讀書山村，閒取虞山毛所刻徐鉉《説文》本，變類取聲，同條共貫，因其篇第，爲敘目一卷，《説文聲系》上、下各十四卷。甲寅後，忝竊京秩，僦居京師宣武門外，與友人嚴氏可均往復商確，又益補其所闕漏。”[1]乙巳爲乾隆五十年（1785），時文田二十八歲，即已用力於《説文》矣。甲寅爲乾隆五十九年（1794），文田由舉人召試一等一名，授內閣中書，尋充軍機章京，遂賃居京中。[2]次年（1795）春，嚴可均亦入都，即館於文田家。[3]故文田得與嚴氏商榷所作《説文聲系》也。

起初，文田與可均並研治《説文》之學，而文田用力更勤，可均則多致力於《唐石經校文》之作。嘉慶四年（1799），文田以狀元及第，此後官運亨通，往來於大江南北，故治學之精力不逮。可均則轉而肆力於《説文》之學，並擬有全面校理《説文》的龐大計劃，可以説是接續了文田之未竟事業。因此，可均於嘉慶十一年（1806）所作《〈説文校議〉敘》中説：“嘉慶初，姚氏文田與余同治《説文》而勤于余。己未後，余勤于姚氏。合兩人所得，益徧索異同，爲《説文長編》，亦謂之《類考》。有天文、算術類、地理類、草木鳥獸魚類、聲類、説文引群書類、群書引説文類，積四十五冊。又輯鐘鼎拓本爲《説文翼》十五篇，將校定《説文》，譔爲《疏義》。”[4]雖然可均所擬作之《疏義》未能成書，但他在孫星衍的督促下，已先刻成了《説文校議》一書，而這裡提到的《説文長編》與《説文翼》亦未全湮。

上文中已論證，國圖所藏A02104本《説文解字攷異》之原寫即爲《羣書引説文類》之清稿本。國圖又藏嚴氏稿本《説文類攷》（索書號：10752），其中包含《引據羣書類》與《地理類》兩部分（“天文類算術附”僅有存目）。而所謂“聲類”即嚴氏於嘉慶九年（1804）版行之《説文聲類》二卷。《説文翼》之稿本則分藏國圖（15091，卷一之七）與上圖（線善T10849，卷八之十五）。

不過，我們更關注的是，上引嚴可均敘所言之“合二人所得，益徧索異同”一句。在上一節中，我們已經提到，《羣書引説文類》編成之前，尚有姚、嚴二人所作《韻會舉要引説文繫傳抄》、《説文字句異同錄》（上二種合訂，國圖A02115）及《舊説文錄》（上圖線善T285534-35）諸稿。而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姚文田稿本《説文摘錄》（SB/411.234/4306）較上述諸稿更爲早出，即當是文田費心於研治《説文》時所作者。該稿前有姚文田序，其文云：

《説文》一書，羽翼諸經，有功前聖。惜傳世久遠，譌闕遂多。今本存者，正體重文尚多遺佚，況于注義，更易滋譌。言小學家據爲全書，似非通識。近代惟南唐徐氏兄弟㝡稱專門，然亦墨守舊文，不能有所正定。文田早年入塾，竊好是書，後益汎覽諸家，始知今本闕遺，乃時時見於他説。丁巳冬，僑寓京師，因取北宋以前各書，廣收博采，去其文義全同，與大義不殊而字句繁簡小異者，或由後人增損，又有字體雖異而許氏實有正文，及灼知爲彼書謬誤者，槩不收錄。凡得正文若干，重文若干，注義校補者又若干條，分載各部，以備考閲。至舊本雖一字譌脫，必仍詳注，恐末學固陋，校改反誤，故存之以俟博識者之舉正焉。若其各字音切，徐鍇本全用朱翱，徐鉉本又取孫愐，皆非古音，不容强附。然韻書相沿已久，不可復改，故今仍用鉉本，而别爲《古音述系》十五卷，以附本書之後。

丁巳即嘉慶二年（1797），與嚴可均所言嘉慶四年前文田勤於治《説文》正相符合。此處所謂《古音述系》，當即後來成書之《古音諧》。

此部《説文摘錄》雖爲文田稿本，但書中尚有嚴可均筆蹟，見《文選注》部分首葉眉批。徐鍇《繫傳》本部分又有兩處朱批，均以“授經案（按）”起首。可見三人合作之跡。且此徐鍇《繫傳》本部分與《説文字句異同錄》之內容基本相同，而後者次行亦題“徐鍇繫傳本”。將二者比讀，不難發現，《説文字句異同錄》之原寫即據《説文摘錄》中“徐鍇《繫傳》本”部分抄成，其後又經增改。而《異同錄》與《摘錄》中之“授經案”筆蹟一律，知《異同錄》即丁授經所抄，且增改者亦爲授經也。此正與上文所推測相一致。

更持此《説文摘錄》與可均所錄引《説文》資料之“底簿”——《舊説文錄》比觀，見《摘錄》書衣所寫引書之頁次（如“自三十四至五十前，皆《文選注》”、“三十三頁《顏氏家訓》、五十頁《荀子注》”之類）正與《舊説文錄》書口葉次所對應者同，而與《摘錄》本身葉次並不相符。《摘錄》天頭常見數字，與《舊説文錄》比對，正是後者版心所書之葉次。惟《摘錄》書衣所寫“自三百四十九至三百八十七頁，皆《繫傳》”，則不見於《舊説文錄》，卻與丁授經所抄補之《説文字句異同錄》書口葉次相合。然《異同錄》之葉次，本寫作“一”之“卅九”，後始改書爲“三百四九”之“三八七”（蘇州碼字）。而與《異同錄》合訂之《韻會舉要引説文繫傳抄》之葉次爲“二〇一”之“三百四八”，正與《異同錄》前後相接。上圖藏《舊説文錄》書口葉次則爲“一”之“一百八十”，其卷前所列徵引書目，無《繫傳》，而所列《韻會舉要》則不見於正文。合而觀之，可知今日所見《舊説文錄》抄本並非嚴可均所編《舊説文錄》全貌。可均所編《舊説文錄》當涵蓋上圖藏《舊説文錄》與國圖藏《韻會舉要引説文繫傳抄》、《説文字句異同錄》三書之內容。考慮到嚴可均摘錄《韻會舉要》引《説文》資料，至嘉慶六年八月始告蕆事，而該部分所編葉次居於《舊説文錄》後半，則《舊説文錄》當即成於《韻會舉要引説文繫傳抄》成稿不久，亦即嘉慶六年底。

