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定新：川汉保路运动与宜昌早期工人运动萌芽

枫叶1g6bn4is52 2024-07-13 发布于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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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工运故事系列 01

川汉保路运动与

宜昌早期工人运动萌芽

彭定新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姜家湾村有个老地名叫上风垭，上风垭有个山洞，不是一般的洞，是准备修一条铁路的隧道，叫“上风垭山峒”，隧道保存完整，水泥浇筑的峒门题写的字迹仍然清晰。题写峒名的人是秀山李稷勋。

不仅如此，与这条铁路有关的地名和故事在宜昌仍然存在和流传。如铁路坝，小溪塔车站，黄家场车站，张家口车站，一些工事也散落在群山峻岭之中。

这是川汉铁路宜昌到归州段的遗址。至今已经过去100多年了，那还是在清朝晚期的时候。

正因为这条铁路，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进而武昌辛亥起义揭竿而起，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王朝统治。

也因为这条铁路，宜昌也和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宜昌是保路运动的前沿阵地，是辛亥革命的导火索，是武昌首义最早的响应者。宜昌铁路工人积极发动和参与保路运动和“宜昌反正”，也是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萌芽。

四万铁路工人云集宜昌

川汉铁路是由四川人士最先倡导修建，清朝廷拟办的铁路。东起湖北汉口，西至四川成都，全长四千里，“依京汉，粤汉先例，定名川汉”。清政府原来是准备将粤汉、川汉等铁路的修筑权出卖给洋人的，后在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和收回路矿权利的运动中，被迫收回铁路主权。

四川总督锡良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五月疏奏自办川路，“严杜外资，权与汉皋”。得到朝廷批准，四川省随即在成都成立川汉铁路公司。

铁路开工并不顺利。经过二年时间的筹备工作，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六月，“官绅均权合议”，开始工程从汉口修起，旋改至宜昌。“因金铁大木机体之器，避峡禅险，冀省烦费，故工场悬寄鄂境”。但是，当时湖广总督张之洞认为，“川越疆作业，先无契约”，从中作梗，四川总督锡良“乃与往复畴咨”，最后双方达成协议。次年正月，“川鄂合疏，言鄂境铁路自宜昌以上归川修，路成二十五年后，鄂人备价购回。于是川鄂皆受约”。是年，川汉铁路由官商合办改为商办。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七月，在宜昌设立川汉铁路有限公司驻宜公司，筹划宜昌至万县工事，“是为宜昌川路工场发生之始”。二年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一月申报朝廷聘请著名铁道专家詹天佑为宜（昌）万（县）段工程总工程司。宣统元年（1909年）八月，邮传部接办川汉铁路宜万段，邮传部左丞参李稷勋出任驻宜公司总理，詹天佑亲赴工段勘定线路。从京绥、京汉、津浦线、京张铁路调集6000余人，以直隶省（今河北省）为多，加上本地沿线招集民工共4万余人，于当年十月二十八日在宜昌举行正式开工典礼。难产的川汉铁路，从成立公司开始已过去六年，算是破土动工了。

当时的工场可谓盛况空前，有清末老人侯叔轩回忆录可证：“于是攻金攻木攻石之工，铁泥沙土竹木陶埴之材，汽电机体鲍革钢镍（鎚）之器，银铜之货，骈埴咽塞，自夷陵达秭归三百里间，同时兴作，徒夫万千。是为川路开工建筑之始。”

宜昌地处川鄂咽喉，自开埠通商以来，“华洋杂处，商旅辐辏”，原本只有几万人的城市，四万筑路工人的到来，带来了人流、物流、信息流。

宜昌工场一建立，就意味着商机无限，一时小小的宜昌商贾云集，百业兴旺。据侯叔轩《清末民初宜昌面面观》里记载：这里当时有饭店、澡堂、杂货店，还有铁、木、竹等手工艺门店聚集，外地手工业者纷纷奔往宜昌，生意兴隆。也就在开工那年（1909年）十二月，宜昌商务分会成立，入会商号达900余家；次年八月，宜昌商会成立，会员563名（见《宜昌县志》）。《清末民初宜昌面面观》中也指出：“可算近代宜昌第一个发展时期。”

