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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治法与方剂的数字化模型 治法与方剂是辨证施治中两个重要的环节，具有承先启后，承“理”启“药”的作用。 一、治法与基础理论的关系 中医的治法是很丰富的。这些极为丰富的治法，绝非凭空想象，而是中医理论与临床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对中医基础理论高度总结和概括后，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辨证方法，如病因辨证、八纲辨证、卫气营血辨证、气血津液辨证、脏腑经络辨证等，在这些辨证理论的指导下，针对各类疾病，逐渐形成了种种治法。“据理立法”或“辨证立法”，是简明概括治法与基础理论密切关系的原则。 二、治法与方剂的关系 方剂是由药物组成的，但它不是随意凑合药物，而是以治法为依据，选择适宜的药物组合而成。这便是所谓“依法立方”。临床诊治疾病，未立法，先拟方，仅凭主观想象堆积一些药物成方，所拟之方为“有药无方”，用于治疗，多无效果。只有在辨证立法的基础上，依法立方，才能组成有效的方剂。另一方面，方剂又是治法的体现。只有治法而无药，治法不能体现出来，辨证施治的全过程也不能得以完成。“依法立方”且“依方遣药”，是简明概括治法与方剂密切关系的原则。 三、治疗原则与治疗大法 治疗原则是治疗病症时所必须遵守的总的法则。治法是在一定治则指导下制定的针对病症的具体治疗方法。 治疗原则包括：治病求本，标本缓急（缓则治本、急则治标、标本兼治），正治，反治（寒因寒用、热因热用、通因通用、赛因赛用），调理升降，阴阳消长、治宜祥审；病有深浅、治法有别（表里同治）；病性有别、施治各异（寒热并进）；邪正盛衰，攻补异趣（祛邪扶正、扶正祛邪、攻补兼施）；同病异治，异病同治；调治精气血津液；调治脏腑、精神；三因制宜等。 治疗大法主要是指在治疗原则指导下，根据不同病情，所采取的具体治疗措施与方法，如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八法和理气法、理血法、祛痰法、祛湿法等（以上十二种方法中，又各自内含若干治疗细则，当仔细酌定）。具体的治疗手段包括药物（剂型选择）、针灸、推拿、按摩、熏洗、手术、敷贴、食疗、心理等。 四、以法统方，以方明法，贯通理法方药一脉相承 随着医学的发展和医疗实践的需要，中医治法内容愈加丰富，方剂数量亦与日俱增。汉代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仅收载方剂三百余首，至明代的《普济方》所收载的方剂竟达六万一千七百三十九首之多。新中国成立后，经有关部门几十年搜集的民间单方、验方和创制新方数，已收藏九万多个处方，11万种中草药。可见中医药学确实是一座宝库，它不仅反映了中医学实践经验非常丰富，而且以方带药从多方面体现了治法的灵活运用，诠释了中医药理法方药体系的完整性和全面性，体现了东方文明认识人体生命和治疗各种疾病的有效手段。但是这样多的方剂，怎样去掌握并恰当地应用于临床治疗呢？根据方是法的体现这一观点，采用“以法统方”的办法，探讨各类方剂的组合规律、理解方剂的作用，临床上便能较为恰当地选用方剂。不然，即使把某个方剂的组成记得烂熟，也不能恰当地用于治疗。 综合上述，治法与方剂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法是制方的理论依据，方是治法的体现和运用。以治法理论指导组合方剂和运用成方也是临床治疗必须遵循的一个原则。以法统方，以方组药、以药印证，再以证验方，以方证法，以法明理。如此，贯通理法方药的双向反馈一脉相承。而这一点，正是数字化中医可以轻松绑定的一个重要方面。 五、治法与方剂的数字化模型 《伤寒论》338条所列乌梅丸一共七味药，是用温热药最多的一个方子，再没有任何一个方的温热药能够超过它。 乌梅丸的温热药既多且杂，川椒、当归可以说是温厥阴的，细辛则温太阳少阴，干姜、附子虽三阴皆温，然干姜偏于太阴，附子偏于少阴，桂枝则是太阳厥阴之药。因此，乌梅丸中的这些温热药实际上是很杂乱的，可谓四面八方温热药的聚会。既然是四面八方的温热药，那它们当然就要温四面八方。可是现在我们有个限定，有个固定的目标，不需要它温四面八方，只需要它温厥阴一方。这怎么办呢？张仲景在这里告诉了一个很巧妙的方法，就是重用乌梅、重用酸味药。乌梅就好像是一面旗帜，这面旗帜一树起来，原来杂乱无章的散兵游勇就统统地归拢到这面旗帜下，在这面旗帜的指引下，力往一处使，劲往一处发，都来温这个厥阴。所以，乌梅丸之用乌梅，这个意义实在太深刻了。由乌梅丸让人们看到了经方的鬼斧神工，看到了张仲景的立方用药之巧，令人拍案叫绝。乌梅丸这面旗帜，聚力于厥阴，助厥阴之气突破重阴的束缚承阴启阳，真正地实现升发，实现阴阳的顺接。此非“将欲升发之，必固酸敛之”乎。 从整个厥阴及乌梅丸的意义而言，厥阴之气之所以不能升发，之所以不能顺接阴阳，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受到阴寒的束缚，而在束缚的过程中就必然会产生郁遏，郁遏即会生热。所以乌梅丸在大量温热药里要配上二味苦寒，目的就是要消除这个郁遏所生之热。最后一味药是人参，人参有扶正的作用，可以加强上述的力量。另外，张仲景用人参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生津止渴。