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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大师”，不都是伟光烈的，龌龊的也多。好些“大师”让我们吹得很猛，可多了解，也会发现种种不堪。只不过，近些年“民国风”流行，媒介是把他们光鲜的一面都摆了出来，刻意遮住了狗血事迹罢了。总之6个字：历史不可轻信。 比如最著名的西南联大故事，主流叙事都是教授们如何雍雍穆穆友朋切切，大家好像都情同手足似的，其实不然。实际上，由于大家都陷入穷困，心情都挺容易暴躁，而好些教授名流又都是合租搭伙过日子，日常生活中多的是矛盾摩擦，而且往往都是很小的事情，如今看来都未免可笑。比如吴宓在日记里时不时都要骂一通同事们，因为刚到联大时，教职员安置点那个公厕极其的脏，“既挤且秽”，那些“大师”或“名流”生活习惯恶劣，“不讲卫生，不顾公德”，每次让吴宓蹲坑都要呕吐。类似这种侧面，吹粉们是不会讲的，可它们确确实实是有味道的“秽史”，能照见历史的阴暗角落。 至少，以吴宓的眼睛看过去，这些“大师”都是极其自私的，屡屡为了点小便宜，勾心斗角。比如他点名著名化学家刘云浦，就是这种极端“精致利己主义者”，说他一到联大就霸占最好的房间，每日在里面打牌干扰别人，对待同事也很过分，经常虐待弱者啥的，吴宓还忍不住跟他吵架对骂了半天。甚至，在吴宓日记里，联大教授多是贪生怕死之徒，他还列了一大串名单：钱穆、姚从吾、容肇祖、沈有鼎等等，几乎都是日后我们羡称的“大师级”，可在吴宓看来，他们都是极“自私”，又极端怕死。为了躲警报，每日没天黑都不敢回来，吴宓很看不起。 更自私到不近人情的，可能还得属日后大放异彩的吴晗夫妇。据李文宜回忆录，1942年她受委托到昆明，因与吴晗妻子袁震是几十年的“闺蜜”，就暂住他们家，在客厅搭了一张床铺。几天后偶感风寒，发高烧，起不来床，岂料次日吴晗夫妇就要赶她走，怕被传染。她走投无路，感觉自己快不行了，哀求也不行，借钱也不允，真是前脚都快踩到鬼门关了，幸亏老天有眼，慢慢好了起来。这件突发事故给李一辈子都留下了阴影，她自说病好以后，从此花钱都很节省，生怕又沦落后生病告贷无门的惨况。 而且，按学者李村的考订，当时教授矛盾升级，动粗搞起来的多的是。吴大猷回忆录就记录过。吴大猷同时还记录了各类同事们种种丑态:有一位是每天背诵讲义，然后一字不漏到课堂上讲课，佯装“博学”；有一位每天都在房间里练习“走官步”，因为他整日幻想着从政组阁；还有位教授太太，专做食品倒卖生意，更为奇葩的是，比如一瓶鱼肝油今天5块钱卖给你，此后几乎天天上门，然后每次都旁敲侧击这鱼肝油又涨价了，卖亏了，巴拉巴拉。据说，最贪财好货的是逻辑学家沈有鼎，“置父与妻不顾，惟事积钱”，每天深夜都要偷偷摸摸打开储钱柜，把所有钱都摸一遍才睡得着。如此“大师”，形象都与我们现在的认知截然不同。 其实，不惟教授们“狗血”多，大人物如校长蒋梦麟他们也谈不上什么高大上。据说蒋梦麟之妻陶曾谷很不好搞，屡屡仗势欺人跟教授们闹。当时蒋家和北大法学院院长周炳琳比邻而居，两家矛盾很深，不仅各种剧情迭迭不断，老死不相往来，还曾专门在两房中间砌起一道高墙，成为校内笑话。抗战胜利后，北大教授们曾联署让蒋梦麟辞职。 当然，不管怎么说，民国“大师”的学术成就确实没得说，很高。整体骨气和操守也是历史有数的，不能抹煞。我所反对反感的，其实是神化，神化得他们都不像是“人”了。我反对神化任何人。都是爹生娘养胎生哺乳动物，怎么可能有圣洁无瑕的超男女神呢？而且，当代这些知识分子搞的民国大师研究，我还很不满意的一点，就是流行的“双标”叙事法则：“民国大师”们怎么好怎么好，与之对立的人物又是怎么怎么差，反正就是捧一踩一，然后有选择性挑着讲。 我以为这不是公平的做法，也不是好的研究态度。典型如作家岳南写的书，这些年很流行，可书本身不仅难说“信史”，而且差不多快成小说传奇了。是岳南本人不知道吗？他当然清楚，可他作为“民国大师吹”，会觉得这种取舍是有利的，是更受读者欢迎的，是更有助于营销的卖点。说到底，知识分子就是爱捧知识分子，然后把自己所在的行当无限拔高，重重粉饰。就像附图照片，不过是豆友街头随手自拍，底色非常“真实”，可依然可以编出无数“美好故事”来，此之谓“开局一张图，内容全靠编”——这话虽然是网络流行语，却很符合柯林伍德的史学精粹。 总之，我的体会就是一句话浓缩液：读历史，不能只存梗概，一定要反复抠细节，要把大量细节串起来琢磨琢磨；同时，要回归常识、常情、常理这“三常”，这样读史才可能越读越聪明，否则必然反之，“书呆子”就是这么来的。我这榆木脑袋，是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参考资料：李村《世风士像—民国学人从政记》、《吴宓日记》、吴大猷《八十述懷》、《李文宜回忆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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