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万历时期私人史著发展概述

文化龙乡 2024-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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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史学有官方和私家两条轨迹，在明代，私家史著颇为丰富。“无论有无官职，只要不是在官方修史组织内进行，并且未受到官方切实的管理和控制，史书的内容、形式、材料取舍、思想倾向都出自私家胸臆，即属于私家史学”[1]。关于明代私家史学的兴起和阶段划分，多数学者认为，自正德始以人物传记撰著为特色的私家史学发展起来[2]49。事实上，据杨翼骧《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元明卷》显示，正德年间几无有质量的私人史著问世，而能够代表明代私人史著水平的是嘉靖、隆庆、万历三朝间的私人史著。因此，本文着重讨论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私人史著的发展概况，以下简称“嘉、万时期”。

一、体例体裁的革新

“中国古代的史书不仅有丰富的外部表现形式，这就是史书的体裁，而且十分讲究其内部结构及表述上的要求，这就是史书的体例”[3]。史书的体裁和体例是史书撰述过程中首先要遇到的两个问题，刘知幾认为“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4]136。这里的“例”理解为体例。

明代嘉、万之前的私人史书，如徐《明名臣琬琰录》，录载二百多人，主要抄录碑、铭、志、传、地志、言行录等。邵宝《春秋名臣录》，尹直《名相传》《南宋名臣言行录》，杨廉《皇明名臣言行录》，谢铎《国朝名臣事略》《伊洛渊源续录》等皆是如此。此外，丘濬仿朱熹《资治通鉴纲目》作《世史正纲》，《皇朝名臣言行录》《春秋名臣传》《名相传》《国朝名臣事略》《明名臣琬琰录》等名臣录的编纂也是仿照朱熹的《名臣言行录》。可见，朱熹的著作在当时很受重视，私人著史的体例、体裁也不出其苑囿。嘉、万以后的私人史著，在体例、体裁上有所创新，超出朱熹所作史书的范围。一是沿用旧有的成熟的史书体裁，二是革新旧史书的体例，三是出现较多的笔记。

司马迁《史记》确立了纪传体史书的体裁和体例，班固《汉书》以后，纪传体成为历代正史的标准体裁。嘉、万时期私人所撰的史书也不乏纪传体著作。柯维骐《宋史新编》、邓元锡《明书》、吴士奇《皇明副书》、李贽《藏书》皆仿正史之体而作。《宋史新编》把《宋史》与《辽史》《金史》“合之为一，以辽、金附之，而列二王于本纪……义例严整……名之曰《宋史新编》”[5]7367。全书有本纪、志、表、列传，其中除了以“后妃”为“纪”是仿照《后汉书》体例外，其他部分与纪传体《汉书》体例几无差别。吴士奇《皇明副书》“备正史财择”[6]，故曰“副书”。分纪、表、志、列传四部分，“后妃”也称“纪”，其他也多仿《汉书》。邓元锡《明书》仿《后汉书》体例，但只有纪、传，无书、志，李贽《藏书》也是只有纪、传，两书最符合“纪传体”之“纪传”的称谓。《史通·二体》认为班固、荀悦以后，史书体裁“后来作者，不出二途”，“二途”指纪传、编年二体。陈建《皇明资治通纪》“编年叙事，交顺义明，遂推为本朝典故权舆”[7]37，是这一时期较为著名的编年体私人史书。万历时卜世昌、屠衡《皇明通纪述遗》、岳元声《皇明资治通纪》、陈龙可《皇明十六朝广汇记》等都是续作《通纪》而成的著作。沈国元《皇明从信录》、张嘉和《通纪直解》等是补、解《通纪》之书，可见《通纪》的影响力。此外，这一时期的编年体私人史书也多仿《资治通鉴》。例如，薛应旂、王宗沐分别著有《宋元资治通鉴》，两书“以编年为体，且天开大明一统，正革其命”[8]。王圻《续文献通考》仿元代马端临《文献统考》体例，多节义、谥法、六书、道统、氏族、方外六门。邵经邦《弘简录》仿《通志》纪、传，自称“是书继郑樵《通志》而作”[9]，列唐宋为正统，五代、辽、金为载记，无志略。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采用纪事本末体，是已知现存最早的断代纪事本末体史著。