川汉铁路的开工，宜昌也成为上至朝廷，下至地方官吏，外至列强关注的焦点。帝国主义虎视眈眈，夺取筑路权，控制我国经济命脉死心不改，各方官吏因为利益之争不会等闲视之。也因为宜昌工场忽然增加了四万路工，为维护社会秩序，加强社会治安，防止路工起事，当局增加了武装和兵力予以防范。资料表明，宣统元年，宜昌驻防武装先有陆军宜防营，后增宜昌水师。宣统二年八月，设立巡警专局。后来，铁路风潮发生后，湖北新军驻扎宜昌。

更重要的是，宜昌工场成为思想活跃、思维碰撞之地。四面八方人流的大云集，必然引起进步人士、革命党人的关注和集结，同盟会、公益会、文学社、共进会组织相继组建，革命思潮日益漫延。这其中，有不少路工骨干参与。

川汉铁路保路运动与宜昌工场

川汉铁路生不逢时，注定一波三折，裹足不前。

1910年6月，宜昌工场向西展筑30余公里，其中宜昌码头至小溪塔15公里的铁路线通车。可是1911年5月，一场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使铁路停工，工程撤销。

运动是因为铁路国有政策引起的。川汉铁路是西南大干线，英法美德帝国主义列强窥伺已久，纷纷要求承办，他们别有用心地胡说：“国家将设立铁路之权归于各省自办，是政府之一大错误”。又说“川汉铁路非得外国之专门家与财政之资助，决难望其成就”，清政府经不起帝国主义列强的威逼利诱，早就想找藉口扼杀“商办”。1911年4月，清政府派邮传部尚书盛宣怀这个滥借外债出卖路权的老手，与英法美德四国公使议定了借款合同，接着又与日本签订了借款合同。5月20日正式签字。正当中外反动派勾结一致、阴谋得逞之时，一场亿万人民群众参加的反对“干线国有”的保路运动爆发了。

一石击起千层浪。首先激起川鄂两省人民的反对。川汉铁路宜昌公司总理李稷勋致电成都总公司称，“铁路国有，注销商办，政府牺牲信用”，“人民受损甚巨，当拼力拒之”。

1911年6月，四川人民的保路运动波及到宜昌。聚集在宜昌附近的4万多名筑路工人对铁路国有政策极为不满，各包工纷纷要求清算工价；旅宜的川汉铁路股东数百人，要求宜昌府退还股本，并与清兵发生磨擦。

恰在这时，省城革命团体“共进会”首任会长张伯祥从成都参加保路运动后，秘密赶到宜昌，发动路工运动，得知宜昌公益会这个组织后，便与该会会长胡冠南等商议，在四川会馆（宜昌西坝）成立“川汉铁路研究会”，以研究铁路为名，向工人宣传革命，鼓动工潮，发动工人并聚群众数千人演讲于工地。7月中旬，宜昌筑路工人开始闹事，有数百人聚抢米行，数千筑路工人抡起铁锤，挥动棍棒，同前来镇压的清军展开血战。湖北总督瑞徵惊呼“兵警弹压为难”。在宜归铁路线上，同盟会会员黎怀瑾以“承揽工头事务”的身份组织铁路工人斗争，暗地里准备“一旦有势可乘”，就夺取驻防旗军武器举行起义。

针对不断发生的路工起事，清廷派钦差大臣端方率湖北新军三十一标镇压保路运动，抵宜时，严令捉拿革命党人，镇压路工，在城里每天要派兵巡查四五遍，几乎使各党人和路工运动无法活动。在一次工人暴动中，宜昌反动当局出动军警，将张伯祥等逮捕入狱。8月，起事未遂，黎怀瑾不幸牺牲，有二十多名筑路工人被捕并遭杀害。这更加激起了人们的愤慨，宜昌保路风潮高涨，“革风日炽”。

