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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量才独子史咏赓的隐秘往事

 陋室夜读 2024-06-20 发布于辽宁

《申报》总经理、报业大亨史量才是近代传媒史上的风云人物,其意外遇刺身亡,更是引起人们的关注,此事至今仍是一个历史谜团。史量才的儿子史咏赓也在刺杀现场,侥幸逃离得以保住性命,此后便极其隐蔽地生活着。史量才去世后,《申报》并没有停刊,而是由史咏赓继续掌管,并且一度在外地设立分站。

合肥张家二公子张寅和曾在《申报》工作多年,是史咏赓最好的朋友之一。笔者近期整理张寅和的资料,进而揭开了史咏赓的隐秘故事,并且意外发现了史咏赓极其少见的个人照片。

侥幸逃命,捐献奠仪为慈善

史量才遇刺事件一直广受追踪揭秘,但真相似乎始终没有完全揭开。或许即使是让在场的史咏赓讲述,也未必完全真实。但是作为在场者之一,史咏赓是有发言权的,根据他撰写的《哀启》可知,史量才因为长期劳累,患有胃疾,常回杭州西湖之畔的秋水山庄休养。事发于1934年11月13日午后3时,当天,史量才从杭州返回上海继续办公。车上除了司机、妻子沈秋水及其侄女,还坐着史量才唯一的儿子史咏赓及其同学邓祖询。史量才、司机、邓祖询三人遇刺身亡;因为追杀的刺客打光了子弹,史咏赓得以幸免,但也受了伤。

史量才有两位妻子,庞明德和沈秋水。前者为他生下一子,即史咏赓;后者生下一女,为史明明。史咏赓称沈秋水为“亲妈”,称亲妈为“好妈”。在撰写《哀启》时,史咏赓写道:“不孝孤子史必恕(史咏赓)泣血稽首,孤女必明(史明明)……”可知他字“必恕”。

办理史量才后事时,在刺杀中受伤的史咏赓缺席了部分仪式,据说是因为养伤,并且担心敌手会“斩草除根”。

史量才生前乐善好施,为人慷慨,因此史咏赓决定,将所有赙赠之资“悉作振饥之举,是则仰维遗志,除挽联、诔词、抄稿等汇刊外,所有花圈、祭幛、联轴等件概折现银,送交上海云南路仁濟堂筹募各省旱灾义振会代收”,“在咏赓固无愧于先灵涸辙”。启事后还有义振会委员的落款,包括当时的要人孔祥熙、许世英、吴铁城、杜镛、褚辅成、闻兰亭等。并有“张寅”,不知是否为“张寅和”的错讹。

之前笔者曾听张寅和的五弟张寰和先生说,二哥寅和与史咏赓是同学、好友,刺杀发生时也在现场,只是坐的不是同一辆车。看来是记忆有误,或是张寅和与史家人同在杭州,但并未一起返沪。

考虑到汽车是新买的防弹汽车,而且沪杭公路中的一段(约八十公里)是史量才出资修的,史量才甚至说过在这条路上自己没有仇人,但是意外还是来临了。在遇刺时,史量才大叫着史咏赓的名字,提醒他分开逃跑。根据张寅和妻子朱志君回忆,史咏赓个头高大,身体健壮,喜欢运动,如骑马等。

主政《申报》,当能凤毛济美也

史量才与上海各界闻人既是朋友,也是商业合作伙伴,生前涉猎产业较广,包括新闻业、房地产、银行、纱厂、书局、药房等,仅申报馆就经营了二十余年,且蒸蒸日上,因而引起了当时政界的极大关注。对于这些“遗产”,作为家里唯一的儿子,史咏赓无疑是要承担接班责任的。

然而,此后的舆论普遍认为,史咏赓继承父业后,“迫于当时的形势,《申报》的言论态度又趋向保守,相关的各项社会文化事业如出版《申报年鉴》《申报丛书》《中国分省地图》等”,甚至之前与人合办的“申报流通图书馆”“申报新闻函授学校”“申报妇女补习学校”也被迫中断。抗战全面爆发后,《申报》更是因抗拒日方新闻检查自动停刊。当北平、上海、南京等地相继沦陷后,《申报》编委会研究后决定在湖北汉口出版。史咏赓特别推荐老报人马超群负责主持《申报》汉口版事务。申报馆在汉口网罗了很多人才,一度风风火火,为抗战和经济建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危难之际,《申报》还曾在香港组织出版,至1939年7月10日《申报》香港版停刊。