《舊説文錄》與《説文摘錄》相比，其文字多有不同。知可均並非徑直迻錄文田所得，而是多有增刪。如徵引陸德明《經典釋文》部分，《摘錄》原無反切注音，《舊説文錄》多爲補入。《舊説文錄》又於書成後，在各條資料右側加書所對應《説文》原書之卷次及部目，以便進一步依《説文》次第匯聚所得材料，即編纂《羣書引説文類》一稿。

從《舊説文錄》到《羣書引説文類》，其轉變之功當歸之姚衡。姚衡於《小學述聞》題記中説：“家大人與嚴丈鐵橋，共造《説文長編》。《羣書引説文類》先成，命衡書之。當時每有多得，輒以小紙別疏其副，置之篋衍。歲月既久，所積遂多，因依引書次弟，錄爲一冊，名曰《小學述聞》。其不在此類者，附錄於後。”[5]今以《小學述聞》與《羣書引説文類》比觀，前者資料之排次與後者之引書次第全然不同，卻與《舊説文錄》所徵引次序大體一致。而《小學述聞》中姚衡所作“按”語，均見於《舊説文錄》正文之小注或天頭之批注。《小學述聞》中又有數處按語標注爲“嚴先生曰”，其內容亦見於《舊説文錄》。譬如，《小學述聞》引《公羊》文十一年《釋文》“圈作圈”，下云：

桉，兩“圈”字，必有一誤。或欲改下作“

”，仍非異文也。陸無此例。嚴先生曰：“《韻會》十三阮'圈，又姓氏。於其國，後漢末圈稱’，然則《釋文》正文當出'

’字無疑。又《韻會》十四願'圈，一曰邑名，或作

’。”[6]

此段文字，“嚴先生曰”之前的部分，見於《舊説文錄》所引《經典釋文·公羊傳》部分“文十一年圈作圈”條下，爲雙行小注，《説文摘錄》則作“兩圈字有一誤”。“嚴先生曰”之後的部分，見於同葉《穀梁傳》標題行下空白處，亦爲雙行小字。[7]至於《小學述聞》之末所附《説文五藏用古尚書説》、《疑是重文》及《鐵橋題跋》五則等，亦均見於《舊説文錄》中。[8]惟所附《儀禮古文今文》部分，則見於《説文摘錄》中。由此可見，姚衡所書《羣書引説文類》，實根據於《舊説文錄》，同時參考了渠父稿本《説文摘錄》。正因如此，《説文摘錄》中才會標注與《舊説文錄》相對應的葉次，自然是爲了兩相比照時的翻檢便利。

姚衡所作工作，即是將姚文田、嚴可均、丁授經所輯錄的群書引《説文》的材料，全部拆分爲一條條的獨立部分，再依據《説文》原書次第將它們分別匯聚於各字頭之下。工作量雖大，但也只是機械勞動。所以，我們看到《羣書引説文類》中各字頭下的材料多有重複，其排列則毫無規律，有待進一步地修改。於是，姚文田便以之爲底本進行了校補工作，勾乙所引資料之次序、合併內容相同或相近者，使其呈現出一定體例。同時，文田又將所得以按語形式補入其中，遂改書名爲《説文解字攷異》。隨後，由姚晏據二人所改，重行謄錄，於嘉慶十年閏六月初八至十一月十八日（1805年8月2日-1806年1月7日）之間抄成清稿。當年歲尾至次年春，姚文田對該清稿再加校閲。遺憾的是，此後二十年，文田“馳騁翰苑，出入瑣闥，恆稽遲未遑”，[9]晚年得暇，始得重理舊作，而精力所聚，多在《古音諧》一書，故直至道光七年（1827）逝世，再未能校定《攷異》也。

《羣書引説文類》成稿後，嚴可均也曾於嘉慶十年五、六月間校閲一過，當年秋天，孫星衍欲先睹爲快，所以可均便撮舉大略，於嘉慶十一年（1806）冬另成《校議》一書。他在嘉慶十一年八月廿四日所作《〈説文校議〉敘》中説：“至乙丑秋，屬稿未半，孫氏星衍欲先覩爲快，乃撮舉大略，就毛氏汲古閣初印本別爲《校議》卅篇。”[10]其中所言“屬稿未半”之“稿”，當即指所校閲之《羣書引説文類》也。

文田去世後，《攷異》之初稿存於姚衡處，清稿則歸姚晏所藏。道光十三年（1833），許槤自姚晏處借得清稿，傳寫一本，即今上圖所藏者。嗣後，葉名灃又借得許抄，亦傳錄一本，即今南京圖書館與國圖所藏寶芸齋本。姚晏父子凋零之後，所藏清稿流落市廛，於光緒五年（1879）由沈秉成購得，再轉贈於覲元。後與覲元所藏初稿一併隨咫進齋藏書，於光緒二十八年（1902）經端方手售歸學部圖書館，即今國圖所藏二本也。

（二）鄭知同和王仁俊的訂補

姚衡所存《攷異》初稿，後藏其長子覲元處。同治十年（1871）冬十月，覲元被任命爲川東兵備道。同治十一年（1872）四月入川，即邀繆荃孫入其幕。[11]其後，覲元文事即多得荃孫協助，如訪求涪州石魚、校定《咫進齋叢書》之類（筆者另有專文）。而覲元最爲重視的《攷異》校理事，亦得荃孫所助。

馬太玄介紹國立中山大學舊藏稿本《攷異》，載錄書中覲元、荃孫校閲時所署日期甚詳，爲更直觀，不妨列如下表：

由上表中可以看到：繆荃孫在同治十二年（1873）五月曾以墨筆校閲國立中山大學藏本《攷異》；次年（1874）四月至十月間，覲元以朱筆再校一過；光緒元年（1875）三月至九月間，及光緒二年（1876）正月，覲元再以藍筆覆校。覲元初校大體是按原書先後依次校閲，覆校時則大體采用倒序。

荃孫曾言：“同治壬申，荃孫在蜀，彥侍觀察招入幕中。出此初藁，囑為整理，次第交寫官，另寫清本，荃孫寫成一份。”[12]則其指示寫官所寫清本，當即此本。其後又經覲元校訂。覲元在致荃孫書札中亦提及此事。光緒元年三月廿三日信中説：“先公《説文攷異》，去年已校有頭緒，開歲以來又束諸高閣，擬俟仁甫回來，另寫清本，奉求校訂。”[13]上述覲元初校之後，確有數月之空，而再行覆校，即在此信之後數日而已。同年四月十四日，致荃孫信又言：“比稍坐定，將《説文攷異》校出三數冊，已錄清本，俟錄出即寄請校正。”[14]其時，覲元已覆校完後五冊，故有“校出三數冊”之言。值得注意的是，覲元於此處説“已錄清本”，是覆校之後，又寫一本。並且計劃將這一清本再交繆荃孫校正。

