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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访泰戈尔故居 *** 邢建榕

 金钱河南山牧童 2024-05-27 发布于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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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访泰戈尔故居

上图:印度加尔各答泰戈尔故居的泰戈尔雕像。均由本文作者提供

       邢建榕
      
       1924年和1929年,印度诗人、亚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泰戈尔三度到访中国,每一次都以上海为中心,后面两次居住在徐志摩陆小曼夫妇家里。
      
       南昌路茂名南路口精致小花园里,一座泰戈尔的半身胸像,印证着泰戈尔与上海的情缘。此番印度朋友组团来访,寻访泰戈尔一百年前在华履痕,也到此一游。时光交错,这倒是使我想起多年前访问泰戈尔故居的情景。
      
       烈日下,我们一到加尔各答,便直奔泰戈尔故居。故居位于市中心一处人口稠密的居民区,中国人有大隐隐于市的说法,于此而言颇为贴切。在故居外的马路口,一座牌坊上面,竖立着泰戈尔像,这是这座牌坊的最特别之处,当然肯定与泰戈尔出生在此有关。
      
       经向路人询问,我们从牌坊下的一条小路进去,一路上但见嘈杂景象,黄包车一辆接一辆,车身似乎比老上海的黄包车要高一些;偶尔见到一名拿着竹竿(指挥交通用)的警察;狭窄的人行道早被各色人等占据:懒洋洋的摊贩,泥鳅般黝黑精瘦的孩子,坐在地上的玩牌者;仿佛来到了夏日下老上海旧城厢的某条街道。
      
       徒步约10分钟,到达故居大门,一座被绿树和草坪围绕的L型三层红砖房赫然矗立眼前,印度传统建筑风貌中,又明显带有英国殖民地建筑风格,院子内鸟语花香,环境宜人。在印度各大城市,往往一边是富豪区,一边是贫民窟,一路之隔,两个天地。
      
       故居现在是泰戈尔大学的一部分,我们没有朝故居后面的校园去。故居院子的一端,楼边伫立着泰戈尔的半身铜像。大概是暑假的缘故,偌大的院子和故居没见到什么人,却见鸟儿漫步,松鼠探头探脑,有着一份圣地般的静谧。“鸟儿愿为一朵云,云儿愿为一只鸟。”在院子里漫步,会不由自主地冒出几句泰戈尔的小诗。
      
       进入故居参观,先脱鞋,亦不得带照相机和包袋。在印度,凡进入神庙、圣地或纪念地,须脱鞋赤脚以示尊重,因为鞋子脏且不说,皮鞋多真皮,属风俗禁忌。不带相机、包袋,自然也是为保护故居文物起见。在印度博物馆参观时,虽允许带入照相机,但被要求按机购票,因此每架相机上往往粘着“已允许”的小纸片,那自然是付过费的。
      

       故居内部的房间高大宽敞,房间外均有敞开式围廊,有利于缓解印度天气的炎热。房间很多,从泰戈尔出生的产房,到泰戈尔最后的安息房,都保存完好。故居展出大量泰戈尔的生平资料,包括照片、绘画和实物,还有许多来访者赠送的礼物。泰戈尔出生于加尔各答一个富人之家,家族里名人辈出,泰戈尔祖先的几幅油画像,几乎有真人般大小,不愧为贵族世家。
      
       泰戈尔本人也擅长绘画,他的绘画作品挂满了一间房子,但没有任何说明,要不是我对他的画作有所了解,谁也不知道这竟然是泰戈尔的原作。泰的绘画作品尺幅不大,但情感炙热,色彩浓郁,线条奔放不羁,画面极富想象力。
      
       仔细参观完故居,泰戈尔的生平和创作大体了然,但并未发现他与中国关系的丝毫内容。与此不同,泰戈尔访问日本的图片资料,却专门辟了两个展室,这些资料和布置,均由日本人士收集提供。
      
       我边看边想,中国几乎无人不晓泰戈尔,印度朋友知道泰戈尔三访中国吗?一百年前的中国上海,泰戈尔乘坐“热田丸”号轮,踏上虹口汇山码头。据见过泰戈尔的邵洵美妻子盛佩玉回忆,泰氏身材高大,灰白的大胡子散在胸前,一身灰色的大袍,一顶黑色平圆顶的帽子端端正正戴在头上,就好像她看到过的寺院老方丈。
      
       “中国是几千年的文明国家,为我素所敬爱。”泰戈尔在张园演讲,到龙华看花,漫步四马路,功德林吃素斋,二十多场活动,他不谈文学,不聊诗歌,却为东方文化的衰落而耿耿于怀,几次三番批评西方带来的工业化和商业化后果。但那时新文化运动已轰轰烈烈,有掌声,有嘘声,泰戈尔不知所措,心情复杂。
      
       回国前,伤离别,泰戈尔拿出一件紫红色丝织印度长袍,上面用金丝精绣着富有印度民族色彩的图案,对徐志摩夫妇说:“我老了,恐怕以后再也不能到中国来了,这件衣服就留给你们作纪念吧。”徐志摩、徐悲鸿后来都到印度探望过泰戈尔,千山万水,留下一段佳话。
      
       现在,泰戈尔故居里已经陈设了泰戈尔中国之旅展览,据印度朋友说展览很受欢迎,并希望能不断补充完善新资料。
      
       “异乡开着不知名的花卉”,这是泰戈尔怀念中国的诗。除泰戈尔外,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到访的外国文化名人,总数不下百人,包括杜威、罗素、爱因斯坦、玻尔、马可尼、萧伯纳、卓别林、郎之万、芥川龙之介、斯诺等人。
      
       中国物理学会第一位名誉会员、法国著名物理学家郎之万,1931年到访上海,在明复图书馆作了演讲。他后来回忆说:“如果我的年纪允许,我计划再次到中国去。遗憾的是,我对中国认识得太迟了,人们隐瞒着中国的真实情况实在是犯罪。”
      
       在交大徐汇校区,有一根马可尼柱,这是意大利科学家、有无线电之父美誉的马可尼在交大演讲后,与师生们一起设置的纪念物。
      

       爱因斯坦则在工部局大楼礼堂做了关于相对论的演讲。该大楼正在进行更新改造,不久后将对外开放,成为外滩一个新的地标性建筑。日前路过此地,但见围墙广告上写着:“城市的韵味被匠心传承。”

       文汇报  2024.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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