嘉、万时期私人史著发展的重要标志是对旧有史书体裁、体例的革新。王洙是嘉靖年间较早对《宋史》进行系统改编的学者，其作《宋史质》的目的是“假宋人行事之实，明《春秋》一统之义”[10]。因此，他把辽、金列于国外，有元一代也尽削年号。从正统论的角度上来说，《宋史质》《宋史新编》《宋元资治通鉴》意在阐明“以明继宋”，尊宋为正统，称辽、金外国。《宋史质》甚至企图否定元的存在，全书三十篇，称本纪为《天王正纪》，《君子传》《小人传》等前史所无，更能体现出强烈的理学思想。从体例上来说，《宋史质》以篇为基本要素，又有统一卷帙的体例，钱茂伟称其为“篇卷体”[11]。“篇卷体”的写作方式影响了同时期《吾学编》和《弘简录》的撰述。以《吾学编》为例，一是以篇为基本构成单位，每篇独立成卷；二是每篇有一个中心内容，但形式繁简不一，或记、或述、或考、或表；三是部分篇目的名称和结构与纪传体不同[12]。“篇卷体”可以说是纪传体的变体。典制体方面，邓元锡《函史》仿《通志》体例，上、下编相当于《通志》纪、传，下编二十一门相当于《通志·略》。二十一门又增加漕河、边防、戎狄、兵制等经济方面和军事民族等方面的类目，可见其创新之处。此外，关于史论部分的革新也屡见不鲜。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较之前的纪事本末体史书有所不同。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篇末常引他人之议论，陈邦瞻则以“史臣曰”、“某某曰”、“陈邦瞻曰”的形式拓宽议论的角度和范围。纪传体的史论，例如李贽《藏书》经常以“卓吾曰”来表达自己的看法，对厌恶之人甚至不为其立传，直接评论，他还经常引用“太史公曰”评论史实。邓元锡的《明书》还运用自注，丰富了史书的体例，更加完整地保留了史实。

嘉、万时期的笔记也有很大的发展。笔记汇集了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风俗、掌故的状况，其中有一手史料，也有经过加工、考辨的二手史料，可以看做是记述历史碎片的史学著作。班固《汉书·艺文志》分笔记为“杂家”和“小说家”。“杂家者流……兼儒、墨，合名、法”[13]1742，“小说家者流……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13]1745。唐代刘知幾认为笔记有十种：一曰偏记，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4]456。宋代宋祁《笔记》分笔记为释俗、考订、杂说三种。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把笔记划分为小说故事类、历史琐闻类和考据辨证类。就以上学者的划分来看，笔记因为所记内容博杂，没有固定的体例，只是按照内容简单地分类，编辑而成。嘉、万之前的笔记，似乎只有叶子奇的《草木子》值得称道，而嘉、万时期诸如李乐《见闻杂记》、谢肇淛《五杂俎》、王圻《稗史汇编》、张瀚《松窗梦语》、朱国祯《涌幢小品》、郎瑛《七修类稿》、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等等，无论是著作的质量还是影响力，都是可赏可鉴的。郎瑛《七修类稿》“分天地、国事、义理、辨证、诗文、事物、奇谑七门”[14]，义理类乃《续稿》所增，所记内容可补《明会典》《明史》之不足。嘉、万时期笔记与前代笔记相比，更注重材料的真实性，注重考证。《七修类稿》中《辨证》一类、《稗史汇编》引用书目多达八百多种、王世贞《弇山堂别集》中《史乘考误》辨析精审等，都显示出笔记著作同样重视考证。

可以看出，嘉、万时期私人史著在表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沿袭旧有史书体裁、体例的同时，不断作出调整和创新，虽然没有创造新的史书体裁，但对后世的私人史著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例如，刘元卿《诸儒学案》首创学案体，对明末清初黄宗羲学案体史书的著述有积极的借鉴意义。胡应麟《四部正讹》为清人姚恒《古今伪书考》开辟了道路，清代钱仪吉《碑传集》、李桓《耆献类徵初编》等皆仿焦竑《国朝献徵录》的编辑方法等[15]。

二、史书内容的扩展

嘉、万以前私人史著，如朱升《女戒》、戴铣《朱子实记》、谢铎《伊洛渊源续录》、刘辰《国初事迹》、杨廉《皇明名臣言行录》等，均是记载忠、孝、节、义的记事或人物传记性质的著作，多是从旧史上摘录、节选或即时记录。嘉、万时期私人史著，从内容上来说大大拓展。