覲元覆校至光緒二年二、三月間始告完成，其時荃孫入京赴試，並於當年中進士，入翰林院。至光緒三年八月始返成都，四年五月曾在覲元重慶官署短暫居留，當年十月仍還京，“自此不復入蜀”。[15]故荃孫並未參與校正覲元所錄清本。巧合的是，荃孫赴京後，覲元得張之洞（1837-1909）舊幕僚鄭知同（1831-1891），遂將校理《攷異》之事改委知同。

覲元於光緒四年（1878）所作《〈説文新坿攷〉序》中，對鄭珍、知同父子所著《説文新坿攷》極爲稱賞，故付之剞劂。序中説道：“光緒改元，余分巡東川，遞校栞小學家言。適南皮張太史孝達典學蜀中，爲言遵義鄭徵君有考箸特善。其子伯㪅，屬在幕中，常挾稿隨行。慫余爲剞劂，公諸世。輒諾之。逾年，伯㪅持本來。”[16]考張之洞於同治十二年（1873）十月，就任四川學政，至光緒二年（1876）十一月任滿返京。[17]則知同由張幕入姚幕，當即在光緒二年底或三年初。

光緒四年（1878）四月六日，覲元致荃孫信中説：“幸伯更在此，將《説文攷異》校好，然尚差四卷未完。伯更於上年冬間回里，一去杳然。今正書來告急，川資寄往，又復杳然，以故諸事閣起。”[18]可見知同校理《攷異》正在光緒三年中。但知同尚未校完，即携稿而去，最終也未歸還覲元。故荃孫言：“又囑遵義鄭伯更知同爲之，伯更據後出之書增補甚多，彥侍不以爲然。伯更辭館，帶書而行，没於逆旅。彥侍寓蘇，至登上海報以覓此書。”[19]

那麼，知同爲何要攜稿辭館呢？黎汝謙（1852-1909）所作《鄭伯更傳》載述其事甚詳，故不避抄胥之譏，引錄如下：

南皮張公之洞督學四川，邀君襄校……張公秩滿還朝，以君屬川東道姚君覲元。姚君以其先世文僖公《説文攷異》一書，未竟其緒，屬君釐訂。君則大喜，以爲足以大昌厥説。於是，更爲條例，盡洩平生所蓄，發於此編。而又久不就，姚君頗厭薄之，禮意益衰。君亦自負其學，以謂“海內舍我其誰”。因挾其書，南游吳淞，北至津沽，無所遇。遂泝江流，以達鄂渚，謁徵君故人湖北按察使黃君彭年，又不合。遂西上以歸，歸而家益貧，數畝磽确，亦已屬他人矣。於是，君益困，又館於貴州候補道袁君開第。而南皮張公已總督兩廣，開廣雅書局，刊刻經史諸書。君之友王君雪岑，爲君白前事，又延君典校勘。以其暇補訂姚氏《説文攷異》，凡成書二十卷。其與己意不合者，又別爲《正異》兩卷。未幾，張公移督兩湖，君亦以光緒十七年某月日卒於粵。[20]

前文已經説過，浙圖藏本之B型紙部分，即爲知同校訂之稿。則其原寫實爲覲元命“仁甫”所寫，而非繆荃孫指示吳枚升所寫之清本。吳枚升所寫清本實爲馬太玄記錄之俞樾題簽本。我們推測這個本子當已燬於“一·二八”事變商務印書館之難。不過，旅順博物館所藏一冊殘稿抄手與吳枚升寫本極爲相似，且該殘稿中亦有覲元朱筆校，頗疑此本即吳枚升寫本之殘存者。

根據黎汝謙所記，知同在廣雅書局中完成了對《攷異》的補訂工作。考廣雅書局由張之洞於光緒十三年十月二十五日（1887.12.9）奏陳開設，[21]王秉恩被委任爲書局提調。[22]因與秉恩交好，故知同得以入書局爲分校。知同完成補訂之後，秉恩擬爲之刊行，故先錄爲副本，即今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所藏王秉恩抄本也。可惜，書成未久，張之洞便於光緒十五年（1889）十月離開廣東，改任湖廣總督。同年十一、十二月間，王秉恩等張之洞舊屬即遭廣東巡撫游智開奏參革職。[23]故抄成之後，未能及時付梓。光緒十七年（1891）知同便在廣東辭世了。

需要指出的是，前述《攷異》之王秉恩抄本，與初稿（國圖A02104）、清稿（國圖A02102）相比，雖然有所不同，但變動幅度並不算太大，與繆荃孫所言“伯更據後出之書增補甚多”不相符合，亦與黎汝謙所説“更爲條例，盡洩平生所蓄，發於此編”不能相應。原來，王秉恩同時所抄除《説文解字攷異》外，尚有《説文解字商義》十四卷，並附《説文譌字》一卷。這部書亦藏於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並已收入《四編清代稿鈔本》第170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3年）影印出版。

此本用綠格紙，半葉十一行，行廿四字，四周單邊，細綠口，單魚尾，版心下鐫“廣雅書局校抄本”七字，左欄外有書耳。與上圖藏《説文校疑》用紙同。該本護葉原題“説文攷異商義”，後圈去“攷異”二字。正文卷端則題作“説文解字商義”，次行題“遵義鄭知同譔”。書中鈐“強學/簃所鈔/書”白方。

該本今存卷一、二、五、十一之十四（均分上、下）及卷六上。其書寫格式爲：摘錄《攷異》所輯資料，爲一段，首行頂格，次行以下低一格；引錄“姚氏曰”或自加案語（以“謹按”起首，偶以“按”字起），爲一段，整體低二格。查其案語內容，正爲浙圖藏本所謂之“覲元謹按”者。惟二者條數之多寡有異耳。我們根據浙圖藏本B型紙部分所加浮簽，其筆蹟與知同手筆無異，提出其中“覲元謹按”多數爲知同校補，今得此《説文解字商義》，可斷言之矣。

此本《商義》卷四下僅有“𥌈”至“䧿”字部分，較上圖藏《説文校疑》僅多一“䧿”字。持二本比對，知此王秉恩抄本即從《校疑》抄成。也就是説，鄭知同在用覲元清本（即“仁甫”寫本）校補時，另用廣雅書局抄紙將自得之案語另加輯錄，即成己作之“商義”。