湖广总督瑞徵派新军第三十二标二营两队和第四十一标一营驻宜昌，一以防范重镇口岸，一以弹压铁路工场。好的是，随军到达宜昌的下级军官中，有文学社的重要成员唐牺支和共进会首领胡云龙等。至此，各会党人会聚宜昌，互相联络，密谋起事。

铁路工人在辛亥革命宜昌反正和攻荆保汉中的作用

铁路工人在筑路中不如牛马的生活，早引起了对清政府和地方官吏的强烈不满。宜归段四万筑路工人，有整批的外来工，有本地工，本地工是地方乡保摊派的。

据崔传礼老人在1981年回忆录中写到，本地工专干挖土方、砸石头等简易活计，工资计件。挑石头成人每担五文，一天可得五十文，有手艺的每天得一百二十文。当时大米每升三十二至三十四文，每升米重两斤半。

宜归段分设十个施工段，各段施工有大工头，大工头管小工头。大工头带礼帽，出门坐轿子，还有三四名“勇”字号卫兵背着来福枪跟着。

工人住靠蓆棚，也有住民房的，每个蓆棚住三十五人。地铺潮湿漏雨。伙食极差，大锅饭量小，争抢着吃。整天干活，生病的很多，病了无人管。工头经常打骂工人，有时罚跪，一跪一大排。监工们任意用刑，有灌开水的。工伤事故多。工人死的多，死了连尸带土，掩之地下了事。财主们乘机拾高粮价，引起工人们反对，时有抢粮事件发生。秭归有一工头，抢当地姑娘。

在这兵荒马乱，局势动荡的年月，宜昌数万筑路工人没有饭吃，市面米价上涨，发放的钱票不能兑现。地方当局特别是海关洋鬼子，担心工人暴动，惊恐万分，几次碰头商议如何防止。当时小溪塔团练不让工人进街。还村村布置火警，大路上设火柱，有情况点火呼应，视工人如祸水。工人中想离开工还乡，也是身无半文。

这在夷陵区作协主席黄荣玖的文章《川汉铁路的背影》回忆他爷爷在川汉铁路做工时的情形也得到证实。

1911年9月，工潮与保路运动日见高涨，让清政府捉襟见肘。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在成都屠杀请愿工人群众制造流血事件，次日，四川保路同志会举行武装起义，宜昌闻讯遥相呼应。湖广总督瑞澂，报清廷派军舰“楚同号”由汉口驶往宜昌，并伺机入川协助镇压保路起义，瑞澂又征调陆军新军第三十二标二营两个队和第四十一标一个营驻防宜昌，清廷又命令粤汉、川汉两路督办大臣端方率陆军三十一标一个营由武昌前去四川镇压保路起义。然而端方到达宜昌后，慑于保路运动的强大声势，不敢向前。在离开宜昌前往四川途中，成了他的不归路。原来胡冠南趁机离宜赴川，尾随端方，将端方被刺死在四川资州（今资中）。

清廷摁了这头翘了那头。湖北新军前往四川、宜昌扑灭铁路风潮，导致武昌城防空虚，1911年10月10日晚，革命党人乘机发动了武昌起义，继而引发全国性的起义风潮。这就是著名的“辛亥革命”。

武昌起义消息传来，宜昌筑路工人积极响应，正准备发难向驻军下手，10月14日，宜昌军界，警界、商界、学界、工界代表在东山寺，秘密会商，取得了举义旗的一致意见。10月18日，宜昌起义军宣布反正，“半夜东门廖家台起火”，反正信号燃起，起义旗升起，结束了清府在宜昌的统治。由宜昌民军基础扩大成立的荆宜施鹤司令部书记官李一于1912年6月，写过一篇文章《荆宜施鹤光复记》，对那段如火如荼的历史，作了翔实的记述。