其一，人物事迹记载方面，人物的选材范围扩大。嘉、万时期的人物传记大致可分为三种：一是以记学术源流为宗旨，例如刘元卿《诸儒学案》、刘鳞长《浙学宗传》；二是记名臣事迹，例如项笃寿《今献备遗》、童时明《昭代明良录》等；三是各色的人物传记，例如柯维骐《宋史新编》补充岳飞死后其女抱银瓶投井自尽、进士如浃上书为岳飞喊冤等小人物事件；焦竑《国朝献征录》网罗明代三千五百多人，分人物为六十几类；李贽《藏书》以记述人物为主，按人物的作为列出标目，例如以“混一诸侯”记秦始皇、“守成令主”记汉宣帝、“偏安一隅”记宋高宗、“求治真主”记宋神宗等，分“群臣列传”为大臣、名臣、儒臣、亲臣、外臣等；《藏书》中还记述了很多无名氏的事迹，《续藏书》记明代四百余人的事迹，分功臣、名臣两类，《名臣》之下又分“忠节名臣”、“经济名臣”、“清正名臣”；瞿九思《万历武功录》的人物较为特别，绝大部分记东北、西北、西南各族，其余则记内陆民间秘密结社及贫苦农民、矿工、盐贩、叛兵等斗争事迹。可见，嘉、万时期私人史著在记载人物事迹时，一是名称上不再以“名臣录”、“事迹”等出现；二是所择录的人物范围扩大。

其二，增加典章制度的门类。《通志》《文献统考》等有影响力的著作问世后，刺激了典制体著作的编纂。王圻《续文献通考》是一部典制体史著，“节义、道统、方外三考乃王圻独创，氏族、谥法、六书三考是根据郑樵《通志》所增”[16]。此外，他还记述了辽、金的典制，可备一时制度研究之用。邓元锡《函史》下编二十一门与《通志》相比，多土田、赋役、漕河、边防、戎狄、兵制等经济方面和军事民族等国计民生相关的类目[2]268。全书起自周，迄于元，略古详今，有助于后世了解元代的政治制度。

其三，对明代社会生活的记述。仓修良先生认为：“明代史学则以反映当代史学为主，虽然也总结前代历史，但主流却着重于当代史的编写。”[17]商传《明代文化志》、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杨艳秋《明代史学探研》等对此深信不疑。他们认为“明当代史著作之丰，为历朝所不及”。明代的私家史学“以当代史勃兴为特色”[2]155。可以看出，以上学者均是从私修当代史的数量上，得出明代嘉靖以后私修当代史兴盛的这一特点。事实上，还可以从私人撰述当代史开始的时间看，嘉靖之前当代史的私人撰述几乎没有。“大礼仪之争”后，当代史的研究成为热议。明人当代史的私人著述中有大量的笔记，生动记述了明代的社会生活。嘉靖之前的笔记如《菽园杂记》，记述了颇多社会风俗和农民生活。嘉、万时期的笔记，如《七修类稿》《涌幢小品》《见闻杂记》等，内容还大量涉及政治、考证，对明代社会生活的记述也扩展至文臣事迹、方志、掌故、文学、俗语等。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中把明代的笔记详细地划分为十种：记农业生产、记手工业和商业的发达、记明清两代的政治制度和朝章典故、记明代农民起义、记少数民族的情况、记历史地理和自然地理、记对外关系和对外贸易、通记明清历史文献和人物传记、记科学技术和工艺美术、记明清两代文史哲学家和人物传记[7]37。可见其范围的广泛。

其四，以考证为主要内容的史著兴起。嘉、万时期杨慎开明代中叶考据史学之风，有不少考史札记存世，散录于《升庵集》和卜大有《史学要义》中。郎瑛《七修类稿》中有《辨证类》，对《实录》的某些地方提出了疑问。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史乘考误》用订误、存疑、补遗、揭讳四种方式对当代史进行全面、详细的考证。胡应麟《四部正讹》更是奠定了明清辨伪学的基础。此外，焦竑《焦氏笔乘》、于慎行《读史漫录》、顾起元《客座赘语》等，都是含有大量历史考证的私人著作。虽内容广博，也未形成系统、深入的理论，但他们的方法和结论对以后的史学仍有启发、借鉴和正误之功。郎瑛《七修类稿》用诗文、碑刻等纠史书之谬的考证方法较为新奇，正实录之误，为后人研究实录的流传提供线索。

可见，嘉靖、万历时期私人史著的内容比之前代大大扩展，记述详细。其他方面，如高岱《鸿猷录》、吴朴《龙飞纪略》颂扬了明代前期的武功，总结军政得失；瞿九思《万历武功录》记万历中期的少数民族和各地农民起义等，也反映当时社会的状况，为晚明学者写作明史提供可靠详实的资料。朱国祯在天启年间完成的《皇明史概》、谈迁于天启年间完成的《国榷》等都是在吸收借鉴了嘉靖、万历时期私人史著成果的基础上完成的。