鄭知同根據“仁甫”寫本重行校補，因增補甚多，故多以浮簽形式黏入，所成者之殘稿即浙圖所藏《攷異》之B本。將知同校補內容繕寫入《攷異》之中，所得本之殘稿即爲浙圖所藏《攷異》之A本。而將知同所校補之案語與所校之《攷異》分別繕錄，便得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所藏王秉恩抄本《説文解字商義》與《攷異》。

光緒十五年七月二十九日（1889.8.25），覲元致趙鳳昌信中説道：“伯庚兄同往鄂垣否？《説文攷異》稾本，務懇婉索寄下。不勝銜感。”[24]是覲元去世前一年，知同仍未歸還其書也。至知同去世後，其校補之本遂由張之洞保管。光緒二十年（1894），之洞委命王仁俊（1866-1914）繼續補纂，以期定稿。光緒二十二年（1896），仁俊所編稿成，名《説文解字考異三編》，其稿本今存兩部，均藏上海圖書館。其書不載文田《攷異》原文，亦不錄知同《商義》文字，僅爲考訂姚、鄭所未考論者，皆以“俊案”出之，故卷端署爲“吳縣王仁俊學”。光緒二十三年（1897），仁俊以此稿請張之洞校閲，之洞命仁俊合姚、鄭二稿於一編，並提議以“説文考異補”名之，是爲定稿。北京大學圖書館藏《説文考異補》稿本一部，存卷一、二（各分上下）。此稿合併姚、鄭、王三稿於一書，故卷端署“遵義鄭知同商義/歸安姚文田輯/吳縣王仁俊補”。

以上三稿，均用半葉九行朱絲欄紙，四周雙邊，上、下朱口，無魚尾，版心下鐫“籀鄦誃扞鄭籑述類稾”九字，爲仁俊著述稿本所常用者。

上圖藏《説文考異三編》（索書號：線普長82717-26），共十冊，夾板面題“説文攷異三編”。扉葉爲吳大澂（1835-1902）題名，大字小篆兩行作“説文解字攷異/三編十四卷”，又隸書一行作“坿獨字成部攷一卷/引漢律令攷四卷”，下署“吳大澂署檢”（鈐“吳印/大澂”白方）。背面有仁俊自題篆字兩行“光緒丙申七月稾/成於籀鄦誃中”。此本前九冊書根題“説文攷異三編”，第十冊書根題“説文引漢律令攷”，書中並無吳大澂題簽所言之“獨字成部攷”。然第九冊之書根題字僅存上半截，此冊較其餘各冊最爲單薄，知所闕下半冊即當爲《獨字成部攷》。書中有夾條五紙，上鈐“籀鄦”白文小長方印，但查其筆蹟實出吳大澂手。其內容則爲針對該稿之校讀意見，如云“中：一本作而。而，合是內字”，查書內卷一上“中，和也”條下有仁俊案語，內云：“鄭注'中，和也’，'中’之訓'和’，自是古義，故額刻大徐本作'和也’。一本作'而’，誤。小徐亦作'和’，《玉篇》、《廣韻》皆有'和也’一訓。並無訓'內’者。段改爲'內’，非。”其實，“一本作而”是段注中的校語，仁俊承襲，吳大澂誤以爲是指下文討論的 “內”字。吳氏所校改，總計68條。

上圖藏《説文解字考異三編》（索書號：線善T286070-71），[25]共两冊，內容與前一本基本相同，惟該本書後無附錄，較前本少《説文引漢律令攷》四卷。但上圖另藏一部仁俊稿本《説文解字引漢律令攷》二卷附錄二卷（線善286039），與此本《説文解字考異三編》用紙、抄手均同，且二書均鈐“樸學/齋藏”白文方印，並爲胡樸安（1878-1947）舊藏。則此二書當是由一種拆分著錄。該本書內有墨筆校改，非出仁俊之手。

北大藏《説文考異補》（索書號：411.26/8787），雖僅前兩卷，但因其爲姚、鄭、王三稿合併之書，故篇幅遠超仁俊初稿《説文解字考異三編》。僅此七分之一殘稿，即已有八冊之多。書中貼改甚多。

以上三本，書前均有仁俊“敘例”一篇，分別作《〈説文解字攷異三編〉敘例》、《〈説文解字考異三編〉敘例》、《〈説文考異補〉敘例》，其中北大本原寫亦作“説文解字考異三編敘例”，後貼改爲“説文考異補敘例”。此三篇文字基本相同，述編纂《説文解字考異三編》緣起及經過。而北大本於文末補加一段，記遵照張之洞之命改定爲《説文考異補》之事。姑據北大本迻錄其文如下：

《説文解字》之學，自漢以來，幾成絕業。國朝鴻儒輩起，斯學大盛。段玉裁極其精，桂馥極其博，王筠極其辨。就其搜羅文字，辨析異同者，則有若歸安姚氏文田之《考異》。大恉據唐、宋以來引文，加以論斷，致爲精密。顧其書係手稿，未勒定本。南皮尚書張孝達師開府兩粵，屬遵義鄭氏知同重加考辨，續爲編纂。草稿初成，未及清繕，其中刪併㚆奪，排比前後，斯事䋣瑣，尚竢來者。

甲午之秋，俊自都南下，薄游鄂渚，謁南皮師。命補纂此稿，勒成定本。俊言於尚書曰：“文僖此稿，雖經鄭氏補纂，然其中遺漏尚多。即如唐、宋以來古書，及近出倭刻小學各種，鄭氏皆未采擷。欲成美觀，必待補苴。盇若再輯鄭氏所遺，籑成《三編》，以請師總纂，可乎？”尚書曰：“然。”俊遂歸里，發篋陳書。先開《三編徵引書目》，大凡近四十種。以兹事體大，乃赴都請假，專意輯述。事越三年，謹依許書原例，定爲十四卷。呈諸南皮師，求加訂正焉。

昔凡考《説文解字》異文者，有鈕氏玉樹《校錄》，專以《篇韻》對校，已刊入江蘇書局，書可單行，例不贅引。唐本《説文解字》“木部”，經湘鄉曾文正國藩、獨山莫氏友芝寀定，至可信從。兹逐事依據，復節引《箋異》以定從違。但此爲許君本書，故不入《徵引書目》。

此編徵采前説，兼及近覽。同學海甯許君克勤，嘗以史炤《通鑑釋文》所引對校。亡友同邑孫君傳鳳又以《韻會》所引對校。今並采其精者。蓋攘善之譏，不敢蹈云。鄭氏珍有《説文解字逸字考》，體極精密，以嫥考逸字，無關異文，概不闌入，以清界限。

此編籑係餘閒，曾攷許書《獨字成部》一卷、許書引漢律令者四卷，今並附於後。此編曾就正同邑吳愙齋前輩、德清俞曲園先生。其中徵引或疎，斷制率畧，薄植淺才，在所不免，尚希海內通人糾而正之，幸甚。光緒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吳縣王仁俊謹記。