从申报馆出版实务来看,史咏赓的确是亲力亲为的,如该馆于1939年出版《中华民国地形挂图地名索引》,序言即由史咏赓撰写,他写道:“先君量才公常有言曰:'人爱其群,民爱其国,情理使然也。情由天赋,理待启迪,启迪之者,纵则上追历史,示以先民披荆斩棘,缔造艰辛,俾晓然于吾族吾身之所庇;横则博识地理,示以国际畛域分明壁垒森严,俾晓然于吾族吾身之所立。有此历史地理之基本认识,于是爱群爱国观念,油然生之矣。及先君之从事报业,既欣然自慰曰:'报章今日之历史,亦普遍之教育也。复谆谆语报社诸君子曰:'主要之纪述,于事务详其原委,于地务详其版图,庶几为读者基本认识之一助云。复于馆务余绪,更谋贡献社会之道;爰于申报创刊五十周年纪念之际,刊行最近之五十年,就最近五十年之史实,作综合之文献……”

从史咏赓撰写的这篇序言可以看出,他主持出版大型地图册是继承父亲先志,而且特地求教于诸多专家,如翁文灏、曾世英、方俊、周宗浚等先生,在抗战之际完成此事,也是格外有意义。这套地图册制作精美,至今看来仍不过时,当然价格也颇高。

至抗战后期,报纸上登出一篇小文,标题为《史咏赓“亲政”》:“申报小老板史咏赓氏,之江大学毕业,抗战时期,旅港有年,与孔令侃、胡好娱乐场中同称三公子,后至重庆,曾晋见蒋主席一次,可谓殊荣。新闻报股东会既经开成发表,史列为董事之一,董事长则为钱新之氏。申报股东会亦曾开一次,惜乎流会,当时有人提出,推杜月笙氏为董事长,聘潘公展氏为社长,陈训畲氏为总经理兼总主笔,史为副总经理,唐世昌诸氏仍为副经理,官股方面代表,为徐继庄氏……时人皆谓清季光绪曾经亲政,造成戊戌维新之局,今史氏亲政,当能凤毛济美也。”

史咏赓在经营申报馆的同时,不忘父亲遗志,先是报馆同人决定按其遗愿,拨出十六万元捐给学校作奖学金基金,同时决定三校一馆——职工业余学校、妇女补习学校、新闻函授学校、流通图书馆,一律以“量才”命名。史量才生前曾任私立女子护士学校校董,并向中山医院捐建了一幢三层的护士宿舍楼,史咏赓遂在此护士宿舍楼前竖了一块碑石,并亲自手写刻字“量才堂奠基纪念”。

花边新闻,“上海小姐”的背后

其实,自从史量才遇刺身亡之后,申报馆似乎就不再是史家所能主宰的,毕竟“人走茶凉”,只有史量才能够真正掌握申报馆的经营主权。那么,此后到底谁才是申报馆的灵魂人物呢?这一直是个悬疑,有人说是当时的政坛人物,也有人说是闻人杜月笙。其实从很多报道中可以看出,史量才生前与杜月笙是有合作的,甚至可以说有一定的交往,这种交往至史咏赓一代仍在延续。无疑,杜月笙对于申报馆是有影响力的。

在抗战之后,报上曾刊出一则《史咏赓与上海小姐》:

“上海小姐”王韵梅,日前同契友范绍增及王晓籁等赴京游玩。南京人士久仰上海小姐芳名,惟多不识荆州,故王小姐等出入各场,并未引起一般注目。惟某次出现中央餐厅,被新闻界某君发现,当时曾起一阵骚动。原来此君在王国花(王韵梅本名)时代曾和王小姐有一度婆娑之雅,其本申报主人史咏赓之友,史君固当年倾倒王小姐之一人,且相识时间颇久。此君常与史(咏赓)同游,故熟知王小姐情况。惟史咏赓虽属公子哥儿出身,在花钱上却有老成持重之致,有“刮皮小开”之目,和朋友出来玩,且是朋友会钞时候多,在女人身上用钞也颇吝啬。王小姐则是一向眼界高,手面大的,史君当然难配胃口,所以小姐今日之飞黄腾达,固自有其过人条件也。

这则花边新闻点出了史咏赓的名字,也道出了一件近代史上著名的选美大会,即1946年夏季的“上海小姐”选美大会。举办选美大会的名义是为江淮水灾募捐。当时江淮大批灾民陷入困厄,上海又经历战火,百废待兴,杜月笙遂联合上海政府举办了这次选美活动。演艺界名人周璇、言慧珠、韩菁清等都参与了此次活动,报纸上也大张旗鼓地做广告,可见活动影响力之大。然而最终以高票获得冠军的不是演艺界名人,而是此前并不为人熟知的王韵梅。后来,人们才渐渐发现这位女子来历“不寻常”。