三、官方修史活动刺激私人著史

嘉、万时期官方修史活动一方面刺激了私人著史的热情，另一方面，为私人著史提供资料的便利。

嘉靖十三年（1534），安都《十九史节定》问世，全书以宋为正统，附辽、金于宋之后。不赞同元修《宋史》《辽史》《金史》三史并列。此书一出，礼部即请求焚毁，嘉靖帝欣然同意。明世宗嘉靖帝是明宪宗的孙子，兴献王之子，非明武宗的嫡子。即位后欲尊生父为“帝”。安都《十九史节定》以宣扬正统为主旨，戳中嘉靖帝的痛处，但迫于学者主张修《宋史》的压力，嘉靖帝不得不在十五年（1536）宣布，官方重修《宋史》。因此，此次修史活动虽是由官方修订，却并非皇帝自愿，所以官方的管理和监督都比较松懈。最终，这次修史活动碍于统系之争未能成行。事实上，从嘉靖七年（1528）开始，南京国子监就已经奉命校刊前代正史，在宋代“十七史”的基础上，加上《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共21史，并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全部印行[18]。而安都《十九史节定》公然把辽、金二史从官方“二十一史”中删去，必然引起官方和私人史书在著述上的矛盾。迫于学者的压力，官方不得不作出重修《宋史》的姿态。无论官方还是私人重修《宋史》，其目的都是讨论宋、辽、金的“正统”问题。嘉靖十五年官方重修《宋史》的失败，刺激了民间修《宋史》。嘉靖二十五年（1546）王洙《宋史质》，三十年（1551）柯维骐《宋史新编》分别问世。两书仍尊宋为正统，与官方的意识仍然不一致。万历年间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不再纠结于“正统”之辩，转而主要研究少数民族和倭寇等政治问题。

万历时期官方修史活动，主要是修撰《大明会典》和官修国史。《大明会典》汇集了有明一代的典章，前后共撰修了三次，第三次从万历四年（1576）至十三年（1585）完成。万历年间《大明会典》修撰的最大功臣是张居正。张居正没有系统地编写过史书著作，凭借自身的政治地位和主持《大明会典》的修撰，培养和影响了一大批学者。张居正为修《大明会典》作准备，于万历朝恢复起居注。万历元年（1573），翰林院编修张位“请令翰林诸臣日输数人入直史馆，侯有明旨及朝讲召对、宫禁游习，凡一言一行，据见闻记之，其各衙门所奏行大事关白内阁者，亦据缘由纪其节略，俱俟阁臣裁定，藏之秘府，以备参考”[19]卷十六《万历元年八月癸酉》。万历三年（1575），张居正又推荐“丁士美等六员轮流赴史馆记注起居，以修撰王家屏、徐显、张位、于慎行、沈懋孝、编修沈一贯编修章奏”[19]卷三六《万历三年二月丙申》。此次修撰《大明会典》对私人史著最大的贡献在于完善了实录修撰的史料储备制度[20]。万历四年（1576），“明《实录》撰修官检讨王弘诲充《会典》纂修官”[19]卷五四《万历四年九月》。大量史家进入史馆修起居注，后期又参与实录的编写，使私人接触更多的史料，从而为史书写作提供可靠素材。申时行为首辅时，“命诸学士校雠（实录），始于馆中誊出”[21]34。于是实录就被众多学者第转相抄。王世贞《弇山堂别集》、焦竑《澹园集》、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张铨《国史纪闻》等均采自实录，甚至对实录的不足和失误都给予补充和纠正。曾参与《大明会典》编纂的余继登，借职务之便，搜集资料，作《典故纪闻》，涉及琐屑，但对典籍详其端委。

万历二十一年（1593）曾开展过一次失败的国史纂修活动。参与此次官方修史活动的学者将近60人。陈于陛、焦竑、董其昌、余继登、朱国祚等皆参与其中。焦竑著《国史经籍志》和《国朝献征录》的资料正是借助这次官方修史活动而搜集完成的。朱国祚在修国史活动中撰《孝宗大纪》，其曾孙朱彝尊于清初参修《明史》时，将其上之史馆。谈迁《国榷》列此次修史活动成果“所撰各帝本纪、皇后本纪、各志俱就。郊祀、庙祀、典礼、乐律、天文、历法、宗藩、郡国、九边、志凡二十二”[22]，自己著书时常翻阅这些已有的成品。可见，《国榷》的成熟在相当程度上得力于此次修史活动。朱国祯《皇明史概》写作的动因也是出于此次官修国史活动的失败，“时余入史馆方三日，又十日病发，凡三月，仅得不死，而馆中无复有谈及者，盖余之无缘如此，有愧其名甚矣”[21]34。于是，朱国祯发愤立志，自作明史。清初庄廷鑨“得之，则招致宾客，日夜编辑为《明书》”[23]。