是書初名《説文解字考異三編》，稿成，就正於南皮師。師命并纂姚、鄭二稿，合爲一書，示以宜偁“説文考異補”，則名簡易舉。謹遵題此。其體例一依師命云。丁酉十月朔仁俊又記。

仁俊編成《考異三編》初稿後，曾請吳大澂、俞樾（1821-1907）校閲，故上圖本《説文考異三編》中有吳大澂題簽及校字簽條。而上圖藏另一本《説文解字考異三編》中之墨筆校改，或即出俞樾之手。

上引仁俊一文，雖名“敘例”，但有“敘”無“例”，不知何故。1916年，劉師培（1884-1919）主編之《中國學報》，刊載王仁俊遺稿《〈説文解字攷異訂〉敘例》。與上引一篇多有不同而更充實，且“敘”、“例”兼備，爲後來擬付梓時再加修改而成者，惜無年月耳。其中寫道：

本朝經師輩出，小學大盛，段、桂、嚴、王，並樹一幟。而研究異文，既博且精，嚴氏同時，則有姚氏文田。《校議》而外，別著《攷異》。大恉據唐、宋以來引文，凡有異者，悉加采輯。許沖表曰：“博采幽遠，修理舊文。”文僖遺著，庶幾近之。但書尚初稾，未勒清本。遵義鄭君知同，承其家學，補訂姚稾，籑成《商義》，而屬草未定。

仁俊曩在乙未，曾奉南皮先生命，發凡起例，校錄原書。隨筆改訂，刪煩鉤要，分併歸合，條次先後。補錄異文者，數千事，采書搜遺者，四十種。一義違異，必加商榷。一語出入，必俟折衷。書都三十卷，約九十餘萬言。纂集略例，別載左方。采引諸書，後附書目。質之先生，先生曰：“南閣祭酒之學，有此宏編，搜羅文字，辨析異同，庶乎總集大成。群書所載，略備之矣。”將授剞劂，因敘梗概，以告海內治經之子。[26]

此段文字述仁俊三編之工作內容，甚爲簡明。其“凡例”共二十五條，亦甚扼要，以其文長而易見，故僅摘錄最關鍵者兩條：

一、此編以姚稾爲主，凡異文須攷辨始明者，則采鄭稾，所引“知同案”是也。有姚、鄭所遺者，則采拙稾，所稱“俊案”是也。

一、此編采引諸書，悉用善本對校。惟姚、鄭二稾，皆非定本，書眉夾縱，零紙黏籤，朱墨相間，凌雜無次。整齊排比，殫精竭慮，屢易寫稿，勒成此編。原書並無“凡例”，今舉要於後。[27]

從嘉慶初年，姚文田、嚴可均在丁授經協助下，輯錄群書引《説文》資料。到光緒末年，王仁俊完成《説文攷異補》。在長達百年時間裡，先後有姚衡、姚晏、許槤、葉名灃、姚覲元、繆荃孫、鄭知同、王秉恩、張之洞、吳大澂、俞樾、徐恕等人，參與到《攷異》之編纂與傳抄事業中。一代代學人，孜孜矻矻，致力於校訂許書之業，足堪吾輩模範矣。

（三）张之洞及徐世昌的刊版

覲元對《攷異》一書，極爲重視，故自同治末年直至逝前，都著意於是書之校理。早在光緒初年，任職川東兵備道時，覲元即有意刊行此書。故請時任四川學政張之洞爲作序言，張氏《〈説文解字考異〉敘》云：

歸安姚文僖公，小學名家……公之孫彥士兵備能傳家學……文僖別有《説文解字考異》稿本三十卷，藏弆於家，將爲檢校，寫定版行，使之洞爲之敘。此書大恉臚列諸本，首大徐，次小徐，又次群書引《説文》者，不問同異，具載全文。間綴案語，皆與《校議》合。疑此編即未撰《校議》之先，所纂《長編》中之《羣書引説文類》也。其先排比異同，以備財擇。既擷英華以爲《校議》，此編遂姑置之，故未嘗寫定，亦無敘例。然百年以來，諸小學家校勘，探索大略，所據不外所列諸書。而取舍殊科，終難斠若畫一。今備舉其文，以待學者自擇，且俾家罕藏籍者據此一編，坐收衆本，又渻紬繙薈錄之勞。若刊而布之，其爲士林宏益，亦已多矣。[28]

正因如此，《書目答問》中所列“説文解字考異”一條下，才注云：“姚氏咫進齋家刻本，未畢工。”[29]遺憾的是，直到光緒十六年（1890）覲元離世，仍未終竟其事。繆荃孫説：“伯更辭館，帶書而行，没於逆旅。彥侍寓蘇，至登上海報以覓此書。後彥侍堂弟藏此清稿，函交彥侍，彥侍大喜，將爲開雕而病歿。”[30]覲元一生，刻書不下數百卷，卻終未刊行《攷異》，究其原因，實爲覲元過於看重而期於完善，託之知同而又逢其嬾漫久未交稿也。

覲元之後，王秉恩、王文燾父子亦曾擬刊知同校理之稿。文燾於王秉恩抄本《攷異》前所作識語中説：“《説文解字攷異》十五卷，歸安姚文僖公纂輯，彥侍方伯命鄭伯更先生攷訂。先嚴擬刊之廣雅書局，此所錄副本也。癸卯，重攜至粵，不意爲白蟻所蛀。往歲命工拾補殘缺，幸尚可補。今聞丁氏得文僖稿本（原注：見所輯《詁林》提要後語），將叚以補完之。它日刊《勥斆宧樷書》，籍成先志焉。”可惜，王氏父子亦未如願刊行。

前引王仁俊《〈説文解字攷異訂〉敘例》中有“將授剞劂”云云，仁俊增補此書，是受張之洞之命，則此次欲刊其書者當即是之洞。然終未見其版行也。

馬敘倫（1885-1970）在1933年前後所印行之《讀書續記》卷五中，曾提及徐世昌（1855-1939）正在刊刻王仁俊訂補之稿，文云：“余友許季湘寶蘅云，王捍鄭復有增補。又聞之傅沅叔增湘，謂徐菊人將姚、鄭、王三家之書，已付雕板，不知何年可畢。余方欲過錄姚書，聞此而止。”[31]馬氏此條筆記中有“余往年以清人所著關於《説文》之書，萃爲一目，姑付活字印之”一句，查其所編《清人所著説文之部書目初編草稿》，刊載1926年《圖書館學季刊》第1卷第1期中（第111-136頁），則該條筆記約當成於1930年前後。徐世昌於1922年退出政壇，隱居天津，以著述、刻書作娛老計。則其刊刻《攷異》當即此時也。雷夢水（1921-1994）在《書林散葉》一文中説：“1983年6月14日，由中國書店出版科王志鵬先生談及近間借來《説文解字考異》殘版，僅存卷一之上、卷二之上，爲歸安姚文田撰，南皮張之洞訂補，天津徐世昌校刊。未悉全刻否，待考。”[32]知徐世昌所刊刻之底本，即張之洞所藏仁俊增補本。