厥阴提纲条文的首证不就是消渴吗？用人参正好起到止渴的作用。 乌梅丸是临床极重要极常用的一个方剂，不但可以治338条所述的蛔厥、久利及消渴，尚可用于颠顶头痛、睾丸肿痛等疾。于生殖系统其他病变，亦可参乌梅丸意治之。总之，只要我们对乌梅丸的方理真正弄通了，临证运用何愁不得左右逢源，信手拈来。不但乌梅丸如此，《伤寒论》的112方皆如此，只要理上贯通了，事上的圆融只不过是迟早的事情。如今，类似乌梅丸广泛应验于多种病症之事，还有金匮肾气丸、二陈丸、血府逐瘀丸、速效救心丸、归脾丸、逍遥丸、附子理中丸、六味地黄丸、香砂六君丸等等，都有一方治多病，一剂解多症的民间反映。殊不知这种一方多用的本源，在于医者能够探知异证同根的枢机。而我们今天要做的不仅是领会和践行这些枢机，还要举一反三地把这类枢机和这些哲辩思维数字化。 治法与方剂的数字化模型比较于其他章节，是一个集合型章节，涉及的内容非常多，而且细腻。参考了全国所有大专院校相关教材，引用了刘力红老师《思考中医里》一书《乌梅丸解》的经典解析，目的是借以推出这一章的数字化模型： 1、设于先机，兵来将挡。治则不仅是医理的进一步规范化、条理化、原则化，更是解《孙子兵法》之意，把治未病的“先机”提前做出了预案。中医治法有没有七十二法，没有细数过，但应该不止。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国际疾病分类》是目前为止全世界最权威的人类疾病分类手册，在2018年发布的第十一版（ICD-11）中，疾病编码共有55000个，也就意味着目前有55000种疾病及相关因素被记录、命名。比20年前发布的第十版（ICD-10）多了大约40000种。 中医有九万多个成方，其中成方背后的治法也一定不少，或许这些治法，就是中医先贤所设“兵来将挡”的“未曾经历，却有先知”预案。从疾病（病症）到治则，从治则到治法，从治法到处方，这些数据对人类来讲，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了，除了记忆储存，还要分析比对，临证遴选，遣方调药，剂量调整、剂型选择，完成辨证施治全过程。长此以往，岁月轮回，欲求辨证立法的精准还需有选方用药的精准，唯有数字化可以胜任。 2、理上贯通，事可圆融。 医理是指导中医践行的宗旨，中医的传承发展也始终围绕着其理法方药，一脉相承，不断拓展。张仲景以一剂乌梅丸，不仅调理了蛔厥与消渴，也治醒了无数医者。金匮肾气丸、血府逐瘀丸、速效救心丸、归脾丸、逍遥丸、附子理中丸、六味地黄丸、香砂六君丸等中成药的民间好评，其玄机是在通六经之“证”，而非脏腑之异“症”。为什么中医一直强调整体观，强调辨证施治，就是始终坚持“形而上”的审视原则，看病当辨阴阳表里，见证需辨虚实寒热。阴阳者，起之于手，落之于脚，理上贯通，事即圆融。 “理上贯通”强调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要保持符合中医“医理”的原理逻辑和思维的连贯性、普遍性、特殊性，遵循尊重科学、符合常理的原则。既要从理论上全面、准确地理解问题，明晰事物之间的关联和规律，又要在处理特殊问题与矛盾时，在注重全局、注重大法的同时，具有独特的创新思维。“釜底抽薪”之退热法，“提壶揭盖”之消肿法，就是对中医理论理上贯通的弘扬。 “事即圆融”则指在实际操作和处理事务时，要注重灵活性和适应性，以求达到和谐、圆满的效果。既要善于协调脏腑、气血之间的关系，妥善处理各种复杂情况导致的疑难杂症，“甘温除热法”，“纳气平喘法”的迂回思维，遣方有心术，守正有胆略，从而使病情得到良好的调理结果。 所以，怎么灵活机动地用好中医理论，指导其法、方、药的临床应用，使得医理和医术二者互为贯通，是考查一个医者思维缜密、执业圆融能力的要素之一，而这一点，数字化则是个优秀的助手。 3、海川汇集，探究节点。 系统规范的治则、治法，是几百代无数医者智慧的结晶；国家库藏的一万一千多册经典古籍、九万副中医处方（含单验方），是自马王堆至今华夏民族生生不息的历史见证；数以万计的动物、矿物、植物类药材，是大自然岁岁年年为护佑人类无偿提供的资源。时至今日，海川汇集，帝曰：何以致用？岐伯曰：数风流人物，当看今朝志士。 中医方剂，是体现医理、医法和医者思维与医术的重要载体，迄今为止，其数量之多，涉及面之宽，亟待有目的地进行计算机输入、分类、分级、整理、储备，并与中医治则与治法对应“贴标”，交由人工智能学习，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海川汇集，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按照理上贯通的分类办法，探究证与法，证与方的内在“基因”（包括组方、剂量、剂型、针灸、按摩等）；研究古代医者立法、组方真谛的思维模式；第三步，开启人工智能模式，构建全新治则治法方剂引导参考模板（包括针灸、推拿、按摩等）、组方思维模板、创新方剂模板、剂型组合模板、剂量参考模板，便会有更多、更强、更有效的处方问世。 小结：治法与方剂的数字化模型，是中医数字化的集结点之一，几乎涉及理、法、方、药全过程的数字化内容，需要反复推导、验证、核实，“偏之丝毫，失之千里”，这是先贤留给所有医者的执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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