可见，嘉靖一朝私人重编《宋史》活动促进了官方重修《宋史》，官方行为的中断又刺激了私人作史的欲望。万历朝官方修史活动使私人能够大量地接触到官方文献和稀有书籍，从而为私人写史提供了详实、可靠的资料。万历朝修国史积累的成果被以后史家利用，为明末私人撰写明代历史和清初编撰《明史》作出了贡献。

四、修撰当代史取材范围扩大

嘉靖之前，有条件私修当代史的人大部分是在职官员。他们可以接触和利用大量的官方文书，结合自身的政治经历修撰当代史。嘉、万时期私修当代史的资料来源有三：一是官方实录、邸报；二是前朝史家所修当代史；三是作者的亲身经历。

郑晓是嘉靖二年（1523）的进士，担任过武官，《吾学编》十四篇，大部分材料均是他为官期间接触到的官方文书和邸报。其中《考》《述》是同时期史著中独有的，以“地理、四夷、北虏”为主，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与他担任过武官有密切关系。朱国祯万历二十五年（1597）入翰林院，此后一直搜集整理当代史资料，为《皇明史概》的撰写提供便利。朱国祯在《涌幢小品》中关于廷杖、献虏等的描写生动、详细，乃是作者亲身经历所得的真实感受。陈建《皇明资治通纪》主要依据万历以前名家所撰明代史籍，参互考订而成，“凡政令议论……录中必详”，“无关大政，不稗实典，讦奏而秽毒相攻，徇私而毁誉交舛，亵渎君德，混乱人情，虽工弗录”[7]37。张铨《国史纪闻》也是取各家之书，议论异同，略记梗概。万历末年，吴士奇在政治上不得意，没有长期接触实录，《皇明副书》主要参考明中叶学者的私史和自己的调查所得的资料。吴瑞登《两朝宪章录》，资料大抵源于邸报。冯应京《皇明经世实用编》，全书以祖训为律令，附历朝沿革。冯应京曾任户部侍郎、督蓟镇军储、湖广佥事等，所以《实用编》的很多资料都是从他任职的官衙和所见所闻而得。瞿九思《万历武功录》的材料多来自作者访求六科给事、实录、邸报等编纂而成。使用实录，是嘉靖、万历时期私人史著的一大特点。雷礼《皇明大政记》、谭希思《明大政纂要》等记明代大事的私人史书，材料多采实录。王世贞《弇山堂别集》、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均对实录有集中的评价，可见著者写作时必定参考了实录。实录的流传到嘉靖末年已经开始。郎瑛《七修类稿》《辨证类》多次引用《实录》证伪，说明在嘉靖末年，已经有私人可以接触到《实录》，并初步运用实录，万历时期，实录已经可以被抄录，前文已有叙述。

可见，嘉靖、万历时期，私人当代史著的资料来源，作者的亲身经历、官方资料与前代相同以外，最大的特点就是对实录的运用、辨析。

五、通史撰述进一步发展

明代学者对前史的改编和当代史的记述都属断代史，自《汉书》以后，历朝以断代史的写作为主，通史著作鲜有人问津。《资治通鉴》《通志》《文献统考》等有影响力的通史著作问世后，刺激了通史著作的编纂。

邵经邦《弘简录》、邓元锡《函史》、李贽《藏书》是嘉、万时期现存的主要的通史著作。《弘简录》列唐宋为正统，五代、辽、金为载记，无志略，共计664年史事。《函史》全书起自周，迄于元，略古详今，自周以下，尊汉、三国蜀、唐、宋为正统为“纪”，其余朝代为“志”。记述宋、辽、金、元四史时，只记宋、元两史，不涉及辽、金。可见，明代私人通史类著作存在正统之辨，鄙视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不能以客观的态度对待。《藏书》写作的目的不是为了叙述史实，而是在记述和评述历史的过程中，阐明“是非之争，如岁时然，昼夜更替，不相一也”[24]。五代时的冯道，虽然清正廉洁，却因身事11主而被后世道学者们唾弃，但就李贽看来，冯道为百姓免遭战乱之苦，忍辱负重，乃是隐于庙堂的“高人”。王圻《续文献统考》是一部典制体通史，续元代马端临《文献统考》，上起南宋宁宗嘉定年间（1208年），下至万历初年，共350多年的典制沿革。《续文献统考》在《海运》一目中，详细记述了元、明两代海运的兴起、组织形式等，补充《元史》《明史》不足。