1930年，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將所藏姚文田《説文解字攷異》稿本列入擬印之《秘笈第一集》中，並言其書“已交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不久當可出售”。[33]然而，此番影印計劃亦以失敗告終。

前人於《攷異》一書，屢欲刊而屢未成，其命運真可謂蹉跎至極。差可欣慰的是，近年來，《攷異》的諸多稿抄本已漸次影印行世。

2012年，《四編清代稿鈔本》第一七〇至一七二冊收錄有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所藏王秉恩抄本《攷異》及鄭知同《商義》。

2019年，《浙學未刊稿叢編（第一輯）》第七十二、七十三冊收錄浙江圖書館藏本。

2020年9月，《清代〈説文解字〉研究稿抄本叢刊》第五至八冊收錄國圖藏清稿本。

2020年12月，《國家圖書館藏未刊稿叢書·著作編》亦收錄國圖藏清稿本，且爲全彩影印。

2021年，《上海圖書館藏清人説文研究稿鈔本叢刊》第二十冊收錄上圖藏王仁俊《説文解字考異三編》。

除此而外，國圖所藏《攷異》初稿、清稿及上圖藏許槤抄本、南圖藏葉名灃抄本、鄂圖藏徐恕抄本，亦均已全文數字化。國圖二本及所藏一冊葉名灃抄本且已公佈於官網。

前人欲刻而未能、欲抄而未果之書，今日則已化身萬千，並可於網上隨時查看。吾輩獲致資料之便利，勝於前人何啻千百倍。

三、《攷異》的版本系統與承續書籍

從上文的考察中，不難發現，《攷異》一書，雖然始終未能刊行，但它並非沒有產生影響，得見其書者，不乏耆儒名宿。那麼，《攷異》一書在著作之林中，究竟處於何種地位呢？換言之，都有哪些書籍和《攷異》有所關聯？而其自身的衆多稿抄本之間又是何種關係呢？這是本節所要探討的問題。

（一）《攷異》承繼書考

作爲一部輯錄群書引《説文》資料的彙編成果，《攷異》一書前有所承，是再自然不過。這是説，有一批文獻在其徵引之列。除此之外，《攷異》成編之前，尚有階段性成果，亦屬於其“承繼之書”。

1、徵引之書

嚴可均在《舊説文錄》中，列有一份“書目”，即其時所徵引者。它們是：

鄭康成《周禮注》《儀禮注》《禮記注》陸德明《經典釋文》

皇侃《論語義疏》孔穎達《五經正義》賈公彥《周禮疏》《儀禮疏》

亡名氏《公羊疏》楊士勛《穀梁疏》元行沖《孝經疏》邢昺《論語疏》

《爾雅疏》無名氏《孟子疏》裴駰《史記集解》司馬貞《史記索隱》

張守節《史記正義》顏師古《漢書注》劉昭《續漢志補注》李賢《後漢書》

酈道元《水經注》顏師古《匡謬正俗》顏之推《家訓》李善《文選注》

釋元應《一切經音義》楊倞《荀子注》徐堅《初學記》張參《五經文字》

唐元度《九經字樣》《繫傳》所載李陽冰刊定本《繫傳·疑義篇》

殷敬順《列子釋文》孫奭《孟子音義》吳淑《事類賦》《隋書·志》

《封氏聞見記》樓大防《攻媿集》《廣韻》李昉等《太平御覽》

李延壽《南史》何超令升《晉書音義》長孫無忌等《唐律疏義》

杜佑《通典》歐陽詢《藝文類聚》《汗簡》慧苑《華嚴音義》

《新唐書》《韻會舉要》《六書故》《三國志》宋本《白氏六帖》

未修補本《北堂書抄》[34]

以上所列52條，涉及古籍51種。而《攷異》初稿與清稿中，又可見《玉篇》、《類篇》、《集韻》等三種。

王仁俊在《説文考異補》中，列有《考異原編姚本補編鄭輯徵引書目》，著錄42種，計有：

顧野王《玉篇》、酈道元《水經注》、劉氏《稽瑞》、蘇鶚《演義》、長孫無忌《唐律義疏》（當作“疏議”）、段公路《北戶錄》、賈勰《齊民要術》注、李涪《刊誤》、蘇恭《本草》、《國語舊音》、宋庠《補音》、釋道世《法苑珠林》、釋湛然《輔行記》、虞世南等《北堂書鈔》、徐乾等《初學記》、釋元應《一切經音義》，已上梁、魏、唐。郭忠恕《佩觹》、郭忠恕《汗簡》，已上五代。李籍《周髀算經音義》、丁度等《集均》、司馬光《類篇》、婁機《班馬字類》、賈昌朝《羣經音辨》、鄭樵《通志》、陸佃《埤雅》、羅願《爾雅翼》、張有《復古編》、王伯厚《三家詩考》、王伯厚《漢制考》、王伯厚《困學紀聞》、董逌《廣川書跋》、洪興祖《楚辭補注》、洪邁《容齋五筆》、呂祖謙《古易音訓》、孫奭《孟子音義》、僞孫奭《孟子疏》、程大昌《演繁露》，已上宋。僧行均《龍龕手鑑》，已上遼。韓道昭《五音集均》，已上金。戴侗《六書故》、黃公紹《韻會》，已上元。陳第《毛詩古音攷》，已上明。

末有識語云：“鄭稾有引書目三紙，前後到厠，復未全列。俊乃細斠所采，凡姚、鄭所有，悉錄於目，以避複出。且略分時代，使後有攷焉。若徐鍇《繫傳·通論》，爲《説文》本書，不宜入目，故鄭列而俊刪之。俊又識。”