武昌革命党起义仅8日，宜昌民军起义，李稷勋1912年撰文所肯定，“全国义师桴应武昌，以宜昌为最先”。

四万铁路工人是威慑，是后备力量。清廷和洋人买办最担心是工人的暴动。这是辛亥革命完全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早在东山寺会议后，起义总指挥唐牺支等人走访了川汉铁路局弹压局，通知该局武装人员配合武装起义，不准阻拦路工。

宜昌海关是洋人控制的，他们也害怕路工起事，对宜昌起义基本上持认可态度。这也是迫于庞大的路工力量。宜昌海关税务司葛礼向上海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10月19日发电报告：他们（清廷）没有足够的力量控制铁路工人，工人仍有暴动的危险”。21日葛礼致苏古敦函，“约有一万二千名铁路工人，他们领得了钞票后买不到食物，就威胁着要进城来放火把宜昌焚毁，因此局势严重”。

川汉铁路路工也直接参与了攻荆保汉。当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发生以后，川汉铁路突然停止修建，工人工资停发，衣食无着落，数万铁路工人成为武昌起义后必然要爆发的火药桶。李稷勋《血泪碑》指出“受役之夫，数逾三万。值鄂军猝兴，列城响应，烽埃翳天，工餫梗阻，徒天兽骇，浸构凶害”。而“鄂军猝兴，列城响应”，在武昌起义后，宜昌是第一个反正的城市，而在反正后修川汉铁路的工人，有一千多人参加起义军攻打荆州，实实在在的的保护了武昌上游的侧翼，为革命胜利赢得了时间。

李稷勋《荆宜施鹤光复记·序》记载以宜昌铁路工人为主体的民军，“水路并下……(荆州驻防旗军)请降……数月以来，武昌各军得专意北向争衡，晏然无西顾之忧。”《覆武汉实录馆调查宜昌光复事实说帖》记载：“内有一千人不肯回北，自愿效力民军。复由李稷勋商请司令部，拣造精壮编入军伍。嗣后攻克荆州，有决死队最称勇敢，该工人实居多数”。李一《荆宜施鹤光复记》也记载：“民军为备战计，自须招募军士，积极扩军。嗣后攻克荆州时决死团，以工人居多焉”。

川汉铁路宜昌段宣布停建，外地路工何去何从成了总理李稷勋的心病。当时有首歌谣。“辛亥灭满到宜昌，铁路公司光又光，光了也回不了家乡”。李稷勋一面安抚路工，一面会同宜昌商务分会多次函电鄂都督请求拨款，款到后分发路工妥善遣送返乡。他在告工人书中有“我有一日命在，决保诸君不死：我有一日饭吃，决保诸君不饥”之语。李稷勋竭诚安抚路工，“宜昌人民称颂”。

一条铁路断送一个王朝。宜昌学者黄权生罗美洁《百年遗梦，川汉铁路往事》撰文认为，百年前川汉铁路工人在宜昌反正和宜昌支援武昌起义的角色世人皆知，丹青难忘。武昌起义是辛亥革命的时代标准，而人们注意了新军的重要作用，事实上在革命中数万拿着铁镐的川汉铁路工人成为辛亥革命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也算得上工人无产阶级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的初次崭露头角，而十年后的中国共产党诞生，多次工人运动中铁路工人都是先锋，这是历史的偶然也是历史的必然。

笔者赞同这个观点。

作者简介：

彭定新，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宜昌市散文学会副会长。原宜昌市总工会副主席。长期从事政策研究、党务和行政工作。爱好文字和摄影。作品散见于《人民日报》《学习强国》《湖北日报》《中国作家》《湖北作家》《长江丛刊》《三峡文学》《宜昌作家》《三峡日报》《三峡晚报》等报刊平台、书籍选本。出版有散文集《与故乡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