上文中提到的范绍增为当时川军的头领,是连杜月笙都要給面子的军界要人。王晓籁则是上海滩有名的商界头人,曾担任上海商会理事长。文中有些细节很有意思,说王韵梅早期可能与史咏赓相熟,但是史咏赓出手不大方,因此王小姐的成名肯定与其无关。这一点倒是能说明史咏赓家教颇严的一面。

根据史量才的内侄女庞荣棣介绍,史量才对于独子史咏赓平时约束极严格,大学不毕业不允许其穿西服、皮鞋。史量才平时也不给儿子零花钱,还不准儿子购买西洋货和进口商品。这一点,史咏赓的同学也给予了证实,说一起逛南京路的时候,史咏赓连一顶进口的帽子都不敢买,还不让他们穿洋服去他家。

在有关史咏赓的史料中,有一本于1983年出版,作者署名为“风帆”的小说《天涯芳草觅归路》值得关注,因为这部小说中可以找到史量才、沈秋水和史咏赓的原型。书中描述大家闺秀陈坚参加革命,就读的是“春江大学”,这显然是指史咏赓曾就读的杭州的之江大学。陈坚在这里遇到了男主角萧应耕,这个名字似乎是“史咏赓”的化名。

史量才是之江大学的校董及文理学院的捐资人,所以把儿子送至此处读书。史咏赓非常喜好运动,故史量才欲出资增建体育办公楼,但此事因史量才遇刺而未能实施。庞明德和史咏赓为尊重史量才遗愿,也为纪念因刺杀而遇难的人,联合捐建了“同怀堂”。现在这处建筑仍然是钱塘江畔之江大学旧址的亮点之一。该建筑为红色墙面,设计庄重,线条简洁,上嵌有巨钟,并有吴敬恒题写的“同怀堂”三个大字,道明了这幢建筑背后的故事,以示铭记历史,不忘旧人。目前这处建筑已被列入全国文保单位。

与好友同住共事,后远走天涯

史咏赓曾娶安徽泾县清末民初实业家朱鸿度之孙女朱联芝为妻。这段婚姻似乎并没有维持多久,却使好友张寅和有了终身伴侣,张寅和的夫人朱志君正是朱联芝介绍的。

从张寅和的履历看,1935年春至1935年9月,他便在上海和史咏赓住在一起,等待前往日本留学;抗战全面爆发前,二人回到国内;从1937年6月至1938年3月,张寅和一直住在史咏赓的上海家中,其间还随史咏赓住过杭州、莫干山。或许史咏赓已把张寅和看成了事业上的搭档,此后张寅和在申报馆工作多年。1938年3月至1939年10月,张寅和在香港申报馆做校对,其间还做过数月的助编;1939年10月至1941年春,张寅和也一直在香港和史咏赓共同谋事。1943年4月至1945年8月,张寅和在上海申报馆会计科任职;1945年8月至1949年5月,又担任上海申报馆出纳主任。

1949年5月27日,发行时间长达七十七年的《申报》终刊,申报馆转为解放日报社使用,《申报》改名为《解放日报》继续出版。1949年5月至1951年9月,张寅和在《解放日报》担任出纳科科长。在给大哥张宗和的信中,张寅和曾回忆起在报馆的工作情况,说那时工作也没有什么开心的事情,还是觉得和自家姐姐和兄弟相处最为开心。

在友人新近收藏的一本《中南银行总分支行处全体同人录》(1947年出版)中,笔者发现了史咏赓的名字。当时他三十六岁,为该行董事,住址为“上海复兴中路三四号C九号”,这处地址当是他在上海时的家庭住址,也应该是张寅和常去串门的地方。

史咏赓后来远走他乡,据说去了美国发展。史咏赓离开时,张寅和的长子张以逵只有三岁,尚没有明晰的记忆,张寅和的小儿子张以迅更是尚未出生。但是张家至今仍存有史咏赓和妹妹史明明的旧照。史明明也和丈夫去了美国,并且曾办有个人收藏专场拍卖。可知史明明的收藏颇为丰富,从元明清的名家到近代的张大千、王震、贺天健、陈半丁、刘海粟、赵冷月等,其均有收藏。从落款中可知,史明明又名沈清漪,是一名工艺美术师。

此外,张家还保存有沈秋水侄子沈柏年的旧照。沈柏年曾被沈秋水认作养子,成为其遗产的继承者。他与张寅和也是好友,1935年9月,沈柏年、张寅和、史咏赓曾同赴日本留学。沈柏年是上海滩有名的摄影师,曾是梅兰芳的私人摄影师。此人于1963年意外去世,十年后的1973年,张寅和也英年早逝。

据说史咏赓于1977年去世,至于其后人的情况如何,则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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