其初稿《説文解字考異三編》中，則題作《説文考異補編徵引書目歸安姚文田元輯/遵義鄭之同補纂》，所列與《説文考異補》所載間有異同，共計有46種，以非定稿，不復迻錄。

仁俊又自錄“三編”所徵引書目，計有39種。分別是：

劉義慶《世説新語注》，已上宋。顧野王《玉篇》，已上梁。邵思《姓解》、顏之推《顏氏家訓》，已上北齊。杜臺卿《玉燭寶典》、蕭吉《五行大義》，已上隋。姚思廉《梁書》、陸德明《尚書釋音》、顏師古等《漢書集注》、章懷太子等《後漢書注》、殷敬順《列子釋文》、李石《續博物志》、《秘府畧》、釋瞿曇等《開元占經》、釋惠琳《一切經音義》、釋希麟《一切經續音義》、釋慧苑《華嚴經音義》，已上唐。呂祖謙《讀詩記》、薛據《孔子集語》、宋敏求《長安志》、史炤《通鑑釋文》、王瓘《北道刊誤志》、陳鵠等《文苑英華辨證》、蔡夢弼《草堂詩箋》、黃鶴《注詩史補遺》、史容《山谷外集詩注》、史鑄《會稽三賦注》、孫奕《示兒編》、袁文《甕牖閒評》、王觀國《學林》、李誡《營造法式》，已上宋。納新《河朔訪古記》、李翀《日聞錄》，已上元。周嬰《巵林》、黃省曾《獸經》、劉允鵬《龍筋鳳髓判注》、凌義渠閔元京《湘煙錄》、陶宗儀《輟耕錄》、楊淙《群書考索古今事文玉屑》，已上明。

末亦有識語云：“餘如《水經注》、《齊民要術》、《稽瑞》、《文選注》、《初學記》、《法苑珠林》、《北堂書鈔》、《茶經》、《太平御覽》，凡前編已徵而三編搜其遺者，皆不著於目。俊記。”實際上，仁俊編排之間略有疏漏。此處所列《玉篇》、《尚書釋音》、《漢書集注》、《後漢書注》、《列子釋文》、《華嚴經音義》均見《攷異》徵引，不當重複列出，仁俊所以自相牴牾者，蓋因所編前目乃據鄭知同之引書目，而未細檢書中實際所引也。且仁俊已列《玉篇》於前目，而此處再列，亦嫌疏忽太過。而《茶經》一種，姚、鄭實未引及，仁俊亦未列入前目，於此《三編徵引書目》爲失收。

合計仁俊所列，剔除重複，實爲76種。嚴可均已列出而仁俊闕載者則有《周禮注》《儀禮注》《禮記注》《論語義疏》《五經正義》《周禮疏》《儀禮疏》《公羊疏》《穀梁疏》《孝經疏》《論語疏》《爾雅疏》《史記集解》《史記索隱》《史記正義》《續漢志補注》《匡謬正俗》《文選注》《荀子注》《五經文字》《九經字樣》《事類賦》《隋書》《封氏聞見記》《攻媿集》《廣韻》《太平御覽》《南史》《晉書音義》《通典》《藝文類聚》《新唐書》《三國志》《白氏六帖》等34種，則姚、鄭、王三稿徵引之書已達一百一十種。

2、脫胎之書

根據上文所考述，可以知道，在《攷異》成稿之前，先有姚文田《説文摘錄》（北大藏稿本）、嚴可均《韻會舉要引説文繫傳抄》（國圖藏稿本）等彙編原始資料集。其後，丁授經爲文田校訂《説文摘錄》中的《繫傳》部分，重新謄清並校補，即爲國圖藏《説文字句異同錄》未改葉次之前的樣貌。嚴可均更據自己所得原始資料集，並加入《説文摘錄》與《説文字句異同錄》，編爲《舊説文錄》（包含上圖藏《舊説文錄》之底本之原寫、國圖藏《韻會舉要引説文繫傳抄》稿本、《説文字句異同錄》清稿本）。其後，姚衡再據以改編爲《羣書引説文類》（國圖A02104之原寫），同時於《舊説文錄》稿本上加入己之心得，即爲上圖藏《舊説文錄》之底本，將自作校語獨立成書即爲《小學述聞》。姚文田再對《羣書引説文類》進行批改，所得即爲《説文解字攷異》之初稿（國圖A02104）。

（二）《攷異》版本系統

《攷異》雖始終未能版行，但在長達百年的編纂史裡，產生了多達部稿抄本。這些本子之間有遠近不同的關聯，通過前文的考述，可得如下信息：

1.嘉慶六年八月至嘉慶九年之間，姚衡寫成《羣書引説文類》。嘉慶十年，姚文田以之校補即成《攷異》之初稿。今藏國圖（A02104）。

2.嘉慶十年閏六月初八至十一月十八日之間，姚晏根據《攷異》初稿重行繕寫，成《攷異》清稿。今藏國圖（A02102），已殘。

3.道光十三年，許槤借姚晏所藏清稿傳寫，遂有《攷異》許槤抄本。今藏上圖（線善759049-55）。

4.道光十三年至咸豐九年間，葉名灃據許槤抄本再行傳錄，即得葉氏寶芸齋抄本。今藏南圖（GJ/117928）與國圖（字131.35/865.2）。

5.同治十二年，繆荃孫指示吳枚升，據覲元所藏初稿謄清一本，姑名爲“繆抄本”。曾經俞樾、國立中山大學圖書館藏，疑今日旅順博物館（15.636）所藏一冊即屬該本之殘存者。

6.光緒二年，覲元以所校繆抄本，命仁甫謄清一本，可名爲“姚抄本”。浙圖藏本（善816）B型紙部分之原寫即爲此本之殘存者。

7.光緒三年至十五年，鄭知同以姚抄本再加校補，所成當名“鄭校本”。浙圖藏本（善816）B型紙部分即爲該本之殘存者。

8.光緒十五年，王秉恩於廣雅書局以鄭校本錄副。殘本今藏粵省中山圖（80/2.50.728）。

9.民國時，徐恕自王文燾處，傳錄王秉恩抄本。即今鄂圖所藏（善/1454）兩卷。

不難發現，除了許槤抄本、葉名灃抄本源出於姚晏所藏清稿外，其餘各本均祖出姚衡所藏初稿，前者不妨名爲“晏系”，後者則名“衡系”。晏系之中，葉名灃抄本訛字較多，清稿今已殘缺，故該系列以許槤本爲優，而清稿多能校正其訛字。衡系諸本，王抄與徐抄之外，均可視作稿本，既迭經校補，故愈後愈完善。然衡系諸本，除祖本外，均爲殘帙，則又不得不比而觀之也。