可见，嘉靖、万历时期的通史撰述，在前代基础上，依据社会出现的新状况，增加新类目，包容更多、更新的内容。同时，注重思想性，以全新的角度和观点评价已有历史事件和人物，但是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在历史上的地位，仍存在不恰当的认识，坚持正统论。

六、结语

嘉靖、万历时期私人著史的兴盛，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史学自身发展的需求。中国古代历史上，通史的修撰远远不能和近、当代史相比，在明代大量出现私人著明史的现象也不足为奇。从数量上来看，明代私人著当代史史书数量超过了其他类型的史书。《明史·艺文志》史部私人所著正史类明代当代史36种，其他38种；杂史类明代当代史202种，其他15种；故事类明代当代史35种，其他为25种；传记类明代当代史53种，其他85种；史抄类没有明代当代史。可以看出，明私修当代史中杂史类的数量很大，而杂史类像《召见纪事》《郢事纪略》《勘楚纪事》等都是一卷[5]2385-2386，不能算是著作。因此，仅从数量上的多少，不能完全断定明代私修当代史的繁盛。明代私修当代史的繁盛从嘉靖初年开始，与当时的政治事件“大礼仪之争”密切相关。大礼仪之争过程中，争论双方不断引用历史、讲历史、考证历史，客观上促进了学者历史意识的增强，为撰写历史提供思想动力。在此过程中，皇帝意志与学者意志的冲突、矛盾，促使双方都不断作出调整，造成官方和私人史学活动的互动。出于对官修《宋史》的不满，私人纷纷修编《宋史》《辽史》《金史》。私人也在参与官方修史活动的过程中，搜集到以往不能接触到的大量史料。

此外，明代科举制度的完善，造就了一大批有知识、有责任感的史家。新经济因素的出现，使传统学术发生蜕变，非理学化的思想注入到私人史书著当中。嘉靖、万历时期私人史著的作者，大部分是进士出身，多生活在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江浙一带，知识水平和经济条件的优势，使得这一地区的史学成就高于其他地区。万历时期，泰州学派后学李贽作为急先锋，冲决宋明理学的教条、伦理，追求自由，在当时的思想界引起轰动。刊刻技术的发展为史著的流传作出了重要贡献。邓元锡《函史》随写随刊，有名望的人的史著，写作完成后，一年内就可以刊刻流传，大大加速了学者们交流的速度，加速了知识的更新。

嘉靖、万历时期私人史书的修撰以改、补官方史书的体例和内容为出发点，结合社会需要，充分利用可接触到的官方资料，在旧史、通史和当代史的写作中创造了不同以往的成就。同时，私人修史可以直抒胸臆，全书思想能够保持连贯性和一致性，开启了明后期史学重思想、重经世、重事实的风气。这一时期的私人著史，目的是为了“备正史裁择”，因此，不能用完备的正史体例去衡量，也注定了私人著史与官方修史的密切关系。官方修史活动为私人修史一方面培养了统筹、组织人才，另一方面，使大量的官方资料流入民间。官方史书思想空洞，私人可以摘取、整理大量官方资料，利用自身能够直抒胸臆的优势，实现史学的转折和创新。从而影响明后期，甚至清初的史学发展。当然，嘉靖、万历时期的私人修史，在一定程度上仍受官方理学化思想的影响，天人感应、伦理道德等仍受重视，部分史实不加考证，一些荒诞、戏谑的事也被记载下来，后人在使用这些资料的时候应该加以辨别。（2015年第4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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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钱茂伟.晚明史学家吴士奇史学述略［J］.安徽史学，1993（4）：36.

［7］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8］王宗沐.宋元资治通鉴·义例［O］∥四库未收辑刊·第一辑：第14册.明吴中珩刻本.

［9］邵经邦.弘简录·卷首·凡例［O］∥续修四库全书本·史部：第304册.清康熙二十七年邵远平刻本.

［10］王洙.宋史质·叙略［M］.济南：齐鲁书社，1996：1.

［11］钱茂伟.明代史学历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238.