（三）《攷異》流衍書考

《攷異》成稿後，始終未能寫定。但在流傳過程中，卻也衍生出幾部著作。上文已考述者，有如下幾種：

1.鄭知同於廣雅書局中，將校補《攷異》時己之所得，另行輯錄，成《説文解字商義》稿。今上圖藏《説文校疑》（線善T286151）即其殘本。

2.王秉恩亦傳寫知同《商義》成一本。今粵省中山圖（80/2.50.729）藏其殘本。

3.光緒二十二年，王仁俊校補之《説文解字考異三編》初稿成。今上圖藏其稿本兩部（線普長82717-26、線善T286070-71）。

4.光緒二十三年，仁俊合姚、鄭、王三稿爲一書，成《説文考異補》。今北大圖書館藏其殘稿（411.26/8787）。

《攷異》據《羣書引説文類》改編而成，《説文校議》亦以《羣書引説文類》爲考辨藍本，則《校議》與《攷異》爲同源異流，實屬近親也。

附：《攷異》周邊書籍譜系圖

附記：承北师大董婧宸老師相告，近日始知浙江大學圖書館尚藏有一部馬叙倫抄本《説文解字攷異》（索書號：特1/023）。該本以12行墨格稿紙抄寫，板心下鐫“研究所國學門”。書凡四册，僅有卷五（上下）、卷十（上下）。其天頭批語多云“初稿”如何、“二稿”如何，按其内容正與國圖所藏兩部稿本相符，結合馬氏《讀書續記》所言“兩稿今存京師圖書館”、“余方欲過錄姚書，聞此而止”，知此本當即馬氏任職北大前後於京師圖過錄者，時當在1920年代。

又，繆荃孫言覲元爲覓鄭知同挾去之《説文解字攷異》“至登上海報”，今檢知報文反復刊載於《申報》1883年10月31日至11月20日之間。其文云：

《尋友》：貴州遵義鄭伯庚先生名知同，向在敝處襄校先集。壬午薄遊津、滬，刻聞復之鄂、湘。携先文僖公所著《説文攷異》稿本並他書數種，現急於刊刻。此係先集，費盡心力，務請鄭君見此告白，即速擲寄蘇州大井巷惲宅，或寄上洋福瀛書局。倘有與鄭君熟識，知其下落，亦乞兩面寄知，感謝不盡。歸安姚氏謹白。

2023年12月12日二校補記

注釋：

[1] （清）姚文田：《〈説文聲系〉敘》，載《説文聲系》卷首，《續修四庫全書》第246冊據清嘉慶九年（1804）姚氏自刻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59-460頁。

[2] 案：文田生平資料甚多，尤以成玲所編《姚文田之生平與年譜》爲詳，見所著《姚文田生平及其古音學研究》（臺北：樂學書局，2000年）第一章，故本文即參考是書。不復出注。

[3] 案：嚴氏生平，參考陳韻珊、徐德明編著《清嚴可均事蹟著述編年》（臺北：藝文印書館，1995年）。

[4] （清）姚文田、嚴可均：《説文校議》，《續修四庫全書》第213冊，第467頁下欄。

[5] （清）姚衡：《寒秀艸堂筆記》，《叢書集成初編》據咫進齋叢書本排印，第1頁。

[6] （清）姚衡：《寒秀艸堂筆記》，《叢書集成初編》據咫進齋叢書本排印，第2頁。

[7] （清）嚴可均：《舊説文錄》，《清代〈説文解字〉研究稿抄本叢刊》第10冊第26頁。

[8] 分別見於《清代〈説文解字〉研究稿抄本叢刊》第10冊第325、359、365、189、267、327頁。案：《鐵橋題跋》末一則爲“韻會舉要”，見《韻會舉要引説文系傳抄》，亦屬《舊説文錄》原稿之部分。

[9] （清）姚晏：《〈古音諧〉後記》，載（清）姚文田：《古音諧》，《續修四庫全書》第246冊據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刻本影印，第711頁下欄。

[10] （清）姚文田、嚴可均：《説文校議》，《續修四庫全書》第213冊，第467頁下欄。

[11] （清）繆荃孫：《藝風老人年譜》，《繆荃孫全集·雜著》，南京：鳳凰出版社，2014年，第169頁。

[12] （清）繆荃孫：《清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見《繆荃孫全集·目錄①》，第408頁。

[13] 錢伯城、郭群一整理，顧廷龍校閲：《藝風堂友朋書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290頁。案：信中言“《佛圖關銘》已刻好”，查此銘刻於同治十三年六月；又言“前歲吾兄所假《地理志》樣本，想已刊就，務祈代爲索還”，此指章壽康借覲元所藏徐松批校錢坫《新斠注漢書地理志》一書爲之刊刻事，查章氏所刻《新斠注地理志集釋》成於同治十三年，而光緒元年四月十四日覲元致荃孫信中説道“碩卿寄來《地理志》樣本”，則此處言“想已刊就”自在其前。綜上兩點，可定該信作於光緒元年。

[14] 錢伯城、郭群一整理，顧廷龍校閲：《藝風堂友朋書札》，第1290頁。案：此信所言寄繆荃孫新刻書事，見於浙圖藏稿本《姚覲元日記》同治十四年（即光緒元年）四月十四日條（影像本第42頁）。

[15] （清）繆荃孫：《藝風老人年譜》，《繆荃孫全集·雜著》，第171-173頁。

[16] 載（清）鄭珍、鄭知同：《説文新坿攷》，清光緒五年（1879）姚覲元刻《咫進齋叢書》本。

[17] 吳劍傑編著：《張之洞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43、50頁。

[18] 錢伯城、郭群一整理，顧廷龍校閲：《藝風堂友朋書札》，第1290頁。案：此信中言及接到繆荃孫所寄書，並隨信寄贈新刻書，分別見上圖藏稿本《弓齋日記》光緒四年三月十七日、四月初六日（影像本第86、88頁），故知此信作於光緒四年。

[19] （清）繆荃孫：《清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見《繆荃孫全集·目錄①》，第408頁。

[20] （清）黎汝謙：《夷牢溪廬文鈔》，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羊城刻本，卷四葉22B-23A。

[21] 吳劍傑編著：《張之洞年譜長編》，第211頁。

[22] 彭華：《華陽王秉恩學行考》，《中國典籍與文化》2011年第3期，第42頁。

[23] 吳劍傑編著：《張之洞年譜長編》，第259、263頁。

[24] 《趙鳳昌藏札》，影印本，第387頁。案：函內言及慰祖“七月五日即有鼓盆之戚”，查慰祖妻卒於光緒十五年七月五日（《姚氏家乘》卷九上葉12B，影像本第6冊第26頁），故知該信即作於該年也。

[25] 案：曹錦炎主編之《上海圖書館藏清人説文研究稿鈔本叢刊》第20冊已將該本影印出版（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21年）。李國英等編《小學文獻序跋彙編》亦影印有該本卷前之《〈説文解字考異三編〉敘例》（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422-42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